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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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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中国实践的结合

【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是现代大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是方向课、导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教育问题是事关我国人才培养的社会方向性的重大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要坚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要注重体现我国国家利益,要及时吸收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成就。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国家利益;社会发展成就

大学生人生阅历不足,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往往看见现象看不到本质。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和经济体制转换的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新矛盾和新问题,与传统的思维观念发生强烈冲突,大学生们往往难以承受。面对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产生动摇,社会上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思想、政治观点也时有出现,对青年学生的心理产生着强烈的冲击,使一部分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动摇。学生自己的知识结构也有待进一步改善,增强分析问题、认识社会的能力。由于长期接受应试教育,受高考这根指挥棒的指挥,一些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极度缺乏,对很多理论观点似是而非,缺少必要的人文科学基础,进人大学后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显得较为吃力。受惯性思维的影响,一些学生对股份制问题、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问题、剥削现象的存在等等理论疑惑不解。思维惯性对观念转变形成阻力,把某些正确的理论原则当作“谬误”来批判。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是现代大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是方向课、导论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教育问题是事关我国人才培养的社会方向性的重大问题。现阶段,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要坚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要注重体现我国国家利益、必须要及时吸收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成就。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理论,是从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从传入到被中国人民选择并接受,经历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弘扬的思想精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过程中开展和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包含了无数智慧的思想结晶。在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有选择性地加入传统文化精华内容的教学,如民本主义、儒家“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观和“宽则德众”的处世哲学等等,有利于加强学生“德”的建设,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个人修养的论述,如德、仁、忠、恕等,对指导学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不无裨益。孔子讲的仁,“仁”者人也,核心就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外,孔子对忠的表述也很有借鉴意义:“君子不成人之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孔子的忠恕之道。因此,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养料。

在哲学和世界观领域,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荀子、王充、张载、王夫之等均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管子曰:“仓凛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显然是对物质生活基础性地位的肯定;韩非子、王充等也阐述了物质生活基础在社会发展的中决定性地位。虽然我国古代哲学先贤们的思想观点带有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特征,但是其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们都十分重视践行,主张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些思想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我国古代传统社会,所谓的“三一式,的辩证观、二分的“一两观”的思维模式,也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有相通之处,前者虽然有许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其基本观点是较为科学的。在社会理想领域,我国先秦道家老庄学说中保存着大量对于原始社会向往的文字,《庄子》中还存在大量对于当时阶级剥削的批判和抗争。儒家学者则主张“大同,理想,讲求‘天下为公’”。于是“,大同”社会就成为人民长期向往的理想社会。至近代,改良主义者康有为又著《大同书》等一系列著作,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向往。孙中山先生也曾明确地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大同”主义。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理想有表面上、形式上的相似和相通之处,正是由于这些相似之处,当共产主义理想传到中国后便使人感到似曾相识,产生一种可感知、可理解、可接受的认同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现实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绵延不绝诸如“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民为贵,社程次之,君为轻,’(孟子)等思想虽与君主专制主义相反相成,与以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为指向的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区别,但不能不看到的是,这些民本思想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观点有容易产生共鸣之处。在水深火热的近代中国,这些相通共鸣之处又被放大,深深打动了中国人民,更有助于唤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革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注重体现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基本概念,在马、恩、列、斯以及的经典文献中至今还未见有专门论述。对它的解释,也只能散见于国内外出版的一些文章和论著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观点,国家利益是一个历史的产物。马、恩通过考察国家产生的过程发现,国家利益是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结果,它是受统治阶级所支配的,形式上表现为各阶级共享的社会公共利益。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内,都存在着一个或几个事关国际全局的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即时代主题。正确把握时代主题是我们制定正确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到邓小平都始终注意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自己的时代观,并据此来调整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中要紧密结合国家利益,讲述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方针和基本策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形势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使得中国周边形势恶化,再加上在、“”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下,“左”的思想得到发展,这使得我国领导人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时代主题的认识上发生严重的偏差。在战争问题上,包括在内的一些党的领导人认为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迫在眉睫”。在革命问题上,我们对世界革命的形势估计过高,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并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基本方针。同志就曾指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20世纪70年代初期又进一步提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战争与革命”论的提出,使我们大力加强战备,“深挖洞,广积粮”,搞“山、散、洞”“一二三线”建设,忽视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首先,美苏争霸仍在激烈进行,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与此同时,美苏之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尤其是在核武器上的势均力敌,又形成了一种制约力量,使得双方谁都不敢轻启战端。其次,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超过了战争力量。不仅第三世界坚决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西欧和东欧国家,甚至美、苏两国的人民也不希望发生战争。第三,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大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的实现,民族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日益突出,成为这些独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第四,社会主义国家在普遍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之后,原有的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甚至停滞。如何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各国面临的新课题。第五,随着战后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面对新的潮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调整其经济结构和内外政策,加速发展本国经济,以便在新一轮的世界竞争中取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当时国际形势发展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特点,邓小平及时改变了传统的时代观,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新论断。早在1980年初他就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到了1985年,邓小平又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提出,要求我们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战备,忽视经济发展的路线方针。要求我们回到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上来。这对我国内外政策的制定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以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为例,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所阐述的“三个有利于讲的就是国家利益问题。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的国家利兼.而为实现这样的利兼而制定的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则是国家的三个目标,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与“三个有利于”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相比,三步走的国家目标是具体、明确和以数字为体现的。当然,这样的目标还可以再进一步具体化,诸如可以具体化为各行业、各领域、各部门的目标,并具体地变为国家的经济计划。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三步走”来看,国家目标在时间上是有长短之分的。在这里,第一步目标是短期目标,第二步目标是中期目标,第三步目标是长期目标。当然,所谓“短”与“长”只是相对的,不可能有绝对标准。在国家的战略目标体系中,除了有以时间长短为界定的目标之外,还有以领域为界定的目标。任何国家都应该有政治目标、军事目标、经济目标、外交目标等。就这些方面来说,通常又会根据其重要程度而划分核心目标和非核心目标。就中国的国家目标来说,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这是核心的目标,或者说是最重要的目标。其他的目标,都必须服从或服务于这个目标。例如,国家的军事目标、外交目标尽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目标,但都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军事目标应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保障,而外交目标应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和平发展环境。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吸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成就苏联和东欧巨变以后,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型代表。经过不断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收入形式多样化,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和吸取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纲要,产生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都是我党在新时期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不断吸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具体表现。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要以苏联为戒,独立地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和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是他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旗帜。在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实践经验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新认识,纠正了传统的用公有制形式来衡量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标准的观念,提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标准是能否促进生产力更快地发展,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是促进生产力发展、人民富裕、综合国力提高的社会主义。他也改变了过去认为我国已进入马恩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估计,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实际出发,做出我国社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我们发展的一切办法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纠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把计划和市场当作社会基本制度的观点,提出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中只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斗争而看不到继承和学习的观念,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探索,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党的十三大认为,我们党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范畴,为新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行动思路和理论架构。党的十四大把它概括为九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问题。这九个方面的问题,是回答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基本问题,勾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走向,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前进的理论基础。虽然,这九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也有受邓小平所处历史条件限制的许多成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内外条件的变化需要做出修正、完善和发展,但是,这九个方面的基本问题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理论构架的基本轮廓;这九个方面的内容,一些基本的方面对当前甚至今后很长时间都是管用的和我们必须遵循的,所提出和规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蓝图我们还远未完成,所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问题还需要我们去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论语·颜渊[Z].北京:中华书局,2006.

[2]论语·雍也[Z].北京:中华书局,2006.

[3]论语·公冶长[Z].北京:中华书局,2006.

[4]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作者:徐臣攀 单位:陕西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