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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刘少奇诞辰90周年上,于光远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其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社会论组成。其后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否存在的争论一直不断。其中比较有代表的有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黄爱军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说法值得商榷》,黄文的观点从新民主义社会论和革命论的关系上和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上,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存在提出了合理的质疑。然而,中国人民大学的郝遥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确实存在-与李伟同志商榷》从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讲话中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存在。以上的观点都有其论证的合理之处,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那么它与革命论相比较它的地位作用是怎样的问题,仍有研究的必要。
1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确实存在
论证一种社会现象是否存在,我们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论证。所以论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存在,我们主要从理论上、实践上以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讲话中论证。
1.1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有理论准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在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要坚持不断革命,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写道:“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1]强调了民主革命后要发展一段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样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列宁在《两种策略中》之处提出,要在政治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是经济上要利用和吸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这就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关于“经典社会主义模式”道路,即根据各国情况,也可以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过渡和衔接,吸收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来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样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也可以在民主革命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形态,通过过渡的形式,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进而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行的。而同志的伟大之处就是将马恩列的思想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创的在中国实践了这一理论的可行性,建国后到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过渡这段时间,国家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借助资本主义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就被我们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
1.2从实践上也证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存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实践中也是经过检验的,确实存在过。实际上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开始进行革命根据地建设开始,新民主主义社会就逐渐的实施。但这只是小范围的,局限于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讲话,说:“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2]真正全国范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在解放战争结束,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直到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我们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当时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政治上主要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上实行民主集中制。最典型有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民主政权中实行的“三三制”原则,其中参加政权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等中间分子。还有建国后实行的政治协商制度,党外人士能够进入政府参政议政,积极投身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来,这不仅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供借鉴和经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方面主要是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存在,最重要的一条经济政策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早在土地革命时期,西北苏区的经济形态就是后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例如,“西北苏区的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社会主义的奇怪混合[3]”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对生产力的发展还有积极向上的作用,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4]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为转向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保障。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处于衔接、过渡的社会阶段,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既不能是资产阶级文化,也不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只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以文化纲领为指导,根据地社会建立了各类学校,促进了群众教育的发展,出版了各类报纸和书籍,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是因为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也就证实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存在。
1.3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多次提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思想体系里面第一部分理论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散见于同志的著作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它在经济上是……,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5]这个过渡的阶段实际上指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同志从经济方面展望并描绘了以后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2]这就很直接很明确的表示了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驳'左'倾空谈主义”中指出,“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路,是否就可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呢?也不可能。……,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2]这表明当时同志主张走的是新民主主义道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愿望。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存在,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两个社会在当时都被同志明确地否定了。在抗战即将胜利,中共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上,“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6]这也看出从国家层面建议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从同志的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对是主张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并就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做了描绘。所以说,新民主主义理论是确实存在的。刘少奇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系统的论述。作为同志信任的人,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也有较为具体的科学研究。1948年9月刘少奇写的《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主要讨论了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后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问题,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应该由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三个部分构成,其中合作社应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7]刘少奇说“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8]再一次强调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刘少奇的这些讲话主要针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建设做的,也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存在的。
2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无法与革命论相比肩
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存在的,那么它的地位作用和革命论相比怎么样呢?两者不可同日而语。革命论经受了土地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和考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而社会论属于一种过渡理论,被过早的放弃,短暂的实践使之不能够成为和革命论相比肩的成熟理论。
2.1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没有形成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9]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的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经历了土地战争和抗日战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志也写了很多论述革命论的著作,例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对象、动力、领导权问题、性质和前途、基本纲领、革命的道路、基本经验和三大法宝等多方面展开,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达到成熟,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理论。而涉及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主要著作就是《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等。主要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描绘。在实践上,解放前主要在小片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实行,解放后只进行了短暂的三年实践就被过早的放弃,转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高度依赖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因为社会论是革命论的前途,可以说革命论是社会论的“母亲”。所以,这些导致了社会论没能形成一个和革命论相比肩的成熟理论体系。
2.2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过渡性和短暂性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来源可以看到,这是遵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根据实际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即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在落后国家在政治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扫清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物质基础。这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就决定了它的过渡性,既有资本主义的东西,又有社会主义的东西,并且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不断增强,资本主义因素在不断下降,并在生产力得到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将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方面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生了嬗变,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在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曲解。1951年2月刘少奇在讲何时采取社会主义步骤的问题,指出这至少是十年而是二十年后才能提出的问题,要防止“左”倾冒险主义。[4]这说明新民主主义还要建设更长的时间,但1953年下半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出台,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这就宣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过早结束了。
2.3社会论的作用不可与革命论的作用同日而语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并指导民主革命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沉重打击了法西斯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个是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剥削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建立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两件都是改变世界面貌的伟大事件。而对于社会论,列宁在《两种策略》中曾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与社会主义革命相衔接,争取在政治上跨越资本主义统治阶段的思想萌芽。[7]但是没有人能去实践它。在具体的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始终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但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对这一历史难题做了完美答复,并用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这是社会论的伟大之处,但是社会论被过早的放弃,导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就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埋下了隐患。综上来看,一方面,革命论是社会论的“母亲”,社会论是革命论的产物。另一方面虽然社会论是结合中国实际,独创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出突出贡献,但是和革命论指导的民主革命完成的两件大事相比,社会论的作用仍不可与革命论同日而语。
作者:潘孝松 单位:华南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