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大众语言兴衰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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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大众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曾经是二十世纪左翼文学鲜明的理论主张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文学实践。左翼文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提倡文学大众化,而文学大众化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语言大众化。左翼文学的性质也决定了大众语言不仅是传达工具,而是思想精神本身,大众语言对左翼文学来说是本体性的问题。综合瞿秋白、、周扬、茅盾、周文等人的论述,大众语言是这样一种语言:包含大量的大众口语的成分,大众能看懂能听懂,负载着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语言。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这方面取得了文学实绩。但是,初见成果的大众语言并没有随着曾支持过它的新政权的建立继续展开,全面推广,相反,它逐渐退出中心舞台,直至烟消云散。这就是本文要思考的问题。此外,大众语言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功能极强的文学语言实践已经离我们远去,左翼作家及其创作在当下的语境也并不讨好,但21世纪初就“汉语写作”问题发言的作家们为什么每每提及赵树理、周立波,当代作家在什么维度上提及前代作家?大众语言文学实践对新文学汉语写作的探索进程有无贡献?这也是本文要思考的问题。

一

20世纪40年代初尽管延安文艺界大力提倡文学的大众化,已明确提出文学语言的大众化之途是学众的口语,但作家们对大众语言还停留在理论认知阶段,缺乏自觉的艺术实践。延安的作家绝大多数是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的作家,深受启蒙思想、五四新文学、西方文学及苏俄文学影响,已经形成了知识分子话语的“知识型”,有特定的概念、规范和领域,其意义和规则在知识分子看来是不容怀疑的知识。我们“既可以从形式的角度将话语视为一种具体的、带有规范性的语句或言说方式?熏又可以在抽象的意义上将话语理解为一种隐藏在言说活动深层的知识蕴意或意向?熏在这种蕴意或意向中隐含着特定的文化判断和意识形态倾向?熏因而才有可能支配言说活动本身”。①知识分子话语规定了小说的语言方式。

丁玲的小说语言很有代表性。她的小说中,大量存在叠加成串的定语及繁复的长句。在1940年创作的《夜》这短篇小说中,超过80个字的句子有四个,最长的句子连标点在内共121个字。长句固然是西化语,但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精密思维的体现,它力求将事物说透写全。丁玲的小说语言是审美的、自我表现的,其小说用于描写各种情绪念头交织在一起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笔墨相当多,她的小说常直接或间接地描写主人公对外面世界的感受,语言充满了个体的生命感受和作者的体悟。丁玲小说语言还具有思想启蒙的价值取向。《东村事件》这样书写落后农民见到地主的神态:“陈得禄的眼光,象一双被打伤了的狗的眼光,求救的,惭愧的,恐慌的,而且把两手垂了下去,失去了知觉似的倚在门边,索性又把脸转向院子去了。”小说还评价道:“他们比牛马还被压抑得可怜,比牛马还驯服,虽然说他们心里燃着暴烈的火,但是这些火只会烧死他们自己。”②这些文字很象路翎小说的语言,词语感情色彩强烈、浓重、极端,语句的情绪复杂纠结,即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又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笔锋直指农民落后的精神世界,具有鞭挞的意味。如果不改变知识分子的话语形态,即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不转移到大众的立场上,大众话语权力只会在理论上被讨论,大众语言的实践也无法展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熟悉群众的语言成为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先决条件,成为为工农兵服务的必要条件,大众语言才进入全面的实践阶段。作家们无法不重视文学语言的转变,因为从语用学的角度看,叙述者语体的转换是身份认同行为,是一种策略,是说话人利用符号资源进行角色定位的行动。语言是区别不同社会群体的主要基础,人们对社会群体的关注通常会转移到该群体使用的语言特征上,使用一种语体就是对某一群体的认同,作家的创作语言转向群众语言就是作家向工农兵的认同行为,是否使用群众的语言是作家是否与工农兵结合的一个外部标志。

经过了近十年文学大众化探索的赵树理,在这一次大众语言实践中脱颖而出。他的贡献在于成功将带有方言特色的农民口语化入五四以后的现代汉语中,其小说大量使用常用词和短句子,句子语法简单,主谓宾简单分明,有修饰、限制性的成分,但描绘性、形容性的修饰成分很少,提炼并适当使用方言词汇,运用具有俚俗特点的修辞方式。通过这些方式,其小说语言大大地增加了中国民众口语的因素和表述方式。相对于丁玲小说语言的欧化、书面化和知识分子化,赵树理小说语言则是本土化、口语化和民众化的现代汉语。赵树理小说语言中充满了大量的新术语和政治革命术语:“婚姻自主”,“斗争”,“压迫”,“翻身”,“农救会”,“同志”,“八路军”,“共产党”,“抗日救国”,“主观主义”等等,以及大量的关于革命道理的陈述。不同的政治思想可以用同一套语法体系传递,但决不能用同一套词汇体系来表达,大量的政治革命术语说明这套语言体系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思想及话语方式。赵树理的小说语言是在白话文基础上吸收口语的词汇、语法和西方的思想词汇形成的,这种语言广受肯定,是成功的。用农民的口语言说革命理论,由于中国话和外国话、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必然会对理论原义有所修改或减损。语言即思维、精神,一种语言的形成标志着一种文化成型,以农民口语的方式言说革命思想即标志着革命农民文化的成型,也标志着革命农民话语的生成。

革命农民话语既有关于革命的言说,又有表达朴素生活理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的文化倾向。它与知识分子话语不同,革命农民话语从感性生活层面上肯定革命活动带来的福祗,知识分子话语则常从理论层面上指出革命活动中的不足。在革命农民话语中的农民必然是可亲的、可赞的,即使落后农民也是可理解可原谅的,所以赵树理小说只是以嬉笑幽默的语言写出二诸葛和老秦的可笑,却不加以严厉的批判。赵树理的小说全部围绕事件展开,具有农民式的娱乐取向而非知识分子的审美取向,与丁玲以人为中心的充满着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品评和与自然的交感的语言显然不同。革命农民话语更接近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话语。周扬称赞赵树理的小说在人物语言之外,叙述者的语言也是群众的语言,并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是的,知识分子语言呈现的总是知识分子对世界事件的看法,而群众的语言呈现的则更多的是政治权力话语的文化、意识形态倾向。赵树理的小说语言是包含大量的农民口语的成分,农民能看懂能听懂,负载着革命意识的语言,同时满足了大众语言的两个要求。推广这种语言既可以改变欧化的、书面化的不为工农读者喜欢的语言现状,又可以驱除知识分子话语的蕴意,所以被树立为语言变革的方向,得到了大力提倡。

经过大众化的冲洗,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语言明显改观。丁玲并没有在方言土语上下功夫,长串的定语及粘连的句子有所减少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在这部小说中,对落后农民严厉的批判没有了,与情绪交相呼应的环境描写减少了,她仍然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但人物心理虽复杂却条理清晰,不再是混乱纠纷的。丁玲祛除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审美趣味。从某种意义上讲,丁玲更深地领会了“大众化”、“大众语言”的真味。语言决定思维,人只能用语言思维,而且只能在语言规定的方向上思考,离开语言人的思维将是混沌一片。那么,改变语言就是改变思维,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学习群众的语言意味着放弃知识分子话语。

在学习群众语言的热潮中,周立波开始从美学上关注农民的口语,农民的口语就是方言,周立波开始探索如何将农民口语/方言纳入现代小说语言,形成小说浓郁的地方色彩,并把这种探索持续到建国以后。在权力机构的提倡及赵树理的示范下,孔厥、葛洛、洪流、康濯、柳青、欧阳山等一批作家都学习用陕西、山西的农民口语进行小说创作,大众语言实践至此达到高峰。

二

如前所述,建国以后大众语言并没有在小说创作中全面铺开,柳青、康濯、欧阳山逐渐放弃了延安时代简单平易的语言方式。平易直白的语言文学表现能力毕竟有限是一个原因,但是,大众语言逐渐边缘化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建国以后,文学需要一种与国家意识形态相称的语言体系,而大众语言不能胜任如此重大的使命。1949年以前,政治权力话语借助革命农民话语驱除知识分子话语,但它自身在当时也处在边缘的、受打击的、民间的位置上,所以与革命农民话语有相当大的重合,群众的语言尚能满足它的言说需求。但是建国以后,政治权力话语跃升为绝对中心话语,与革命农民话语差异越来越大,这时民众的口语为主流意识形态发言则显得力不从心。

十七年小说描写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但口语无法有效地言说抽象的精神世界,因为口语作为日常语言具有强烈的“游戏性质”,它必须要结合相应的行动及情境,语意才能明确无异。口语是民众生命体验与生活经验的居留,不但是一般的见解、朴素的认知,而且还具有与主流话语相悖的民间性质。比如,各种民间歌谣(除了50年代的民歌)历来都包含着民间意识的异质性。“李有才板话”之类的民谣,在40年代的解放区是讽刺地主把持的基层政权的,但建国后,就有可能嘲讽新的地方政权。实际上,1948年茅盾就指出,方言“必须在‘大众化’的命题下去处理,这才可以防止单纯提倡方言文学所可能引起的倒退性和落后性”。③50年代初也有人提出,过去用方言写农民,有革命意义,但全国解放后,不宜再用方言来创作,来写农民。方言文学引导人们向后看,走向分裂。周立波为此还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④从政治权力话语出发,对口语/方言的戒备并非没有道理。大量运用湖南话、民俗书写充分的《山乡巨变》虽然没有产生倒退性,但也冲淡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气息。此外,口语是零散的、逻辑性不强的,无法形成中心话语雄辨的、不容置疑的气势;口语平易、自然,俚俗的特性也无法形成政治权力话语所需要的雅正、庄严、雄浑、阔大的风格。在这种情形下,以群众的口语为基本特点的大众语言就很难得到政治权力机构的支持了。

柳青小说语言的转变相当有代表性,将1945年创作的《土地的儿子》和1957年创作的《创业史》相比较,这种转变一目了然。为了便于比较,使比较结果更为合理,我们将《土地的儿子》与《创业史》的第八章⑤比较。

一、《土地的儿子》字数比第八章多,但前者中的政治术语有18个,后者中的政治术语则超过25个。前者的关键词是“土地”,后者的关键词是“互助组”。

二、《土地的儿子》大量使用常用词,而第八章则多处使用雅正的词:恋恋难忘,娓娓动人,知友、和谐、柔情、钦佩、俨然、咄咄逼人等,还使用了不少褒义词,如:意志力、正义感,嫉恶如仇,一马当先、正直的秉性等。

三、《土地的儿子》语气平谈,而第八章使用强化的肯定句和否定句,有时肯定、否定连续使用,形成鲜明对比。如:“这不是郭振山个人的损失,这首先是党和人民的损失!”或者利用反语,加强否定,如“俨然只有他郭振山是共产主义思想!”

四、在感情抒发方式上,《土地的儿子》学习赵树理小说,把人物的感情寄予在动作、行为、人物语言上,而《创业史》的叙述者时时现身,直接抒情,如:“生宝年轻人的心灵,在那次整党会上,受了多大的震动啊!”“生宝想着,多么为下堡乡五村今后的工作担心啊。当一个能力强的领导人,走上歧路的时候,在他领导下的正直的同志,心中是什么滋味,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啊!”

五、第八章乃至整个《创业史》常出现格言警句式的句子,如“共同的事业常常把肉体上是两个人,变成精神上是一个人,彼此难舍难分。”小说语言的转变强烈地呼应着话语形态的转变。关键词的替换说明话语的核心概念从物质基础转向上层建筑,政治术语的增多说明政治意义的增多。《土地的儿子》以常用词和平淡语气质朴地诉说土地和农民的血肉关系,《创业史》则是按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整合,对读者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创业史》描写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那些褒义词和强化的肯定句、否定句形成了斩钉截铁、不容怀疑的是非判断;格言式的语句带有总结人类经验,指导人们做出正确决策的意涵;大量的政治术语和雅正词语以及直接的歌颂,造成了居高临下的气势,让读者心存敬佩。

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创业史》为代表,小说语言又出现了书面化、欧化、远离民众口语的倾向。政治权力话语必须使用规范的书面语,方可清晰地表达。梁生宝曾和党支书讨论如何正确理解党的政策,他们区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意义有何不同,这种鉴别必须依赖西方语言的语法结构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创业史》充满了梁生宝关于共产主义、私有制的思考,柳青“将作者的叙述与人物的内心独白,糅在一起”,他说:“我想使作者叙述的文学语言和人物内心独白的群众语言,尽可能地接近和协调,但我的功夫还不够,为了使读者不至于模糊了作者的观点,只好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作者的评论,使思想内容更明显、更强烈一些”。⑥不是柳青的功夫不够,是因为群众的语言无法使思想更明确。工具论语言观以为,人凌驾于语言之上,人可以任意驱使语言,但语言的自足性、“教条性”常令人无可奈何。语言甚至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言是牢笼,人不得不屈服于它的规则。如果非用群众的语言来写梁生宝的内心独白,梁生宝就会降低为老杨同志。十七年小说中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不折不扣的西方话语,它的知识型、文化选择决定了它的欧化的语言方式。虽然十七年文学理论还提倡学习群众的语言,但群众的语言已经丧失本体和主体地位,作家们也笃信要学习工农兵群众的语言,但在《创业史》中群众的口语/方言是细枝末节的点缀和装饰,是小说语言生动有趣、接近现实的一种技巧,不能产生冲淡政治权力话语的作用,也不能产生地方特色、民俗风浓郁的审美效果。

三

“大众语言”的文学实践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但对民众语言的重视却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传统。温儒敏先生说:“所谓现代文学的传统,主要应该指那些逐步积淀下来,成为某种常识,或某种普遍性的思维与审美的方式,并在现实的文学文化生活中起作用的东西。”⑦在“大众语言”文学实践之外,当然也有作家吸纳并书写民众的口语,但是政治权力机构以行政权力号召作家们学习群众的语言,其威力是部分作家的美学追求不可比拟的。当下的文坛已经不提学习民众的语言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作家的集体无意识,不用提了。当下的小说进行乡村或市井叙事时,自然会运用有方言口语特征的语言,其叙述语言形成了形神兼备的话语场,与人物的文化特征、心理结构文丝相扣。在中国大陆,这样的文学成绩不能说与前代文学的努力无关。作家未创作之前就已经处在前代文学庞大的话语场中,前代的文艺理论及作品或以记忆或以印刷物这种“凝固的话语场”预先制约着他们的创作。2004年韩少功在清华大学讲演时说:“我在农村,觉得很多农民的语言真是很生动,也很准确,真是很有意思。”“同农民相比,很多知识分子说话真是没意思,听起来头疼,烦人。”⑧此番表述与解放区的言论何其相似。单纯地谈重视民众的语言不足以突出它的意义,但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现代中国小说语言、现代汉语是在西方语言的规范下形成的,它的意义就会有所彰显。

大众语言对民众口语的借鉴,穿越时空,成为本世纪“汉语写作”之主张的传统资源,为该主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汉语写作”的提出是近百年来人们对现代汉语现代性的又一次反思。整个现代中国文学既是一个向外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回归自我传统的过程。在强大的现代性压力下,向外学习的过程被认为是主要的,表现在文学语言上,就是更重视向西方语言学习。20世纪20年代,文学语言基本上是西化的,30、40年代人们开始反思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文学语言回归自我的传统,主要是吸收中国民众的口语。老舍、沈从文用北京话、湘西口语创作;左翼文学指责白话文远离大众,提倡大众语,开始尝试用大众的口语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众口语得到“文章上山,文章下乡”的大众化创作的重视;40年代解放区的大众语言实践也是这股回潮中的一部分。建国以后,前三十年文学为政治服务,后二十年文学进行各种先锋实验,语言形式都是西化的。50年的西化后,“汉语写作”意识终于觉醒,提出建设优质的现代汉语,重树“汉语写作”的主体性和自信心,彰扬“汉语写作”的特性。从文学语言回归本土出发,赵树理、周立波就常和老舍、沈从文相提并论,他们的文学实绩也成了历史上“汉语写作”的收获。韩少功说,沈从文、老舍、赵树理在吸收俗语和口语上尤有特色,他还说,赵树理、老舍、沈从文、周立波,以及其他一些从解放区出来的工农作家,他们的写作给白话文增添了虎虎生气。⑨李锐也认为老舍、赵树理是汉语写作中杰出的叙述者。⑩

赵树理在他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把当时文学语言的洋化归咎于五四文学传统,对此深表不满与无奈,但他写道:“我尚未完全绝望者仍在语言,学生们作起文来,讲起有稿子的话来尽管洋化了一点,但他们无论自己互相谈话,无论与老一代谈话,基本上用的还是传统语法,有朝一日他们觉得那种书本话的调调不得劲,而想改得自然一点,这种大众语法的基础还存在,采用起来还很现成。”{11}的确,民众的口语作为各地方民众的“母语”,根本不能被民众抛弃或遗忘,政治、经济活动可能给它注入大量的词汇,却改变不了它的日常性、本土性和民众性。新时期以来,当小说创作想从政治话语和西方话语中挣脱转向传统、民间时,民众的口语便浮出历史地表,成为小说创作去政治化、去殖民化、去普通化的“现成”资源。激烈反对语言自我殖民的李锐,回归作家的口语。韩少功在1999年追述道:“从八十年代开始注意方言,这种注意是为了了解我们的文化。”{12}这就是说从提倡文学的根扎在传统民族文化中,以期挣脱政治对文学的束缚,重塑文学民族身份之始,方言即口语就跃入其视野。《马桥词典》焉不是长期关注民众口语的结晶?小说对“马桥词汇”独特意义的阐释正是对普通话的反思。80年代后,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少有人继承了,然而,很多传统“是以幽灵化的形式”在当下的文学中起作用,在“汉语写作”对大众语言有限的召回中,赵树理对民众口语的坚持以一种没有真身的魂灵、精神重现在当代小说创作中。{13}新晨

大众语言实践的另一积极成果是对方言的开掘与书写。左翼作家在这方面用力甚勤,他们把广东方言、山西方言、四川方言、陕西方言和东北方言引入创作,虽然左翼文学是从教育大众的意义上书写方言的,但客观上丰富了现当代小说语言,使上述方言广为流传,为人熟知,为新时期以来小说的“方言写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从创作上讲,为新时期小说创作如何利用方言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从阅读上讲,用这些方言创作,读者的理解障相对少一些。赵树理、周立波小说由于大量地采用方言和书写民俗而产生了稀释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为新时期小说的“方言写作”提供了某种启示。

王庆华中科技大学

注释

①孙文宪:《话语分析——文学言说中的文化选择——语言批评方法论之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6期,第62页。

②丁玲:《丁玲短篇小说选》(下),第5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下册),第12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④参见周立波:《周立波文集》(5),《方言问题》,第543——54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⑤参见柳青:《柳青文集》(2、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八章既没有大段的政治论述,也没有大段的内心独白,是普通的一章。

⑥柳青:《柳青文集》(4),《美学笔记》,第3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思想史取替文学史——关于现代文学传统的二三随想》,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⑨《现代汉语再认识》,林建法、乔阳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第25、2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0}王尧、李锐,《本土中国与当代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沈阳),2002年2期。

{11}赵树理:《赵树理全集》(6),第480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