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红利时代的新型发展战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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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历经近40年改革开放所赖以维系的人力资源禀赋在新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变化，人力资源增量资本驱使下的经济高速增长正转变为人力资源存量资本驱使下的经济高质量增长。这充分说明我国长期依靠的人口红利时代的终结与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开启。在后人口红利时代，由于人口规模增长与人口结构变化的不可逆特征，只有以突破人力资本增量边界为关键手段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才能够彻底破除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所带来的突出矛盾。

关键词：后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中国新型发展战略

我国当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学术界和实务界均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从我国历史上已经进行的前6次人口普查数据能够看出，我国老龄人口在全国人口的占比在逐年增加[1]。预计在2020年我国人口红利将会消耗殆尽，这一时期我国适龄劳动力市场将首次出现劳动力“净流出”的情况[2]。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对于我国的人力资源配置还是对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影响。

一、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的挑战与机遇：老龄化的长期经济效应

以人口老龄化为典型特征的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到来，会导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出现，随之对国家宏观经济形势产生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经济影响

后人口红利时代中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最为直接且深远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对于国家社会保障财政支付的影响，特别是基于财务闭环管理的视角审视，我国的养老产业支出与医疗社会保障支出将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3]。具体表现为：首先人口老龄化速度的不断提升将显著增加国家养老金需求压力。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规模能够看出，从2006年至2016年，我国在这一列支项目的财政转移支付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9%，前文已经论述，在2016年我国已经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因此在这一时间节点之后我国养老金支付供需矛盾将日益尖锐[4]。其次从我国目前医疗保障体系的负担来看，持续增长的老龄化人口会不断加大社会医疗保障资金需求的缺口。老龄化会对人口的物理条件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2016年我国卫计委所的《2016年度我国卫生服务调查》统计结果，年龄在60周岁之上的老年人发病率是社会平均水平的5倍[5]。而伴随着发病率的提升，老龄人口的医疗费用水平将不断的增长。从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所获得的相关数据可知，2016年我国老年人口（60周岁之上）医疗费用支出占当年度GDP比重为2.85%，预计在2030年这一比率增速将超过国家GDP增速。同时，由于我国当前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行制度是在“统账结合”的框架下运行的，而我国当前所出现的养老金支付隐性债务问题与个人账户亏空等现实问题，均会对我国养老财政转移支付能力产生巨大的挑战。

（二）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首先对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源供给结构与供给数量产生影响；其次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国内的消费结构进而间接地对消费总需求产生影响。首先基于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力供给侧的影响视角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在数量层面上，将会极大地压减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供给规模。在结构层面上，将会显著抬升我国劳动力平均年龄[6]。在就业方式层面上，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将会促进我国就业方式朝向柔性化的方向转变。其次基于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力需求端的影响视角来看，人口老龄化由于会带来社会总消费额度的增加，并且由于老龄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社会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水平，因此会间接地刺激社会消费总需求增加。另外，人口老龄化会显著推动养老产业的发展。基于人口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由于劳动需求从属于经济衍生性需求范畴，因此以“银色产业”为主导的老龄人口养老产业将会高速发展，并极大地刺激社会消费需求，进而催生出大量的就业机会。

（三）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影响

基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可以将由于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理解为对于全社会技术进步的影响，即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毛春梅，2016）。为了科学准确地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对2014年至2016年3年间我国老年人口扶养比与全国不同地区TFP平均增速水平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图1展示了老年人口扶养比（人口老龄化测度指标）与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走势。从图中能够明显地看出，老年人口扶养比与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出强烈的负向相关的关系。从全国的视阈来看，某个省域的老年人口扶养比水平越高，则该区域内的社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低。其背后所隐含的经济阐释是，从资本集聚的视角来看，老年人口扶养比水平的增加，会倒逼全社会拉高对于远期养老保障支付增长的预期，进而在当期表现为储蓄水平的削减，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去储蓄化的情况，从而不利于资本的集聚（马骍，2014）。从劳动生产率的视角来看，老年人口扶养比的提高会降低社会劳动参与水平，不利于全社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进而产生技术红利释放的“错时效应”，影响社会的技术偏好，最终表现为社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波动。

（四）人口老龄化对于国内消费结构的影响

从发达国家所公布的老年产业发展的相关数据能够看出，老龄人口消费支出对于国内经济增长贡献率水平要显著高于青年群体。世界发达国家老年产业年平均产值水平位于域内现代服务业产值水平的前列。因此我国愈来愈多的老龄人口的购买能力与消费欲望将成为我国当下及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消费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从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来看，老龄人群的消费特质与消费倾向必然会倒逼域内的产业体系与经济结构框架[7]。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以国内消费代替广域的投资是此轮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人口老龄化所催生出来的“银色产业”对于我国当前大力实施的“调结构、惠民生、稳增长”经济转型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的核心原因在于：首先由于服务老龄人口的产业属于现代服务业的范畴，具备产品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强、社会影响力强的特征，对于促进我国城镇化进程，稳定就业“兜住民生底线”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其次我国“银色产业”属于现代服务业体系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该产业的发展一定会对社会资源的结构优化与重新配置具有较为强劲的促进作用，并显著地提升现有产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银色产业”的关联性产业的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为此党的报告中专门指出，要大力推进以“医养结合”为主体的新型养老产业的发展，科学地发挥养老产业对于服务业产业发展的经济贡献与社会就业吸纳作用，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养老产业形成产业集聚，以此为基础，形成有助于刺激消费、增加就业的经济新增长点（李璐，2017）。由此可见，培育发展我国老龄产业对于提振我国宏观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且借助老龄产业自身所具备的产业关联性特征，亦能够积极有效地促进周边产业的发展。

（五）人口老龄化对于国际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从劳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突出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具备的巨大资源后发优势，而这一优势的支撑在于我国历史上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长期处于高位徘徊。而在后人口红利时代这种“人口资源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核心竞争能力，从而促使由我国比较优势所吸引的产业发生迁徙（黄漫琳，2016）。但是从相反的视角来看，正是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现实情境，会倒逼我国采取“转方式、调结构”，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从以往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意味着我国经济结构从单一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方式转变。从逻辑上来看，后人口红利时代对于国际产业竞争力影响的传递路径为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资源利用成本增长，进而加剧我国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并且由于产业间的杠杆作用会最终影响我国各关联性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由此可见，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后人口红利时代与“中等收入陷阱”两大风险的严峻考验，资源的成本攀升与边际报酬递减的社会现实会倒逼我国实施产业转型升级与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转型，国家与产业层面的战略转型会要求与之相匹配的具备高附加值的人力资本与之匹配，因此国家与产业层面的战略转型会倒逼人口红利升级，进而形成人口红利升级——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国家战略转型的良性循环。如图2所示。

二、后人口红利时代我国发展战略的检视、重构和开拓

基于上文的分析能够看出，我国进入以人口老龄化为代表的后人口红利时代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但是若能够充分挖掘后人口红利，转变我国赖以维系的人口红利优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向内涵型增长方式转变，借助“劳动力质量优势消减的替代与转换战略”提升后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才能够规避由于人口老龄化所可能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与后劲不足的负效应。

（一）我国新型发展战略的检视：战略思路的转型

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的负效应，需要在战略思路上实现“两个转变”：首先需要从比较优势增长思路朝向竞争优势增长思路转变。人口红利时代的经济增长战略思路是借助以价格与成本为比较优势的资源禀赋国际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而后人口红利时代中的人口价格比较优势被逐渐的消耗，此时凸显出“人力资本”在大国博弈中的核心地位与关键作用，需要深入强化以“知识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为核心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是需要从单纯的生产要素驱动型经济朝向复合型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人口红利时代我国经济得以长期维系高速度增长的关键就在于以“人力资源”为代表的廉价生产要素产业集聚所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驱动。而后人口红利时代中的生产要素的规模报酬与边际效率均显著下滑，因此需要从生产要素驱动朝向复合型创新驱动转变。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为支撑，以培育“人力资本创新力”为经济增长新动能，形成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产业发展新模式。

（二）我国新型发展战略的重构：战略目标的转型

党的报告指出，由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我国经济增长需要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为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到来，这就需要我国调整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的发展战略目标。首先是需要从追求“规模经济”目标朝向“质量经济”目标转变。在人口红利时代，我国一直在践行以“追赶型发展”为导向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战略，是以GDP为代表的财务增量绩效指标来评判经济运行效果。在后人口红利时代，我国“人力资源约束”受到不断的强化，需要积极地促进我国人口红利优势转变、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三者之间的协调程度。其次是要从“国富”向“民富”转变。人口红利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核心的“富国”。而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不仅需要实现组织层面的财富集聚，更需要科学地对改革红利进行合理的配置，才能够确保社会大众特别是老龄化人群享受最大的社会福利。这就需要我国发展战略目标朝向不断降低社会基尼系数、扩大中产阶层规模，在经济增长中提高老年市场参与程度，将社会保障作为强化民生安全的核心手段，强调改革红利的“分享性”，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生成的战略契机，增加全民福祉。

（三）我国新型发展战略的开拓：战略内容的转型

党的报告提出，要采取科学的方法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养老、敬老与孝老的社会文化氛围，并助推我国医养产业发展。这无疑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突破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瓶颈与矛盾明确了战略转型的方向。新时代我国新型发展战略转型的核心应围绕以下几方面来进行：首先应积极地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从国际经验来看，实现老龄化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置条件是代际公平。而实现代际公平需要着眼于需求端与供给侧协同发力。就需求端而言，要改善我国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由于后人口红利时代我国老龄人口占比不断提升，科学改善我国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是稳定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一项核心支撑。这就需要在设计薪酬制度与福利制度之时充分地考量老龄人口的现实情境，着力解决老龄人口所普遍面临的“人口负债”问题。就供给侧而言，要提高劳动人口的劳动资本。由于后人口红利时代我国适龄劳动力数量呈现出递减的态势，因此应侧重于劳动力资本的积累，要持续地强化职业教育，不断地提升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创新能力，优化现行劳动力的知识结构，不断地强化劳动力资本对于生产力提升与竞争力凝聚的作用。其次要科学规划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计划。人口经济学认为，结合老龄社会的发展进度，可以将老龄社会划分为老龄社会的初级阶段、深度阶段与超级阶段。针对不同的阶段应实施差异化的行动计划。例如在老龄社会的初级阶段，应启动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科学地划定工资待遇与福利保障在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的占比，妥善地处理好当期与远期之间的发展关系与代际关系。在老龄社会的深度阶段，应侧重于优化养老保障的制度结构，不断地拓展与深化老龄人口社会参与的边界与强度，充分抵消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掣肘效应。在老龄社会的超级阶段，应建立适合的养老保障制度，以精益管理与智能服务为依托，为老龄人口的再就业与深度的社会参与提供物质条件与制度支持。

三、人口红利升级与经济结构升级同步推进的我国转型战略实施路径

（一）人口红利升级：充分挖掘现有人口红利潜力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我国在2020年即将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但是在老龄社会的初级阶段，仍存在一段老年人口扶养比趋于平衡的阶段，我们应充分挖掘利用这一阶段的人口红利潜力，不断促进人口红利升级。首先应建立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相匹配的人力资源科学结构。人口经济学认为，应对由“人口负债”所引致的社会危机的有效手段是增强适龄劳动人口的扶养能力。而提升适龄劳动人口扶养能力的关键取决于劳动力资源的边际效率的及时提升。而优化人力资源结构能够有效地将潜在的人口红利与外延型经济增长有效地结合。这就要求我国新时期的战略实施重点应侧重于增强劳动力人力资本边际效率的层面上。要不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对于现有劳动力人群素质的提升力度，以增加技能型、学习型与知识型的人力资本的附加值，显著提升当前人力资源的边际报酬。其次应深入挖掘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消费新增长点，利用人口红利应对人口负债战略。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龄人口市场中的消费总需求将趋近5万亿元。我国应牢牢把握老龄产业发展的有利契机，科学设计利用人口红利应对人口负债的战略，充分释放人口结构调整对于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巨大潜力，将老龄产业作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和支撑，并培育后人口红利时代中的经济发展新动能。这就要求我国的公共财政支出向养老健康医疗保障的方向倾斜，大力支持以“银色产业”为核心的养老产业发展，并鼓励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手段支持民营资本建设民办养老机构，以产融结合为手段、以产学研一体化为支撑，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银色产业”体系。在此基础上，持续强化及完善我国全社会的养老保障政策体系。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持续拥入大中型城市，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将伴随着沉重的家庭养老负担，应在着力化解由新型城镇化进程所衍生出来的农村家庭养老成本负担的社会现实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应持续创新我国养老保险的融资方式，使我国目前以现收现付制为主导的融资方式朝向以基金积累制的方向转变。其中的原因在于由于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速度已经显著超过了以现收现付为核心手段的代际再分配速度，因此现收现付制度在远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另外，在劳动力资源边际报酬递减的大趋势下，采用基金积累的方式促进养老账户资本积累，能够将有限的个人储蓄转化为资本，而与之相比现收现付制仅能以转移支付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即时消费，却不能以资本的形式促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长期保值增值，因此从长期来看，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人口红利升级战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思路结构如图3所示。再次，应着力构建与实施“第二次人口红利”获取战略。上文的分析中指出，我国固然即将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消失殆尽。由于在后人口红利时代不断加快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会促进老龄人口提升总体储蓄率，同时由于社会适龄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在持续减少，因此全社会资本劳动比水平在不断提升，继而助推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第二次人口红利”并非一蹴而就，除上文所提及的将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障资金渠道从现收现付向基金积累制方向转变之外，还需要具备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这是由于“第二次人口红利”收益的实现依赖于社会总储蓄向社会总投资转化过程中所生成的资本溢价，而投资收益的波动会显著影响到“第二次人口红利”所引致的资本保值增值水平。因此具备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是“第二次人口红利”实现社会总财富向总资本进行转化的重要前置条件。

（二）经济结构升级：创新驱动激发内需潜力

首先应以技术进步与人文进步的深度融合为依托，以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从前文的论述可知，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国家实现了现代化的基础上而出现的社会问题，我国的客观实际是未全面实现现代化阶段而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这就需要以创新驱动为手段促进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扶持培育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使传统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朝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驱动，不断促进我国在人口红利时代中所积累的储蓄向投资方向转变。其次要加快我国现有的劳动力储备从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方向转变。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在人口红利时代所积累的人口红利并未消失殆尽，伴随着传统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我国要充分激发与利用人口红利时代所积累的人力资源内生性动力，并因地制宜地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培育“三新”经济发展新模式，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战略契机，不断升级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发展质量，适应并引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牵引力量的经济增长黄金时代。再次应以发展速度提升与质量效益增强为手段，实现科学发展。本文已经阐明发展“银色经济”的重要性，培育和发展老龄产业需要充分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目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老龄产业属于发达经济与买方市场范畴，因此应侧重于培育高质量与个性化经济新增长点。

四、结论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赖以维系的具备价格优势与成本优势的“资源驱动型”经济将难以为继，其典型表现为我国劳动力红利边际效率持续递减，我国即将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到来将会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正面与负面的双重影响。从挑战的视阈来看，快速增长的老龄化人口规模对于以现收现付为核心支付手段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而言，会产生较为巨大的财政压力；同时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将会产生冲击，对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支付成本产生影响。从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视阈来看，老年人口扶养比的增长会降低社会劳动参与水平，不利于全社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进而产生技术红利释放的“错时效应”，影响社会的技术偏好，进而显著降低社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从机遇的视阈来看，人口老龄化对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言，意味着先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核心支柱产业的结构体系处于重新洗牌的现实情境。而难以为继的产业的形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将会被“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三新”经济形式所取代，这无疑为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及发展方式升级调整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更为重要的是，“后人口红利时代”将会催生出一批“银色产业”，会极大刺激老龄人口服务与产品的关联性产业的发展，从而有力地培育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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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文亮1；原新2 单位：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