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两种形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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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与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每一大的阶段必然要经历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两个飞跃,产生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崭新命题,是一个通俗性的简洁表述。其学理性表述和思想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如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此作了更精致的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才能科学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才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里的“化”就包含着具有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前者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实践,就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寻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否则,离开中国特点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后者说的是在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前者说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后者说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前者体现了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后者体现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其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种实质性含义,在延安时期都讲到了。在最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的确强调的是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在《选集》正式出版时,为避免发生误解而由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语改动而来的。可见,当时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到了1941年9月,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这就是他在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同时,提出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1942年3月,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含义讲全了。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5]在这里,“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新的东西”,表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实质性含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层实质性含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要达到的双重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这既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应用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体现了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在对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飞跃。还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前一年,1937年7月在《实践论》这篇哲学名着中,为了从认识论上清算割裂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关系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剖析长期拒绝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提出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观点,第一个飞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个飞跃是由理性认识能动地到革命实践,即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他特别强调第二个飞跃意义更加重大,这不仅因为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由实践加以检验,而且因为获得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指导变革世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不例外地遵循着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也要经历这样两个飞跃。不过具体的次序有所变化,由于讲的是认识的来源和理论的运用,因此形成了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的是理论的运用和理论的发展,因此呈现出认识——实践——认识的状态,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同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及其成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引下,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在实践中探寻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二个飞跃及其成果,就是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前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践探索的成果,后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探索的成果。这两种形态的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预期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中,每一次飞跃都包含着上述两个飞跃,产生了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次飞跃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思想;第二次飞跃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道路”和“理论”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两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从成果的层次看,“道路”是实践层面的具体模式,“理论”是理性层面的思想体系;从形成的过程看,先有“道路”,后有“理论”;从两者的辩证联系看,在对“道路”的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理论”,有了科学理论就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发展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具体内容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用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个层面进行明确概括并加以区分。同时由于理论成果是最高层次的成果,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采用简化的办法用“成果”这一概念来指代“理论成果”。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从理论的严密性与成果的层次性和全面性着眼,我们必须同时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必须深入研究这两种形态的成果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二

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进行概括的历史轨迹中,也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这样两项基本成果。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但在党的初创时期,由于革命经验和理论准备都相对不足,因此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总体上处在自发的状态。真正自觉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延安时期的事情。这不仅体现在向全党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而且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成果,这就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形成了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正如1938年11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明确指出的:“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6]党的“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党章。党章的总纲中不仅写上了“思想”,而且在阐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使用了“革命道路”的概念。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中谈到的贡献时将“思想”与“道路”并提,指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道路”[7]319。不过,当时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这一重大变革的评价上还没有使用诸如“历史性飞跃”这样的概念,也没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表述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思想”这样两个层面。从刘少奇关于思想的具体论述看,当时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主要理解为思想,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7]335。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概念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继找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之后,又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在对这一重大成果进行定位时,党的“十三大”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判断,飞跃的成果首先也是从实践探索的成果进行概括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8]在这里,党中央将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概括为找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那么这里为什么没有用思想理论来概括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呢?这是因为第一次飞跃已经产生了系统的科学理论思想,而第二次飞跃在当时体现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尚未形成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14年来的基本经验时,肯定了“十三大”这一提法,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9]7。值得注意的是,“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使之形成科学体系,因此“十四大”在对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概括上虽然沿用了“十三大”的提法,但同时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9]13。这已经很明确地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只是还没有用“第二次飞跃”这样的语言来概括它。党的“十五大”再次肯定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论断,但是与“十三大”不同,这次是从理论成果的角度和层次来概括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我们党把它称为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10]

综上所述,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五大”,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先后进行过两次概括,一次概括的是我们党的实践探索的成果,一次概括的是我们党的理论探索的成果。归结起来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所发生的“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和产生的重大成果,它既包括实践探索的成果,也包括理论探索的成果。前者表现为找到了两条道路即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建设道路,后者表现为形成了两大理论即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

在党的“十七大”的理论创新中,更加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提,这就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实践探索成果和理论探索成果这样两个重大成果。

党的“十七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和历史性贡献,就是集中了我们党改革开放近3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全部成果,采取“一总两分”的概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伟大旗帜、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旗帜,是引领我们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道路,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新的概括,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凸显出来、明晰起来。

从科学内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统一的旗帜。“十七大”不仅第一次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新概念,而且阐明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科学内涵,“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可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二者又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个概念中的两个具体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实践探索的新成果,是对应于社会主义而言的,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1]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理论探索的新成果,是对应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1]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新时期不断引领我们胜利前进的旗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历届党代会阐述的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对旗帜的具体表述也不尽相同,但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也就是说,新时期我们党始终高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统一的旗帜。自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党举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十三大”的主题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四大”的主题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六大”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可见,党的“十二大”以来,历届党代会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着一面统一的旗帜,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所不同的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具体含义的理解上各有侧重。“十二大”、“十三大”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三大”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任务;“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十六大”强调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在此基础上,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行整合,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把这个理论体系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实践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样的科学整合,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了新的完整的内涵,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同时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统一的旗帜囊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所取得的全部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体现了我们党在旗帜问题上的一脉相承。

总之,党的“十七大”在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完整概括和科学表述的同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念,这既总括了我们党新时期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部成果,同时又说明了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与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中,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学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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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新阶段[M]∥.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4].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M]∥.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5].如何研究中共党史[M]∥.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8.

[6].战争和战略问题[M]∥.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2.

[7]刘少奇.论党[M]∥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M]∥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

[9].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M]∥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M]∥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

[1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新晨

摘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即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两次飞跃,其产生的重大成果从实践层面看,就是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条正确道路;从理论层面看,就是形成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科学理论。无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和党的文献的概括看,还是从“十七大”的理论创新看,都说明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与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中,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学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