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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经济主体行为设定及均衡分析
本文基于动态世代交叠均衡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时间分配)、人力资本与产出的影响,假设存在一封闭经济,模型中经济主体行为设定如下。1.企业行为设定假定代表性企业采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生产一种产品:式(1)中,Yt代表t期产出,Kt代表t期资本存量,Lt代表t期有效劳动,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α代表资本要素在产出中贡献份额,1-α代表有效劳动要素在产出中贡献份额。假定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处于完全竞争状态,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所用要素按其边际生产力付酬,则资本要素价格(rent)和劳动2.家庭行为设定假定人口由15个世代交叠的家庭组成,每一代人中代表性个人16岁进入劳动力市场,75岁死亡。模型中每一期对应4年,假定年轻人依靠父母生活,这意味着年轻人在模型中不起作用。人口增长率外生决定,g代出生生活在t期的人数为Popg,t。家庭效用最大化问题既包括选择一生消费和储蓄模式,也包括在工作、教育和闲暇之间的时间分配。花在教育上的时间是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既提高有效劳动供给,也提高生活质量。出生在T期开始的代表性个人跨期效用函数采取如下形式:
二、时间分配、经济行为主体参数选择及模拟检验
本文首先假定存在一个初始均衡,初始均衡实际上是一个稳态,为了研究人口老龄化的长期影响,本文将人口老龄化施加给初始稳态以预测2010~2050年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的变化,假定2050年后出生率逐渐回到自然替代水平。
1.初始稳态时间分配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近年来我国各年龄段人口就业时间、闲暇时间和教育时间(人力资本投资时间)分配情况,图1设定了初始稳态下不同年龄人口时间分配。如图1所示,16~23岁年轻人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受教育,用于学习的时间在21~23岁达到顶峰,这主要以放弃部分闲暇时间为代价。24~31岁年轻人分配给教育的时间下降,这说明这一年龄段接受教育的人口减少,即读研究生的人数倾向于减少,更多的人选择工作,尽管个人可能花一些时间用于培训,一年中用于培训的时间仍很少,用于就业时间逐渐增加。28~31岁年龄段人口和44~47岁年龄段之间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时间几乎为零,个人时间几乎全部用于工作和闲暇。47岁后,对闲暇的偏好增加,工作时间减少,最后转变为零。
2.经济行为主体参数选择参照佛格勒等学者的研究,将跨期替代弹性设定为1,期内消费和闲暇的替代弹性设定为0.5,人力资本技术弹性设定为0.7,已经获得的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生产的弹性为1,产品中资本贡献份额为0.33。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01202亿元,中央和地方公共教育支出共12550.02亿元,医疗卫生支出4804.18亿元,中央财政债务余额67548.11亿元,2010年短期(6个月至1年)我国金融机构法定贷款平均利率为5.50%,统计数据未公布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仅公布了2007年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表,分别是农林牧渔业、采矿业,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制品业,纺织、服装及皮革产品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炼焦、燃气及石油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产品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其他服务业等17个产业固定资产折旧率,本文取17个产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平均值(0.06)近似代表资本折旧率。资本收入税率采用我国企业所得税率(25%)来代替,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从3%~45%递增,具体适用税率根据纳税人的收入额计算决定,考虑到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将个人所得税税率设定为5%。消费税中14个税目根据所征税对象类别不同税率也不同,考虑用日用消费品税率代替,将消费税税率设定为7%。参照我国养老保险替代率现状,将养老金替代率设定为0.6。其他参数的选择是基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数据计算,其中利息率由我国金融机构短期贷款平均利率代表,消费率税率由我国政府消费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代表,资本折旧率由固定资产折旧率代表,个人所得税率由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代表,资本收入税率由企业所得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代表,表1中列出模拟所用主要参数值。
3.模拟检验图2描绘了2010~2050年方案1和方案2中人口老龄化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影响的模拟结果。图中横轴代表预测的年份,纵轴代表不同方案中预测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初始稳态均衡国内生产总值的偏差百分比。方案1假定时间分配决策外生于模型,因此,工作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改变不影响个人劳动供给和教育决策。根据方案1的结果,没有人口老龄化的稳态生产能力显著增加。最后,随着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逐渐退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14年开始下降,显著影响生产能力,2014~2050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7%,即年经济增长减少0.4个百分点。
转向方案2,具有完全远见和理性预期的年轻人有理由预期由于人口老龄化未来教育会增值。因此为了在中年时提供更熟练劳动,年轻时他们在教育上投入更多。结果,通过花费更多时间用于教育,年轻人劳动供给减少,降低了初始生产能力。可是随着年轻人逐渐步入中年,他们熟练工作更多,劳动收入和额外熟练工人供给最终减少了老龄化的成本。结果在2010~2050年间老龄化的长期影响是平滑的,在产出损失方面的成本看上去更便于管理,在2015~2050年间,与方案1中下降10%相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下降4%。最后,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解释力,本文提供了不同人力资本技术弹性和跨期替代弹性下的敏感度分析,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又用这些参数值上下调整0.1来模拟。图3和图4描绘了在这些参数值下人口老龄化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偏差变动趋势的影响。如图3所示,直到2018年,人力资本生产弹性微小变化导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提高。2018年后,人力资本生产弹性逐渐增加。一个较高(较小)人力资本生产弹性显示了一个较高(较低)长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偏差从2018年上下0.15个百分点到2035年上下0.5个百分点。相应的,如图4所示,一个较低(较高)跨期替代弹性产生一个较高(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偏差,直到2015年这一偏差很小,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偏差达到上下0.05个百分点。(本文来自于《人口与经济》杂志。《人口与经济》杂志简介详见)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和预测内生和外生时间分配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在短期尤其在长期对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投资和产出的影响。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如下。第一,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由于人力资本价值是未来总工资收入的贴现,年轻人为了提高个人未来的收入水平和适应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年轻人短期内仍将投入更多时间用于教育,以保证在长期内可提供更熟练劳动和获得更高的收入。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是建立在代表性个人完全理性和完全远见基础上的。年轻人缺少理性,为此会有一定风险,以至于低估未来收入。为了确保当前的年轻人接受更多教育,一方面,可通过增加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支出,降低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直接成本,刺激个人增加教育投资时间;另一方面,可大力发展在职培训,重视普通培训和特殊培训在提高职业技能和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因此,人力资本积累是一个强有力的抚平机制,忽略它必然导致过度高估人口老龄化的成本。第二,研究表明,在宏观层面,由于短期内年轻人花费更多时间用于教育,在退休年龄没有延长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劳动总供给减少,劳动总供给的减少短期内降低了社会生产能力,增加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但是,由于年轻人接受了更多教育,提高了知识和技能,可以保证长期内劳动更有效率,工作质量更高,这最终将提高社会生产能力,显著降低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轻人口老龄化短期内的经济成本,一方面,可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可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立法,打破劳动力市场垄断和歧视,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短期内提高社会产出水平。从长远来看,为扭转人口老龄化的不利经济影响,可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适当放开生育限制来应对人口老龄化,使我国经济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作者:王云多单位: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