医疗论文范文

1结果

1.1儿科基本情况我市儿科总的编制床位约800张，调查的15家医院有独立儿科病房的14家，有新生儿病房的仅8家，有独立儿科重症监护室的仅1家。

1.2儿科人员情况我市儿科注册的职业医师141名，各医院儿科医生平均年龄小于30岁的1家，大于40岁的2家，其他均在30～40岁之间，高级职称以上医师43名（三甲医院占26名），占304％，具有研究生学历的20名（均在三甲医院，其中博士4名，硕士16名），占142％，具有大专以上109名（其中本科86名），占773％。

1.3学科业务水平情况在调查的15家医院中，关键设备方面14家医院有儿童监护仪器，13家医院开展了超声检查（包括腹部B超，超声心动图，头颅B超），12家医院有X光摄片机，10家医院有心电图机，9家医院有儿童输液泵，8家医院有呼吸机，6家医院有CT诊断仪，3家医院有磁共振仪，而儿童专用的纤维支气管镜、消化道纤维内镜、脑电图等在我市儿科尚未配备。关键技术方面6家医院开展了细菌培养与耐药菌监测，4家医院开展了肌电及诱发电位检查，3家医院开展了发育评估、骨髓活检，2家三甲医院开展了分子遗传学诊断、呼吸道病毒检测、分子病原学诊断和流式细胞免疫分型技术，而肾穿刺活组织检查术、血浆置换、肝穿刺活组织检查术等技术在我市儿科还未开展。重要病种的调查显示二级医院主要针对儿科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三级医院除了常见病外，对儿童少见病和危重症的诊治明显高于二级医院。

1.4儿科发展存在的问题调查表中指出制约儿科目前发展的问题在人员方面：全部15家医院均认为和医务人员数量不足有关，14家医院认为和待遇水平低有关，13家医院存在医患关系紧张，9家医院人员素质水平低。在设备方面所有15家医院都存在设备数量不够的问题，11家医院存在设备老旧的问题。技术方面12家医院存在新技术开展困难的问题，11家医院认为与国外先进技术信息更新较慢有关。

2讨论

通过我们的调查，南充市儿科医学事业发展迅速，改变了县级医院儿科和内科科室不分开设置的状况，儿科组织结构基本健全，儿科执业医师建设初具规模，儿科从业人员队伍基本稳定，为南充市儿童卫生事业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也看到南充市儿科医疗现状的不足。2013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儿科执业医师仅占43％［3］，南充市执业医生人数为7376名［4］，儿科医生141名，仅占19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超13亿，四川14岁以下儿童人口数约为13647万，占人口总数的1697％［5］，据2011四川统计年鉴显示南充市人口数为7517万人［4］。据此计算南充市每1000个儿童仅有011个儿科医生，而美国每1000个儿童145个儿科医生的比例。以上数据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儿科医生极其匮乏［6－8］，二是儿科医生工作强度过大［9］。同时我们也看到南充市儿科医生整体学历和职称相对偏低［10］，因此可以说南充市儿科医疗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儿科医学现状已形成严重不对称。

通过学科业务水平情况的调查，我们发现南充市儿科总体上存在设备缺乏，检查手段少，业务水平低下的情况，危重症处理亟待发展。由于儿科的特殊性，儿科很多检查需要专门设备，对医院硬件和软件都有很高的要求，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儿科的设备和实验室检查相对较贵，而应用的对象相对较少，导致绝大多数儿科专用的仪器设备和实验室检查在普通医院不易配备和开展。同时由于儿科医务人员分布存在地理分布不均，基层儿科医疗的匮乏，基本医疗保健不能覆盖辖区，以致出现患儿不论大病小病都“扎堆”前往大型医院就诊的现象，导致大型医院医务人员不堪重负。各大医院儿童专科疲于应对普通患者，必然对新技术、各亚专业建设投入的时间、精力大大减少，从某种程度上说阻碍了儿科医疗尖端科学发展。通过我们对各个儿科负责人的问卷调查，儿科发展存在的问题不是本地区特有的问题，几乎是我国儿科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与现阶段我国的医疗体制、儿科培养机制、医疗环境等大环境相关，因此医疗改革势在必行。同时作为儿科医务工作者，我们也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1）加强交流和学习，鼓励基层医务人员学习进修，加强基层儿科医师执业技能培训；（2）利用儿科医疗质量控制分中心这一平台，规范儿科诊疗水平；（3）积极发挥三甲医院儿科学术团队作用；（4）加强不同医院间合作，建立双向转诊机制。综上所述，目前南充市儿科发展初具规模，但儿科医务人员数量严重不足，设备缺乏，业务水平低下，儿科发展中面临很多问题，随着医疗改革的进行，希望这些问题逐步得以解决，从而促进本地区儿科医疗事业的发展。

一、当前医疗监管存在的主要弊端

1.基层医疗监管方式不合理，监管授权不当根据新医改的制度设计，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基层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的关键供给者。但在实践中，普遍实施了将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薪酬支付相捆绑的监管方式，即财政根据公共卫生服务数量确定基层医疗机构的绩效工资总额及给付比例。其结果是，基层卫生院推委病人现象日益严重，患者逆向流动形成新的“看病难、看病贵”，与新医改预期的城乡分级诊疗目标背道而驰。

2.监管力量单一，社会力量参与监管严重不足当前，医疗监管既是政府部门的单方监管，也是一种封闭式监管，其监管能力、监管效果和监管公信力都受到挑战。同时，社会组织参与监管少，除了患者个体投诉和医患冲突严重时部分新闻媒体介入之外，医院协会、医师协会、商业保险公司、消费者协会、病友俱乐部等社会组织极少参与医疗监管。

3.监管绩效的分析、评价严重滞后，绩效披露明显不到位对医疗监管绩效的分析、评价工作明显滞后于新医改实践。尽管卫生、发改委、物价、人社、编办、财政等多部门共同监管医疗行业，但是还没有一个部门成立有负责监管绩效分析、评价的专门机构，也尚未实施过医疗监管绩效的分析、评价工作。另外，医疗服务监管绩效的零星数据披露也明显不到位。

二、医疗监管弊端的成因

1.医疗监管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管体制不合理我国医疗卫生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医疗监管的上位法《医疗卫生法》，只有一部专门法律（《执业医师法》）、四部行政法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更多医疗行为主要靠部门规章规范，未能以法律形式明确公立医院的市场地位、明确界定卫生行政部门作为监管者的权限，更未建立起以法律为基础的监管体制，因而导致监管机构管办职能不分，深陷于与医院的共同利益之中，丧失公信力。同时，医疗卫生法律、法规不健全，特别是按病种付费标准、医疗服务质量评价标准等不完善，进一步导致监管机构的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并存，诱致医疗行为扭曲。

2.医疗监管机构职能分散、权责界定不清、能力不足医疗监管机构职能过于分散，事权条块分割，多头监管，存在部门“监管职能利益化”和“监管权力资本化”倾向，严重制约了医疗监管效能，难以形成监管合力。同时，医疗监管机构权责界定不清晰。

3.医疗监管的社会力量参与渠道严重缺乏社会力量参与医疗监管的空间极为有限：现有体制对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开放度不够，医疗第三方评价体系也未建立，患者就医选择权未真正落实，患者缺乏监督评价医院医生的有效渠道。而且，医疗体制缺乏专业化、网络化的社会力量监督体系或平台，患者个别投诉、新闻媒体介入等传统社会监督方式收效甚微。

1“双十”就诊模式的确定过程

攸县确定的老百姓10元钱看病模式，主要是考虑了财政和农合的承受能力、以及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还有乡村医生的收入水平，以这3个方面为平衡点来确定。2012年4-7月，4个月的时间内，攸县卫生局从乡镇卫生院选派6名医生进驻到6个村卫生室，针对村卫生室辐射群众数量、就诊人数、每次就诊平均费用、乡村医生收入等问题进行试点调查，结果显示，每个患者的次均费用在26.5元左右，其中<10元，占30%左右；>26元，占10%左右；人均看病次数都在人数总体的1.5人次。基于上述调查攸县卫生局确定了2个指标：①次均费用，按月计算，村民看病月次均费用为26元钱；②看患者数总额，全年村卫生院看病平均1.5人次。基本药物的销售中有15%是作为乡村医生的补贴，若不销售基本药物，这部分收入就会失去；同时，按1.5人次来计算，若月次均费用>26元，超过的费用就由村卫生院来承担，这样削弱多开药的利益驱动。这两个指标的作用是控制乡村医生开大处方，实现合理诊疗，控制乡村医生违规截留重症患者，实现分级诊疗，确保新农合基金安全运行，实现持续运转。2012年10月8日-2013年10月8日，全县村卫生室符合农合报销范围的就有785671人次，为参保新农合人口的1.2倍，全县村卫生院单次平均就诊费用为25.27元，说明这2个指标符合实际情况，能够满足患者在村卫生院诊疗需求。

2“双十”就诊模式的实施过程

2.1实施过程解析

参加新农合的村民生病到村卫生院治疗时所产生的医药费，如果<10元，按实际产生的费用如数缴纳；如果≥10元钱，多出来的钱由村卫生院报给乡镇卫生院统一报销；每人每天只能报销1次。对于≤10元，据实收取的医药费用，按月总结，全部上缴乡村卫生院，该情况下乡村医生是义务服务；对于>10元，村卫生室只收取10元诊疗费作为村卫生院的收入。另外，当农民在村级卫生院连续治疗3d，仍然没有治愈的情况，按照分级诊疗原则，须转诊到乡镇卫生院。攸县的304个行政村中，每个村的卫生院都有一个管理制度的公示牌。每个行政村的乡村医生，都必须把他所在的村卫生院发生的药费>10元的患者的就诊情况和收费情况公示在村卫生院的管理制度牌上面。同时每个月底，必须找到所在村卫生院聘请的监督员（一般由村干部担任）签字认可，才能到乡镇卫生院进行报销。乡镇卫生院经审核后再统一上报到县农合办报销。村级卫生院只能向患者提供国家或湖南省规定的基本药物。目前，国家规定的基本药物目录为307种，湖南省增补198种，合计505种。这些药物由省政府直接招标采购，具体操作流程：村医在电脑内输入所需采购的药品，通过互联网报送到镇卫生院，镇卫生院按照各个村卫生院的采购计划，在湖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统一采购、统一配送[3]。药品配送企业将药品配送到镇卫生院后，村卫生院再到镇卫生院领取，中间没有其他机构参与，药品也就没有加价，这样相对之前购买药品的多环节，价格比较低廉。公示牌上也很鲜明的写着基药监督监督电话，群众可以随时举报。

2.2实施效果

随机抽取攸县的5个村庄，从最近5年未外出过且对医改前后的看病模式熟悉的人群中，每村随机抽取30例，共150例居民。针对“10元看病”模式实施前后，对当地居民关于看病模式的满意度、单次就诊费用进行调查，得出居民对村卫生院看病的满意度提高，单次就诊费用从过去46元降低为现在10元左右。从对5个村医的访谈中得知，实施“双十”看病模式前后1年比较，居民的就诊人次提高将近50%，但其收入降低30%以上。

3“双十”就诊模式分析

一、引言

在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方面，学术界主要从农村居民个人和家庭特征、经济特征、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和疾病状况、生活方式等医疗服务需求方面进行因素分析，也有学者分析了有无医疗保险、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供给数量等医疗服务的供给因素对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12－13］。王翌秋等利用两部模型法分析农户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医疗服务价格、是否有合作医疗补偿、是否经常饮酒、慢性病程度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显著［7］。李晓敏等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以农村患者是否就诊作为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变量，对湖北省红安县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婚姻状况、是否有新农合补偿、是否患有慢性病、家庭经济状况以外，还有农村居民的年龄、疾病种类等因素，也对农户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显著［14］。而林相森等在进行居民医疗服务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时，除了上述提及的因素外，还把家庭规模和居住地类型(城市或农村)也纳入模型，发现家庭成员的数量对医疗费用支出具有负的影响;而在遭遇到很严重的疾病时，城市居民会比农村居民利用更多的医疗服务［15］。但是现有文献在对农户医疗服务利用状况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没有考虑到民间借贷这一重要因素。实际上在我国广大农村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农户向亲戚朋友、熟人等借钱看病的现象十分普遍。农户家庭成员患大病以后，如果能够及时向亲戚朋友借到足够的资金，可以为患者及时选择较好的医疗机构和医疗方式，使患者得到充分的治疗。在所调查的地区当年共有341人次患病住院，其中，58．1%的患者未能及时住院治疗，65%的患者在疾病尚未完全治愈的情况下要求出院都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因此，民间借贷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户住院天数和对医院级别、医疗技术的选择等，从而影响了农户对医疗服务利用的程度。因此，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研究和农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将农村患者住院天数作为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状况的变量，将农户民间借贷规模、家庭收入水平、患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主受教育程度、是否患有慢性病、是否参加新农合、医院级别、是否村干部、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等10个因素纳入模型，对农村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考察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民间借贷规模的偏效应，比较民间借贷在农户医疗服务利用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

二、研究的数据来源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组成的课题组于2007—2009年对四川省阆中和富顺两个贫困县的农户调查。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遵循分层随机抽样原则，从2个县各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各抽取10个村，每个村整群抽取100户农户进行快速问卷调查，共形成了6054个农户样本。第二阶段，按照事先确定的大病标准和5%的比率，从6054个农户样本中选取家庭有成员患大病的农户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305个大病农户样本。本研究采用的是305个大病农户样本中，2006年患大病而住院治疗的231个患者样本，这231个住院治疗的患者分布在205个农户中。本研究中的大病概念根据以下三个标准界定:第一，农户当年住院治疗费用按家庭劳动力人数平均达到1000元以上的疾病;第二，不符合第一条，但是农户当年门诊治疗的费用按家庭劳动力人数平均达1000元以上的疾病;第三，不符合上述两条，但是当年因病误工累计超过90天的疾病。凡符合以上三个判定条件中之一者，即定性为“大病”。

(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在有家庭成员患病住院的205个样本农户中，2006年发生了民间借贷行为的农户有137户，民间借贷发生率为66．83%，户均民间借贷金额为10240元，患者人均民间借贷金额为9110元，患者人均住院天数为17．9天。本研究要纳入模型分析对农户住院医疗费用影响的10个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患者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患者家庭货币收入水平、患者年龄、患者文化教育程度、患者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患者性别、患者是否村干部等6个解释变量。从表1中可以看出，样本农户中，家庭年货币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患者所占比例最大，但他们民间借贷发生率也最高;他们不仅人均民间借贷金额最多，住院天数也最长。这一部分患者由于家庭收入最高，患大病以后能够向亲戚朋友借到的钱最多，所以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也最多。从住院患者年龄来看，年龄越大的患者住院治疗的比例越高，60岁以上的患者最多，占整个住院患者的三分之一强，但他们民间借贷发生率却最低，人均民间借贷规模也最小。从患者的文化教育程度来看，农村患者文化教育程度普遍较低，70%以上的患者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他们的人均民间借贷金额比教育程度高的患者少，尤其是教育程度为文盲的患者，由于他们主要是年纪较大、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农村老龄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所以他们人均民间借贷金额最低，但住院时间最长。从患者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来看，三分之二以上患者的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75%;农村患者住院治疗的时间与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成正比，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患者住院治疗的天数就越多。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低于50%的患者住院天数最少，但他们人均民间借贷规模却最大。相对于女性而言，农村男性对住院医疗服务的利用率更高，将近三分之二的住院患者为男性;但农村男女患者在住院天数和人均民间借贷规模上差别不大。从住院患者的身份来看，与村干部患者相比，不是村干部的患者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相对较低，但患者人均民间借贷规模较大，住院治疗的天数较少。2．患者家庭的外部保障条件变量。患者家庭外部保障条件包括是否参加新农合和民间借贷规模。新农合属于来自家庭外部的正式保障形式，民间借贷则属于来自家庭外部的非正式保障形式。调查地区住院患者93%都参加了新农合;与参加了新农合的患者相比，没有参加新农合的农村患者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更高，患者人均民间借贷规模更大，住院治疗天数也更多。从民间借贷规模看，农村住院患者中，民间借贷规模在2000—7000元的患者所占比例最大，这一部分患者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也最高;农村患者住院治疗天数与其民间借贷规模成正比，民间借贷规模越大，其住院治疗的天数就越多。3．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特征变量。本文以患者住院的医院级别作为医疗机构特征变量。农村居民中选择县级医院住院治疗的患者比例最高，患者在县级医院住院治疗的时间也最长。相比较而言，患者在乡镇卫生院住院治疗时间最短，但人均民间借贷规模却最大。4．患者的疾病特征变量。本文以患者是否患有慢性病作为衡量患者疾病特征的变量。从表1中可见，住院治疗的农村患者中将近70%的人患有慢性病，慢性病患者人均民间借贷规模和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均比非慢性病患者高，同时，其住院治疗的天数也比非慢性病患者高。

三、民间借贷在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中作用的计量分析

1医疗卫生服务供应商的医疗服务考核评价

参照《广东省医院管理评价实施细则(三甲医院)》，并根据医疗保健站实际开展的医疗业务，对选择的医疗卫生服务供应商(丙医院)在2009－2011年提供的医疗服务从组织管理、医疗质量、技术、安全、医德医风、医疗价格等6个方面进行考核评价，3年的考核评分分别为79分、86分、89分。见表2。

2讨论

此次选择医疗服务供应商是该企业医疗卫生服务外包的一次尝试。由于企业建设现场地处偏远，建设期间易发生工伤事故，而周边医疗卫生资源相对匮乏，职工就医条件差，因此，解决这种医疗卫生需求矛盾，确保职工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成为该企业前期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事项。企业决定借用后勤服务的外包模式，在当地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帮助下，引进当地医院作为医疗服务供应商，企业提供必要的医疗用房，并承担部分医疗营运费用，设立医疗保健站负责建设现场的院前急救及职工的基本就医，职工就医可按照医保政策付费的模式进行;考虑到工伤事故后续抢救治疗的连续性、及时性，因而在当地3家三甲医院中选择了1所医院为医疗服务供应商。

在本次医疗卫生服务外包工作中，企业提供医疗用房，对保健站的医疗设备选型基本确定，功能需求明确，医疗服务费用采用竞争性比价方式确定。从3家医院提供的服务费用组成分析，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差别均不大，而费用差别主要是在劳务费、业务费、公务费3个方面，分别是52万元/年、83万元/年、31万元/年，占总费用的比例分别是54%、73%、67%。由于企业职工均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且企业已明确职工按医保政策规定报销范围支付医疗费用，但可能是对保健站的运营模式的理解存在差异，致使甲医院提出了其它费用21万作为该企业职工日常就医费用的包干，其是对此种医疗卫生服务外包模式的误解。根据保健站的医疗功能和服务需求及对3家医院提供的服务费用竞争性比价后综合比较，企业最终选择了营运费用较低的丙医院作为医疗服务的供应商。而从对丙医院在2009－2011年提供的医疗服务考核评价结果分析，丙医院的医疗服务管理和服务质量基本符合要求，医疗服务的价格也有下降趋势，表明该企业本次医疗卫生服务外包工作成功。通过此次对医疗服务的外包服务供应商的选择，笔者发现政府部门的指导和协助是供应商选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2］;而企业对医疗卫生需求的明确定位，则是选择供应商的关键。

虽然企业医疗机构(包括新建企业的医疗机构)向社区医疗服务转型已成为必然趋势，但服务于企业的工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以居民为主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功能上仍有差异。工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重点是服务企业的职工健康需求［3］，除应具备预防、保健、医疗、健康教育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功能外，需要强调的是对包括工伤事故在内的企业突发性医疗事件的应急救援，确保职业人群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及有利于企业职业卫生工作的开展［4］。在本次医疗服务项目外包尝试中笔者也发现了医疗机构改革面临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三甲医院以承担高水平专科医疗服务和教学科研任务为主，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6位一体的服务功能有明显不同，尤其是技术设备优势明显的三甲医院，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特别是企业的工业社区卫生服务的业务参与积极性不高。

(2)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选择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包括民营医疗机构)作为医疗服务供应商，只有扩大医疗服务供应商的选取范围，才能获得满意的职业健康服务。

1基于数字化医疗的医院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分析

1.1需求分析

1.1.1管理人员需求分析：管理人员要求能够管理本院的员工基本信息、著作、论文、科研项目及成果、科研奖励等日常工作，同时，管理课题的申报、审批、合同、检查、结题等管理，同时监控系统运行情况。

1.1.2科研人员的需求分析：普通科研人员只能浏览本人的科研信息、进行统计打印，个人的科研信息必须提交本部门审核入录。所有系统使用者还关心系统的界面是否有好，容易操作；是否能减轻日常科研活动的工作量；系统设计是否符合整个业务流程；是否方便查询历史数据等。

1.1.3维护人员的需求分析：一个可维护性好，适应性强的系统能够大大减轻维护人员的工作量。系统维护人员的需求包括数据备份、数据恢复、数据更新等不可或缺的维护功能。

1.2基于数字化医疗的科研管理系统功能分析：综合现行国内科研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及用户需求，提出基于数字化医疗的科研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模块。

1.2.1信息：主要用于政策性文件（如新闻、通知等）以及材料性文件（如项目申报表、项目开题报告表、结题报告表、专利申请表等文档的下载）。

1.2.2科研人员信息：主要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科研项目、在线申报、通知系统、意见反馈。个人科研项目可以管理自己的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在线申报项目用于在线申报课题。接收通知和文件接受管理部门及系统的通知。意见反馈用于提交相关反馈意见至管理部门或系统维护部门。

1.医学护理专业学生对医疗安全教育的解决措施

1.1开设专业医疗安全知识教育课程现在医学院校大多开设了口腔学、中医药学、护理学、临床医学等多门专业，每个专业都分为理论课、专业课、基础实践课三个课别，要求每位教师分别教学不同课别。其中专业课程中要加入医疗安全知识教育，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病例与医疗差错案例相结合；模拟诊疗与角色互换相结合；人文教育与医护道德相结合。按照以上内容授课，学生不仅能充分掌握诊断、治疗的理论基础及方法，还能把单方面问诊转变为医生与病人之间沟通的从医习惯。医疗安全指导贯穿不同专业的不同学科，涉及方面广，理论内容多。学院方面要实行医疗安全教育学的单科结业方式。医疗安全知识及实践与毕业考试一同进行。考试时根据平时课堂笔记不同程度地理解考试题目，从而做答。学生毕业考试将参考医疗安全知识教育学科成绩，成绩未达标者不予毕业，必须再次接受专项培训并通过考核后方可毕业［3］。

1.2加强医疗护理专业学生的医疗安全常识医护人员进入实习阶段后，很直接地从学校的学习环境中转换到医院的实习环境中，这样的转换能更直观地了解病人与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学校应委派一位区域教师负责学生实习期间的医疗安全教育培训。医院可提供一些典型案例或医疗安全性事件加以分析、总结，说明不同医疗安全事件主要发生在哪个环节、具备哪些客观因素、如何应对补救等教训启示，使学生对医疗安全的认识更清楚、更形象化。

1.3学生撰写有关医疗安全问题论文即将毕业的学生要结合自己在实习学习中发生的医疗安全隐患、医疗事故等真实案例撰写一篇评述论文，详细阐述事故的发生、原因、事件分析、结果及个人看法等，并通过学校审核后存入人事档案［4］。

1.4结合医疗安全问题充实教学资源在医疗安全教育的建设中，提供互动式、开放式教学模式，使医疗安全问题具有传统的科学性和系统性。通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既可方便教师之间的交流，又可为学生提供自学、讨论、测试等功能。在医疗安全教育学科中，既可以使教师的专业水平得到提高，又可使现代化教学技术应用能力与实验课的整体教学水平提高。

2.结语

本文针对护理专业学生的安全教育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讨论，发现医护专业学习中发生危险的概率很高，其中最主要的是注射器、手术刀等利器及放射性隐患和化学物质。由于我国目前对医学护理专业学生的医疗安全教育在部分地区比较落后，现阶段最应全国推动医护专业安全教育课程的展开，院校领导要加以重视，加快实施医疗安全学科，并进行很好的培训教育、考试考核及论文撰写。当然以上这些措施的有些细节还需要在实际情况中不断修正，努力完善，但医学院将医疗安全问题作为重点课题进行研究，势必会迅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实践能力，会在实际工作中增强对医疗安全的防护意识，对自身与病患是种保护，降低医院损失。

作者：刘凤妮单位：广西科技大学医学院护理系

1统计方法

资料回收后，用MicrosoftAccess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数据逻辑校对后，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医务人员基本情况为统一操作，本次调查分别向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发放《人员表》共计2040份，剔除无应答和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1796份，有效率为88.04%。在调查的1796名医务人员中，二级医院医务人员有996人，占55.46%，三级医院医务人员800人，占44.54%。医务人员性别、工作岗位、年龄、学历、工龄和职称职务等情况见表1。

2.2医务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的认知

2.2.1对医疗不良事件含义的了解76.23%的医务人员表示清楚或非常清楚医疗不良事件的含义，20.27%的人员表示基本清楚，不清楚或非常不清楚的占3.5%。不同工作岗位、年龄、学历、工龄、职称、职务、医院等级分组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的了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分别是26.699、32.886、18.648、53.066、38.817、28.988和24.497，P值均小于0.05）。

2.2.2对医疗不良事件报告作用的认识对于不良事件报告能否可以改善医疗安全的问题，82.60%的医务人员表示可以改善，高于国外的相关研究[1，2]，但略低于国内的某项研究[4]。12.77%的医务人员表示不清楚，只有4.63%的医务人员表示不可以。说明医务人员基本都认可不良事件报告对医疗安全的促进作用。分组分析后发现，不同工作岗位、年龄、职称、职务、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作用的认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分别是18.949、13.097、15.413和11.020，P值均小于0.05）。

2.2.3对医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的知晓本次研究调查了医务人员对卫生部制定实施的系统A和系统B、以及中国医院协会实施的系统C的知晓情况。40.48%的医务人员表示3个系统都知道；42.48%的医务人员表示不全知道，只知道其中的一个或2个系统；17.04%的医务人员表示对3个系统都不知道。不同工作岗位、学历、医院等级医务人员对3个报告系统的知晓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分别是5.529、5.087和3.533，P值均大于0.05），但是根据年龄、工龄、职称、职务分组后，各组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详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