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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意识形态建设长期性和关于思想教育长期性的论述,不仅是对个人行为的规范要求,更是对社会发展做出的整体规划。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教育的长期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把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看成一体化的长期过程,通过灵活多样的措施贯彻党的思想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中,党始终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养作为一项基础工作常抓不懈。认识这一思想不能单从一个方面考察,要把它放在社会的大视角中,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理解。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意识形态
思想理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的任务,具有长期性和关键性。这不仅是因为思想教育有自身的规律,也因为其内容和行为要随实践而发生变化。不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还是在列宁那里,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那里,都非常重视思想教育和思想阵地建设的长期性,这些思想在当下的集中表现就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常态化。
一、理论建设的长期性
(一)意识形态建设的长期性符合思想发展规律
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性决定了思想建设的长期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性、历史性影响着思想建设的长期性,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思维的过程性影响意识形态建设的长期性。“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表现出来的,任何人的思想表现和行为表现都有一个过程,这是意识形态接受过程的长期性。二是心理意识的过程性影响着意识形态建设的长期性。人们的精神活动是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精神生产离不开物质生产。那种意识到了的存在,是在人们的生产过程中历史地产生的,这种心理上的思想折射也是长期的。各种社会意识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除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意识形态的“完全消失”不是自动实现的,也不是很快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两个决裂”,不论是与传统所有制关系的决裂,还是与传统观念的决裂,都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三是思想的历史性影响思想建设的长期性。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过去、现在、未来的事件是通过思想史描述和表达的,它对问题的反映深度与这个时期思想认识的深度是一致的,认识历史有一个过程,思想建设也有一个过程。四是对宗教认识的过程性影响着意识形态建设的长期性。“借助于这种从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它把“后来”强加于“先前”,把“无”强加于“有”,把历史说成观念史,是依赖超验的力量展开的。在唯心主义和宗教那里,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成了支配和决定人的实践的力量,以颠倒的虚幻的形式反映人的思想认识,它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对它的改变也不能一蹴而就。
(二)思想的流变性影响着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性
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是不断生活化的过程,一种价值观被认可是基于当时环境而发生的,其内容的显现或遮蔽总与当时的环境有关,不能把价值体系看成随意构建和随意表达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自觉提升理论认识非常重要,而且问题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自觉地参加当前的社会运动。主体的参与活动是消除空想的有效方式,自觉的思想认识往往能产生贴近实际的效果。如果只是把自己的理论写成厚厚的书籍,向学术界透露,那就会隔断知识分子与广大群众的联系,难以深入到实际运动中。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是为工人阶级利益服务的,其阶级性在于明确的无产阶级立场,它要摆脱资产阶级价值观的狭隘性,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期的阵痛,经过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旧东西,无情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需要全世界的合作,全世界的工人则应当联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彻底的胜利”。无论是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是确立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都需要思想上的深刻变革。尤其是在文化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会有更艰苦的过渡阶段。“因为,不管文化遭到怎样的破坏,都不能把它从历史生活中除掉,要恢复它虽然很困难,但是,任何时候无论什么样的破坏都不能使文化完全消灭,这种文化的某些部分、某些物质残余是消灭不了的,困难只在于恢复文化。”一定程度上,恢复经济只要在物质生产领域变革就行了,而恢复文化面貌需要综合推进,需要耐心地重新教育群众。
(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贯穿到革命的全过程
“革命战争如果真正吸引被压迫劳动群众参加并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使这些群众意识到自己是在同剥削者作斗争,那么,这种革命战争就会唤起创造奇迹的毅力和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任何政党和政府都不可能一下子把握住生活的各个方面。列宁认为,革命战争必须有明确的利益关怀,让群众感受他的实在性,让群众认识到革命斗争的价值所在。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能够唤起群众热情的是可预见的成果,它不仅是技术和力量的要求,也是组织方向上的要求。意识形态建设中,话语的原则性和思想的坚定性尤其重要,必须把革命理想以合适的话语“渗透到群众意识中,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列宁很清楚,思想建设不能只靠行政命令和法律强制来实现,它需要广大群众的热情参与和社会责任以及大量的思想文化工作者。因此,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不能忽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都不能把它看成孤立应景之作。在《给的信》中,严厉批评了思想上的流寇主义,提出了思想建设的“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列举的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化观点、极端民主化、盲动主义残余等,在思想上的表现都是非常态化倾向,那种“一好遮百丑”的观点造成了重军事而轻政治的现象,以至于严重脱离群众。实际工作中的盲动主义,“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残余。”认为:“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不是对极端民主化思想的彻底肃清,而要做长期的工作,不断克服主观武断和庸俗化现象,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当时红军宣传工作中存在的不正常问题是:缺少固定的宣传队伍,像草台班子临时搭台;没有经常性的宣传经费,宣传形式单调,缺乏吸引力;宣传内容单一,只关注军事斗争的效果。认为,纠正上述问题的思路是:反对本本主义,彻底洗刷唯心精神,“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思想教育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是要面对整体上思想认识不高的状况,最主要的是结合群众的日常生活开展活动。(四)把思想理论建设贯穿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全过程关于思想建设的长期性,讲得更具体,基本观点如下。一是把思想理论建设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中。“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善于将思想意志化为集体的力量,“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群众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
党员干部要自觉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把思想理论建设贯彻到落实“四个全面”的全过程中。科学地凝聚共识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解决思想问题必须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要靠制度约束行为,要靠思想规范人心。三是把思想理论建设贯彻到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全过程。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是文化软实力建设最深层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缺少能体现凝聚作用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它的文化建设就会一盘散沙,就谈不上真正的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它的文化也难有感染力。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表现为对社会主体思想的引导和行为的规整。它和文化一样,都表现出软中有硬、虚中有实的二象性力量特征,在深化改革、维护社会系统正常运转中起着“黏合剂”的作用。“我们要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二、思想教育的过程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的思想教育是在现实中展开的。“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玄想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没有迷乱的生活”首要条件是没有迷乱的思想,不能把思想变成空洞的说教,生活不应该是悬浮于思想天空的神话,而是具有现实导向的客观内容。无产阶级的思想建设就是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要真正表达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靠一厢情愿的想法,不能仅仅寄托于口舌之能,也不能浅尝辄止,要在深处着力,要在实际上下功夫。列宁认为,教育工作中的缺陷在于:“我们很少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存在的生动具体的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正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充实群众的头脑,用贴近群众实际利益的方法吸引群众参与到实际工作中。“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但这种老式的宣传已毫无用处,因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说明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方法的选择是一个不断试错和修正的过程,需要不断探索。思想教育的现实性在于提高人的觉悟,不能幻想在短期内完成。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在一天内完全消灭国家,却不懂得消灭国家的思想前提,也只能走向散漫的群氓状态。在谈到共青团的作用时,列宁说:“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使大家从小就在自觉的有纪律的劳动中受教育。”从小做起,从实处做起,把思想转化为自觉的行为准则,为了达到这种效果,要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事,多关注日常工作。空谈自由没有益处,空谈民主也只能是镜花水月。真正的自由民主都不是在清谈中实现的,而是在广大群众为之长期奋斗中实现的。“工人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用实例来教育他们,而且不是用个别英雄的冒险行动作例子,而是用把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结合起来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作例子来教育他们。”
马克思认为,劳动同智育、体育的结合,是提高思想觉悟的有效途径,也是造就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教育的目的在于克服旧的不良习惯,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理论教育与实践效果往往有一定的距离,如果不尊规律而迁就罅漏,“强合令成”而拿捏形式,必然削弱宣传的实际功效。“基本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思想教育应该体现人民基本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中,从思想萌芽到理论体系,从个别结论到完整结构,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思想理论教育路径选择上,列宁认为:“现在的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然而,无产阶级的教育活动不是密谋家的行为,不能把它看成即兴之作。实践中的机会主义,把规则视为腐儒之论,希望通过随心所欲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标,忽视了思想活动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重复那些背得滚瓜烂熟、但并不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使各项指标流于形式或空谈。“谁以为用一个说服另一个,另一个说服第三个的办法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至少是三岁小孩子,要不然就是政治骗子,而大多数在政治讲台上讲演的人,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邓小平多次强调把思想建设和价值观教育作为一项经常性措施。他认为,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不仅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因为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通过共同理想走向远大理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他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的要求之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了思想建设的长期性问题。
邓小平指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它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长期影响着人们对国家的情感。即使一些人不赞成社会主义,他也不能抛弃爱国主义。在谈到文艺创作与宣传时,邓小平指出:“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文艺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对待思想领域和文艺界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批评的方法要讲究,不要搞围攻,搞运动”。鉴于经济建设与思想建设“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况,邓小平明确要求:“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大任务长期抓下去。”精神文明建设,要体现主体参与的普遍性,要体现效果的长期性,“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方面的宣传“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共同的理想”是价值追求,“铁的纪律”是行为规范,一个管心,一个律人,二者相互映照。指出:“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最高理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这与邓小平所说的理想问题高度一致,显示出思想上的连续性,也指出了思想教育的连续性。要切实把思想工作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在全党系统地深入地进行马列主义、的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作为一个经常性的活动持续地开展。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把它看成各部门共同承担的系统工程,要赢得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和支持,尤其是对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培养,不能稍有松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里的“融入”不是靠强制手段实现的,不是“挤进”、不是“塞入”,而是自然的有机的结合;“全过程”不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个“方面”、也不是一点“深度”,而是一个多维立体的推进;“自觉”不是一时的认识、一时的理解,而是全面的提升。
三、思想表达的持续性
(一)通过意会言传增强理论影响的时效性
马克思恩格斯希望从最初的最简单的关系出发解决思想问题,以便形成前后一贯的形式。思想观念由经济政治决定,它的传播也离不开经济政治。当我们想表达或想说出某种现象或事实时,必须把它置于当时经济环境或政治氛围中,把它简化为通俗而又能表达实质的方法。用经济事实说明政治观念、法权观念是重要的方法选择。在现实生活中,思想传播不能靠思辨,而要借助于实践生活和实际发展中的实证科学。思想建设的要点在于“意会”与“言传”结合,在于“情”“意”相通,言者声情并茂,闻者心有戚戚。马克思主张用通俗的大众的方法说明理论问题,他在谈到宣传问题时要求,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认识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并以通俗的形式加以说明。在马列主义看来,最好的方法是分析究竟发生了和发生着怎样的阶级变动,就是分析各阶级的关系及利益诉求,“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叙事式的”,纯粹经验主义的或客观主义的宣传方法都不可取,“时代每前进一步,……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应对的思路也要有所变化。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如说通俗话、说明白话、说有趣话。“红军的《时事简报》,要有十分浅白的普通话;《时事简报》的材料,远地和全国的、国际的,从总指挥总部所出《红军报》采取或从别的报上采取;文字和材料都要有鼓动性的;严禁扯谎。”在1931年总政治部的通令中,要求“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克服“消息不灵通、见闻狭隘”现象,克服“井里虾蟆井里跳”的局限性。
在其中谈到红军占领大余时一则简报的宣传功效,“可惜没有普遍地做,没有经常地做,这是一个大缺点”。简报刊登的消息要“有味道”,地方的简报要用本地土话。“从别处报纸抄下来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原文完全改变。红军的《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而且,《时事简报》的新闻,一定要和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一定让群众喜欢看。“要把党的最高原则的原则性同群众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重视发挥宣传媒介的作用,报纸、电报、党务广播等都是有效手段,从基层总结经验,再应用到宣传工作中。“总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如果我们的思想中、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要随时准备修正,这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做收集舆论的机会。我们需要像捡破铜烂铁一样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经过熔化,准备修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错误。我们多收集各种意见,认清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二)通过话语创新表达思想宣传的针对性
思想建设不是靠理论演绎实现的,它需要改变或适应环境,这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它也不能单靠某些词句宣传达到目的,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这个观念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因为“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马克思在评论旧时土地所有者的怀旧心理,标榜回忆的诗意,以及耽于幻想的经济学语言时说:“他把自己的对手描绘为狡黠诡诈的,兜售叫卖的,吹毛求疵的,坑蒙拐骗的,贪婪成性的,见钱眼开的,图谋不轨的,没有心肝和丧尽天良的,背离社会和出卖社会利益的,放高利贷的,牵线撮合的,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的,圆滑世故的,招摇撞骗的,冷漠生硬的,制造、助长和纵容竞争、赤贫和犯罪的,破坏一切社会纽带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贪财恶棍。”这种停留在语言上、口头上的谩骂攻击式的思想表达是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的,思想的闪电要想“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就必须使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有机结合起来。思想建设中的物质动因是决定性的因素,认清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地位,懂得自己的力量所在,并把自己组织起来,是有效的办法。通常情况下,以近说远,要显示旨趣,以小说大,要标明导向。
(三)通过生活实践表达思想宣传的现实性
对于实践方式的选择,不能用教条思维理解,要留足充分的巩固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从而使初期不可避免地混乱现象变本加厉。”要重视群众性实践活动,让群众在实践中领会精神,激发思想活力。“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列宁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必须科学分析客观形势,教条主义抱着“左”的理论不放,会“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的农民性质意味着皇权崇拜、宗法关系、因循守旧和不思进取的“奥博洛摩夫”精神。十月革命后,尽管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已成为历史遗迹,但其中附着的传统、习俗、价值取向和心理情感经常闪现在现实中,顽强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理念,思想上的“青苔”是不能在短期内消除的。
思想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必须坚决反对那种空头“革命家”以及“空头口号”。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指出:“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思想教育的关键是“说”与“服”,“说”是手段,“服”是目的。如何说理,需要认真选择;怎样服人,需要认真规划。“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风格,另一种学派,会有害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有些思想认识问题,一时不能完全解决,可以留待以后探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对大多数人来说,可以要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而不是要求他们一下子贯通,这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人们的文化觉悟和认识水平还不整齐的情况下,思想建设任重道远。在思想教育中,我们经常面临“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的现象,教与学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当先生与当学生的角色变换也要一个过程,这也决定了思想教育的长期性。“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强烈反对“八股”文风和作风。就文风看,“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就作风看,它是教条主义的主要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危害极大。所列举的“党八股”的种种表现,都是在实际工作中不正常的活动和表现:如果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怎么能够让人信服呢?如果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怎么能够打动人心呢?如果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怎么能够达到应有的效果呢?如果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怎么能够显示出思想的活力呢?如果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怎么能够显示思想的魅力呢?如果“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又怎么能够显示出思想价值呢?理论宣传工作的经常化是在创新中实现的,“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喜欢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喜欢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在思想理论宣传中,幼稚的、低级的和庸俗的做法,只能窒息精神活力,是必须要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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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睿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