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状况评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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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的一般价值性规范

所谓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活动。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实现形式，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主要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的确立而首先在西方国家产生的。可是，促成现代政治参与产生的根本条件是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进而造成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异质化水平不断提高，即社会不断趋于分化与专门化，造成社会不同群体与个体在职业经历、生活方式乃至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均千差万别，异质多样性特征日益明确，从而使社会矛盾与冲突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然而，既有的政治理论及实践经验表明，解决与缓和这类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方法是，社会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渠道、途径与方法宣泄出来，即予以必要的制度性疏导，其中重要的方面正是赋予公民以广泛参与政治的权利，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保证各种民众意愿得到制度化的充分表达，通过民主程序协调、整合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参与原则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权利来参与制定公民将要服从的法律的立宪过程和决定其结果。为此，宪法必须确保一种参与、影响政治过程的公平机会[1]。韦伯同样强调，经济发达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政治之中[2]。显然，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高度的政治参与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

现代社会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有着显著的价值。其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它能适应独立经济主体自由竞争、发展的需要，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推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也被视为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政治参与的政治价值则更为现代社会所不可或缺。它不仅体现在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直接有助于扩大民主，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以避免“政府失灵”；更重要的还体现在，公民通过政治参与，使他们有机会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从而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起到稳妥地矫正政府行为和公民意愿及选择之间的矛盾的作用，使公民的政治需求压力得到释放，实现公民对现有政治体制认同感的提高，巩固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价值，这样就能减少社会冲突，确保政治的稳定和发展。

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曾使用了一个极为简单明了且相当富于启发性和阐释力的模型，即“挑战和应战”的历史思考模型。根据该模型，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缺少各种各样必要的压力，这个国家不可能很好地得到发展，所以国家需有必要的压力和挑战，而成功应战的结局便是文明的诞生及其生长和发展[3]。公民的政治参与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其实正是这样的“挑战者”。一个明智的政府应积极充当其“应战者”，允许并鼓励公民政治参与的经常化和制度化，以充分消化政治参与带来的能量，实现体系的正常新陈代谢，保持政治体系的持续稳定。当然，一定的政治参与水平必须与一定的政治结构相适应。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公民政治参与的活跃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现象。因此，尽可能地推动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乃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结构在较大程度上由原先以政治分层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分层为主，利益多元化格局已初步形成，公民从而有了主动进行利益表达的愿望；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政治资源日益由高层向低层、由政府向社会流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力度和效能已有了提高，这进一步强化了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人们对参与的功效感有关”[4]，政治参与的功效越明显，公民的参与积极性也就越高。因此，现阶段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正日渐活跃，而且过去那种“动员性”成分开始下降，自主性成分不断上升，逐渐构成我国政治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今天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还不够成熟，仍历史地、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幼稚性和盲目性，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政治参与热情的畸型高涨与相对压抑并存的状况；同时由于与之相应的政治体系构架相对滞后，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出某种非程序化的特点。不过，客观规律不可违忤，既然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了需要公民的政治参与来与之相呼应的水平，而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确实正在快速释放，那么，尽快完善涵盖多元政治主体，包容公民多层次政治诉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就是大势所趋。

二、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特征分析

就整体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从属于上述我国日渐扩大的公民政治参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私营经济在我国传统经济政治意识中的特殊性，以及在当前我国总体经济结构中独有的效率与成长性，使得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必然带有较强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根据笔者对浙江、广东、辽宁等地调查情况的分析，目前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恢复”和“补偿”两种特质上。由于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存在，每个人必定具有社会性的特质，从而人在本质上不能不是政治性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总结为“人本性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必然需要通过政治影响力来维护其经济地位，需要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要求应该说不仅符合人之本性，同时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由于他们是一个过去曾在政治上受压抑的阶层，这样他们的政治参与自然就带有明显的恢复型特点，其政治参与行为属于压抑后的恢复性反弹。一般说来，其恢复程度的高低基本取决于经济实力，鲜有高于其经济水准的。同时，他们的政治参与还大多具有政治心理的补偿性质，即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想以此来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在政治生活中“重新成其为人”。此时，其参政议政所注重的主要是能够进行“参与”这一事实，并非“参政”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说他们在纯粹的政治要求方面，往往体现出较大的盲目性。从总体上看，他们并未形成自觉、完整的政治要求，大多数人对政治的关心仅是一种出于自我利益保护的政治反应。这一特点应当说至今仍较普遍地存在于不同经济发展层次的私营企业主中，只是其恢复的自觉意识与程度各有差别而已。

第二，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这是目前该阶层政治参与中最重要、最典型的特点。他们的政治参与带有极强的经济功利目的，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不得不开展的“政治自救”，即在对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待遇尚未真正到位的情况下，业主们希望通过主动参与政治，一方面为企业发展营造较好的政治环境，能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为他们创设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进而通过参政议政，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社会对私营经济不同程度的偏见犹存，但是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获取社会的尊敬，不仅能满足他们作为完整政治人的要求，而且更能给他们作为企业的化身换回企业必要的知名度与良好形象，这些对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多得的“利好”条件。因此，私营企业主们大多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踊跃参与政治。在我们的问卷与实地调查中，把“为提高自身社会政治地位”和“为企业提高知名度与资信度，从而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参政议政主要目的的占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总数的60%以上。这一数据显现的倾向性和广泛性，足以说明私营企业主以自我保护、趋利避害等经济目的作为参与政治的主要动力的显著特点。

第三，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这一特征主要反映在那些实力已非常雄厚，不仅在所在社区、在本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辐射力，往往已获得相当层次政治荣誉的私营企业主身上。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私营企业主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其资本在较大程度上实际已成为“社会资本”，其经营再无可能像企业刚起步时那样“躲进小楼自成春”，事实上已与社会发展基本融为一体，为社会奉献在较大程度上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甚至是企业发展壮大新的生长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业已取得的政治身份及其对相应政治场景的熟悉和适应，不断强化了民主的意识与水平，推动他们在努力经营企业并使其实力不断攀升的同时，自身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也在不断上升。简言之，伴随着私营企业经济基础的日渐坚实，私营企业主从具有单一利己心的经济人，逐渐发展为具有伦理法制观念的经济人，进而成为较完全意义上的政治人，最终实现经济人与政治人的有机统一。一句话，经济发展的结果催生了他们作为社会人的政治自觉。

据1999年浙江省对709家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进行的关于私营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调查，私营企业主最关心的问题及关切度依次是：“企业的发展前景”(90%)、“回报社会、多做贡献”(61%)、“党和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55%)及“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自身素质”(40%)。私企经营者对获取的利润的主要投向是“扩大再生产”(95.8%)。许多业主表示，按照他们现有的资产，几辈子都吃喝不愁，他们之所以还要拼命干，主要是想为国家多作点贡献。在这方面，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是杰出的代表。他坦言，随着企业的发展，人生观会发生变化，从昔日追求个人发财致富，到如今认准“生命的质量不等于钱的数量”，走出“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狭隘圈子，最终“把人生的价值定位在振兴民族工业上”。作为浙江省唯一的私营企业家身份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不仅就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小企业为党和政府积极出谋划策，而且更自觉地将维护祖国的利益和尊严视为义不容辞的职责。1999年7月，南存辉在赴美进行商务活动之际，针对当地报纸刊登的所谓“民运分子”污蔑中国政府的不实之词，他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用自己办企业的经历证明私营企业在中国是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的。当北美电视台记者对他的做法表示不解时，南存辉答得异常利索：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为我的祖国申辩，驳斥一切有辱祖国形象的不实之词[5]。这恰恰是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私营企业主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种精神内涵。

三、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功效的述评

应当说，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整体状况是比较积极和健康的，与我国现行政治有着相当的认同水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心态及其要求，虽然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的特点，但其主要目的是寻求保护合法权益的政治后盾，寻求反映愿望和要求的民主渠道，寻求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舞台，寻求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载体。这些政治要求基本都在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许可范围内。尽管现阶段他们的政治参与仍带有多层次性、分散性和功利性等特点，整体的参与质量也还不是很高，但从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看，其政治参与的效应是积极的、有益的。

第一，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通过适当的渠道，将他们的政治参与一定程度上纳入现有政治体系之中，不但有助于私营企业主较畅通地解决在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问题、意见和想法，即有利于私营企业主与外界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更能促使他们的政治参与有序化，使其多层次的政治参与需求得到有效释放，从根本上有利于促进这个阶层健康成长，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定。

第二，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能促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我国新生的社会群体，当他们从原有的社会角色转变为新的社会角色后，迫切希望得到社会的重新承认，赢得现有政治体系的认可，也即有着强烈的政治求同意识。100多年前，德国著名的奔驰汽车公司创始人卡尔·本茨先生对其属下有过这样的训词：请记住，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关系。因为政府与政治是动员、整合社会资源的最强大的力量。在中国，作为新生经济力量的私营企业，讲政治、与政府修好还不只是为调动社会资源那么单一，更是企业经营者对政治认同和融入的渴望，他们渴望完全成为“自己人”。根据2000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结果，私营企业主对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途径，按所选择的比例由高到低排序，前10种途径依次为：1.做大企业规模；2.支持公益事业；3.树立良好形象；4.争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5.在媒体上宣传企业；6.与政府领导人联系；7.向上反映问题；8.入党；9.担任政府中职务；10.通过选举担任社区领导。可见，他们内心极其希望得到现有政治架构的承认，而绝非“别有用心”。正是基于这种状况，只要我们不断在经济上鼓励他们健康发展，并且在政治上予以恰如其分的定位，同时辅之以参政议政上的顺势引导，就能使他们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应有的政治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在这种归属感和责任感的推动下，他们不但愿意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还会进而注重自身的形象，注意提高自己的素质，以及注意协调好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从而有利于维护我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第三，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还有利于完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体制。政治民主化是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比照计划经济年代，因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造成的民众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缺失，导致政治参与动力的衰微，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促进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特别是私营经济代表人士，以独立的经济实体为基础，以日益强劲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尽管他们的民主权利诉求还比较有限，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由于经济的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劳动力的就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私营经济的贡献，因此，地方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时，自然而然地要考虑到私营经济代表人士的呼声。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种体现。

总之，整体看来，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有着积极的功效。就该阶层整体而言，现阶段与我国经济政治格局已经有了较高的契合度：其经济活动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相一致；其政治追求基本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其价值取向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标；其行为规范受到一系列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约。就社会政治整合而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它决定着我们的政治体系必须是涵盖多元政治主体的政治结构。对于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地位愈益重要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我们理应在现实的政治架构中，给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确定适当的位置，有机地接纳它。这是因为，保证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不仅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优秀理论品质和实践胆识，而且更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展现社会主义的巨大整合力。

新晨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11、214.

[2]韩水法.社会正义是如何可能的——政治哲学在中国[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93.

[3]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亨廷顿.难于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87.

[5]经济日报，20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