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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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

福利制度和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福利制度对比意识形态的差异，及执政党本身的性质所驱使，会导致政府在选择福利模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笔者以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代表国家瑞典和自由主义模式的代表国家美国为例来加以说明。首先，从社会福利的保障机制来看，瑞典更倾向于“公平”，旨在建立惠及全民的保障，力图为每个社会成员谋福利，通过较为强大的转移财富力度，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化，尽可能地缩减国内的贫富差距。而美国则更希望社会福利的总效能增加，加之美国个人价值高于集体利益的主导价值观，政府往往较少提供普惠性质的福利服务，更希望个人对自己负责，政府只给无法自我救助的人提供帮助。其社会福利多起辅助性的作用，而希望个人通过市场来满足自身的福利需求。其次，从社会福利的主要内容来看，瑞典的社会福利主要包括：第一，老人福利，凡满65岁的老人退休后均可领取养老金。此外，国内设有收费较低的养老院为老年人提供其所需的服务；第二，医疗保险，全民几乎都可享受免费医疗，只要缴纳较少的门诊费用，其他费用从社会保险费用中支出；第三，住房津贴，中央政府会提供住宅津贴，以收入和子女数为标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提供联合住宅津贴，随着家庭收入增长而递减；第四，失业保险和救济，失业保险由工会经营，30%资金来自会员会费，70%由政府资助，且救济金会随着物价水平变动而变动；第五，社会救助和其他福利。美国的社会福利主要包括：第一，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就业保障和事业保障，老年、残疾和遗嘱保险及医疗健康保险；第二，社会救济，主要提供给没有投保的老年人、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贫困家庭；第三，社会福利，包括住房保障和教育保障。美国的社会福利没有像瑞典那样提供全民免费的医疗服务，政府只负责65岁以上老人的医疗保险，其他公民只能依托商业保险来保障。但由于商业保险本身的营利性，往往会增加投保人获得保险索赔的难度，会出现有需要的病人无法获得索赔的现象。失业保险主要通过征收工资税的形式来向雇主征收保险金，政府本身不直接投入资金。最后，从社会福利覆盖的范围与保障水平来看，瑞典的社会福利具有“全民性”特点，无需缴纳多种社会保障费用，就可以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福利水平较高。总体来看，美国的社会福利覆盖范围较之瑞典要小得多，且保障水平也远不及瑞典。特别是医疗覆盖范围只局限在65岁以上的老人，其余公民需购置商业保险来自我保障，这使得部分经济困难人口无法获得相应的医疗保障。在获得保障前必须经过严苛的经济调查和家计调查，这使得很多公民望而却步，非商品化的程度较高。

二、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模式福利制度面临的困境

社会民主主义较之自由主义模式来说，具有非商品化程度高，公民社会权利较高的优势。但从瑞典实施的现状来看，也存在着诸多的现实问题。由于瑞典的社会福利属于全体公民的“普享型”，这样的高福利化是建立在国家高税收和政府财政大量支出的基础上的。过于庞大的公共开支往往会造成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中央财政赤字，只得求助于举债和通货膨胀，进一步造成了经济困难，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后劲。高税收的背后，往往是各项社会生产成本的增加，使得生产的产品价格大大提升。长此以往，不断飙升的商品价格必定会降低瑞典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终会影响瑞典的经济发展水平。收入的均等化在带来贫富差距逐步缩小的同时，也会挫伤一部分投资者和资本家的积极性，更加会培养出部分“懒惰的福利享受者”。这些都会影响瑞典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作为自由主义模式代表国家的美国，由于政府处于社会福利提供的辅助性地位，更多地把社会福利交托给市场来完成。这不仅造成了大量贫困的人口无法享受到应有的社会福利，也使得社会贫困差距越来越大。看似“自由”的社会福利制度，其本质是非商品化程度低下的另一种体现。特别是商业保险的介入，更使得福利脱离了本身的意义，使得“穷人根本付不起账单”，更何来享受福利一说？与其说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缩减社会贫困差距，倒不如说只是想防止贫困加剧。总体来说，美国的社会福利覆盖范围窄，保障总体不高，两极分化严重，并没有有效地发挥社会福利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陷入“滞胀”的困境，高经济膨胀率和经济的低增长率使美国政府举步维艰。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推行了“第三条道路”，“其实质是超越传统与传统的对立，具体措施主要是：在不否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对原有的政策和措施进行改革，提高福利制度的效率，减轻政府负担；在强调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主张充分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动经济的繁荣；同时改革政府，提高政府的效能和活力”9。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瑞典的社会在1976年也被迫下台。不过，该党在1984年重新上台执政后，立刻推行了“基金社会主义”政策，其实质是“将企业的部分利润的所有权，由资本家中转变为工人的集体财产，并用于再投资，形成不断扩大的公有制，通过这种温和渐进的方式，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从美国和瑞典两国的社会福利实践中不难看出，任何福利制度、社会政策都是在符合本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基本价值观和执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施和开展的⑩。在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实施之初，经济和公民的社会生活质量、福利水平基本都会呈现出一种良好的态势。但凡事都存在着边际递减效应，新的社会问题也会导致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发展遭遇“瓶颈”。当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无法满足公民现有福利要求时，政府应当“稳中求变”，提出新型的、适应当前社会现状的社会福利制度，使自身可以摆脱现有的困境。所以，不论是选择社会民主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模式，其本质都是希望经济增长能与社会稳定并存，满足公民的福利需求，只是采取的手段与本质价值观有所不同。但无论选择哪种模式，只要能顺应本国发展形势都可以说是明智的选择。

总体来看，任何一个国家执行的社会福利制度，都与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是分不开的。不论是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保守主义模式还是自由主义模式，其本身都各存利弊，我们不能从单方面否定任何一种模式，而是要结合实施该种模式的国家自身的国情和发展态势来讨论。在面临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发展危机时，应当总结本国和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灵活地转变现有的福利模式。在现有的模式基础上不断变通，寻求最符合自身社会发展的模式，而不是一味盲目地坚持某一种福利模式。只有顺应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的社会福利模式，才能更好地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我国在改革中，应当在遵循国情的基础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吸取瑞典、美国等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切不可盲目模仿。而如何在提升社会福利总效能的前提下，依旧保证每个人特别是效能最小的部分人群的福利，仍需我们进一步思考。

作者：杨帆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