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政治新民主主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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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廉洁政治的理论建构

(一)载体形态: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共和国。认为，铲除腐朽的政治体制，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实现廉洁政治的必要政治前提。1937年3月1日，在与史沫特莱关于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的谈话中，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政治纲领应包括人民的民主自由与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1937年5月3日，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呼吁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提议将国民党的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1937年5月15日，在同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关于民主政治的谈话中指出民主政治的实现有赖于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1937年8月，他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倡议建设廉洁政府，铲除贪官污吏。1938年2月，在回答合众社记者王公达关于“什么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中，他指出:“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国的方针应该向此方向前进。”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阐释了实践廉洁政治的载体形态———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共和国。他说:“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他看来，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比较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统治区的极大不同，指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通过对比，他指明了廉洁政治理应搭载的政治形态，再次重申建立革命的联合政府，主张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样的民主制度才能有效地集中国家权力处理国事，保证人民群众广泛地行使民主权力，从而废除国民党独裁，彻底克服政府被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现象，为廉洁政治的实现开辟道路。

(二)主体保障:巩固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无法承担革命重任，“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领导权不是天然地属于共产党，而是党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获取的。积极地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实践廉洁政治的组织载体和行为主体，这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1929年4月5日，他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统一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廉洁政治得以实现的主体保障，“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廉洁政治有赖于正确的领导方法与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在看来，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将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要用这种方法去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在《论联合政府》中，他系统总结了厉行廉洁政治共产党员必须坚持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紧密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作风。

(三)价值旨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最早使用了“社会公仆”的概念。借用了社会公仆的说法来诠释党的宗旨意识，将其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认为，为人民服务和厉行廉洁政治是辩证统一的，党员、干部在政治上保持廉洁作风，克己奉公的精神，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5］243在他看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共产党和革命政府的唯一宗旨，也是党和革命政府厉行廉洁政治的思想内核。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他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向张思德同志学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廉洁政治的实践探索

廉洁政治思想发端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发展，其廉洁政治的实践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将民生问题纳入廉洁政治建设范畴。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在看来，民生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廉洁政府的目标，廉洁政治内在包含勤俭节约，改善民众生活等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革命的承担者，也是民生问题的解决者。“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在革命的不同阶段，由所倡导或是负责制定的方针、经济政策等都是从民众利益与民生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如土地革命总路线、减租减息政策等。他指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正是将民生建设与廉洁政治有机融合在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等才取得了实际效果。同时，认为，厉行廉洁政治必须反对贪污浪费，提倡节俭节约既是为政清廉的表现，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相辅的是节约，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浪费。”［在眼里，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943年10月，在督促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时强调:“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

(二)注重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提高廉洁自律意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腐倡廉的基本方略。井冈山时期，十分重视党团训练班的工作，经常抽空到训练班去察看，并亲自给党团训练班的学员讲课，以加强对党团员的形势教育、党性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教育。中央苏区时期，亲自拟定了党校、红军学校、苏维埃学校和干部培训学校的十项教育内容和十八种教育方法。十项教育内容包括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方针、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时事政治教育等。十八种教育方法包括党报、政治简报、教育小册子、个别谈话、开展批评、召开各种会议等。同时，他还十分注意严格入党条件，提出接受新党员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等。抗日战争时期，他经常提醒党员干部要在复杂的环境中经常清扫政治灰尘，在思想上保持党的纯洁性，坚决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思想不纯和腐化现象做斗争。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特别重视首先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开创了整风教育的新形式，运动成为思想上建党的光辉典范。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敦敦告诫党员干部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坚持“两个务必”防止腐化变质。

(三)倡导政治伦理制定廉洁政治的道德规范。认为，廉洁政治对广大党员干部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既是政治原则，又是道德规范，廉洁政治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付诸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员干部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党性修养和主观自觉性。他特别强调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1937年10月，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并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共产党员应该到军队中去，到军官学校中去，到保卫队、壮丁队、义勇军、游击队中去，成为政治觉悟、坚决勇敢、刻苦耐劳、遵守纪律的模范”，1938年10月14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全面阐释了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党的各项工作与政府工作中的模范作用。他说:“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总之，从为政以廉、为政以德的角度而言，认为，共产党员革命坚定、廉洁从政应该遵守以下基本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即实事求是、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刻苦耐劳、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政治觉悟、遵守纪律等。

(四)强化廉洁政治的制度约束。认为，厉行廉洁政治，要通过一系列组织纪律和法律法令加强对铺张浪费、官僚主义、贪污受贿、渎职等不廉行为与权力使用不当行为的约束、监督和惩戒。提出的制度约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制度。他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民主集中表现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在党内民主问题上，他极力批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指出:“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在人民民主方面，他提倡依靠群众监督政府公务人员的从政行为，提出民主是治理腐败的新路。在主持中央苏区的选举工作中，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1945年7月，在解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疑惑时，认为，共产党人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跳出周期律要靠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另一类是与反贪治污倡廉相关的法律法令。井冈山时期，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根除人民军队中的不良习气。中央苏区时期，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对贪污公款视其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强迫劳动、监禁、处以死刑等惩罚。抗日战争时期，参与起草了许多惩治贪污犯罪分子的法律文件。他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强调要厉行廉洁政治，铲除贪污腐化，反对特权现象，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严禁公务人员假公济私的行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规定干部的选拔任用要根据任人唯贤和德才兼备的原则，以拥护并忠实于边区施政纲领，关心群众利益，积极负责、廉洁奉公为主要标准。新政协召开后，亲自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其中的第18条明确规定要严惩贪污，以法律的形式把反腐败写进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中。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廉洁政治的现实启示

(一)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廉洁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主要是指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从事公务、履行职责过程中的一种权力规范化行为。廉政的行为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实践廉洁政治的主要行为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要求我们党在获取执政地位后要保持清正廉洁的执政作风。党的生命力的源泉在于群众，党要真正做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者、维护者，就必须要求党员、干部牢记宗旨意识，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要按照新一届党中央部署的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听民意，达民情，养成求真、务实、创新、勤政、廉政的治政新风。

(二)注重民生建设与廉政建设相结合。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革命战争年代，十分重视民生对廉洁政治的推动作用，提出要给人民以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倡导民主政权要为老百姓生产与生活服务。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关乎人民福祉，不仅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首先表现为民生利益，廉洁政治所彰显的民主公正、克己奉公、知法守法等廉洁理念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诉求，也是维护民生利益的政治化途径。建设廉洁政治和廉洁型政党，必须将民生问题与廉政问题一起抓，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三)坚持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统一。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是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制度建设以思想建设为根基保证，没有纯洁的思想根基支撑，制度往往形同虚设;另一方面，思想建设以制度建设为保障，科学的制度安排与运行有利于培养党员干部的法制意识、责任意识、廉洁意识，为思想建设创造良好的制度运作环境。思想建设要解决的是如何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免疫力，从主观上防止腐化变质的问题，其任务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筑牢防腐拒变的思想道德与党纪国法防线。制度建设在于完善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解决的是如何消除腐败现象滋生的社会土壤，是从机制上解决预防惩治腐败的问题。要坚持以制养廉，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制度，切实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廉政准则，完善诫勉谈话、民主生活会等制度，使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运行法制化、有序化、透明化。

作者：陈兰芝单位：上海电机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