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团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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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的工作应该青年化群众化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按其性质来说，应是中国青年先进分子的群众组织，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成立之初，团员成分学生居多，工人甚少，60%以上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学生又约占半数有余。当时团所从事的工作大多以学生为中心展开，社会主义青年团可称之为“社会主义学生团”。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也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自修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生团体”〔3〕。这样的团根本不是群众性的革命青年组织，只是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它决不能领导全国青年群众进行革命斗争，青年团当以青年工人，农民为中坚，造成真正的群众性革命组织，而只有以工农为基础的青年团才能领导青年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才能发挥青年先锋队的作用。1926年1月，任弼时在《中学校刊》上，发表《怎样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文章指出，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的途径，一是“应不犹豫地切实执行”党团按年龄分化，将二十岁以上团员全数介绍加入共产党；二是在高等小学中组织学生会，引导高小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三是在无党派青年工人中扩大宣传与组织工作，同时组织劳动童子团，在工人子弟及童工中开展工作，“养成将来的无产阶级战士，提高对新生无产阶级的教育等”〔4〕。五卅运动爆发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大批党员领导群众斗争，党团分化工作迫在眉睫。任弼时领导团中央立即实行“按年龄加以分化，把超过23岁的团员分化给党，去强健或创造党的组织，并且以后的发展须以23岁为最高限度”。此次分化，团向党输送3000人，占团员总数的30%。后又规定“凡是超过20岁之团员全数介绍入党；凡年过23岁之团员入党后，完全脱离团的组织；不到20岁而能活动的团员亦得加入党的组织”〔5〕。把团员转党的年龄再次降低，既为党组织输送大批新生力量，又为团的组织青年化创造了客观条件。但是，当时有些团干部生怕因此削弱团的力量，任弼时富有远见地说：“我们要知道，若是党的组织不能扩大，则政治工作和工人及农民运动不能充分的发展，仍然是使团没有发展的机会。反之，如党的组织扩大，各方面工作发展，则我们持有深入青年群众的更好机会。因此党团分化的工作，我们应不犹豫地切实执行。”〔6〕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团组织深入工人群众，大力发展工人入团，青年团在五卅反帝风暴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到1925年9月份，全国团员总数已由团三大时2400人发展到9000人，其中工人成分的团员由原来不到10%增长到40%。到团四大时，“全国有同志35000人，此时工人同志占41%，知识分子占18%”,工农分子合计占59%。到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前，统计团的各省省委和负责同志成分，“工人35%，农民25%，知识分子40%”,工农分子占60%〔7〕。共青团已经成为广大青年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有生力量。

二、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倾向

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摧残革命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上海的青年团员由8千骤减到3千，童子团由4千减到1千左右。在广州，6千团员减少一半。血雨腥风，白色恐怖，团的工作举步为艰，工作转入秘密状态。有人认为工农运动有党负责领导，团没有特殊工作，主张取消团的组织，可以仿照国民党的办法，在党内增设青年部，管理青年运动。有的主张“将团的干部分化给党，共青团今后可以专做文化运动和儿童运动”，这样无异于改变团的性质和任务，沦为第二国际的非政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样的结果必定是引导青年工农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消灭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当时团内还有一种倾向，一部分团干部错误地认为，“团比党强”，“以为党的组织与政策完全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团应领导一切斗争变成整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主张更改团的名称为青年共产党，入团年限提高到25岁甚至28岁”〔9〕。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团来代替机会主义的党，先锋主义的第二党倾向重又抬头。为此，1927年11月团中央扩大会议批判了这种错误倾向。任弼时在《无产青年》第3期发表《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扩大会议的经过与意义》一文，指出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是根本消灭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存在”，团组织在今后革命斗争中应成为“党在青年无产阶级群众极有力量的组织”。1927年12月党团中央联合由任弼时起草，瞿秋白修改，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团关系通告第19号》严肃指出：“最近党团关系非常恶劣，主要的现象就是党对于团的工作缺少积极的指导与帮助，以至团员看不起党，骂党是机会主义组织而单独领导群众斗争；互派代表双方没有负责执行，多半只有团的代表出席党的会议，团的会议则不派人参加（或派技术人员出席），甚至弄成党与团的斗争。”

由于党和团的不懈努力，先锋主义倾向在30年代初得到克服。1949年任弼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还再次提出青年团运动中曾一度发生过的“先锋主义”及“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要大家汲取教训，防止今后在青年运动中重犯这类错误，强调“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确的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

三、缔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广泛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党中央决定以青年救国会为青年组织的总形式。抗战胜利后，青救会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这时，解放区有2千万青年，4百万青年积极分子，国民党统治区和收复区有大量的民主青年。任弼时认为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样一种先进的群众性组织，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为战后的和平民主事业奋斗，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为此，他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筹划。他责成奔赴东北接收的同志，重视教育日伪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广大青年，指出：“东北青年在伪满统治十四年，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心，但过去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像黑屋子里的人骤然跑到阳光下，一时不容易认清自己的方向，因此我们很迫切地需要东北去做团结和教育东北青年的工作，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东北地方很重要，东北革命的胜利将会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他派冯文彬到重庆和上海，了解国统区和沦陷区民主青年的情况；同时，又通知山东等几个解放区青救会的领导同志，到延安汇报研究。1946年8月26日和9月13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座谈会和中共中央座谈会，共商建立青年团的问题，取得一致认识后，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要求各解放区认真进行试点。经过两年多的试验，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了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4月11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此时，任弼时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仍抱病参加筹委会的几次重要讨论，为大会审阅和批示主要的文件，亲自出席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他系统总结了我国青年团建设的历史经验，强调“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明确提出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领导并鼓舞全体青年团员及广大青年在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以便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坚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的革命后备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种工作岗位去，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由于健康原因，他向团代会作政治报告时，已经没有气力把自己的长篇报告宣读完毕，而是只读了一半，其余由另外的同志代他读完。1949年10月21日，任弼时去世前6天，他为《中国青年》创刊27周年写了纪念文章，谆谆告诫要“继承《中国青年》的革命传统，而以马列主义———思想教育青年，并发动他们积极参加中国的建设事业作为自己的任务”〔16〕。任弼时自从事青年团工作起，他对党团关系的认识，坚持原则、态度明确，坚持党对团的绝对领导，主张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坚持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倾向，坚持正确的路线，坚持按照无产阶级的原则建设和壮大团的组织，为青年团建设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奠定了基本的工作原则，这些对于今天加强共青团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张维功单位：湖北文理学院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