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化先驱巴克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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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随着后金政权的建立,满族的初步形成,一批满族(女真)知识分子—巴克什应运而生。他们是满族文化的先驱,也是满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时又身兼军事,披甲出征,建树军功,在后金政权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为清朝开国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巴克什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一个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群体。在前人和今人的着述中,对巴克什或作为名词,或作为一种制度,只给以简单解释或叙述,尚无深入研究。本文拟将巴克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个文化群体,就其产生的背景、作用以及消亡的原因等问题做一论述,敬请专家指教。

一、巴克什群体的产生及其特点

巴克什,亦作榜式、把式、榜什等,其缘于蒙语。《清文鉴》释为“儒”,或为汉语“博士”一词的借音。《清文总汇》释为:前辈贤哲之先生,乃尊称;读书人。清人笔记《听雨丛谈》说:“巴克什……乃清语文儒谙悉事体之称”1。从上述解释看,巴克什,乃有知识之人,即文人。但有关巴克什的具体情况,史籍中未见明确记载,仅见“巴克什”一词在《满文老档》中曾频繁出现。如:乙卯年(1615)十一月,“为记录仓库粮食的出入分配,任命了十六名大人和八个巴克什”2。天命六年(1621)七月,努尔哈赤下令在八旗中设立学校,选出八位巴克什分别为各旗师傅,他在下达的指令中说:“钟堆、博布黑、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贝、扎海、洪岱,选为这八旗的师傅的八巴克什。对在你们之下的徒弟和入学的儿童们,能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这就是功”3。七年二月,他派“备御三人、巴克什四人随方吉纳去清查新来的户、人口、男人的数”4。八年四月,努尔哈赤谕:“管粮的巴克什库里、纳泰、达扬阿、罗济由千总升为备御”5。同年五月,努尔哈赤又命巴克什把他赏赐的档子分写成八部,给每旗一部,他说:“要把一部档子写成八部。革职时,八部档子一齐注革。登记官职时,八部档子同时登记。如果那样,你们巴克什是好的”6。可见太祖时,巴克什并非官名,而是对文职人员的通呼。这些人读书识字,能写会算,充斥于后金政权各个机构中,例如,负责管理帐目、记录档册、教授儿童等事宜。巴克什地位不高,天命八年(1623)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下达指示:“……受命工作的巴克什、工匠、台的的哨探、养猪的人、……这些人仅限自身免于纳粮”7。努尔哈赤把巴克什与工匠、哨探、养猪人等相提并论,可见其地位不过是后金的最下层小吏,只有当他们建功立业时才能晋升官阶。

此外,“巴克什”还是一种赐号。天命时,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实行绥抚政策,满族(女真)中一些兼通满、蒙、汉语之臣,频频出使,传宣汗谕,招纳降服,被赐号“巴克什”,如武臣赐号“巴图鲁”,乃属荣誉称号。据不完全统计,太祖、太宗时,赐号“巴克什”:有额尔德尼8、达海9、武纳格10、额克星额11、希福12、库尔缠13、库拜14、硕色15、尼堪16、达雅齐塔布囊17、龙什18。

天聪五年(1631)七月,皇太极设六部并谕令:“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如本赐名巴克什者,仍其名”19。

显然,天聪五年之前,巴克什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对一般文臣的称呼。二是作为荣誉称号,赏赐给有突出贡献之文人。无论一般文臣还是赐号巴克什,他们都是在后金政权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共同构成了满族形成初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只不过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一般文职人员,由于职级低下,故史不见经传,但不能否认,他们承担着后金(清)政权各部门中繁杂具体的文职工作,是职能部门正常运行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赐号巴克什,因其担当的职责重要,其业绩和作用突出,所以受到重视,尤其是达海、额尔德尼、希福、库尔缠、硕色等人对后金(清)时期的文化及政治有过重要建树,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性人物。

赐号巴克什具有共同特点。除政治上可靠外,都兼通满、蒙、汉语,是后金(清)在处理与蒙古、朝鲜、明朝诸多事务中亟需的人才。如:额尔德尼“纳喇氏,世居都英额,少明敏,兼通蒙古、汉文。太祖时来归,隶正黄旗满洲。从伐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赐号‘巴克什’”20。希福也“世居都英额,再迁哈达。太祖高皇帝既灭哈达,希福从其兄硕色率所属来归。以通满、汉、蒙古文字,召直文馆。屡奉使诸蒙古部,赐号‘巴克什’”21。达海“先世居觉尔察,太祖时来归。……达海幼慧,九岁即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召直左右,与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鲜聘问往还,皆使属草;……天聪五年七月,赐号‘巴克什’”22。

兼通满、蒙、汉语的巴克什大多是海西女真人。历史上,海西女真与蒙古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16世纪中期,居住在呼兰河、汤旺河流域的海西女真人分别迁到乌拉、辉发、叶赫、哈达河畔,他们与当地金代女真人后裔,以及蒙古土默特姓人杂居共处,分别形成乌拉、辉发、叶赫、哈达四部。其中叶赫部,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其始祖为蒙古人,本为土默特氏,14世纪中期灭掉原居住扈伦地区的纳喇部,占据其地,遂改为纳喇氏,并受当地纳喇氏女真人风俗的熏陶,使用女真语。16世纪后期,哈达部沿哈达河(今辽宁省西丰县小清河)一带居住,南与辽东地区汉族相邻,西与蒙古科尔沁部接壤,在日常交往中,哈达部女真人逐渐学会使用汉语和蒙古语。前文中提到的都英额地方,据《盛京通志》载:都英额在兴京(辽宁新宾永陵)东北一百五十里、开原东南二百一十里。据此,可知都英额应属哈达部。由于历史、地理等多种原因,一些海西女真人兼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太祖时,赐号“巴克什”,除女真人(满族)外,还有蒙古族人,如武纳格,“姓博尔济吉特氏,其先居叶赫,后隶蒙古正白旗。太祖高皇帝创业兴京,诸蒙古向化,武纳格率七十二人来归。有勇略,通蒙古文及汉文,赐‘巴克什’号”23。

赐号“巴克什”在天命年间居多,以后渐少。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顺治五年(1649),原国史院大学士刚林,“以赞理机务忠勤懋着,授三等男,赐‘巴克什’号”24。以后则未见。

巴克什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明代东北地区女真人善骑射,尚勇武,但文化落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为父祖复仇,随后兼并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攻占辽东,定都沈阳。在几十年征战中,努尔哈赤意识到,武将们驰骋疆场,南征北战,同时,儒臣也必不可少。他需要他们参与谋划、记录档册和史事、政令、军令及公文、开展

教育,培养人才。特别是后金政权建立后,处于三大敌对势力包围之中:南有明朝,东有朝鲜,西有蒙古。后金为剪除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先后征服了漠南蒙古和朝鲜。在与蒙古及朝鲜的频繁交往中,后金政权亟需一批兼通满、蒙、汉语的儒臣。当时努尔哈赤身边不乏汉儒生,如龚正陆、宁完我、范文程等。但努尔哈赤不信任汉人,尤其到了晚年,其仇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理日益加重,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25,于是,一批满族文人受到努尔哈赤的提拔和重用。

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下,巴克什应运而生。他们是满族早期文化的代表,是满族文化的先驱。他们不负众望,用其知识和智慧在清开国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二、巴克什的历史功绩

后金时期,凡缮写对明朝、蒙古、朝鲜文书,奉使周边地区和邻国,登记档册,收纳章奏以及联络汗与诸贝勒事务等文职工作,均由巴克什负责。除上述日常工作之外,赐号“巴克什”更承担了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对满族文化的崛起及后金政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满族文化的先驱。努尔哈赤兴起前,东北各部女真人处于相对独立状态,文化落后,没有文字,没有教育,更无典籍。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事业的发展,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对文化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发展民族文化首先要解决语言文字问题,其“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26。操女真语而书蒙古字,这种语言和文字的矛盾给努尔哈赤内政外交带来诸多不便,也是发展民族文化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

女真人原有文字即女真字,它始创于金朝初年,有女真大字和小字两种。随着金亡元兴,在女真地区,先是蒙古文和女真文并行,尔后女真文衰落,至明朝中期已渐失传,临近蒙古地区的女真人改用蒙古文。努尔哈赤兴起后,对内,向女真人军令、政令、记注政事使用蒙古文;对外,与明朝、朝鲜的文移往来也使用蒙古文。创制与自己母语相和谐的文字迫在眉睫。于是,努尔哈赤于已亥年(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仿蒙古文创制文字,于是,一种新文字—满文诞生了。初创满文没有圈点,故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老满文在女真地区推行33年,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初创,缺乏经验,老满文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天聪六年(1632)三月,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改进老满文,指示:“国书十二头字,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27。达海受命对老满文“酌加圈点,分别语气。又以国书(满文)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叶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由是,国书之用益备”28。改制后的满文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及巴克什达海用智慧和心血创制和完善了满文,达海尤其“以增定国书,满洲群推为圣人”29。达海是太宗时文馆领袖,改进满文后不久病逝,年仅38岁。这位“圣人”死殓时“求靴无完者”,找一双完好的靴子都没有!其一生可谓勤敏清廉。

满文自创制之日起,即在女真地区广泛推广使用。巴克什又承担起传授满文的责任。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指示:作为八旗师傅的八位巴克什,无须涉足他事,专心教习子弟,使之通晓书文便是功30。满文的推广和学习很快取得了成效,《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九日条载,“每牛录各派十人写档子”31。若按照《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二月记载的230个牛录计算32,八旗应有2300人写档子。可见,从已亥年(1599)创制满文,到天命六年(1621)仅20年时间里,已有相当一部分女真人掌握了老满文。至太宗时,更以行政手段强化满文的使用,使满文功效得以充分发挥。太宗命巴克什翻译汉文典籍,用满文记注政事,撰写诏令、庆贺表文及其它文移等。设立八旗学校,令八旗子弟学习满文。

满文的创制与颁行,促进了满族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对一个民族而言,没有文字,就不可能形成本民族文化,更不可能推动文化向前发展,只能永远停留在原始的口碑阶段。所以,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等人创制满文为满族文化兴起和发展开拓了道路。满文之创制解决了满族人学习文化的文字障碍问题,推动了满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巴克什用满文译书、记录政事、编写历史,又是满族文化崛起和发展的突出标志之一。至天聪六年(1632),达海等人已译成的汉文典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天聪十年已完成的《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应是满族文化史上第一部史学的开山之作。尽管有汉儒臣参与编修,却是以满洲巴克什希福、笔贴式刚林等人为主,以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库尔缠所修《老满文档册》为蓝本,用满汉文写成,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这时期,用满文记事的档子、各种文件,汇编成后来的《满文老档》,记述了自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清崇德元年(1636),共30年间,太祖、太宗两代人艰难创业的历史。它是满文化的重要遗存,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珍贵史料。

巴克什创制满文、传授满文、翻译典籍、记述历史,实具开创满族文化新纪元的意义,开满文化发展之先河,成为满文化之先驱。

满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巴克什兼通满、蒙、汉语,与汉人交往频繁,翻译汉文典籍,为满汉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太祖时期,巴克什职司尚未明确划定,只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分工:达海负责翻译汉文典籍、缮写对明朝及朝鲜方面的文书,办理交涉。额尔德尼、库尔缠等记注国家军政大事。

太宗即位后更定官制,天聪三年(1629)四月,设文馆,分定文臣职司:“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文典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33。太宗置文馆,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通过翻译汉文典籍,借鉴汉族的政治、军事经验。二是记注本朝政事,总结执政之得失。至天聪六年七月,达海等人已译成《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正在翻译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

巴克什翻译汉文典籍为在满族社会传播汉文化做出了贡献。首先。清(后金)统治者从汉文典籍中吸取统治经验。皇太极执政时,一面力图维护满族传统文化,一面倡导汉文化,仿明制建政;崇儒家而求思想划一,接受并宣扬“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按儒家的伦理道德变易满族的陋规恶俗。其次,汉文典籍也是满族人学习文化的教材,这使得汉文化在满族社会得以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如忠孝节义观念在满族人思想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喜欢《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视其为神加以崇拜,广建关帝庙。同时,一部《三国演义》也成了满族人的军事教科书,从中汲取军事营养,指导战争。清初,巴克什译汉文典籍,其意义之重大,正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说:“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知晓。……达海与额尔德尼应运而生,实佐一代文明之治”34。

通使蒙古、朝鲜。太祖太宗时期,巴克什除在文化上做出突出贡献外,还充当了联络漠南蒙古诸部及朝鲜的使者,他们主要是额尔德尼、硕色、希福、索尼、库尔缠、达海等。后金兴起后,位于后金右翼的漠南蒙古林丹汗等,与明朝缔结了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只有征服漠南蒙古,才能解除后金进入辽沈地区的后顾之忧。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决意征服漠南蒙古。此时一批长于蒙语之人来归,自然受到器重,他们奉命出使蒙古诸部,传递书信、宣布汗谕,绥服蒙古王公贝勒,与他们谈判,和他们盟誓,成为后金实行对蒙古诸部政策的得力人物。如天命初年,经过对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的笼络、瓦解、联姻、军事等手段,终于使其在政策上发生重大变化:由联合明朝抵御后金,转变为联合后金(清)对抗明朝。天命四年(1619)十一月,努尔哈赤派巴克什额尔德尼、库尔缠、希福和大臣绰护尔、雅希禅五人携带书信和誓词与之会盟。双方在冈干塞忒勒黑处,杀白马、黑牛,烧誓词,对天盟誓:“合谋并力,与明修怨”,违背盟誓者“溅血、蒙土、暴骨以死”35。

皇太极即位之初,形势严峻,明军坚守辽西走廊一线,固若金汤,能否彻底解决漠南蒙古,就成为打开局面的关键。巴克什们为绥服蒙古,奔走于长城内外。天聪二年(1628)九月,皇太极率军西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命希福前往科尔沁部征调军队。然而科尔沁诸贝勒俱不奉召,土谢图额附奥巴虽率兵启程,却擅自掳掠,未遵约与后金军会合。希福返回向皇太极汇报,皇太极大怒,复令希福率壮士8人前去邀奥巴,而奥巴率所部侵掠察哈尔边境,掠毕即回,又不来会36。十二月,皇太极派巴克什索尼等携带他的信赴科尔沁谴责奥巴。索尼至科尔沁,秉承皇太极旨意行事,待奥巴表示服罪并欲亲往沈阳,袒肉以谢时,索尼等随机应变,对奥巴温言抚慰说:“汝果引咎往朝,即弗获免罪,以远来故,当必悯怜,加以礼貌”37。翌年正月,奥巴至沈阳谢罪,皇太极又令希福、库尔缠重申原信中责问之意,奥巴“俱服罪”,自请处分38。从此,奥巴闻令即至,再未发生违约之事。科尔沁诸贝勒的驯服之难,从上述曲折,可概见一斑。同时,也可见巴克什们在通使蒙古的途中不辱使命,奔走劳碌的身影。在蒙古衙门建立以前,文馆中的部分巴克什独自承担出使蒙古,具体执行最高统治者对蒙古政策的各项任务。其后,他们仍以娴于蒙语和丰富的经验会同蒙古衙门(后改称理藩院)、都察院的官员同赴蒙古处理重大问题。崇德元年(1636)十月,内弘文院大学士巴克什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巴克什尼堪,会同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等前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等地,清查户口,编制牛录,同蒙古王公一起审理罪犯,颁布法律,禁止奸盗39。

经过太祖、太宗两代人的经营,漠南蒙古各部列为清之外藩,完成了从北方对明朝的包围。满洲巴克什们为此殚心竭力、出生入死,做了大量繁剧的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朝鲜是中国近邻,与明朝友好。在明清(后金)斗争中,朝鲜坚定不移地站在明朝一边。万历四十七年(天命三年,1619),在萨尔浒战役中,朝鲜派兵协同明军进攻后金,结果明朝惨败,全部朝鲜援军包括都元帅姜弘立等将官投降后金。太祖、太宗十分清楚朝鲜是后金(清)征明的又一后顾之忧。太祖曾多次派使者投书,希望以政治手段改变两者间的关系。至太宗,先后两次伐朝鲜,分别与之订“兄弟之盟”、“君臣之盟”,彻底征服了朝鲜。在后金(清)与朝鲜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巴克什们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沈阳状启》是朝鲜王世子一行做为清朝的人质,在滞留沈阳期间,由随行的侍讲院宰臣、讲官等向本国承政院呈递的情报的誊录。在崇德二年(1637)到顺治元年(1644)的“状启”中,皮牌(希福)、匿汉(尼堪)、加利(刚林)、卢时(罗硕)等巴克什及汉大学士范文程的名字频繁出现。他们到世子馆所或传宣意旨或办理交涉事宜,承担起清对朝鲜的外交事务40。他们忠实地履行职责,为巩固中朝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军事上的功绩。巴克什不仅是儒臣,又是武将。他们文武兼备,因文才受到重视,也积极参加后金(清)的军事实践活动,屡立战功,因武功得到提拔。天命八年(1623)四月,(管)粮的巴克什库里、纳泰、达扬阿、罗济由千总升为备御41;天命十年(1625),武纳格因“勤勉治政,能管辖兵”而升为三等总兵官42;库尔缠和尼堪因“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而为备御43;额克星额则提拔为副将44。太宗时期一些巴克什更是身居要职。巴克什在军事活动中,一是随军出征,利用他们兼通多种语言的特长,做沟通交流、安抚招降等工作。以达海为例:天聪四年(1630)正月,他随军征明,至沙河驿,以汉语谕降其众;至永平(今河北卢龙),乘夜攻其城,克之,太宗命达海执黄旗登城,谕官军百姓薙发来降;时贝勒阿巴泰等率明朝投诚副将孟乔芳等自永平入见,达海承旨慰劳之;先是,三屯营、汉儿庄俱已归顺,既而明兵袭三屯营,太宗虑汉儿庄降人复叛,令达海与启心郎穆成格等率兵前往侦查,仍以汉语谕之,遂抚定汉儿庄45。二是巴克什带兵作战,又是战场上的悍将与勇士。天命七年(1622)二月初八日,额尔德尼和达海迫使戚家堡投降,带来400人,牛马70头、驴40头46。三月二十二,额克星额出征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附近),俘虏了700人47。天聪七年(1633),武纳格同贝勒阿巴泰等攻山海关,俘获人、马、牛以归,明军追击,武纳格力战却之。事后太宗对诸贝勒大臣称赞说:“武纳格所在建功,今又为殿败敌。人臣为国,当如是也。”48库尔缠、尼堪等人还跟随太宗和诸贝勒出兵朝鲜。崇德二年(1637)正月,清军克朝鲜国都,尼堪和参领吉思哈等奉旨率部分清军退出朝鲜,途中有朝鲜兵于吉木海列营抗拒,尼堪率师进击,大破之,斩其平壤巡抚49。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这其中也有巴克什的一份功劳。

巴克什们由于忠诚和杰出的贡献,受到太祖、太宗的重用和信任,君臣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太祖时,巴克什额克星额官至副将,他在立誓中说:“我父在(我)年幼时抛弃离去。汗爱养了。如果不勤勉汗委任的公正的事务,邪恶地管辖禁令,在汗知道前,天先知道,将身死。”50额克星额的誓言表达了他对太祖的感激之情和对汗的忠诚之心。天聪六年(1632)达海病逝,其病危时,太宗对侍臣垂泪说:“朕以达海偶尔疾病,犹冀其痊愈。今闻病笃,深轸朕怀。”51太宗时,巴克什尼堪官至理藩院承政,希福官至内弘文院大学士,都跻身显贵。

三、巴克什的消亡

巴克什是在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创建后金政权的历程中,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至清入关前,尤其是后金时期,巴克什们独当一面,承担起全部文职工作。他们撰制满文、翻译汉文典籍、记注政事、编写历史,对传播汉文化,促进满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骄人的业绩。同时又能披甲执锐,或单枪匹马或带领属员出使蒙古、朝鲜,传宣圣谕,招抚降众,责任重大而繁难,甚至是出生入死。这一时期舞台上的巴克什,亦文亦武,显尽英雄本色。然而,随着清(后金)政权的蓬勃发展,到天聪末年,在政治或军事舞台上巴克什的身影日渐减少。至清入关后,作为第一个满族文人群体—巴克什销声匿迹了。这是为什么?迄今,这个问题被忽略,没有人作出回答。应当指出,巴克什的消亡同其出现一样,是满族文化初创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试作如下论证。

剖析巴克什消亡的原因,概括地说,主要有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的因素。

其内在原因,是巴克什自身文化底蕴不足,不能适应满族文化发展的需要。巴克什是满族早期文化的代表。他们及其先人世代生活在东北广袤的平原和崇山峻岭之间,以渔猎经济为主,后过渡到农业,比之汉人,仍欠发达。民族习性,善骑射,尚勇武,但文化落后。在满族形成前,散居东北各地的女真人没有文字,没有教育,更无文化典籍,有的只是口碑传承文化。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巴克什,其自身文化水准自然不会高。在文献中多记赐号巴克什“兼通满蒙汉文字”,所谓“兼通”不如说“兼懂”更准确些。巴克什懂汉文,对汉文化有所接触,但了解不深。巴克什中应以达海的汉文化水平最高。在朝鲜人李民寏着《栅中日录》中,把大海(达海)注为“华人”52。李民寏误认达海是汉人,可见达海汉语水平很高。而有些巴克什汉文水平则很差。天聪六年(1632)九月,内三院汉儒臣王文奎在《条陈时宜奏》中称:“自大海弃世,龙识革职以来,五榜什(巴克什)不通汉字”53。可见巴克什总体文化素质不高。太祖时期,后金政权是满族的单一政权,这一政权的文化含量很低,努尔哈赤诸子及众将都是不识字的文盲,唯有皇太极“仅识字”54。在这样一个重武轻文的民族里,兼通满蒙汉语的巴克什为数很少,也算是难能可贵了。他们应运而生,承担起后金政权的全部文职工作,辉煌一时,对后金政权的建设尤其是满文化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至太宗时,社会形势巨变。清政权已由后金时单一的满族政权改建成满蒙汉联合政体,整个东北地区以及内外蒙古“远迩诸国,在在臣服”55。此时,太宗皇太极需要的是,能为他建立封建国家政体和入关夺取全国政权献计献策的人才,并且是大量的优秀人才。而巴克什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不具备谋划军国大政的素质,其人数又少,所以,无论是巴克什的数量和质量,都已经不能满足皇太极的需求,而逐渐被汉儒臣所取代,致使巴克什在舞台上的身影日渐减少,至清入关后,则基本消失。唯有顺治五年(1649),大学士刚林被赐以“巴克什”号56。刚林之后,巴克什遂告绝迹。自身文化水平低下,终被汉儒臣和新型满文化代表所取代是巴克什消亡的根本原因。

其外在原因是,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及大量汉族儒臣加入后金(清)政权。太祖时,后金是满族的单一政权,文化也是由女真向满族过渡的单一的粗俗文化,巴克什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表,此时,历史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广阔空间。太宗即位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变单一的满族政权为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满蒙汉贵族地主联盟的多民族政权。他一改其父努尔哈赤排斥甚至敌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57,广泛吸纳大批汉官、汉将及其知识分子加入清政权。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明朝的士大夫与儒生即知识分子纷纷弃明归清。特别是在明清(后金)战争中,更有一批又一批汉官汉将自愿投诚投降,有的被俘而后降。太宗一律接纳,授予官职,给以特殊待遇。如,天聪五年(1631),后金攻取了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收降汉官达150余人58。七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率一万余人、各级将官100余人,航海归降59;第二年,又有明将尚可喜率领近万人归附后金60。崇德六年—七年(1641——1642),明清于松山、锦州一带展开战略决战,攻取了塔山4城,前后有数百名汉官汉将降清61。清入关前,加入清政权的汉官及知识分子以千计,而其降清(后金)的士卒则以万计、数万计;从战争中及从关内掠来的与投降的汉人(其中也有儒士),则以十万、数十万计!凡降清(后金)者,太宗皆量才录用,原在明朝有职务的,一律按原官原职甚至超过原级别授予新职务。其中,有不少是高级人才、高职务的汉官,被选拔到中央机构,进入统治集团,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决策。如天聪十年(1636)三月,太宗改文馆为内三院,范文程、宁完我、马光远、高鸿中、鲍承先、王文奎、高士俊、李栖凤等一批汉官、儒臣被选入内三院任职,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62。他们以深厚的儒学修养和杰出的才干而受到太宗的宠信,充当了他的心腹和可靠的谋臣。汉官儒臣大批加入清政权,产生了两个重大的历史后果:其一,从民族成份上说,打破了满族贵族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促使清(后金)政权的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其二,从思想与文化的意义上说,又打破了满族巴克什(后改称笔贴式)在清(后金)政权中的主导地位。汉官们既是官员,又是熟读经书,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至于没有任官职的儒生,亦出身于知识阶层,称读书人,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他们加入清政权,同时改变了该政权的文化构成成份,把汉文化带进政权内部,并进入满族社会。当后金政权进据辽沈地区即辽东地区,置身于广大汉人的生活环境,亦推动汉文化逐渐起到主导作用。于是,满族文化与汉文化开始融合,形成满族文化的“汉化”趋势,这在满族社会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上自满族王公贵族,下至满族平民,普遍讲汉语,仿效明朝服饰,喜穿汉人服装,而满语、满族服饰渐被本族人轻视。就连巴克什达海、库尔缠这样着名的满文化的代表人物,也一心向往汉文化,甚至屡次劝太宗改变满族衣冠,效法汉人服饰。可见满文化“汉化”已成一种时尚,表明其发展趋向大有不可逆转之势。这一文化现象,生动地证明汉文化不仅在清政权内部,也在满族社会生活中逐渐取得优势,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

做为最高统治者,太宗比其父努尔哈赤更向往汉文化。他深知汉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欲建立对汉人的巩固统治,特别是将来入主中原,一统天下,必须依赖汉族地主阶级与士大夫阶层及其汉文化,否则,就难以立足。因此,他确立了“以汉治汉”的战略思想,如上已指出,他大量招收汉官儒臣,壮大其政治实力;同时,他倡导汉文化,令达海等翻译汉文典籍,颁行国中,做为治国的准则和学习文化的教科书,仿明制建政,举行科举考试,录取成绩合格的满、蒙、汉生员;接受儒家重本抑末的思想,以农为本,发展农业经济。他还用汉族的传统文化,倡导移风易俗,改革满族的陋习恶俗等等。太宗的这些主张和政策及具体措施,大大加快了满族的“汉化”进程,也推进了满文化的改造,将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当汉文化有取代满文化之势时,太宗又极力维护满族的民族传统文化。他命达海改制满文,不遗余力地推行满语的实际应用。天聪八年(1634)四月,他下令:“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按他的说法,如“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等等,他要求今后“毋得仍袭汉语旧名,俱照我国新定者称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决不轻恕”63。他又特别强调民族服饰、骑射亦不得废,亦不能更改。他力图维护本民族的独立性,不致被汉族同化,同时,又倡导汉文化,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各自发挥其作用。他的主导思想,是在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适当吸收汉文化,用以促进本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主观意图如此,但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制定并实施上述各项民族政策与文化政策,从形式上看,确是维护并保持满族文化的诸多特色,而其内涵却包容了汉文化的内容。汉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强大的穿透力,向满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显示出她的影响无处不在。

太宗时期,是满汉文化合流,满文化渐趋“汉化”的时期。巴克什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仍有发挥其作用的空间。然而,涌入清政权的大批汉官儒臣已经取代了他们的部分职责,如起草国书、皇帝谕旨、诏令等,已改由汉官负责,尤其是对明的具体政策、策略,以及相关的文移往来,非汉官莫属。至太宗后期,巴克什不再占主导地位,已显示出让位汉儒臣的明显趋势。清军入关后,满族文化转型,确立了以儒家为指归的统治思想。在转型的大潮中,满族文化早期的代表—巴克什终被历史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新一代满族文化人。

参考文献:

1(清)福格《听雨丛谈》卷8,页181,中华书局1984年版。

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下同),第一分册,页32。

330《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册,页40。

4《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二分册,页121。

54143《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29。

6《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46。

7《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4,第二分册,页164。

8《满汉名臣传》卷8,页207。

9《满汉名臣传》卷3,页56。

10《满汉名臣传》卷2,页20。

11《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10。

12《满汉名臣传》卷3,页53。

13《满汉名臣传》卷3,页65。

14《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59。

15《满汉名臣传》卷4,页95。

16《清史稿·尼堪传》卷228,页9258,中华书局版1977年版(下同)。

17《清太宗实录》卷20,页19。

18《清太宗实录》卷17,页10。

19《清太宗实录》卷9,页12。

20《清史稿·额尔德尼传》卷228,页9253。

21《满汉名臣传》卷3,页53。

22《清史稿·达海传》卷228,页9256。

23《满汉名臣传》卷2,页20。

24《满汉名臣传》卷1,页17。

25《清太宗实录》卷5,页20。

2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页1,台湾华文书局版。

27《清太宗实录》卷11,页19。

28《钦

定八旗通志》第5册,页3059,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29《清史稿·达海传》卷228,页9257—9258。

31《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册,页42。

3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册,页7—8。

33《清太宗实录》卷5,页11—12。

3451《清太宗实录》卷12,页15。

35《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6,页33—35,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2,页15。

36《清太宗实录》卷4,页20—21。

37《清太宗实录》卷4,页31。

38《清太宗实录》卷5,页2。

39《满汉名臣传》卷3,页53、69。

40《沈阳状启》,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

4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153。

4450《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228。

45《满汉名臣传》卷3,页57。

46《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36,第二分册,页114。

47《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0,第二分册,页139。

48《清史稿·武纳格传》卷230,页9305。

49《满汉名臣传》卷5,页125。

52《栅中日录校译》页27,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

53《天聪朝臣工奏议》页22,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

54《建州闻见录校译》页44,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

55《清太宗实录》卷61,页30。

56《满汉名臣传》卷1,页17。

57《清太宗实录》卷1,页10;卷22,页22。

58《清太宗实录》卷17,页29—30。

59《清太宗实录》卷14,页16—17。

60《清太宗实录》卷16,页8—16;参见《尚氏宗谱》“先王实迹”。

61《清太宗实录》卷59,页7、11;卷60,页17。

62《清太宗实录》卷28,页2。

63《清太宗实录》卷1,页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