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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虽然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但它给政治、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它对国家的挑战要大于对社会的挑战,对政治的挑战要大于对经济的挑战,对执政党的挑战要大于对政府的挑战,对意识形态的挑战要大于对一般生活观念的挑战。我国加入WTO,是融入全球化的一个历史性标志,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的范围、更宽的领域、更高的程度上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给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带来了新的课题和严峻挑战。
第一,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使我国的政党制度成为国际敌对势力“西化”的主要目标。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壤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但作为一种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它的产生、完善和发展,必然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相联系,并发生相互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图谋,就是妄图用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取代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我国面临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国际政治格局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过去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长期对峙,到社会主义进入低谷,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巨大挫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纷纷丧失,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颜色,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二战后形成的“两超争霸”政治格局变成“一超多强”或“一超独霸”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政党制度作为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则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在全世界推进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大障碍和主要目标,千方百计地进行“西化”。另一方面,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时期,我国实行“一边倒”,主要是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对外开放也主要是向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则处于对立和斗争状态。20世纪70年代后,才开始同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进行有限度地开放与合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斗争格局的改变,我国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从主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到对世界各国开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从过去的主要是对抗斗争发展到如今的既合作又斗争。在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时,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民主方式等,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各政党、各阶层、各团体造成影响,对我国的政党制度产生碰撞和冲击。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和政治斗争环境的变化,将使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坚决反对和抵制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更严峻的形势。
第二,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求我国的政党制度具有更大的政治包容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与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是紧密联系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90年代初期,我国基本实行的是由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构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我国的社会结构也比较简明,基本上是两大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社会成员差别不大,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基本相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所有制和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使我国社会在一致性增强的基础上出现了多样性发展的趋势。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不断涌现,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新的社会群体。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也多样化了。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将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分离的趋势,成长出一个所谓的市民社会,进一步加大了国家控制和管理社会的难度。[1]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和各种团体,目前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发展很快,他们与新的社会生产力相联系,具有很大的社会活动能量和强烈的参与愿望。政党制度是实现和引导社会各方面成员实现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重要保障。如何适应我国社会这种一致性增强基础上的多样性发展,扩大和容纳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各方面的政治参与,把他们的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纳入我国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就成为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第三,我国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重要变化,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成为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核心问题。坚持、完善和发展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实质,就是对社会成员的民主意识、参与活动的保护、疏导、规范和实现。我国的政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重要体现。它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具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华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它既体现着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也体现着我国社会各成员的民主愿望、发展水平和参与方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传播到全世界。[2]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的普遍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将对我国的本土文化和价值构成强烈冲击。信息的社会化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西方的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轻而易举地突破国界,在我国社会成员之中广泛传播。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和竞争意识不断增强,将对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新一代社会成员中,不少人对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不熟悉,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及政治发展了解不深。而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产生于西方,一些国家在几百年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模式,也产生了与此相关的影响深广的各种学说。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面前,他们很容易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民主和政治模式,向往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把西方的“多元民主论”、“政治多元化”等理论搬入我国,对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提出不符合实际的甚至错误的期待和要求。因此,如何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世界与中国的结合上进行理论创新,令人信服地回答我国的政党制度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为什么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为什么我国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如何正确处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如何在多党合作中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共同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事业等,都将成为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新的历史性课题。
二、我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
中国共产党与各派的团结合作,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同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之中。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各派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新政协,共同创建了新中国,正式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同志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深刻分析了前苏联实行一党制的弊端,对“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作出了历史性的回答,明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制度一起,构成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政治大厦的主要支柱。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根据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科学阐明了派的社会基础和性质,明确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丰富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和各派的参政党地位,规范了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内容和方式,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世纪之交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同志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又概括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提出了衡量我国政党制度的主要标准,阐明了派进步性、广泛性的内涵,明确了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是多党合作的重要原则,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广纳群言、以收众益作为左右铭,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了我国多党合作的理论,为新世纪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指明了方向。
我国政党制度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到保持团结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到实行“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都凝结着多党合作的功绩。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伟大祖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到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名列世界第7位,国际贸易总量名列世界第6位,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为我国在新世纪的更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光辉成就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我国政党制度也实现了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是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各派由过去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与共同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二是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各派由新民主主义的政党转变为与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政党。[3]由于我国政党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符合时展方向和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的和平演变中纷纷落马,被迫实行西方多党制,共产党领导和执政地位丧失,社会主义制度被改变的情况下,我国政党制度却以巨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在世界政党制度独树一帜。
但我们也要看到,面对汹涌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深刻变化,我国的政党制度也有一个如何适应和完善发展的问题。
其一,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中,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还是作为参政党的派,都有一个进一步适应和实现角色的问题。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后,一直是作为夺取政权的革命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成为执政党。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中,共产党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基本实现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但是,由于多种因素,对党的执政规律还了解不深,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还需要在实践中深入总结和探索,切实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执政兴国、执政为民。各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党与共产党合作的。新中国成立后,派成为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和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并没有明确派的参政党地位,特别是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和等政治运动,派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受到严重伤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明确了派的参政党地位和“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参政基本点,参政党作用逐步得到发挥。由于这些历史和现实原因,使派对参政党的性质、参政党的建设、参政党作用的发挥等,在认识上还不深刻、不全面,在理论和实践中还不完善、不充分,要成为适应新世纪多党合作需要的参政党,还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
其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运行机制,还需要进一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进行制度建设和创新。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社会民主化,进一步提高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程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是保障和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民主,所以不存在用西方民主取代我国人民民主的问题,也不存在用西方多党制取代我国政党制度的问题。但如何使我国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现代社会中更好地体现和实现人民民主,则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改进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和运行机制,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在全方位、宽领域、大纵深开放的新的国内外环境中,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程序、方法、途径等,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和有效,在表达社会各方面成员的政治愿望和实现政治参与上,在促进国家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上,在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上,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还需要我们认真改进和完善,努力在符合我国国情、继承优良传统和适应时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
其三,派的民主监督作用,还需要从我国多党合作的长期存在和健康发展,建设政治文明的高度进行准确把握和充分发挥作用。民主监督是派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派的民主监督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的监督,也不同于我国的法律监督和行政监督,其基本形式是提意见、作批评,是一种具有广泛性、灵活性、建设性的“柔性”监督。由于这种监督不同于西方反对党搞垮执政党的政治反对,由于我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遗毒,还由于执政党内一些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意识缺乏,目前我国派的民主监督力度还不大,还存在随意性大、约束力不强等现象。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和西方民主政治的渗透和影响下,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和社会成员民主意识的增强中,我国派的民主监督问题很容易出现偏差。比如,有的认为民主监督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有的提出民主监督也应像西方反对党那样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质询和弹劾;有的还要求“民主监督法律化”,搞超党派的“民主监政会”等。如何使我国派的民主监督更加切实有效,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深入实践和总结探讨。
三、努力实现我国政党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经济全球化提出的新课题,我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都要求我们在新世纪,以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在坚持历史传统、自身特点和政治优势的基础上,努力适应时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积极从理论、制度、机制、功能、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完善、发展和创新,逐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使我国政党制度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提高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以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和核心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我国政党制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派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西方多党制的一个根本特点和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战略,攻击我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其核心和实质就是反对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我国政党制度要适应时展和社会进步,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最根本的也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着眼时展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对党的领导和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强大武器。因此,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首要的就是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提高现代社会条件下的领导和执政水平。在多党合作中,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各派有宪法规定范围内的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地位平等。这就要求在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中,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与时俱进、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正确的决策来实现正确领导;必须适应依法治国的根本方略,探索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弊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必须寓党的领导于民主协商之中、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之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之中、对参政党具体的支持和帮助之中,以各派对共产党的充分信赖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贯彻执行来实现党的领导;必须坚决克服一些人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上的模糊认识,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妄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图谋,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
(二)根据派的传统和特点,努力建设适应新世纪多党合作要求的参政党。多党合作是以派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派自身建设水平影响和决定着多党合作的水平。在我国政党制度中,派是与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没有参政党自身建设的不断加强,就没有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巩固完善。进入新的世纪,多党合作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派成员整体性的新老交替基本完成,派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共产党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正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从而使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努力建设适应新世纪多党合作要求的参政党显得日趋重要而迫切。派是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它与共产党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在建设适应新世纪多党合作要求的参政党中,虽然不能像共产党那样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但也要学习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派的自身特点、优良传统和历史使命着眼,全面加强思想建设、领导班子建设、组织建设和机关建设,努力提高参政水平。一是把思想建设作为派建设高素质参政党的中心环节。支持和推动派要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增强贯彻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自觉性,深化对参政党地位、性质和历史使命的认识,自觉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二是要以政治交接为主线加强派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推动领导班子成员学理论、讲政治,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共识,增进对我国国情和政治制度的共识,自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事关大局、事关政治方向以及根本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是非分明,保持清醒头脑。三是要着眼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加强组织建设。引导派在组织发展中,坚持政治标准,注重政治素质,建立健全组织发展程序,严格把好入口关,防止片面追求年轻化、单纯追求数量的倾向。结合党派地方和中央换届,发展一批素质好、层次高的人才,为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四是要加强机关建设,特别是配备好关键岗位的主要负责人,加强对机关干部的科学管理和目标管理,把机关建设和机关工作推进到一个新水平。
(三)着眼制度建设和创新,努力提高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辛亥革命后中国模仿西方搞多党竞争的最终失败,证明西方多党制不适合我国国情和政治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充分证明它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优越性的政党制度。所以在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和创新上,不是要另外创立什么新制度,也不是要制定政党法或民主监督法,而是要适应开放性、多样化的社会发展,从内容、方法、程序上进行完善,使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得到切实落实,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要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基础上,对这些年来中央和各地在多党合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进行总结升华,上升为制度规范;另一方面,要着眼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着眼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逐步改进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东西,建立健全相应的配套措施,形成比较完善的政策、制度和程序体系,使多党合作始终充满活力。在具体工作中,一是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法规的制定,重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决策,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等方面重要领导人选的确定,都应与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并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贯穿于决策和落实的全过程。二是要扩大派的知情范围和参与程度,加强政府有关部门与派的对口联系,大力支持派围绕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三是要将民主监督寓于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之中,做到经常性监督与重大问题监督相结合,拓宽政府和司法机关在派成员中聘任特约人员的领域,进一步加大民主监督的力度。四是要健全在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政协安排党外人士制度,保持合理的比例,加大在司法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安排力度,同时要适应干部选拔工作的新特点,优化派和无党派人士优秀人才选拔机制。五是要进一步拓展派的作用,根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党作用逐渐突出的发展趋势,完善派领导人参加国家外事活动的制度,建立以派名义进行对外联系和交流的制度,进一步发挥派的作用,扩大我国政党制度的影响,为密切我国与世界各国政党的关系、增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积极贡献。通过对制度的完善、建设和创新,使我国的多党合作在制度上更加规范,程序上更加合理,作用上更加充分,实践上更加有效。
(四)正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性质,充分发挥派的民主监督作用。民主监督是参政党的重要职能能,是我国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共产党与派长期共存,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互相监督,而互相监督主要是派监督共产党。执政党领导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既要靠党的自身努力,也要靠派的民主监督,靠派提出的各种不同的建设性意见和批评。目前,我国派的民主监督作用发挥还不尽人意,既存在着随意性较大的现象,也存在着一些人受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力图把派的非权力监督变成权力性监督的问题。因此,要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适应我国建设政治文明的需要,进一步强化和发挥派民主监督的功能,就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派民主监督的性质,以扩大和充实民主作为基本思路,从健全机制、保障权利、强化功能、扩大参与、更新方式、加强反馈等方面全面加强,并使派的民主监督与我国其它监督方式相辅相成,共同推进。首先要充分保障派履行民主监督的权利。不论意见正确与否,都应保障派提意见、作批评、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利。二是要创造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社会主义的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坚持共同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应当容许发表不同意见,努力形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广开言路、广纳群言的民主氛围。三是要积极为派的民主监督提供条件。扩大派的知情范围,提高派的参与程度,把民主监督寓于政治协商之中,贯穿于参政议政活动的全过程。四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有利于发展派进行民主监督的有效形式。如聘请派成员担任各种特约人员,参与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调研、论证和一些大案、要案的调查,及时向派通报有关重要情况等。五是畅通民主监督的渠道。减少中间环节,使派的意见、批评和建议,能够尽快上达、下达和直达,能够迅速到达监督对象的手上和耳边,以提高民主监督的效率。六是要建立和健全民主监督的反馈机制。使派的意见、批评和建议,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有关部门对这些意见、批评和建议能条条有回应,件件有答复,并能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切实改进,不能采纳的部分要作出充分的解释和说明;派对答复不满意的,可再次向有关部门和人员提出,有关部门和人员应进一步作出说明;对不能认真接受民主监督的部门和人员,能通过一定的部门和程序进行批评和纠正。同时,派也要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勇于讲真话,遇事敢批评,做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注重社会实践,准确及时反映社情民意,发挥党派整体优势和个人专业优势,不断提高监督水平。使派的民主监督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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