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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校园欺凌行为类型及社会心理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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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校园欺凌行为类型及社会心理因素

摘要: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类型上可以从发生频次、欺凌目的、欺凌手段、表现形式、手段目的之间关系等方面进行划分。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校园欺凌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可以为有效预防和治理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提供依据。

关键词: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类型;社会心理因素

近年来,经媒体曝光的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数量多、地域广、发生频次密集,如《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搜狐网,2016)《校园欺凌乱象调查》(央视法治在线,2017)《失控的青春》(央视法治在线,2017)《少年的沉默》(央视今日说法,2017)等,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校园内“恃强凌弱”“以众欺寡”的现象给学校教育管理和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2016年5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1];2017年11月教育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2],明确提出了校园欺凌的治理目的、范围和具体要求,为建立健全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长效机制提供了指导性意见。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务院、教育部等主管部门的通知精神,有效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行为,有必要在调查欺凌案例基础上进行系统分类,并从产生机制的角度分析其社会心理因素,进而提出预防和治理的建设性策略。

一、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的分类

关于校园欺凌类型,不同学者的分类角度各不相同,如分为“关系欺凌、言语欺凌、肢体欺凌、性别欺凌、反击型欺凌、网络欺凌”(林进材,2017)[3];或分为“呈现力量型、捍卫尊严型、维系友谊型、争风吃醋型”(李春慧,2017)[4]等。综合相关文献,结合欺凌案例,笔者从发生频次、欺凌目的、表现形式、欺凌手段、目的手段关系及成员数量等维度,对校园欺凌行为进行系统分类。

(一)按发生频次,可分为偶发性欺凌和经常性欺凌偶发性欺凌是指欺凌行为偶然发生,欺凌者大多是临时起意,没有特定的对象或没有预谋;经常性欺凌是指欺凌或被欺凌行为发生概率较高,如每学期发生在3次以上,有特定对象或蓄谋已久。调查研究发现,偶发性欺凌的数量要多于经常性欺凌,如2016年一项针对南宁市13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双亲家庭孩子经常受欺负的比例为7.32%,偶尔受欺负的比例为48.17%;单亲家庭孩子经常受欺负的比例为9.09%,偶尔受欺负的比例为63.64%。”[5]。

(二)按欺凌目的,可分为发泄式欺凌、炫耀式欺凌、敲诈式欺凌、报复式欺凌和性欺凌发泄式欺凌是指主体受到委屈或挫败时(往往来自成人或高年级学生等),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到弱者身上,这是一种消极的自我防御机制,被欺凌者因此成为替罪羊;炫耀式欺凌是指通过欺凌他人来显示自身的力量或在群体中的地位,通过受害者的畏惧、受辱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种欺凌往往发生在公开场合,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图片、视频在网络上传播、炫耀,成为一个新的特点,其社会危害也更大;敲诈式欺凌是指向弱小者索要钱、物,达不到目的便采用言语辱骂、暴力殴打或侮辱虐待等方式进行的欺凌。如安徽怀远县某小学四年级一位副班长因为拥有检查作业、监督背书的权力,向另外6个同学要钱,钱没给够就逼迫他们喝尿;报复式欺凌是指主体为达到报复他人的目的而采取的欺凌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自身被欺凌或被威胁之后,针对的对象是给自己带来伤害或威胁的个体或群体;性欺凌是指使用与性有关的信息或动作,打击、伤害他人的情色化欺凌,如扒光衣服、猥亵、散布与性有关的八卦、谣言等。性欺凌的对象既有女孩,也有男孩,大多数性欺凌都发生在青少年身上,始作俑者往往是同龄人。如经媒体报道的“海南15岁少女遭多人围殴扒衣;四川资阳3名未成年少女对一女生扒衣拍照;安徽某中学女生称被同学下春药并威胁”[6]等事件都具有性侮辱、性骚扰、性侵犯的性质。

(三)按欺凌使用手段,可分为言语欺凌、肢体动作欺凌和网络欺凌言语欺凌是指通过谩骂、造谣、散播小道消息等方式对他人进行侮辱和伤害的行为;肢体动作欺凌是指通过推搡、捶打、脚踢、罚跪、损毁物品、行为控制等方式对他人进行侮辱和伤害的行为;网络欺凌是指运用网络传播途径如QQ、微信、微博、短信息等散布负面信息(包括语言、图片、视频等),威胁、侮辱、伤害他人的行为。许多欺凌行为往往多种手段并用,动作伴随言语等。以往男生多动作欺凌、女生多言语欺凌的性别差异特点,现在也有了新的发展态势。女生中的肢体动作欺凌呈上升趋势,如吴起县某中学6名高二女生持刀威逼5名学妹脱光衣服集体猥亵事件;江苏无锡某女生在宿舍里遭数名女生持续捏脸、打耳光、扯头发、被椅子砸事件;江西省玉山县“女生宿舍内遭学生狂扇被逼下跪”[7]事件等,施暴者均为女生。

(四)按欺凌表现方式,可分为直接欺凌、间接欺凌、隐蔽性欺凌、公开性欺凌从表现方式上看,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侧重于途径分类。直接欺凌是指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之间是线性关系,无第三方介入,采用面对面或电话、信息等方式直接进行的欺凌行为。如发生在北京中关村某小学的欺凌事件,四年级学生斌斌(化名)在厕所被2名同学用垃圾筐扣头,并伴随言语侮辱,就是典型的直接欺凌;间接欺凌是指欺凌者通过第三方的作用,如向他人或在QQ、微博空间散播谣言、揭露隐私、侮辱谩骂或故意疏离等方式,达到打击、伤害、孤立被欺凌者的目的。隐蔽性欺凌和公开性欺凌侧重于场所分类。隐蔽性欺凌是指欺凌者的行为不想让外人得知,因而选择相对封闭、偏僻的场所如宿舍、厕所或林间小道等位置实施欺凌;公开性欺凌是指在公开场所进行或故意散播让更多人知道的欺凌行为,炫耀式欺凌大多属于公开性欺凌。

(五)按欺凌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工具性欺凌和敌意性欺凌工具性欺凌是指通过欺凌达到索取钱物或让人敬畏等目的。有调查显示“勒索钱财”占到欺凌行为的22.5%[8];敌意性欺凌是指以打击、侮辱被欺凌者为直接目的,或因看不惯、或就想找个替罪羊而采取的攻击性行为。如重庆市某初中多名女生群殴女生兰兰(化名),致其十级伤残事件,起因竟是兰兰在住校期间不注重个人卫生,引起同寝室其他女同学“公愤”。(六)按欺凌主体的数量,可分为个体性欺凌和团伙性欺凌个体性欺凌是指一对一的欺凌行为,多见于偶发性欺凌,学校生活中因发生矛盾和争执而导致攻击性行为。如上海虹口区某校被称为“暴力熊”的女生打人事件,是典型的恃强凌弱行为;团伙性欺凌多发于经常性欺凌行为中,是典型的以众欺寡行为,许多学生在被欺凌后会选择投靠小团伙,寻求保护。研究者对西部某地级市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学校里“大同学欺负小同学现象”占到51.3%,“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现象”占到36.3%[8]。近几年来,媒体报道的团伙式欺凌呈多发趋势,其社会危害也高于个体性欺凌。

二、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的社会因素分析

有关校园欺凌的原因分析,相关文献大多从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维度进行分析,也有部分学者从心理学、法学、医学等角度进行探讨。笔者认为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屡禁不止的背后,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

(一)生物社会性因素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现象由自然选择所塑造,强调社会意义的“适者生存”,恃强行为是动物和原始人生存竞争的基本方式。在动物界,捕获猎物、争夺生殖权、逃避天敌追杀都要经过残酷而野蛮的争斗,弱肉强食、恃强凌弱是生存竞争的基本法则。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有了更加文明的竞争方式,但这种原始、野蛮的行为方式积淀留存在我们的基因中,成为人类适应环境的生物社会性因素。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认为人的本能指向外部时就是攻击、伤害他人的行为,其合理的形式是竞赛,不合理的形式就是欺凌。源于本能的基因如此根深蒂固,正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使用恃强凌弱的方式解决问题以及成长历程中欺凌行为的频发和难以杜绝。生物社会性的因素也可以解释孩子们之间打闹戏耍和欺凌行为边界难以清晰区分的问题[9],一般认为打闹嬉戏是无心的,欺凌行为是有意的,但无心和有意的边界在哪里?孩子年龄越小越不容易区分,因为孩子们在一起时,自然而然地会打闹嬉戏、相互争斗,一旦造成对方较严重的伤害,就可能被成人世界认定为欺凌行为。孩子们喜欢争斗打闹甚至欺负他人,是因为这能给他们带来愉悦的感受。从进化的角度来理解,使用野蛮、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正是人类原始情结的反映。随着年龄增长,个体会更多地使用规则和理性来解决相互之间的冲突,这是心智成熟和个性发展的表现。但即使是在成人世界,依然无法杜绝使用暴力解决问题,这正体现了生物本能因素作为“集体无意识”将持续存在的事实。

(二)社会强化因素早期的偶发性欺凌行为在更大程度上受到生物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经常性欺凌行为更多的是受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提出的强化原理在欺凌行为生成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强化既可以来自外部,也可以来自内部。外部强化来自他人(父母、老师、同伴等),如有的学生经常违反课堂纪律,是希望得到老师的关注,对于那些因学习、表现不好而受到周围人漠视的学生,做些破坏性行为得到周围人特别是老师的批评也会成为一种心理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负面的关注也会成为一种外部强化的方式。同时,成人对于儿童欺负行为的淡化处理如认为打打闹闹是孩子正常的行为以及同伴对于欺负的退让、不敢声张,也会成为外部强化的因素,使欺凌行为出现的概率增多。有调查数据显示,“41%的学生霸凌他人但没有受到老师的批评;有46%的学生霸凌他人但没有受到家长的批评。”[10]此外“家长、学校管理者、教师等有意包庇、或没能及时制止并给予惩戒、或学校并没有被赋予任何的强制力可以来有效地制裁、惩罚侵犯他人权利的学生”[11]等都会成为校园欺凌多发的社会强化因素。如安徽怀远县某小学的案例中,副班长对同伴同学的欺凌行为长达4年之久,是因为班主任老师赋予其检查作业的权利并对其行为进行了包庇、纵容。内部强化即自我强化,包括自我满足、自我归属和自我认同等。当一个孩子意识到耍赖撒泼、争强斗狠总是给自己带来好处,让别的孩子感到害怕时,便会获得一种快乐和满足。这种自我满足的感受将成为自我强化的力量,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会成为这个孩子经常使用的行为方式。萌芽状态的行为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和积极疏导,便会进一步促发欺凌行为。问题少年会结成小团伙,产生自我认同感,并借助群体力量壮大自己的声势,在校园里称王称霸、欺负弱小。满足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的需要,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强化。长期的欺凌行为会形成自我定位,实现着“合法的边缘性参与”[12],扭曲的价值观和反社会人格会逐渐得以稳固。

(三)社会学习因素欺凌行为的发展也会受到社会学习因素的影响,即通过观察、模仿获得。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了观察学习和替代性强化在行为塑造中的作用,认为儿童的攻击性行为、性别角色行为、亲社会行为等均可以通过观察学习来获得。儿童观察学习的对象包括家长、老师、同伴、生活中的其他人以及社会传媒等。从家庭角度看,绝大多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认真、遵守纪律,形成亲社会行为,但父母无意中的一些行为会对子女产生负面影响。研究发现:粗暴型教养方式对于本身具有攻击性的儿童来说,会强化其攻击性行为,更容易在同伴交往中成为欺凌者。此外,有家暴倾向的父母、在邻里关系中强势的父母,容易成为儿童模仿的对象,引发其在同伴关系中的欺凌行为。教师经常体罚学生的行为,同伴群体中的欺凌行为,大众传媒中“以暴制暴”的宣传,这些都容易被个别学生模仿,成为其解决问题的一种行为方式。信息化时代网络、影视、手游、微信、微博、直播等传媒平台对暴力、色情、凶杀等的推送,容易导致辨别能力较低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的青少年群体的效仿。

(四)功利化价值取向过分功利化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反映在教育中,就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学习成绩的高度关注,分数成为评价学生的最重要标准。部分学生因接受能力较低、难以适应集体教育模式、学习成绩较差而被视为“异类”。学习困难带来的挫败感、在班级集体中难以体验到的存在感,使这部分学生的压力与不满不断积累,导致对他人的攻击、伤害和侮辱等欺凌行为的发生。“挫败—攻击理论”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欺凌行为,认为“人的攻击行为乃是因为个体遭遇挫折而引起的”[13]。当个体遭受挫折又不能对引起挫折的对象直接攻击时可能会对另外的弱小目标进行攻击,这在自我防御机制里面被叫做“置换”。相关研究从社会文化视角,将这种因学业失败而背离学校主流文化、破坏学校规则的行为概括为“反学校文化”或“逃离文化”,这与学校“人文教育政治化、形式化”[14]有着内在的联系。东部某沿海城市对1000名一至五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62%的学生经常为学习成绩而烦恼,这个比例随着学生逐年升级而提高,到五年级时已达到77%。这种以学习成绩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使许多学习“掉队”孩子的人格和尊严,难以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这些学生往往会采取极端的做法,或违反纪律,或欺负弱小,来吸引眼球,体现自身能量和价值。

三、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的预防及干预策略

有关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发展特点、类型及社会心理原因的分析,可以为构建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教育管理策略提供依据。遵循《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提出的“坚持教育为先、坚持预防为主、坚持保护为要、坚持法治为基”的基本原则,提出以下策略:

(一)中小学校园欺凌行为防范策略1.加强“立德树人”正面宣传和教育一是确保品德课程开足课时,避免为其他考试科目“让路”现象的发生。品德教育课程应紧密结合青少年生活实际,变说教式为启发式。在课程设置方面,增加“校园防欺凌”安全体验课,重视普法教育、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引导青少年儿童互爱互助、爱人爱己,学会自我保护和尊重他人。同时要引导学生认识什么是正常的同伴关系,纠正“江湖义气”“碍于面子”“以暴制暴”等不良观念和行为;二是注重在班级管理、团队活动和其他学科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内容,整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资料,通过班会、团队活动等形式进行讨论和交流;三是加强校园环境文化建设,通过宣传栏、黑板报、校园广播、校园网络等媒介,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净化社会文化环境,预防欺凌文化不良影响预防校园欺凌不仅是学校的责任,而且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需要加强政府统筹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综合治理。一是要整顿网络、影视等新媒体环境,强化其社会责任感,加强文化监管,对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信息,进行筛查和限制;二是整顿中小学校园周边环境,对存有不良潜在影响的娱乐场所的监管;三是推进社区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公平、正义、文明、和谐等理念植入人心,渗透培养青少年学生的道德意识、法制意识及公民意识。3.建构教育多元化评价机制采取多元化评价机制,让学校教育更具包容性,让每个儿童都能体验成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和消除“逃离文化”,使校园欺凌行为丧失文化土壤。一是要淡化“分数为本”的观念,强化发展意识,回归生态教育的本质,在关注学生学业成绩的同时,更加关注学生的人际交往、成功体验和规则意识等非学业素质的生成,注重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二是以多元智能理论为指导,尊重学生的多样化发展,相信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潜能,教育工作者要用期待的目光对待所有学生,接纳差异、发现特长、培育自信。

(二)校园欺凌现象的干预策略1.建立健全校园预警机制一是要加强班级管理,安排“欺凌行为预警员”,对发生的欺凌行为及时向老师和其他管理人员汇报。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也要做有心人,关注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异常行为,特别关注父母离异儿童、留守儿童、学习困难儿童等弱势群体和那些家庭条件优越的强势儿童。二是加大对校园欺凌行为的查处力度,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绝不姑息。三是建立校园“应欺团队”,公布热线电话,安排专职人员进行欺凌行为舆情接待、网络监管、情况反馈以及被欺凌学生的心理调适等,形成科学、规范的处理机制。2.构筑“家庭—学校—社区”联动机制一是加强家长学校的建设,通过家长委员会、定期家访、及时沟通信息等方式,收集来自家长的反馈意见,了解孩子的家庭状况及校外表现,对于特殊家庭儿童给予更多关注。家庭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微观环境之一,“家长的身心健康程度、人格特征、对待生活的态度、夫妻关系的和谐程度等都对学生的成长产生直接影响”[15],要保持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一致性。二是拓展社区合作空间,净化外层生态环境,积极发挥社区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潜移默化作用。3.推进典型校园欺凌事件的法律管控2017年11月2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发生在某校的五名女学生欺凌他人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这意味着原本被认为是恶作剧的校园暴力有了法律惩罚的样本。《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明确指出:对于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的学生欺凌事件,可提交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处置。公安、司法机关的介入,对于校园欺凌行为的治理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撑。4.社会支持系统介入校园欺凌校园欺凌行为带给受害者的心灵创伤,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因此,在事件发生后,需要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人员如心理咨询师等的适时介入,以提高校园欺凌创伤矫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目前,中小学校关于校园防欺凌的社会支持系统介入项目相对较少,因而当被欺凌者出现严重的心理创伤时,学校工作人员往往不知所措,心灵创伤的平复由家长和学生自己承担,很多学生在事件发生后往往选择转学或者退学。专业人员进驻校园,可以从专业的视角,“探讨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从普通学生到‘潜在’高危学生、最后成为问题学生的发生发展过程,分阶段、有步骤地将防欺凌知识理念和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介入问题学生的形成过程”[15],也可以为有效平复校园欺凌创伤提供专业化指导。随着年龄的成长,内外强化、观察学习、挫折防御等社会性因素在欺凌行为的发展延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引发校园欺凌行为的因素具有多元性,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系统分类,有助于准确把握特征、深入分析原因,从而为有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理策略提供依据。对校园欺凌行为的教育和引导需要围绕立德树人培养目标,抓早抓小,同时也需要学校、家庭、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协同参与,采取综合治理,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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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赵家春,李中国.从实习场到实践共同体:教师职前实践的组织建设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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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爱慧 单位:沂水县第二实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