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探讨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破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探讨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一、欧盟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欧盟各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各国在享受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面临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开始步入老年，65岁以上老人占比不断增加，许多欧盟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欧盟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2012年的报告预计，欧盟整体而言男性预期寿命将从2010年的76．7岁增加到84．6岁，女性从82．5岁增加到89．1岁。欧盟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时法国、德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同为16%，意大利为18%。2012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各国的上述比例已变为:法国17．1%;德国与意大利相同为20．6%。德国65岁以上老人占比增长最快。上述这几个国家预计到2040年时，这一比例将变为:法国26%，德国29%，意大利则将高达34%。而一些独立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欧洲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上述官方数据更为严重。德国柏林研究所(Berlin－Institute)2008年的一份研究表明，德国65岁以上老人占比已达26．5%，预计到2025年时将达到39．3%，到2050年时则将高达55．8%，即在2050年的德国总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占到了一半以上。该研究还指出，由于人们的营养水平、膳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如运动和日常锻炼等)方面的改善也使德国人的平均寿命大大延长。100年前德国男性的平均寿命为46．4岁，女性为52．5岁，现在男性的平均寿命为81．7岁，女性则达到了87．8岁。德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一个世纪内延长了近一倍。该机构还预测德国8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将在未来50年增加近三倍，从现在的320万(占德国总人口的3．9%)增加到910万(占比为12．1%)。而百岁以上老人则将增加16倍:从2000年的7，200人到2050年的114，700人。预期寿命的增加使得老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欧盟面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另一问题则是TFR不断下降。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盟各国曾在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段迎来生育高峰，即所谓战后“婴儿潮”，这一生育高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统计数据显示，欧盟27国每年新生儿的数量从60年代初的750万到2002年已降为500万;2006年人口自然增长的绝对数字约为40万人，只占整体人口增长的五分之一。2011年欧盟27国的出生率为10．4‰，死亡率为9．6‰，新生婴儿的出生率与自然死亡率相比仍保持有限的正增长。欧盟预测到2060年时其人口年龄结构将大为老化，0到14岁少年儿童占比14%，15到64岁人口将从2010年的67%下降到56%，65岁以上老人大量增加，占比从17%上升到30%，80岁以上老人则从5%上升至12%，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

(二)老龄化社会的医疗保健问题伴随人口老龄化，老人的健康、医疗保健以及退休生活等成为主要的关注点。欧盟为此提出了“健康生活年”(healthylifeyears)的概念，作为衡量是否既长寿又健康的指标。该指标主要关注人们能够生活自理并能参与各类常态活动的最大年龄。据欧盟统计，2011年欧盟27国男性平均健康生活年为61．8岁，是男性预期寿命的80%;女性则为62．2岁，是女性预期寿命的75%。由于欧盟内女性预期寿命高于男性约5．7岁，上述健康生活年数据表明女性的长寿可能伴随生活质量不高。即便如此，欧盟内不少国家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已大为增加，如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士及丹麦等国的医疗保健支出已占各国GDP的11%，这些支出中的约四分之三来自各国的社会保障基金。老龄化社会中医疗保健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长期看护，由于与老龄化相关的疾病发病率上升，需要全天候看护的老人数量不断增加。虽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已使得与年龄相关的高死亡率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仍面临如何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老人的问题。如德国目前还有许多60岁以上的残疾老人与他们的父母同住，随着他们父母年事已高，这些父母很难再有精力照顾这些也已步入老人行列的残疾子女。为此，需要社会提供专业化的看护服务。有效解决老人的医疗保健和长期看护问题，是欧盟化解人口老龄化困境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老龄化社会与就业相关的问题老龄化社会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劳动力人口减少。欧盟各国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都在探讨延后退休时间，缓解劳动力减少的问题。相关研究表明，2010年比利时的就业人口中年龄在50到643岁之间的占比约为49．1%，欧盟整体则为56．5%。虽然比利时官方的退休年龄已延长至65岁，但统计显示比利时在2007年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1．6岁。这样，欧盟国家在劳动力问题上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人口步入老龄化，就业人口在减少;二是虽然许多国家已将退休年龄延后至65岁，但有相当比例的人选择提前退休。人们选择提前退休的原因，一是传统上对老人的负面认知或刻板印象，如认为60岁以上的老人在精力、体力等方面都很难胜任工作要求。这一负面认知导致许多人选择在60岁左右退休。二是就业市场对60岁左右的人群关闭，使得就业人口进一步减少。老人学(gerontology)将65岁左右称为人生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大多数人仍有较充沛的体力和精力，能完全自主地应对日常生活并能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显然，在建立延迟退休机制、工作环境和就业安排等方面，欧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四)老龄化社会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在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对各国政府而言最为棘手的问题当属如何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欧盟各国似乎还没有在这一领域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挑战。如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便是典型的“寅吃卯粮”，即由下一代为其父辈甚至祖父辈的养老买单———现在是两个正在工作的德国人养活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德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养老金目前主要依靠政府补贴，2006年德国政府税收中的30%(约800亿欧元)用于提供给社会养老基金。预计到2015年社保养老基金的供给将从2∶1变为1∶1，届时一个工作的人要养活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而要维持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政府和企业都需要不断提高退休年龄来缓解社会养老基金缺口。据预测，如果要维持目前养老金供给状况，到2050年时的退休年龄应推迟到75岁。就欧盟整体而言，状况比德国稍好，2011年的调查为4个工作的人养活一个老人，预估到2060年时将变为2∶1。在解决公共养老金不足的问题上，欧盟将主要依靠延迟退休、降低公共养老金发放额度和严格限制提前退休的养老金发放等措施。

二、欧洲解决老龄化问题之路

(一)积极老龄化策略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取决于一国或一个地区预期寿命、出生率以及移民等多种变量。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为化解人口结构老化、劳动力减少等困境，已开始积极寻求解决办法。2012年笔者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正值欧盟将2012年定为“欧洲积极老龄化和世代间团结年”(theEuropeanYearofActiveAgeingandSolidaritybetweenGenerations–以下简称“积极老龄化年”)，亲身感受到欧盟各国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视。欧盟透过“积极老龄化年”来检视有关退休、医疗保健、高等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消除就业上的性别和年龄歧视等领域的公共政策，希望能在2020年实现如下三大目标:(1)延后退休时间，以便让老人更好地传承其工作经验;(2)老人在社区中继续发挥各种积极的作用;(3)老人尽可能地享受健康和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欧盟认为在关注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同时，处理好各代人之间的团结和经验传承也至关重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让老年群体成为积极活跃的老人:不但能独自应对日常生活，同时还能在就业、卫生保健、社会服务、成人教育、义工、住房、信息服务或交通等诸多领域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积极老龄化”(ActiveAgeing)成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核心。积极老龄化是近年来人口学界针对全球人口结构改变，老龄化问题愈加突出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世界卫生组织把积极老龄化定义为:“是在健康、参与和保障方面寻求最优化机会的过程，以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2］(P．12)而UNECE更是将这一概念上升到人口战略的高度，宣称实施积极老龄化的目的是寻求让日益增加的老年人群在健康长寿的基础上，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积极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群不仅不会拖累整个社会的养老福利和医疗保健支出，更可以借助他们丰富的工作经验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

(二)延后退休年龄和增加妇女就业老龄化社会面临的挑战之一便是劳动人口数量减少。显然，最直接的办法是尽量延长现有就业人口的工作年龄，即尽量延后退休时间。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在退休年龄上存在较大差异，意大利平均退休年龄为57岁，而丹麦和冰岛则为67岁。另一项报告显示，2009年欧盟27国的平均实际退休年龄为61．4岁，其中男性61．8岁，女性61岁。该报告预计到2020年时，平均退休年龄为63．5岁，仍低于大多数欧盟国家男性65岁、女性60至6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欧盟国家中芬兰的法定退休年龄最高且男女相同，均为63至68岁之间。［7］为改变大多数人选择提前退休的现状，UNECE2012部长级会议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了要在2017年实现延长工作时间的制度。欧盟各国都在探讨通过改变老年的定义和人们的心理认知，改变以年龄来衡量一个人能否继续工作，一刀切决定退休年龄的传统，转而通过考察个体的实际身体和精神状况，以人的生理状况、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以及个人的意愿等来决定退休与否。除心理认知因素外，欧盟各国还在成人教育培训、薪酬结构、养老保障体系以及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等方面进行改革，鼓励人们延后退休。除了延长工作年龄外，更有学者呼吁增加妇女就业。女性由于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长，未工作的女性会因丈夫的去世其经济状况变差。欧盟国家针对妇女就业数量较男性少，而退休年龄通常又较男性早的情况，通过在幼儿看护、教育培训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来提高女性就业比例。UNECE建议欧盟各国政府尽快制定鼓励女性、特别是育有子女的女性就业的政策，同时也建议在社会养老金政策上考虑性别差异这一因素。英国政府就在2007年新制定的社会养老金政策上，对因抚养子女和看护亲人而未就业的女性给予就业人员一样的养老金待遇。德国则通过灵活的兼职工作安排来鼓励妇女在生育后重新进入就业市场。显然，增加女性就业能让更多的女性在退休后获得企业和政府的养老金，能更好地应对其老年生活。通过实施上述政策，欧盟乐观预测到2060年时，欧盟内就业人口最大的增长将主要为55岁至64岁这组人群，其中女性将增加20个百分点，而男性增加10个百分点。显然，届时就业和退休年龄方面的性别差异均将进一步缩小。不过在延后退休年龄方面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如国际劳工组织(ILO)负责就业的执行干事JoséManuelSalazar－Xirinachs在UNECE2012部长级会议上指出，从全球来看，青年人就业状况不容乐观。2012年全球失业的年轻人为7500万，较2007年增加了400万，即使在有工作的年轻人中，日工资不到2美元的人数超过了2亿。虽然年轻一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上有较大提高，但其就业要比上一两辈人困难许多。欧盟在其2020战略蓝图(Europe2020Strategy)中定下了年龄在20至64岁之间的就业率要达到75%的目标，如何在增加年轻人就业和延长退休年龄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是摆在欧盟各国政府和企业面前需要尽快破解的一道难题。

(三)提高出生率TFR从6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2．5(每位适龄妇女有2．5个小孩)以来，大多数欧盟国家均受到低出生率的困扰，TFR已低于公认的自然替代水平(2．1)。对欧盟而言，这一状况来得快速并超出预期。出生率低将导致未来就业人口数量的减少，直接结果除了缺乏熟练工人外，同时导致政府税收减少，进而影响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投资，社会保障基金难以为继的情况已经在一些欧盟国家出现。出生率下降是社会、经济和医疗保健等多种因素聚合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加剧了竞争，也增加了就业者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么推迟结婚，要么选择少要甚至不要孩子。人口学家研究发现，一方面妇女受就业与生育的冲突;另一方面受环境、工作压力等影响，年轻男性的生育能力(活力精子数量减少)下降，如丹麦有大约20%的男性无生育能力。为此，需要重视性和生殖健康的教育和保健工作。就减缓人口步入老龄化速度而言，短期可通过相对积极的移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欧盟各国的人口结构，缓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各种压力。但要更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长期可选择的策略无疑是提高TFR。在鼓励生育方面，法国的经验值得欧盟各国借鉴。法国在数十年前便透过税收转移和其它鼓励生育的政策，把从无子女家庭所征收的税费转移支付给那些有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这一措施使得法国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瑞典及其它北欧国家同样也通过政府围绕提高生育率的各种福利措施，解除家庭对抚养孩子的经济负担，使得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欧盟各国近年来均开始着手制订和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如加大对新生儿家庭的补助;为在职母亲提供更加合理的产假安排和更加灵活的上班时间;政府设立更多的公立婴儿园或鼓励私营幼儿园接纳年龄在0－2岁的婴儿;为拥有较多人口的家庭提供更加有吸引力的养老保障计划等。欧盟预测，上述措施将使欧盟整体的TFR缓慢回升，到2060年时达到1.71，但仍低于2.1的自然替代率水平。

(四)改革欧盟国家的移民政策相较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对移民较为开放的国家，欧盟各国对接纳来自欧盟之外的移民还很保守。但面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的现实，需要通过外来移民快速补充劳动力。事实上，欧盟目前人口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欧盟以外的移民，其数量占欧盟整体人口增长的五分之四。根据欧盟的统计，2011年来自欧盟27国以外的移民达到170万。截至2012年初，欧盟27国的外来移民人口总量为2070万，仅占欧盟人口的4．1%。此外，欧盟内的移动人口大约为1360万。在经历了21世纪初欧盟外移民大量涌入后，外来移民已开始在一些成员国呈下降趋势，2005年至2009年间，欧盟外来移民数量从每年176万减至87．9万。2010年欧盟整体的净移入有所增加，达到100万，欧盟委员会预测到2020年时约为133万，其后净移入人口将下降至年均94万左右。由于TFR持续下降，大多数欧盟国家要想保持2010年时的就业人口数量，需要大量的外来移民，预计至2020年，欧盟整体而言需要额外增加1100万的外来移民。外来移民能迅速弥补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如奥地利就通过培训外来移民的方式，充实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老人长期看护人员的数量。奥地利80%的老人由家庭进行看护，对那些需要24小时看护的老人，通常由其家庭成员或家庭雇佣的专业护理人员担任看护，而这些专业护理人员大多来自毗邻奥地利的其它欧盟国家。显然，欧盟各国需要采取措施改变目前相对封闭的社会现状，对外来移民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

(五)公共服务领域除上述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直接措施外，也需要在城市公共设施规划建设和公共服务系统方面考虑到老龄化社会的具体需要，涉及城市公共交通系统、道路设施以及运动锻炼设施等。如在老人身体状况许可的前提下，尽量延长老人的驾驶许可。此外，欧盟特别强调了推广和应用现代IT和信息技术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性。欧盟委员会意识到目前欧盟各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并未针对老龄化社会的特点和老人的特定需求来开发产品或提供服务，这一领域可改善的空间巨大。为此，欧盟于2007年制定了名为“i2010”的行动计划，目标是利用IT和信息技术来改善老人的日常生活，尽力延长老人自主生活的能力，如通过IT技术改善记忆力衰退、视力和听力下降以及行动不便等老年人常见的问题。欧盟委员会认为信息技术也能在延长退休年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该行动计划鼓励欧盟内的IT和信息化产业创新研发与老人需求紧密相关的产品和技术应用，一方面减少老人医疗和长期看护的压力;另一方面让老人利用网络社交平台与社区保持紧密联系，利用网络获取公共和商业服务以提高生活质量，成为健康积极的老人。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尽可能地做到生活自理并减少孤独感对独居老人尤为重要。欧盟相关调查发现，欧盟内65岁以上老人经常上网的人口比例仅为10%，远低于47%的欧盟平均水平。要让IT和信息技术在老龄化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有意识的在老人中普及IT使用知识，在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上充分考虑老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满足老人日常使用需要的产品和网络服务。与此同时，欧盟强调各成员国需要在远程医疗网络化服务、网络医疗服务资格审批等方面尽快制定相关法规。（本文来自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杂志。《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杂志简介详见）

(六)老人长期看护老人保健和长期看护是老龄化社会的主要需求之一。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时，欧盟国家每100位65岁以上老人中有超过40位年龄在80岁以上，德国和瑞士的这一比例为43%。因此，高龄老人的长期看护需求巨大。目前在德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80岁以上老人依靠家人或社会养老机构进行看护，这一数字将会持续上升。在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的瑞典，绝大多数的老年看护仍主要依靠家庭进行，且大多由家庭的女性成员承担。由于瑞典女性就业率很高，因此需要有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来解决家庭看护的问题。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在下一代人步入老年而上一代仍健在并需看护时，家庭看护的局限性便凸显出来，需要政府整合社会资源来加以解决。奥地利政府于2002年出台了“家庭看护假”(FamilyHospiceLeave)的政策，为需要看护家庭极重病人的就业者提供最长6个月(看护患重病的儿童可延长至9个月)的看护假，期间仍享受与工作时一致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奥地利政府为了鼓励家庭长期看护模式，于2007年7月1日颁布实施了家庭看护法，为鼓励家庭雇佣专业看护人员，还于2008年11月1日起对这类家庭提供最高达1100欧元的财务资助，而由家庭成员进行看护的家庭也能获得最高为550欧元的资助。除家庭看护外，欧盟也在探索社区看护模式，该模式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地让老人留在自己熟悉的社交环境中，同时降低专业看护的成本。长期看护需求已使看护工作成为欧盟国家就业的一个增长点。据名为“欧洲空缺监视”(EuropeanVa-cancyMonitor)统计，2008年至2012年间，欧盟在长期看护领域的就业率每年增长2%。2012年从事看护工作的就业人数已接近一百万。欧盟强调需关注看护质量，为此引入安全、效率和以被看护者需求为中心的看护服务等指标来加以衡量。同时制定最低标准，用以规范长期看护中心和医院的基础设施、人员配备以及日常操作等。一些欧盟国家开始实施长期看护的培训和资格考试制度，进一步提高看护人员的专业技能。

三、结论

出生率和死亡率双降;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但退休年龄却在提前;需要专业看护的老人数量不断增加，而专业看护机构和人员却没有相应增多;社会保障和养老金需求不断扩大，但多数欧盟国家在公共养老基金预算上捉襟见肘并“寅吃卯粮”……这便是欧盟各国当前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为了更好地应对老龄化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欧盟希望各成员国政府加大与老龄化相关的投入。欧盟委员会的统计报告指出，2010年直接与老龄化相关的各类支出(医疗保健、长期护理、教育等)占欧盟各国GDP的25%，失业救济支出为GDP的1．1%。与老龄化相关的总支出约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支出的50%。［7］欧盟在破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主要围绕如何实现积极老龄化进行，特别是预防性的积极老龄化应对策略将给也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以很好的借鉴。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我们存在未富先老的趋势。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其中0～14岁少年儿童2．22亿，占总人口比重的16．6%;15～59岁年龄人口为9．4亿，占70．14%;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增至1．7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已达13．26%。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为此，需要政府及相关机构加快研究如何应对正快速逼近的老龄化问题，诸如建立延迟退休制度，为老年人营造退休后继续发挥作用的环境，在公共设施建设和社区规划上考虑老年人群的特点，探索社会养老与家庭自主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模式等等。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人口老龄化问题无法回避，而且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综合性问题，需要采取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全面配套的政策措施来逐步加以解决。我们需要像欧盟那样从政府到研究机构再到社会团体和企业都来关注这一问题，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来探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各类具体问题，从而根据我国的国情寻找最佳解决路径。

作者：蒋红柳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