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翻译学研究的互动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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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翻译学的学科历史与发展现状，以及翻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从五个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翻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认为翻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并推动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与研究开展。在翻译学研究中，应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以促进学科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翻译学；指导地位

一、引言

语言是人类的一种工具，而语言学却是一门科学。同理，翻译是一种艺术，而翻译学却也是一门科学。人类翻译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而翻译学却比较年轻，如今是高校外语学科谱系中的“朝阳产业”[1]。真正在科学层面上对翻译进行研究发生在二战以后，1972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美国裔的荷兰翻译家霍姆斯（JamesS.Holmes）提交了《翻译学的名与实》（TheNameandNatureofTranslationStudies）一文，被称为翻译学的独立宣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翻译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九十年代经历了一场关于翻译学科的学界大讨论，最终翻译学在高等教育体制中获得了独立学科地位。199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培养了第一名用翻译研究作学位论文的博士[2]；1997年我国内地第一个翻译系建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4年正式建立独立的翻译学学科点（二级学科）；2006年首次招收本科翻译专业学生；2007年设置了翻译专业硕士学位（MTI）[3]；此外也有学者呼吁给翻译学这一跨界学科以一级学科地位[4]。翻译学的迅速发展不是偶然的，因为翻译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翻译的作用在一个民族的文化转型时期尤其重要，其功能没有其他学科可以替代，它与一个国家的现代性和民族振兴息息相关”[5]，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很多时候都是和翻译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起源于欧洲的理论体系也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翻译为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并促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并推动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与研究开展。

二、翻译学之于马克思主义

1945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志曾说过：“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6]“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说，翻译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了头功，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翻译也就没有新中国。是翻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到了中国，为中国带来了新思想，引发了中国社会的新思潮，为中国青年指明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新路径。1903年赵必振翻译出版了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20年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成为将其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这些译作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推动作用。然而，将马克思主义翻译到中国，远非仅是语言符号的简单转换，其中核心术语的翻译更是体现了翻译学研究的重要性。例如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Proletariat”即是一个例证。“Proletariat”和“Proletarier”所表达的含义是城市里挣工资的工人阶级，其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这里有个范围限制，即必须是城市之中，但汉语中用哪个词汇来翻译该词却成了一个问题。德国汉学家李博考证了中国早期的一系列翻译方式[7]，如宋教仁的与日本译法一致的“平民”，以及朱执信自创的“细民”。而“无产者”的译法是1919年出现的，日本人KawakamiHajime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第一次使用了这一译法。后来将这一词借用到汉语来，“无产者”或“无产阶级”逐渐成为“Proletariat”的标准译法。然而的“无产阶级”比马克思主义的“Proletariat”含义要广，因为主张“无产阶级的中华民族”，即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民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即声称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1922年6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当时对“无产阶级”的理解还是局限于“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理解与翻译却为中国革命带来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惨痛教训，因为中国的国情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力量较弱。然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却是革命的潜在力量，于是将农民也纳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之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样“Proletariat”终于有了正确的翻译方法，包括译语词汇的选择以及词汇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的翻译过程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考虑国情及其它影响因素的单纯符号转换很多情况下是一种对原文的误译与颠覆。

三、马克思主义之于翻译学

马克思主义有赖于翻译在中国得到传播与发展，反过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对翻译学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种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实践活动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具有认识能力，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唯一来源、是认识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认识的目的。反过来，人类的认识反作用于实践，充分体现在作为认识的高级形式的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上，科学理论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能预见未来端正实践的方向，能推动实践的创新[8]。在翻译学的建设过程中，一度出现过质疑，甚至一些老翻译家也提出“翻译无理论”或“翻译理论无用”。翻译并非是语言符号的简单转换，上节已讨论过。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理论，翻译作为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人类实践活动也不例外。译者在其翻译实践中形成感性认识并产生某种翻译思想，如果再经过系统地归纳和升华，这些碎片式的感性思想就会形成某种翻译理论，为其他译者提供启示。从事不同翻译实践的不同译者会从不同的角度针对不同的时空范围、不同的翻译目的等提出不同的翻译理论。所以对人类整体而言，在翻译实践基础上会产生相应的翻译理论，然而对于个人而言，可以没有某种类型的翻译实践而直接学习他人基于实践提出的理论。当然一位译者也可以不学习理论，仅靠感性认识从事某一领域内的翻译实践，然而这是一种盲目的实践，因为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具有的反作用，并不仅仅表现为规范和指导翻译实践、提高译者的翻译实践水平，翻译理论的反作用还表现为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与规律、描写和阐释各种翻译实践现象、启发和预测未来的翻译实践活动[9]。选择哪一种翻译理论应该由具体的实践类型而定，因为不同的翻译理论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

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体现了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对翻译本质、自身思维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原理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其次，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及其万事万物既是普遍联系的又是永恒发展的，两者的统一构成世界的历史演化过程。这要求我们坚持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反对思想的孤立、片面、静止与僵化。人类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是完全孤立地发展，老死不相往来，其实自从远古时期，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之间就已经产生了联系与交流。因此翻译研究应具有人类文化交流的视野，爬梳翻译史中不同文化的碰撞，探讨不同文化的异同以及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同时，翻译的语言转换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语言的转换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原文作者、译文读者、文本体裁甚至译者个人品味等。因此翻译学既要有“显微镜”的微观文本研究又要有“望远镜”的宏观文化研究，两者并行不悖，共同推动翻译研究的开展。翻译研究又应坚持发展的观点，在对翻译的功能、翻译的定义以及新旧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均应如此。在如今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的全球化时代，翻译学应肩负起跨文化的传播与阐释以及协调不同文化的重任。翻译研究应响应时代的呼唤，打破强势文化的话语霸权，为弱势文化争得展示自我的舞台，挽救濒危文化使其获得再生，真正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大数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翻译对象、工作模式、工具手段、译介方向等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因此我们对“翻译”的认识也应与时俱进，否则固守落后狭隘的“翻译”定义，并以此规范约束和评判各种翻译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必然会阻碍翻译学的发展。再者，中西方的各种翻译理论，都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都是为了满足人类某一时期翻译实践活动的要求与召唤，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应该有新的理论不断涌现。因此，翻译研究要重视理论创新，而新理论与旧理论只是研究视角不同，新理论不一定要取代旧理论。我们既要用积极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新理论，又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正确认识旧理论。

第三，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矛盾既有普遍性，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同时又有特殊性，不同事物的矛盾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特点。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要求我们坚持辩证的一分为二的视角看问题，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一刀切与绝对化。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单纯依靠译者个人或几个人合作的人工翻译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于是机器翻译颇受重视，甚至有人惊呼机器可以取代人并使译者全部下岗。然而机器翻译是一把双刃剑，即使存在能处理一切文本的全自动高质量的翻译机器，在消除语言障碍的同时，也会导致人类语言及交流能力的退化，“科学的目的是造成人的能力退化，并最终替代人。从长远看，计算机的产生是人类最终要毁灭人类自己的一个前奏，因为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要以另一个方面的退步为代价，没有这一步，最终计算机还是不能消灭人”[10]。一种外语代表一种新的世界观与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外语习得以及人工翻译也是一种世界观与思维方式的锻炼与提高。人类应该成为机器的主人，不能让机器造成我们自身能力的退化。然而如今的翻译机器只能处理“一些重复性的、低档次的、专业性比较强但规律性比较突出的翻译”[11]，帮助译者提高工作效率，对于文学翻译等较为复杂的翻译还是无法胜任的。又如，人们谈及翻译理论时，出现言必称严复的信达雅以及言必称奈达的动态（功能）对等的绝对化倾向，殊不知，翻译理论并非都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林克难教授论述了翻译理论的普适性与唯一性[12]，他认为只有卡特福德的语言系统论和格特的关联理论具有普适性，其余的翻译理论都有唯一性，都针对特定的时空范围、翻译目的和文本体裁等。严复的信达雅实则是达旨术，为的是向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国传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而奈达的动态（功能）对等是针对圣经翻译而言，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类型的翻译。总之，对待翻译技术要坚持辩证的视角，学习翻译理论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四，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实践的目的性和意识性。“实践的过程和结果都要贯彻主体一定的目的、意志、认识，实践不是同主观活动无关的盲目的客观活动”[13]。翻译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译者在其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不同的译者会选择不同的源文化文本进行翻译、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以及会有不同的译文风格。然而，在原文至上的观念束缚下，译文一度被认为是原文的复制品，翻译被看作是次要的、派生的活动，译者在翻译中的能动作用得不到认可。前苏联作家阿纳托里•金指出，音乐是在作曲家心灵中诞生的，通过音符乐谱固定下来，并在音乐家和指挥家的演出时获得物质的和感情的生命。同样，一部原文作品是由原作者创作的，通过铅字印刷到纸面上固定下来，只有通过译者用另一种语言翻译时，该作品才能成为另一种语言的现实。音乐家和译者起了同样的作用，前者借助和谐的乐音把作曲家的思想和激情带给听众；后者借助和谐的语言，向自己的读者揭示外国作者的构思和感情[13]。不同的音乐家会演奏出不同风格的音乐，不同的译者也会翻译出不同风格的译文，两者都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性活动。又如，中国共产党首任书记陈独秀曾与苏曼殊共同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他们没有完全照原文翻译，而是在译文中加入一个人物———侠客“男德”。“男德”的谐音是“难得”，那个时代什么样的人难得呢？因为“五四”运动之前对孔孟之道有过严厉批判，所以译文中加入“难得”是为了以法国青年的口吻来批判孔孟[14]。译者通过翻译既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又保护了自己，因为他们可以说那些批判孔孟的话是小说中的“男德”说的！这样的翻译难道仅是原文的简单复制吗？又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自由与爱情》，殷夫的汉语译文对原诗改动较大，但却成为朗朗上口的好诗，激励着一代代革命志士，为大众熟知。

相反，兴万生的译文对原诗较忠实，却没能产生较强的社会影响力[15]。这说明原文并非总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译者在翻译中的能动作用却直接影响着译作的接受。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为社会意识发展水平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平衡性，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原理既有助于我们端正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又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翻译的社会文化功能。首先，近代以来中国在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落后于西方，以至于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遭到完全否决，被视为落后的与腐朽的。但是社会意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平衡性，经济等方面落后并不代表社会意识也必然落后。我们应该端正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应该坚持文化自信，探寻传统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并努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另一方面，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先进的社会意识具有超前性、预见性，能科学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成为人们实践的向导，先进的社会意识还能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启示我们应该重视翻译的社会文化功能，不断汲取人类不同文明的积极因素，提高我们自身的社会意识，为当下的社会发展服务。

近代以来，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中国通过翻译努力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清末林纾翻译了一百多种外国小说，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做了准备和铺垫。鲁迅也是一位翻译家，他的翻译作品比全部著作的字数还要多。鲁迅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改造的手段，通过外国文学的翻译来变革中国的文学，从而达到改造中国文化，改造落后国民性的目的[16]。马恩列斯理论也是翻译为中国带来的新思想并为中国革命开启了新的一页。这些都是翻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有助于我们增强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自觉。推出与宣传自身先进的社会意识以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引进和介绍他者先进的社会意识以促进自身社会存在的发展，这也是翻译义不容辞的责任。四、结语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翻译学的学科发展和现实状况，进而详细探讨了翻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密切关系，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翻译学之于马克思主义；其二是马克思主义之于翻译学。文章指出，翻译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翻译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反过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开展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原理使我们对翻译理论有了正确的认识；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观点使我们在翻译研究中能够做到深入全面和与时俱进；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使我们能够正确认识翻译技术以及翻译理论的普适性和唯一性特点；实践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观点使我们能够正确认识翻译活动的创造性特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原理使我们能够端正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以及重视翻译的社会文化功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可以使翻译研究变得更加深入与全面，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翻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促进翻译学的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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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建宁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