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过程和形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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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表明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互动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其构成来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互动关系：即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引导中国社会变革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和社会实践等构成的“中国实际”这一“基体上”来理解、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双向建构的关系。这有两个方面的涵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在与中国实际(包括国情特点、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实践和变革要求)的结合中找到实现其自身力量的场所，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实践的思想武器，即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为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和价值理想。它解决了近代开始的中国先进分子在黑暗和苦难中苦苦寻觅、彷徨迷茫而又无法解决的“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她所代表的中国人民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和目标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一个贫弱的、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所确立的价值理想。

其次，正如列宁所说的，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理性力量揭示并论证了实现人类解放进步的价值理想的客观历史必然性，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这种价值理想的实现坚信不疑，确立了他们对这一价值理想实现的坚定信念和信仰以及实践这一历史必然性的主动性、自觉性。

复次，马克思主义还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了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道路与方法，提供了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实践第一的观点和辩证思维的方法等等。其中、邓小平是掌握并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并取得成功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还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改造、提升和引导上，把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子改造提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成分。如把具有空想性质的“大同社会”理想提升为基于科学的、逻辑的、历史必然性的共产主义理想；把基于等级尊卑关系的群体本位价值观提升为基于平等、民主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把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和明清的理气、心物之辩的思维方式提升为唯物而又辩证的思维方法等等。

第二，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了。即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游离于中国之外的某种外在的理论观念和精神力量，而是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历史进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内容和成分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也就是说，中国先进分子是在自己的国情、传统、历史条件、实践主题和变革需要等构成的历史情境中来理解、选择、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基于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的需要。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程度，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历史变革进程的主题是中国社会如何由传统的、封建的、封闭僵化、贫穷落后的社会走向现代的、开放的、文明富足的民主社会，中华民族如何从贫弱的、受凌辱的、处于生死存亡危境中拯救出来走向强盛复兴；中国人民如何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民主和发展的权利，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先进分子苦苦寻觅的是一种能够指导她如何解决这个历史实践主题的真理。而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价值理想、科学力量、批判精神以及所揭示的革命力量、途径和手段正切合于这种需要。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了实践和价值的基础。离开这一历史实践主题的需要，就无从说明马克思主义何以中国化。

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子改造提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成分，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顺化。也同时意味着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优秀因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整合和同化，表现为同化与顺化的双向整合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除了上述论及的历史实践主题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心理和思维方法之间存在一种切近的、能够相互契合的因子，从而发生价值和方法视界上的相互认同和融合。目前学界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曾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说，即“西学东源”之说，本文对此不做引证或考辩，但中国在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土壤上来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之发生价值和视界方法上的双向建构和融合，却是不争的事实。诸如从传统的“大同”、“尚同”社会理想、家国群体本位的价值心理来接纳共产主义价值理想和集体主义价值原则，从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来选择阶级斗争学说，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法和历史观等等。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指导中国变革与发展的历史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传统、国情、实践所构成的“中国实际”的“基体”上来理解、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是由同一过程两个方面所构成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统一互动的关系结构。它既非马克思主义原封不动的照搬，亦非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复制，也不是二者之间简单的相加或凑合。而是二者在中国社会革命与建设实践基础上相互整合而生成的新的构体。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其构成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而这种关系形成和展开就表现为一个过程。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进行结构方面的分析，还要进行过程方面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成功的结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磨合、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它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并把它改造提升为自身的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国情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做相应的调适；必须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宣传、传播、实践才能逐渐深入人心，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掌握了它的全部和精髓，而是在实践过程中运用和检验，在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封建性、教条主义等因素的消极作用中不断深入对马克思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溶化在共产党人的“血液”中。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近百年历程与这一逻辑是一致的。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思想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从中国共产党早期一些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运用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差不多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共产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教训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因子之间的成功结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任务已经结束了、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指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引导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完成它对中国社会历史积淀流转下来的深厚的封建性因素进行清算和批判，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也来不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自身肌体中封建性因素进行清理批判，而是把它带进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成为一种顽疾有认识上的原因，就是从认识论角度进行分析批判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从这种认识论的视角来分析批判的。

其实教条主义“左”的路线与封建性因素有不解之缘。封建性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结构必然导致一种保守的、封闭僵化的、对权威、经典的盲从和膜拜的心理和意识，这正是教条主义、“左”倾思想和路线屡禁不绝的深厚的土壤和根源。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完成对中国封建性因素的清除批判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付出十年动乱的惨重代价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再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推进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今天，面临国际国内复杂的情况和艰巨的任务，探索和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来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走向21世纪，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又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当代水平。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着的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表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互动关系及其过程，同时还集中地体现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的必然凝结、生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形态；而这一成果形态也必然内在地蕴含这一过程的内容和特点。离开关系、过程无以说明这种成果形态何以产生、何以如此产生以及产生的基础、内容和特点，形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离开了“形态”，“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抽象的、光开花不结果的过程。因此，只有把关系、过程和形态结合起来，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全面深入的把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从其功能和地位来看，是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取得伟大成果的、被中国人民所普遍认同的、相对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形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阶段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第一种理论形态。它所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生成的第二种理论形态。它既是第一种形态的继承和坚持，又是对第一种形态的发展，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在当代中国，面对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实际和新的发展要求，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又根据新的时代新的实践要求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的又一理论成果。

通常，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从理论成果形态上来理解和把握。但“中国化”之为“中国化”，不仅“化”为一种理论形态，还“化”为一种活着的实践形态。仅从理论上还不能证明“中国化”为什么是成功的，所形成的理论为什么说是“伟大的成果”。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中不仅形成了适应于中国的并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而且在这种结合中，改变了中国社会和制度，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改造渗透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主体的方方面面，从而对象化为一个存在并发展着的活生生的现实——实践形态。从文化哲学的广义的“文化”角度来看，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化”为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精神观念的、历史主体在内的活着的“文化形态”。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成果形态作上述的理解，才能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并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是一种外在的游离的成分，而是一个活着的现实及其过程，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自觉地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向度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