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创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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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文化水平极其落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认识，怎样建设和发展，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项全新的课题。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和观点：

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我国的国情，明确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建成”区分开来。1956年1月，在知识分子会议上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进程出发，指出了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尚未完成。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更加明确地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1](P214-215)。他还从物质基础方面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时期。

将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他在领导和化运动受挫以后，1959年底到1960年，专门研究探讨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2](P116)。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分成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

提出要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认识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的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2](P116)因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他还提出要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探索形成的比较正确的认识是立足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客观实际，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实践实现了初步结合的成果。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共产主义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明确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因而对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推论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究竟要经历多少阶段，并没有作出具体论断。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短暂实践中，明确地把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命名为“社会主义”阶段；把俄国在结束过渡时期后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称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指出它必须经过一段发展才能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多级发展的历史阶段，但究竟要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共产主义，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3](P92)，要靠实践来解决。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实际相结合，开始认识到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很不发达，从不发达到发达要经过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个认识已经接近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可惜没有沿着这一正确的思路继续前进，反而深受斯大林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影响。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有关理论，又有许多重大的失误、偏离和扭曲。特别是在指导思想上急于建成共产主义，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偏重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对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注重不足，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求单一，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实际上被消除，只注重重工业的发展，忽视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斯大林急于求成、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和实践，对苏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理论上提出了所谓“大过渡论”，即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看作是过渡时期，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且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这是对社会主义阶段认识上的倒退。在实践上，他制定了许多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政策，脱离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P14)。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认真总结了我国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经验教训，强调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就必须认清国情，认清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确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过去经验教训，找到了失误的原因所在。他说，我们的失误主要是就在于没有搞清我国国情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之间的差别，对中国基本国情作了错误的判断，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急于求成，制定的政策超越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5](P269)

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的基本国情。一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指导地位已经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据此，他认为“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5](P206)，我们经过奋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另一方面，我国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落后，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还占相当比重，我们的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与此相联系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僵化的教育、科技、文化体制，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封建思想影响很深。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生产力落后的情况，邓小平说：“现在虽然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不成熟”、“不够格”、“不完善”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对我国社会状况和基本特点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同时，邓小平和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的认识和定位也在逐步走向成熟。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上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并指出：“我们的社会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须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随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确认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论断，并以“物质文明不发达”作为这个阶段的根本特征。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从论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特征及其客观依据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5](P252)邓小平在这里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者之间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讲得十分简明、清楚、准确，从而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依据邓小平的论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现状、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历史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党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是非常科学和准确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其一方面指明我国的社会性质已经属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另一方面又指明我国还是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不成熟阶段。不发达、不成熟首先反映在生产力落后这个决定性因素，正是由于生产力落后，它又制约着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成熟。因此，要达到马克思所预见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成熟状态还要走很长的路。

邓小平创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在中国的具体化，是党和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正确认识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党和错误认识的纠正。他把党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从过去僵化的固定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是按照一个模式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解决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而邓小平强调了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的特殊性，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而来，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当的落后，超越实际、脱离国情，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必然出现失误和偏差。邓小平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建国以来主要是1957年以来经验教训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科学总结，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发展，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一次伟大的飞跃。

三

1989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使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更加成熟。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动摇。多次强调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199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6](P1637)。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十四大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加以概括，再次强调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超越阶段。十四大还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主要内容写入新党章的总纲。“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4](P15)。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鲜明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石，是党指定和贯彻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他明确指出：“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4](P15)，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而且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200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继续强调：“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7](P178)

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加以运用和创新。在建党70周年的大会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科学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十四大以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分别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规划和部署。和党中央深刻地认识到：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的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的关键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在党的十五大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强调了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九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进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指出了准确把握这一基本国情的极端重要性，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这个纲领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展开，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确立基本国情(依据和出发点)到基本思路(总体战略)再到基本纲领(奋斗目标)的完整科学的发展过程，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更加全面。

强调要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形势，加快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是一个从不发达走向比较发达的过程，其中间必然要经历若干个发展阶段。在5·31讲话中指出：“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8](P4)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

一、第二步目标。在一个十二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党的十六大上进一步指出：“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9]因此，党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既要看到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变化，又不能忘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事实。党和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们党的重要历史任务和党在新世纪实践“三个代表”的重大举措提出来，要求全党和全国上下要抓住机遇，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力争到建国百年的时候，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更加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放眼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紧密地联系起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7](P177)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要依靠共产党人根据革命和建设的每个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而制定的基本纲领的不断完成来实现。基本纲领因为每个阶段的客观实际不同而不同，但每个阶段的最高目标是相同的。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这也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7](P178)。然而“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的多了。”[7](P177)关于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关系的论述，使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准确地认识了当代的历史使命，又明确了将来的远大目标。

四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确立了根本出发点，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充分的思想准备。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奋斗目标，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因此，这个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完成初级阶段的历史使命，“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5](P379-380)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从实际出发，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5](P25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既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认识和政策，又拒绝了那种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张。实践证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要做到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个实际。”[9](P29)只有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能真正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找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避免“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武器。

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仅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同样具有重要影响。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开始走向繁荣与富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由落后、不发达走向现代化、发达的必经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虽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严重的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坚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小康、走向现代化，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效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广大的第三世界落后国家谋求现代化提供了经验，走出了一条新路，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一个先例，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出光辉的发展前景。因此邓小平豪迈的说：“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5](P321)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关键是要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党的科学的思想路线的创立者和倡导者，他在与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初，他能够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但当他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时候，就出现了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邓小平总结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正确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找准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更加明确地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党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8](P4)因此，他坚持和运用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时又能够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发展，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立足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又不迷失前进和发展的大方向。 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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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8].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与时俱进，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J].求是，2002，(12)

[9].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18(2).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