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制度民事诉讼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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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及面临的困境

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民事诉讼法》第51条所规定的当事人自行和解，另一部分是《民事诉讼法》第八章所规定的法院调解。当事人自行和解与诉讼调解都发生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本质上都是当事人之间合意解决纠纷的行为。不管是诉讼中的当事人自行和解还是法院调解，法官都有一定的介入。但“介入”的“度”要适当把握，否则，要么出现法官的职权行为由于过分干涉当事人的诉权以片面追求调解率的情形，要么出现法官对当事人及诉讼程序失去必要的制衡与约束而无法达到良好的管理。在我国，法院调解与当事人自行和解二者似乎趋向两个相反的极端。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调和二者，以构筑一个能够适应当前社会需要的有效的诉讼和解制度，而诉讼和解与诉讼调解的区分及孰优孰劣的争议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一)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弊端1．缺乏法律效力。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中，诉讼和解一般被视为契约行为或诉讼行为而被赋予相应的法律效力。在我国，由于法律上没有定性，《民事诉讼法》第51条所规定的诉讼和解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地位。与法院调解相对完备的制度和效力保障相比，《民事诉讼法》第51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只是对当事人自行和解作了简单的描述，没有具体规定和解的适用条件、程序、内容、效力等问题。由此也容易导致一种错误的主观印象:似乎法院调解比当事人自行和解更为重要。而这一误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进一步体现是:法院调解的过度膨胀和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日渐萎缩。2．对诉讼当事人缺乏适当的制约和管理。为鼓励和解，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和解以广阔空间，当事人可在诉讼过程中的任何时间、不限次数地提出和解请求，但这样的和解随意性过大，当事人可以无数次地和解也可无数次地反悔，难免出现拖延诉讼的情形。其次，由于缺少程序的制约，纠纷当事人在对抗性心理作用下一般难以慎重考虑对方的和解请求而不管该请求是否合理，即使对方提出的和解条件很可能与诉讼结果相差不大，甚至高于裁判结果，当事人仍然愿意坚持诉讼，从而徒耗人力财力。最后，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一般以撤诉的方式终结诉讼程序，但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执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只能就同一纠纷再行起诉，这不但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而且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果是在二审程序中，还会导致执行生效判决与履行和解协议之间的矛盾。3．和解率低，多为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替代。据对我国某市两级法院2002—2006年间的结案数和诉讼自行和解数调查显示，诉讼和解案件占所有结案数的比重最高仅2．0%，最低仅0．4%，其平均值为每年1．44%。［1］所调查的三个基层法院和一个中级法院从2004年到2006年的三年间，诉讼和解结案数共172件;和解撤诉后又起诉的案件总数为57件，和解撤诉后又起诉案件数占和解撤诉案件数的比率为33．1%。［1］该数据虽是不完全统计，但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事人自行和解效率非常低，且彻底化解纠纷的效果也不是很好。由于制度上的缺失，自行和解不能对当事人形成有效的制约和保障，严重挫伤了当事人通过自行和解方式解决纠纷的积极性，转而寻求其他的纠纷解决途径。

(二)法院调解的缺陷在我国，法院调解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已深深扎根于我国的司法诉讼实践。然而，法院调解因其带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而多为学者所诟病。自愿是诉讼和解制度的基石，其正当性来源于当事人的诉讼程序选择权和处分权。这一权利相对于法官而言，即意味着法官审判权在和解程序中的让步，应以当事人决断为优先原则，除特别情况外，法官将接受和解而不对其公正性加以审查。法律有必要强调这一项权利，以形成对法官审判权的必要制约。为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西方国家一般实行调审分离的诉讼制度，即审理案件的法官一般不充当调解人，由其他法官或法官以外的组织或个人主持和解。与之不同，“我国法院调解采用调审合一的方式，法官在调解中具有调解者和诉讼指挥者、裁判者双重身份。……当法官集调解权与裁判权于一身时，调解中的强制也就在所难免”［2］。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有积极主动地参与法院调解的“偏好”。这一偏好结合调审合一的法院调解制度，“于是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促调等等强制和变相强制调解的现象”。［3］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当事人自愿原则在调解中得不到切实保障，诉讼和解制度也丧失了其本来所具有的意义。

二、改革的具体路径

(一)设置审前和解要约与承诺程序诉讼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交易过程，在这个特殊交易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自由承诺，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交易成本，而且由理性的主体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前提。［4］这意味着，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和解可通过判决要约和承诺程序达成。以要约和承诺形式达成和解协议本身体现了契约的缔结过程，是合同自由交易理论在诉讼法领域创造性的运用。为促进诉讼公平和促成纠纷审前解决，在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FRCL)第68条和许多州法较早地确立了判决要约规则，规定了审前和解要约与承诺程序，其主要内容如下:1．判决要约的送达。除《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规定的“单边要约”外，美国许多州法还规定了“双边要约”。该项要约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须是书面的;须表明其和解的意图;须包含纠纷解决的具体条款内容;须规定对要约进行承诺的截止期限;须允许根据要约条款作出判决;须向要约相对方送达;须在判决要约规则规定的时间内作出。2．对要约的承诺。被要约方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或要约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接受要约。对要约的承诺必须是:书面的;无条件的接受;送达发出要约的当事人。根据对判决要约的承诺，任何一当事人可向法庭提交要约书和承诺书及其送达证据，法庭因此可根据要约和承诺的内容作出合意判决。3．要约的撤回和拒绝。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对方当事人对要约进行承诺之前以书面方式撤回要约，要约撤回之后当事人不得对之再进行承诺，当事人也不得在要约被承诺之后撤回。对要约的拒绝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受要约人书面通知要约人不接受要约;二是承诺期限届满，要约没有被撤回也没有被承诺。4．适用与效力。如果要约没有被接受且受要约方当事人最终获得的判决结果不比要约更有利，则要约方当事人可以向法庭书记员提交该要约及送达证明，法庭在给予充分的考虑后作出受要约方应支付要约方相应诉讼费用的裁决，该诉讼费用从要约被发出之日起算。如果受要约方最终获得的判决结果比要约更有利，则不发生诉讼费用转移的效果。5．后续要约(SubsequentOffers)。要约不被接受这一事实并不阻碍当事人再次发出要约。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要约方当事人发出的数次要约都没有被接受，则要约方当事人有权向对方当事人追回相应的诉讼费用，该诉讼费用从最后一次要约被发出之日起算。审前和解要约和承诺程序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促使诉讼和解审前前置。在美国，判决要约规则的适用通常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新修订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被告至少应在已确定的审判日期前14日向原告发出判决要约，各州一般规定为审判之前10至45日不等。通过这一程序性时间安排，有和解意愿的当事人会尽量在审前向对方发出和解要约，纠纷很可能因要约被接受而得到解决而无需进入审判程序，起到了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作用。其次，有助于规范诉讼和解程序，防止当事人的“随意反悔”、“滥诉”和毫无根据的反对。可借鉴美国判决要约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设置审前和解要约与承诺程序。但须明确的是:适用范围仅限于标的额不大、案件不是很复杂的民事纠纷，不适用于具有人身性质的案件;该和解要约和承诺程序只适用于审前且不阻断审判过程中的和解，和解原则应当贯彻整个诉讼过程以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阐明和解要约和承诺程序的适用条件、内容和效力等。

(二)设置诉讼费用转移机制诉讼和解具有多重价值和制度功能，在现代民事诉讼制度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通过和解契约解决纠纷的自治权。然而，当事人诉讼和解的资格和权利只是诉讼和解发生的前提条件，它并不代表诉讼和解的实际发生效果。按照美国经验主义法则，诉讼和解并不会自然发生，除非具有必要的动因。诉讼费用转移机制是美国判决要约规则的核心机制，对当事人来说，如果缺少它，判决要约规则就会失去利用的价值。诉讼费用是指为准备审判和实际审判所直接产生的相关费用，一般包括法庭费用、律师费、合理的证人作证费及专家费。诉讼费用转移机制是对不接受判决要约且获得的判决结果并不理想的一方当事人的惩罚，以补偿另一方当事人就其不合理的坚持诉讼所导致的费用损失。惩罚力度的大小取决于转移的诉讼费用的具体范围，而诉讼费用范围的大小决定了当事人利用该规则的内心动机强度。《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8条规定支付的诉讼费用范围仅仅限于法庭费用，而在一些州，转移的诉讼费用范围还包括昂贵的律师费及其他费用。诉讼费用转移机制使当事人有了潜在的损益，能够促使当事人合理地判断自己的诉讼前景，理智和慎重地对待对方的和解请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在我国，为激发当事人和解的积极性，严肃认真对待对方当事人的和解要约请求，可在和解要约和承诺程序中设置诉讼费用转移机制，同时明确规定诉讼费用转移的适用条件。此外，还应明确规定所转移的诉讼费用的范围，即说明要约方哪些费用应当由拒绝要约的一方当事人承担。

(三)增强审前程序的可预测性RobertH．Mnookin与LewisKornhauser最先阐述了“当事人在法律的阴影下谈判”的思想。［5］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进行和解谈判的同时会预测审判结果，并且受其预测的影响，只有各方当事人认为和解条款和审判结果基本一致才会同意和解，否则将继续进行诉讼。在诉讼费用转移机制的激励和制约下，当事人会提前积极预测判决结果并根据其预测做出是否进行和解的决断。然而，受证据、法律适用、法官意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诉讼结果往往扑朔迷离。而诉讼结果越是难以预测，当事人继续博弈的心理动机就越大，和解的几率就越小。与判决要约规则的适用相配套，美国在其民事诉讼规则体系中增加了能够预测裁判结果的审前程序设计，如证据开示、审前会议等，其重要功能在于“清除无关的事项，准许当事人获得信息，并且确定是否存在适于审判的争点，所有的内容都导向一个有效率的审判或在知情后作出的和解”［6］123。良好的审前程序设计能够帮助双方当事人获得必要信息并预测大致的诉讼结果，若一方当事人发现自己胜诉的几率较低时，就会倾向于与对方和解;而为了避免遭受诉讼费用转移的风险，当事人就会乐于接受对方的和解要约，达成和解协议而终结诉讼。在我国，虽然也规定了开庭审理前的准备阶段，“但其主要任务仍停留在送达诉讼文书，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审核诉讼材料等形式工作之上，使得审前程序存在着主体单一、内容匮乏、争点无法形成、证据难以固定等弊端，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之前接触、了解甚少，造成在审判前无法得到足够的诉讼信息，对双方的争点及各自的权利并不明确，也就无法真正恰当地处分自己的权利，丧失了一次评估案件、相互协商的绝好机会，严重限制了审前程序应有价值和功能的发挥。”［7］与和解要约和承诺程序的设置相呼应，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审前程序设计，以便于当事人尽可能多地对诉讼结果进行预测和评估。

(四)合理化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权限分配民事诉讼是当事人诉权与法官权力交互作用的产物。判决要约规则的运用使得和解过程更为规范化和程序化，能有效协调和平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诉权与法官职权的关系。在和解要约与承诺程序中，厘清法官“介入”的范围和程度尤显重要，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和解的自愿性，另一方面有利于规范法官对整个诉讼过程的控制和管理。具体而言，法官的作用应局限于以下几个方面:(1)组织和管理诉讼和解要约与承诺程序，比如审查案件是否属于和解要约程序的适用范围、和解要约和承诺是否符合条件以及有无违法事项，接受当事人在规定时限内提出的和解请求并送达对方当事人，关注和解要约程序的进展并适时做出是否继续该程序的决定。(2)主持和解会议，为当事人的沟通和对话提供平台，并提供与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相关的信息。(3)确认当事人合意谈判的结果，对于当事人通过和解要约与承诺程序达成的合意谈判结果，不论其为和解协议或合意裁决，法律有必要赋予其相应的法律效力，并由法官通过正式的法律文书形式来确认这一效力，以达到定纷止争、终结诉讼之目的。

作者：袁利华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