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与境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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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承办，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协办的第十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于2018年4月21日至22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黑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高校、科研机构及其他相关单位的学者共计200余人与会。本届论坛围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与境界进行了多维研讨，旨在通过回顾、反思人类社会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史，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合理前瞻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和指引当代社会实践，深度透析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使命。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品格在于深度地“介入”现实问题并以“改变”世界为宗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融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转换与交融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检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意蕴及其当代价值有助于在新时代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视域。

1．重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旨趣。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及其理论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视角。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张曙光梳理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实践观，指出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对历史上的实践观的批判性继承，并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深度透析。他认为，把握马克思实践观的主要内容，需要对以往哲学家们的观点进行批判性重释，在此基础上将其扩展和提升为实践哲学的基本形态，并从“自为性”、“生活性”、“社会性”、“历史性”、“世界性”五个基本维度对实践哲学进行了综合分析。基于实践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中共中央党校庞元正分析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创新与创新实践观的建构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特殊意义。他考察了创新思想的起源、创新实践的作用、人类社会实践的走向，指出人类社会的实践应从继承性的实践、常规性的实践向创新性实践转变。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建华通过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文本解读，探讨了马克思实践观的理论意蕴。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改变世界”意指将“现实世界”革命化，使“理想世界”变为现实。对马克思而言，“现实世界”是充满着自我异化的市民社会和不自由的世界，而“理想世界”则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充分发展、都可以实现自我的世界。“改变世界”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安徽师范大学余在海追溯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起源。他指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起源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及其哲学基础的批判，而不是直接诞生于对康德“实践理性”的批判性改造，学界将马克思实践概念“康德化”的尝试，切断了马克思实践哲学与黑格尔实践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2．实践标准的讨论及其当代意义。1978年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从理论上澄清了长期以来人们在思想上的困扰和疑惑，开启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经过40年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社会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实践标准讨论不仅是新时代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视域的需要，而且也是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王晓升认为这场大讨论不仅发挥着解放思想的作用，而且已在不同程度上融入我们的精神之中，成为指引中国社会实践的行动指南。实践标准大讨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启蒙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进程。同时，他也强调在重视实践标准的积极社会效应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实践标准被庸俗化的可能性。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贺来立足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角度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进行了哲学上的反思。他指出，纪念实践标准讨论40周年，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哲学应以何种方式改变世界?这需要充分发挥哲学的反思批判性，针对现实社会实践及时转变思维方式，以此为基础“改变世界”。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进行了历史定位。他强调，实践标准问题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论域，通过这场大讨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传统，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彰显了哲学在“改变世界”中的特殊指导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吴向东强调了思想解放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观念的变革是社会变革和制度变革的先导，实践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帷幕，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表明了思想解放在推进现实的进程中的重要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马俊峰认为，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思想迷信中解放出来，直面中国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并深层反思造成这些问题的历史和思想根源。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与现实使命理论

只有扎根于现实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回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也引领着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构成新时代文明的活的灵魂。与会学者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态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进行了深入研讨。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演变与内在逻辑。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必须全面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演变与内在逻辑。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白刚回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演变过程。整体上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蕴含着从“客体论”到“主体论”，再到“存在论”和“价值论”的转换逻辑。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立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逻辑与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逻辑相互交织，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苏州大学哲学系庄友刚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的历史进行回溯，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任务和要求的变化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不断丰富、更新和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论形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生成的。西北工业大学曹瑜通过揭示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基本向度及其存在论意蕴，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人本逻辑与科学逻辑，再现了唯物主义从抽象走向具体的发展进程，还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内涵与发展逻辑，并对现当代西方哲学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存在论之争进行了回应。江苏师范大学曹典顺对后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后现代哲学并未瓦解传统形而上学，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对形而上学进行重构，也就是说要走向现代性哲学之后。后现代哲学的经验根基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理论基础，就此而言，它必将消解于马克思实践哲学。

2．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使命。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具有什么样的历史使命?与会学者围绕这些议题进行了多维研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郭湛教授强调，新时代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引，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把握其中隐约可见的规律，引领中国社会乃至人类世界的发展，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景源就如何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进行了阐述。他指出，要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普遍的信仰，必须研究如何使主义“道成肉身”，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视角，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维度。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思维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韩震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功地改变中国，关键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程进行了深度的反思，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适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道路，实现了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功能。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任平指出，新时代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提出了新要求，其中最为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深刻阐释新时代的中国逻辑，并以中国方案绘就人类文明道路新前景。唯物史观也应以此为契机，不断拓展自身的理论视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童世骏认为，交往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维度，也是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就其本质而言是通过交往手段的改进和交往方式的改变来实现预期目标，与交往理论有着紧密的关联。中共中央党校韩庆祥针对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新时代这一判断，强调解释这个新的历史方位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承担着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引。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隽鸿飞就新时代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将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统一起来，实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有机结合，通过多重反思阐明当前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合理路径。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与考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是理论研究的起点。南京大学哲学系唐正东认为，《资本论》中对唯物辩证法的自觉运用和对客观矛盾运动规律的自觉意识，能够为自觉摸索和追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启迪。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牟成文对《资本论》中的精神解放意蕴进行了深度的阐释和挖掘。他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运作规律的考察，揭示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的机制与秘密，向无产阶级展现了他们的悲惨境遇，预示了无产阶级最终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一基本走势，这个过程就是无产阶级精神解放的过程。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高广旭考察了《资本论》对市民社会的“政治哲学”重构，这种重构以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辩证关系为着力点，既突显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内在限度，又揭示了资本主义政治公共性的内在困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认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及其利己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蕴含的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思想，对现代性论域下的社会文明和社会精神的培植具有重要意义。华侨大学王福民以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为切入点，系统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他指出，《共产党宣言》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规律和无产阶级终将取代资产阶级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发展趋势，高度地概括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时至今日，《共产党宣言》依旧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南京大学哲学系孙乐强对马克思“机器论片段”语境中的“一般智力”问题进行了探究。他首先对“一般智力”范畴进行了理论追溯，然后考察了“一般智力”及其作用形式和“一般智力”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以此探寻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鲁克俭通过文本分析，指出《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遇到的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之难事促使马克思的思想从早期的一般自由主义向自由共和主义的转变，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为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历史出场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与国家治理的哲学反思

恩格斯在致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时代的深度对话中孕育出了自身特有的社会认识方法论体系，并将这种方法融入现实的社会实践之中，成为指引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相交融。

1．新时代社会认识与认知正义。社会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重要分支。社会认识论的拓展深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理论形态与研究视域。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认识论研究不仅能够为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提供方法论指导，而且也是社会认识论研究范式自我变革和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当代社会实践的现实要求。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吴畏将传统社会认识论视为辩证的社会认识论，探讨了分析社会认识论的存在及其可能性。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国家治理的重大变化有一个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前提，即认识和知识范式的变革。可治理性社会突现和可分析的社会认识论是分析社会认识论出场的理论和逻辑依据。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丹考察了戴维•埃斯特兰的“认识论程序主义”对真理与民主的调和。她指出，根据戴维•埃斯特兰的观点，真理与民主并非是水火不容的，真理强调的是实质正义，民主强调的是程序正义。“认识论程序主义”认为存在着独立于程序的“公共善”，存在着独立于解释的事实真理，以及独立于程序的标准，是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之间的一种平衡。正是由于这种平衡，调和了真理与民主之间的冲突，为“治理型民主”提供了理论借鉴。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魏书胜指出，马克思的社会认识论不是现成系统的认识理论，而是蕴含在马克思认识社会的思想成果背后的、把握社会关系本质的思维方式与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超越了传统的认识论，强调了认识主体的不确定性与差异性，批判了将认识主体抽象化和绝对化的做法，在社会实践的多维互动中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范式。

2．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国家治理。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哲学上的反思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来审视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指出，法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但是，如何建构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治理论呢?他认为，要从中、西、马三个方面来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以此为国家治理服务。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从哲学的角度对治理问题进行了理论检视。他指出，全球问题和世界秩序的治理背景是现代性所开启的，现代世界秩序的逻辑依然是权力逻辑。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对于新型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建构而言，是一种建设性方案。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探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他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国家治理的根本目标。南开大学哲学院王南湜对国家治理进行了前提性反思。他指出，认识社会是治理社会的基础，然而，当前在如何认识社会方面我们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在认识社会过程中我们还未从西方的知识结构和概念系统中真正解脱出来，致使我们在认识社会时还存在着偏差，为此，有必要对中国社会进行重新认识。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剑认为，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有必要对什么是治理、什么是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贯彻什么样的理念这些问题进行澄清。此外，国家治理还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不能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治理的方法和治理的手段方面要有科学性。南开大学哲学院阎孟伟对市场化改革中的私有制问题进行了考察，将私有制分为以剥削他人为主的私有制和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他认为，笼统地讲“消灭私有制”是欠妥的。马克思所谓的消灭私有制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内涵，需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就此而言，否认市场经济和市场化改革的做法，从本质上来看就是否认了消灭私有制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从而使之沦为空谈。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直面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自信。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丁立群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检视。他指出，面对当代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和世界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体现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厦门大学哲学系徐梦秋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但如何创造条件并推动其践行和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也是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胡刘基于马克思对全球化的历史哲学审视，探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问题。他强调，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为我们应对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指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具有方法论意义。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康渝生从理论和现实双重维度考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从理论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体现。从现实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体现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雨辰从环境治理角度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价值。他指出，在如何治理环境这个问题上，西方思想界主要有“深绿”、“浅绿”和“红绿”三种基本主张。其中“深绿”和“浅绿”秉承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忽略了生态问题的整体性;而“红绿”虽然摒弃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但是这种思潮具有浓厚的后现代特质，排斥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难以找到环境治理的有效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以“环境正义”为价值取向，主张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以此来解决全球环境治理中面临的难题。

作者：熊治东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国家治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