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时期实践育人观述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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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育人观既是其教育思想的有机构成，又自成体系。它以培养革命实践所需的干部和人才为出发点，强调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各级各类学校中必须加强科学理论教育、历史文化知识教育，倡导采用诸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等教育方法以及教育制度和办学模式的创新，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还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育人观

翻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撰写的讲话稿及书信，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实践育人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育人观既是其教育思想的有机构成，又自成体系，具有深刻的背景、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在大力提倡教育教学改革、注重实践育人的今天，重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育人观，其历史与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践育人观的主要内涵

(一)教育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指导革命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制度。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推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制度暂行条例》，规定“要消灭离开生产劳动的寄生阶级的教育，同时要用教育来提高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技术，使教育与劳动统一起来”〔1〕。1934年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1937年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提出著名的“十大救国纲领”，其中第八个纲领是关于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3〕1938年还提出“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须之课程及发扬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的原则”〔4〕。上述方针、政策明确了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培养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级各类教育都是为了培养革命实践所需的干部和人才。说:“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5〕1937年，为陕北公学的题词写道，要造就一大批革命的先锋队，他们有政治远见、有斗争和牺牲精神而又品德端纯、脚踏实地，“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6〕。第二，培养什么样的人?首先，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教育是人才生长的摇篮，各级各类学校都应该以是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来考察培养对象的政治素养。列宁指出:“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由谁来决定呢?完全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7〕1939年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8〕。为提升学生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内的政治素质，必须加强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事政治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此外，也必须对他们实施优良作风与传统教育，因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9〕。其次，有实际工作能力。以能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是否真正拥有实际工作能力的评判标准，他说:我们“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0〕。为了培养学生革命和生产的知识与技能，强调学生不但要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还要学习与革命实践如战争、根据地建设以及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各种知识，讲求学以致用。第三，怎样培养人?必须改革旧教育，创造新教育。之所以摈弃旧的教育制度，是因为他早就认识到旧教育是培养革命现实所需人才的桎梏，它培养出的所谓人才不仅知识陈腐，而且脱离实际，无法实现学以致用的目的，“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甚寡哉!”〔11〕与此同时，在等人的提倡和建议下，一批新的教育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建设起来，涵盖了学校教育、干部教育与社会教育，为培养所需人才提供了物质载体。

(二)教育内容1．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在干部学校进行，强调:“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12〕这里的“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如工农干部及除军事干部以外的各条战线中的干部，有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之分。为什么要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特征，“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13〕，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民族解放的“最好的武器”〔14〕，但现实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与运用不尽人意，说:“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15〕。提高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尤为重要，故而强调在各级各类干部学校中，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选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作为教学和学习材料。指出，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16〕。另一方面，批判、克服教条主义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7〕，而现实中，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只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章甚至某些个别字句，以为自己是“知识里手”、“理论行家”，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能实际应用，说:“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18〕只可能危害革命，为革命带来惨痛损失。2．文化知识教育。视文化知识为学好理论、搞好实际工作的工具，强调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注重文化知识教育，以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文化素养。1936年，在审查红军大学工农干部班培训计划时强调:“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19〕在为《文化课本》撰写的序言中，写道:“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20〕认为有了《文化课本》这样的教材，就能帮助打开学习文化知识的大门。他建议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合理的课程安排及选用、编纂有针对性的教材，作为实施文化知识教育的载体和依据。小学开设国语、算术、历史、乡土地理、自然常识、政治常识、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唱歌、运动、手工、图画等课程;干部学校开设读书、识字、写文章之类的课程来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以改变部分领导干部文化知识贫乏、文化素养较差的局面，“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学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21〕。3．历史知识教育。深知历史的重要作用和育人功能，提倡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施历史教育，他说:现在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22〕。“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3〕在他的积极倡议与实践影响下，延安时期的历史学习与研究逐渐成为风尚，一些学校相继成立专门的历史研究机构，如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先后设立了历史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室等。

(三)教育方法1．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积极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用所学的书本知识和理论知识指导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丰富和发展，他深信:“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24〕“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25〕他对于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人与事坚决反对:“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26〕2．启发式教学。历来重视教学中的启发诱导，他在1929年就提出了包括“启发式”在内的“十大教授法”〔27〕。1941年，又重申:“在教学方法上，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经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28〕3．因材施教，教学相长。要求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做到因材施教，他说:“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29〕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的方法不仅适用于学校教育，在社会教育中同样适用。认为对于乡长、乡支书的培训，应该教给他们农村工作的实际方法;军队也可以开展官兵互学互教，“去年一些干部在延安训练了五天就回去练兵，一个连有一百多人，其中总会有一个好汉，干部和他比一比，不一定比得过他，就可以让他出来教”〔30〕。他特别看重干部与群众的互学互教，要求党员干部要有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共产党员应该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31〕。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践育人观的价值

1．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需要人才，人才出自学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践育人观的倡导下，中共兴办了一大批形式多样、种类齐全的学校或培训机构，为党的事业发展培养出众多人才。陈云曾经说:“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32〕事实也即如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等人倡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推动了湖南的革命运动;抗战时期，特别注重干部人才培养，兴办大批干部学校及各种类型的培训班，教育并培养了大批干部，如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办学9年间，“前后共培训了8期干部，计培养干部29072人”，其12所分校“共培训出10多万名抗日军政干部”〔33〕。大量的领导骨干和人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组织保证。

2．创新教育制度与教育模式，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发展。有着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的过人能力，且具有“怀疑”与“批判”的精神特质，1915年他在给友人信中写道:“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者多。”〔34〕1919年，指出:“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35〕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与“怀疑”、“批判”等因素的结合造就了的创新思维并体现在他的实践育人观之中。等人主持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所干部学校，开创了中共干部教育的先河，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李石曾盛赞自修大学创立了“新教育制度的纪元”，是“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也是“社会自由制度思想之先导”〔36〕。在主持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育政策中，多次提到废除或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课程而代之以新的制度、课程、教材和教育教学方法。他批判国民党实行的封建落后教育制度及剥削阶级掌控、独占教育资源、剥夺民众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的教育和法律政策，主张以平民主义教育如义务教育、普及教育予以取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大批中小学、干部学校及面向工农群众的各种社会教育的蓬勃兴起，正是其推行平民教育的产物。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践育人观为当今我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其一，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历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十分重要，它不仅是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及其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也是塑造人们正确的政治观念、培育良好道德品质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历史实践证明，我们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抓得扎实与否，是关系到能否团结和纯洁队伍、凝聚人心及各项革命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大事情。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与分析对于我们当代加强和改进党员干部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现实看来，无论是党员干部队伍还是大学生中，某些人的思想观念及思想政治素质的确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等，致使他们缺乏或丧失抵制错误思潮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某些党员干部在金钱、美色的诱惑下丧失原则，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沦为腐败分子而被绳之以法。对于这样的情况，除加强制度建设，加大惩处力度之外，还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培育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用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他应该做怎样的人或干部。

告诉我们:“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精神缺“钙”是导致某些领导干部“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37〕的重要根源，因此，“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38〕。要求广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学习科学理论，只有真学、真信，才能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其二，注重实践育人。之所以重视实践育人，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决定的，一方面，革命时期物质生活极为困难，中共既要坚持革命又不能过于加重人民负担，于是，军队始终都肩负打仗、生产双重任务。抗战时期，党中央针对极为严峻形势，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一切机关、学校、部队都要从事生产劳动，以保证机关、学校、部队的生活自给或部分自给，从而将“生产劳动”融入教学活动之中，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既有文化知识、理论知识，又长于实际并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培养这样的人才，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调查研究，把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纳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之一。当代中国仍大力提倡并推行强调的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及注重调查研究等思想，一方面在于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注重调查研究十分重要，认为调查研究是我党做好领导工作的传家宝，“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39〕;另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一些轻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调查研究的现象，曾说: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强调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40〕。有些人掌握了书本知识，而不善于将书本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之中，“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41〕。历史上对这些今天仍存在问题的批评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法，在今天仍极富实践价值。其三，倡导创新的思维与实践。重视创新，也是创新的典范，他曾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4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实践育人观中有许多创新的思维和实践，如在教育制度、课程、教材、人才培养目标、办学形式、教育内容与方法等方面都有创新，正是这些创新成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动力。的创新思维被当代中共领导人所继承，强调:“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43〕。既然创新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必须用创新的思维和眼光，用敢于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与精神关注现实中的一切，要“打破迷信经验、迷信本本、迷信权威的惯性思维，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以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工作的新局面”〔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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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2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123．

〔36〕李石曾．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J〕．新时代，(1)，1923，(1)．

〔37〕〔38〕〔39〕〔43〕〔44〕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59，161，181，180，180．

作者：胡世刚 单位：黄冈师范学院 研究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