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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开始进行文禁,朝中的风气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同时特产生了一股不安的气流,嘉庆皇帝对这一现象很是敏感,他言道:惟近日风气往往好为议论,造作无根之谈飞或见诸诗文,自负通品。此则人心士习所关,不可不示以惩戒,岂可以本朝极盛之时,而辄蹈明末声气陋习哉?从中我们看出清朝人对社会中的风气和士人恶习的认同,嘉庆皇帝没有办法将国家衰败的现实改变,面对国家的日渐衰败,在经营时,他需要更加的谨慎和留意,在时机成熟时,他会采取一定的行动。而洪亮吉正好为嘉庆皇帝提供很好的机会。洪亮吉上书,文辞激烈,嘉庆皇帝对洪亮吉上书中的言辞耿耿于怀,朝中的一些大臣对洪亮吉进行语言攻击,嘉庆皇帝为了展现自己的任君风度“:(洪亮吉)实属咎由自取,但联方冀闻镜论,岂转以言语罪人?亦断不肯为诛戮言臣、自蔽耳目之庸主。今因伊言,惟自省于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对洪亮吉进行了处理(流放)。洪亮吉因为上书被流放,这件事在朝廷内外的大臣中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刺激,在洪亮吉流放的日子里,朝中的风气恢复沉寂,朝中大臣不敢上书言事,嘉庆帝为了将这种沉寂的朝中风气打破,于是宣召众大臣,命令其不得沉默。在变化无常的政治环境中,朝廷的文武百官的处境是怎样的尴尬。嘉庆皇帝刚刚即位之初,为了展现自己的任君风度,下令广开言路,将一些政策放宽,这对于沉默很久的文人士人来讲,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洪亮吉的上书并没有让嘉庆皇帝高兴,因为其上书的《极言时政启》中,将朝廷上下,包括嘉庆皇帝在内,出现的恶习等等进行谴责,朝政的颓废、大臣的玩弄权证、奸邪狡诈等等社会现象进行一一的披露,随着这是国家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极言时政启》中的文字,触及了当朝皇帝的尊严,嘉庆皇帝以冒犯两朝天子尊严的借口,称洪亮吉不忠,以洪亮吉上书内容与国家体制相违背等罪名将洪亮吉流放。
二、洪亮吉人口学观念
从洪亮吉上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洪亮吉是一个关心国家关心百姓疾苦的人,其上书的《极言时政启》中,不仅将朝廷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指出,还将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恶性,百姓生活的疾苦等现象进行阐述,虽然洪亮吉的上书惹怒了嘉庆皇帝,但是我们还是要从洪亮吉上书事件中认识洪亮吉的人口学观念。从洪亮吉的《治平篇》、《生计篇》等政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洪亮吉将人口增长、人口过剩等问题进行明确的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1.人口增长速度过快。洪亮吉认为,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了经济生产速度,其中“……,其户口则视三十年前增加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加十倍焉,视百年数十年前不窗增二十倍焉”“,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这些洪亮吉的《治平篇》中都可以看到,这是洪亮吉眼中的人口增长速度。正是因为人口增长过快,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所以在社会中出现了人口过剩的现象,“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简崖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等等,这些都是反映社会中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文字,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当时社会中人口增长的速度。
2.人口过程导致社会问题出现。洪亮吉对社会中的危机现象等有很敏锐的察觉能力,根据洪亮吉的观察,江南地区的生产水平如果按照家庭人口的来算,一人得到大约四亩地,十口之家则需要四十亩地,而今天四十亩地的宽度和古代百亩地的宽度相当。洪亮吉将乾隆初期和末期的社会物价做了对比,在洪亮吉的《生计篇》中有记载:“指乾隆初期,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有一人营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宽然矣。”乾隆时期社会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农民数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田地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商人的数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货物不增加,学生的数量是以前的十倍但是教授学业的馆舍数量并没有增加等等,这些是乾隆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由于形成了通货膨胀导、生产力低下,生活水平低等,致社会生产中出现各种问题,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数也增加至以前的十倍数量,遇到水灾、旱灾、疾病等情况是没有办法应对,这就是洪亮吉眼中的人口过剩引发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和解决的。
3.洪亮吉对以上出现的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产生的人口过剩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洪亮吉在自己的政论中明确指出,天地调剂、君相调剂等方法可以对人口增长速度进行遏制,洪亮吉认为,在发生灾害时不行丧失生命的人大多是十一二岁的人,水灾、旱灾、病疫这些就是调剂法。在洪亮吉的政论中重点讲述了君相调剂法,《治平篇》中记载,要保证国家没有闲置的天地,劳动力没有剩余,可以将国家的疆土进行扩充,将以耕种为主的人们迁移至此进行生活,百姓中赋税严重的,可以适当地减轻百姓的赋税,要在国家中禁止浮靡,遇到水灾、旱灾等自热灾害时国家要开仓赈灾,简单的概括就是,通过开垦荒地、增产节俭、禁止重税、赈灾救济等方法,将百姓所处的社会处境进行改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上,洪亮吉不仅看到了人口增长过快的自然因素,也看到了百姓生活艰苦的社会因素。人口的超速增长,隐藏着社会危机,百姓的生计成为一大社会问题,社会中出现的“极寒颠踣”是无法掩饰的社会人口问题。洪亮吉在自己的政论中讲述了自己对人口增长过快的恐惧,因为在科技、生产力等相对落后的时代,洪亮吉不可能认识到生产力可以是国家飞速发展的基础,对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他也没有办法对其进行各种限制,所以洪亮吉的这种担心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洪亮吉因为上书事件被流放到新疆的伊犁,在其流放期间,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自然灾害,在京师也出现了严重的旱情,百姓叫苦不迭,嘉庆皇帝心急如焚,设坛祈雨,但是没有一点效果。而洪亮吉仅仅在伊犁待了百日,就被赦免释放了,这在清朝汉臣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先例。在清朝历史上发生这样的事件可以说是清朝政治由盛转衰的又一个标志。洪亮吉的人口学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洪亮吉突破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治学范围,将传统的人口学思想进行扬弃,虽然洪亮吉的人口学观念在当时没有受到关注和重视,但是其人口学观念在中国人口思想上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作者:何静胡尹慧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