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制度主义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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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度主义，是我国近几年来最受青睐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人们对制度主义方法的运用，基本上是沿袭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主义。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制度主义不仅是经济学的专利。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在政治学（含国际政治）界和社会学（含组织理论）界也十分流行。不过，由于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制度主义在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方法论特征。

关键词：制度分析，制度主义，方法论，学科

近几年，最普遍被社会科学界赞赏、采纳和运用的研究方法，莫过于制度分析方法，即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但最具多样性和最容易被误解的，也是这种研究方法。正如保罗•J.迪马乔（PaulJ.DiMaggio）和瓦尔特•W.鲍威尔（WalterW.Powell）指出的：“制度主义被当作是一种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的独特方法，但与回答‘是什么’相比，这一方法更容易在回答‘不是什么’取得一致意见。造成这种模糊性的原因是：研究制度的学者们随意地给它下定义；在不同的学科中，甚至同在组织理论中，制度主义也有不同的涵义；‘制度主义者’在有关制度的微观与宏观、制度的认知与规范等方面所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他们对制度的创新与传播及其相关网络方面所关注的兴趣点也是变化的。”[1]（p.1）所以，我们必须先梳理一下不同学科领域以及不同学派的制度主义。本文先就不同学科领域的制度主义方法论特征作一番比较。在西方学术界，奉行制度主义方法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政治学（含国际政治）和社会学（含组织理论）。

一、经济学的制度主义

根据W.理查德•司考特（W.RichardScott）的研究，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制度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晚期的德国。当时的制度主义，是作为科学方法争论的副产品而出现的。一些经济学家从早期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康德、黑格尔等先哲那里获取灵感，并公开向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可以简化为一套通用规则”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他们坚持认为，经济是在由一系列文化和历史因素构成的社会框架下运行的。共同的观点使他们形成为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后来，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观点被当时在德国接受培训的美国经济学家所发展。在美国发展了经济学制度主义的学者主要有三位，他们是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Veblen）、约翰•康芒斯（JohnCommons）和威斯理•米切尔（WestleyMitchell）。尽管三位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存在很多分歧，但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中不切实际的假设和对历史性变迁的疏忽这一点上，他们则是高度一致的。[2]（Pp.2-4）凡勃伦拥有开创性的见解，他坚持认为，有效的经济学应当强调技术变迁的重要作用，重视追踪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同样，康芒斯也强调变迁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米切尔相信传统经济学是理解经济周期特性的障碍，因而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经济变迁。

就方法论而言，制度主义在四个方面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2]（Pp.3-4）

一是市场不确定性与确定性（Indeterminacyversusdeterminacy）的区别。与“完全竞争和均衡”的模式相反，制度主义者指出即使在竞争中也存在普遍的市场不确定性。

二是个人偏好的内生性与外生性（Endogenousversusexogenousdeterminationofpreferences）的区别。新古典主义假定个人偏好是内生的，而制度主义者认为个人偏好是在社会制度中形成的，因而强调把社会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

三是行为真实性与简单假设（Behavioralrealismversussimplifyingassumptions）的区别。制度主义认为，经济学家应当运用反映经济动机的现实模式来研究问题，反对简单地运用与生俱来的功利主义假设。

四是分析的历史与非历史（Diachronicversussynchronicanalysis）的区别。与新古典主义“不讲时间、地点”不同，制度主义强调经济学家应该探求经济发展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特征和不同情况。

早期的制度主义研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只有到了20世纪，制度主义才逐渐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新古典复活”（NeoclassicalResurgence）现象，新古典主义再次成为经济发展理论的主流学派。但新古典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具有致命的弱点，如：就经济论经济，不考虑政治、法律、人口、制度、历史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把个人行为绝对孤立化，不重视制度和组织对个人行为的制约，忽略制度变迁和国家的作用；等等。这些研究方法方面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科斯（RonaldCoase）、诺思（DouglassC.North）等经济学家在早期制度主义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制度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并通过修正与拓展新古典主义的研究前提和理论假设，提出新的方法论主张，发展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具有区别于旧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新特点：（1）新制度主义并不完全否认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而是否定其抽象的经济人假设，主张要从组织制度出发来探究是什么样的经济人在追求什么利益的最大化。正如科斯所言：“疯子也在计算，但不能因此说他是理智的。”[3]（第348页）（2）吸收西蒙的“有限理性”的假设，提出有必要发展有规则的人类相互作用模式（即制度安排）来克服理性有界问题的主张。[4]（第34-35页）（3）在旧制度主义的“市场不确定性”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制度资源稀缺”、“信息不完全”、“制度市场”竞争不完全等环境假设。（4）否定新古典主义的“零交易费用”的假定，提出“正交易费用”的假定。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正交易费用”对于交换的约束，必然导致其忽略制度作用的理论倾向。

二、政治学的制度主义

与经济学领域不同，在政治学领域，自古希腊以来，制度就一直既是政治学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又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工具。继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雅典政制》开创从制度入手研究政治现象的先河之后，历代西方政治思想家无不重视对人类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现象进行制度性研究。17世纪英国学者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以及18世纪法国学者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皆可看作是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杰作。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几十年，制度主义研究方法在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中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伍德罗·威尔逊（WoodWilson）、F.J.古德诺（FrankJ.Goodnow）、L.D.怀特（LeonardD.White）、W.魏劳毕（W.F.Willoughby）等学者，都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给予了制度结构、法律框架和行政制度安排以高度的关注，涉及到对制度的历史起源、战争、妥协等的历史考察。尤其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Wilson），他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最早的政治学会会长之一，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中的作用。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学者都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国家及其制度的一门规范学科。

可见，政治学是以制度研究为其传统根基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出现，制度分析在政治学中的地位似乎黯然失色。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学曾一度摒弃了制度主义的传统，转而推崇以个人主义假设为基点的研究方法，即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两种研究方法都假定，个体仅仅是作为个体而自由地行动，其行为或以社会心理特征为基础，或建立在对个人效用的理性计算上。个体不仅不会受到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限制，相反，个体能够根据个人的偏好做出自己的选择。[5]（p.1）这种方法，与注重制度研究的传统政治学格格不入，反对政治学只对法律框架、制度、政党组织等进行静态的研究和简单的价值推断，强调人的行为和心理研究在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分开，强调实证研究和事实判断的作用。可以说，从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行为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是欧洲和美国政治学的主导方法。

行为主义方法虽然看到了传统政治学只重视制度而忽略个体行为的局限性，并对克服这种局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把政治学的研究推到另一个极端，即否定制度、组织、政治价值观、历史文化等因素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基本分析单元的地位。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政治学界出现了“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简约主义”（Reduction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等研究倾向。“反国家主义”，主张减少、限制甚至排斥国家制度尤其是中央政府制度和组织的作用；[6]（p.16）“简约主义”把政治现象的集体行为简约为个体行为结果；“功利主义”反对从责任、义务来研究人的政治追求，因为在它看来，一切政治活动不过是个人利益的自我算计；“功能主义”只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有效的过程，而忽略了政治过程的艰巨性；“工具主义”则把政治活动视为使决策合法化的一种利己行为，没有看到符号、价值、情绪、认同感在政治过程中的复杂关系。[5]（Pp.16-17）

行为主义的上述研究倾向，阻碍着政治学的深入发展，因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学者起来批评。行为主义者也接受批评，并逐步发展为后行为主义。后行为主义重新提出要重视制度、价值等基本单元的作用。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成果的日益突出，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制度主义也在政治学得到高度的重视，迅速形成为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最早在政治学界倡导新制度主义运动的学者，是美国的瞻姆斯·马奇(James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Olsen)。[5]（p.15）他们合作撰写了《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84年的第78卷上，揭开了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序幕。1989年，他们俩再度合作，出版《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一书。这本新制度主义的政治学成果，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艾森塔德特（S.N.Eisenstadt）教授评价为“将是政治制度和动力研究文献中的一个里程碑（Landmark）”[7]（精装本，封底）。

但是，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既不是对行为主义的反叛，也不是传统政治学中制度主义的历史轮廓式（configurationallyhistory）的复归，而是重新强调寻求政治行为的导向、约束、强化的规范框架和规则体制的重要性。[2]（Pp.7-8）与传统的制度主义相比，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有如下特点：

第一，力图把旧制度主义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行为主义关注个体政治行为结合起来。注意吸收行为主义的动态、过程、定量化的研究方法，克服旧制度主义只重视宪法、内阁、议会、法院和官僚机构等，忽略个人行为和心理偏好，只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制度，忽视制度的动态运作过程，只注意制度的过去，忽略制度的未来等弱点。正如盖·彼德斯所言：“新制度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仅是对以前的分析方法的优点的再肯定，而更是对政治学传统研究中的失误所作的评判与修正。”[5]（p.11）

第二，吸收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如，“回归国家学派”(bringingthestatebackin)、“团队理论”(grouptheory)、“学习理论”(learningtheory)、“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等，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使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来（后面将论述“不同流派的制度主义”）。

第三，关注个体行为、政党、利益集团对制度的影响作用；注意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性；重视习惯、符号、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软”制度或非正式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制度框架中人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以及人的有限理性对制度的约束。

三、社会学的制度主义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首先提出的。孔德旨在创建一种自然主义的社会学，将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运用于社会学。所以，从方法论上看，社会学主要是在实证主义影响下产生的。但与其他学科不同，社会学较早引入制度分析范式（Paradigm），并一直保持这一发展趋势。被称为早期社会学制度主义先驱的帕森斯（TalcottParsons），在1934年就撰写了“社会制度理论绪论”，提出把对制度理论的解释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项目的主张。他提出的制度理论大纲奠定了后来的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框架。[8]（p.1and7）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则是更早从制度范式来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先驱者。他的《经济与社会》一书，可以看作是制度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它实际就是韦伯在20世纪初期完成的论文和著作的集成。[9]（各版前言）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尽管行为主义盛行，但社会学界仍然比较注意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研究人的行为习惯，探讨个人与制度、个人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依赖关系，并较早研究制度的初始起源形式——风俗习惯，以及习惯化和制度化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其代表人物是柯利（Cooley）、彼得·L.伯格（PeterL.Berger）、托马斯.鲁克曼（ThomasLuckmann）、帕森斯（Parsons）等人。[2]（p.8）[1]（p.44）尤其是彼得·L.伯格和托马斯.鲁克曼，他们俩在1966年合作出版了《现实的社会结构：关于认知社会学的论述》。这本书重点从人类行为的习惯化来考察制度化的起源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所有人类行为服从于习惯，而习惯化的步骤先于任何的制度化，人类习惯化（habitualization）的行为越重要，后面相应形成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就越重要。当习惯化行为典型化（typification）时，就发生制度化。[10]（Pp.50-51.）这本著作对后来的制度社会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瓦尔特•W•鲍威尔（WalterW.Powell）、保罗•J•迪马乔（PaulJ.DiMaggio）所言：“毫无疑问，这本著作对从制度来思考组织的学者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因为它认为制度在保证社会秩序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1]（p.44）

但社会学和组织理论的新制度主义的出现，与经济学和政治学一样，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事情。其标志是1977年,也就是约翰·梅耶（JohnMeyer）发表两篇论文的那年。这两篇论文的题目分别是：《教育作为制度的影响》和《制度化的组织：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与布莱恩·罗恩合作）。接着，约翰·梅耶又与里查德·司考特合作，发展了新制度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过，正式以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命名的时间是1985年。这一年，林恩·祖科（LynneZucker）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UCLA）召集一个小型会议，与会学者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到了以新制度主义理论命名和加以具体化的时候了。[1]（Pp.11-12）

不过，由于社会学的制度主义范式的一贯性，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比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研究更为严格，也更为广泛。在他们的眼里，“每一个地方都有制度”。[1]（p.9）然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高度连续性，并不意味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与旧制度主义没有区别。相反，新旧制度主义的区别非常明显。归纳起来，主要有：（1）在群体冲突和组织战略上，旧制度主义直接从政治上来探讨问题；而新制度主义则不大注意组织之间的冲突，而注重研究组织如何对冲突作出反映。（2）在制度化对组织理性的约束方面，旧制度主义强调作为政治交易和联盟的组织利益的投入；而新制度主义突出稳定性、合法性以及相互理解的动力之间的关系。（3）在对待非正式组织上，旧制度主义注重其理性的一面；而新制度主义强调其非理性的一面。（4）在组织环境方面，旧制度主义注意从当地社区来研究环境；而新制度主义注重从工业化的边界以及民族、社会的更大范围来探讨环境。（5）在制度化的环境上，旧制度主义认为组织就是制度化的单元，组织的变迁是组织适应地方环境的一个部分；而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化的发生是社会层面的事件，并不是一个特殊组织的制度化。（6）在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方面，两者都反对把组织行为看成是个人行为的总和，但旧制度主义强调个人为追求个人利益的自我选择性；而新制度主义拒绝个人行动的选择理论，主张人类行为和利益受制度的制约。[1]（Pp.11-15）

上述的归纳仅仅是社会学新旧制度主义的主要区别，考虑到为我国学术界加深制度主义研究提供方便，这里将瓦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乔在《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一书中新旧制度主义的对比表格翻译如下：[1]（p.13）

表3.1旧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之比较）

Old旧制度主义New新制度主义

ConflictsofinterestVestedinterestsLegitimacyimperative

利益冲突既得利益合法的需要

SourceofinertiaCentralPeripheral

习惯的来源中心的外围的

StructuralemphasisInformalstructureSymbolicroleofformalstructure

结构重点非正式结构正式结构的象征作用

OrganizationembeddedinLocalcommunityField,sector,orsociety

包含的组织当地社区领域、部门或社会

NatureofembeddednessCo-optationConstitutive

内在性质协同宪政

LocusofinstitutionalizationOrganizationFieldorsociety

制度化场所组织领域或社会

OrganizationaldynamicsChangePersistence

组织动力变化持久

BasisofcritiqueofTheoryofinterestTheoryofaction

Utilitarianismaggregation

批评功利主义的基础利益聚集理论行为理论

EvidenceforcritiqueofUnanticipatedconsequencesUnreflectiveactivity

utilitarianism

批评功利主义的依据不可测的后果草率行动

KeyformsofcognitionValues,norms,attitudesClassifications,routines,

Scripts,schema

认知的关键价值、标准、态度分层、惯例、原型、体制

SocialpsychologySocializationtheoryAttributiontheory

社会心理学社会化理论归因理论

CognitivebasisoforderCommitmentHabit,practicalaction

秩序认知基础承诺习惯、实践行动

GoalsDisplacedAmbiguous

目标置换含糊不清

AgendaPolicyrelevanceDisciplinary

议程相关政策纪律

上述可见，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在这些不同学科的运用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其共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在保持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的同时，强调集体行动、制度对个体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尤其是突出习惯化、制度化的文化环境在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社会组织中的地位。这可以说是制度主义方法比西方传统个体主义方法进步的地方，对此，我们将另撰文论述。

参考文献：

[1]EditedbyWalterW.PowellandPaulJ.DiMaggio.TheNewInstitutionalismInOrganizationalAnalysis.[M]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1.

[2]W.RichardScott.InstitutionsandOrganizations.[M]California:SagePublications,1995

[3][美]科斯著：《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盛洪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

[4][美]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

[5]B.GuyPeters.InstitutionalTheoryinPoliticalScience:theNewInstitutionalism.[M]LondonandNewYork:Pinter,1999.

[6]RichardJ.StillmanII.PublicAdministration:ConceptsandCases.[M]NewYork:HoughtonMifflinCompany,2000.

[7]JamesG.March&JohanP.Olsen.RediscoveringInstitutions:theOrganizationalBasisofPolitics.[M]NewYork:TheFreePress,1989.

[8]EditedbyMaryC.BrintonandVictorNee.TheNewInstitutionalisminSociology.[M]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8.

[9][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

[10]PeterL.BergerandThomasLuckmann.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atreatiesinthesociologyofknowledge.[M]NewYork:Doubleday&Company,Inc.,GardenCity,1966.

ComparingtotheMethodologyofInstitutionalism

AmongDifferentSubjects

GUOXiao-cong

(TheCenterforResearchofPA,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Guangdong,China)

Biography:GUOXiao-cong(1957-),male,Ph.D.,Professor,TheCenterforResearchofPA,SchoolofGovernment,SunYat-senUniversity,majoringinthetheoryofgovernmentinstitutionalevolvement,comparingtotheinstitutionofpublicadministration,andtheeconomicsofgovernment.

Abstract:Theinstitutionalismisoneofpopularmethodologyinthestudyofsocialscience.InChina,mostofscholarsmakeuseofthismethodologyinsubjectofeconomics.InWesternacademiccommunity,manyscholarsusethemethodologyofinstitutionalanalysisnotonlyineconomics,butalsoinpoliticalscienceandsociology.Therearedifferentcharactersofmethodologyamongdifferentsubjects,duetotheirdifferentobjectsofresearch.

Keywords:Institutionalanalysis,Institutionalism,Methodology,Su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