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大众”范畴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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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有关“大众”的论述中包含了不同的批判视角与认知立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从文化批判的层面反思了“大众”的被动性和能动性，其中文化精英主义者把“大众”视为有待救赎的对象，反文化精英主义者则强调“大众”的主体意识。而后马克思主义者哈特与奈格里倡导在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行动的结合中来考察“诸众”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

关键词：

大众；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精英主义；反文化精英主义；文化全球化

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快速推动着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随着工人阶级政治力量的日渐壮大，“社会基础已经不再是‘人们’，而是‘大众’。”“大众”这个概念直接指涉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构的逐渐成熟，而在城镇与工厂里所出现的许多人的“大量的集结”①。“大众”浮出历史地表的事实，既带来了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变迁，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大众”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使用频率颇高的词语。在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有关文学与大众关系问题的论述展开研究之前，须要厘清“大众”范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用法与含义。

“大众”一语在英文中曾用people、multitude、mass、popular等词语来表达。就“大众”范畴的用法而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第一，“大众”是一个群体性的概念。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认为，people一词可溯源至希腊文demos，它的范围在历史上曾被刻意限定为“某一群具有资格的人”，例如自由人、财产拥有者、智者、男性白人、男人等等意涵。Masses一词则包括了以下三个集合，其一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而出现了总人口的增加，由此产生的“人的实体的集合”；其二是机器生产使得工人在工厂得以集中，由此产生的“社会性的集合”；其三是“有组织的，而且能够自我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集合”②。霍尔（HallStuart）也指出，事物之所以被称为“大众的”③，是因为成群的人听之、读之和消费之。第二，由特定阶级所构成的“大众”处于社会结构的下层，是与权力集团及其文化相对的存在。霍尔提出，对“大众”定义的确认不能放弃阶级维度。”“大众”指的是“构成‘大众阶级’的阶级和力量之间的同盟”，包括了“被压迫者的文化、被排除在外的阶级”④。第三，“大众”的描述性定义。霍尔认为，“大众”的言行举止是某种意识形态话语和审美倾向的表征，也是他们的“特殊生活方式”⑤的标志。威廉斯指出，“大众的”是指一般化的政治态度和大众欣赏趣味的结合，如“犯罪、丑闻、罗曼司和体育运动”，还体现出“一种对习惯趣味和市场的越来越公开的依赖”⑥。第四，作为具有正面／负面意涵的社会政治范畴来使用的“大众”。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曾提出，“大众”拥有承担社会解放重任的革命潜能，因为生活在底层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⑦，遭受社会一体化趋势的影响最少，还存在一定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向度，所以他们能够成为“社会团结的酵素”。本雅明（WalterBenjamin）则指出，大众既具有“主宰性的革命可能性”，也具有“反革命的可能性”⑧。对威廉斯而言，popular包含了激进的“为人民”⑨的意义。Thepeople及其变异形式的词语commonpeople（普通百姓）、workingpeople（劳工）、ordinarypeople（一般百姓）往往被视为具有正面意涵的词语。Mass的用法则较为复杂。Masses曾被描述成一个正面的或可能是正面的社会动力，但在许多保守的思想里masses是一个轻蔑语，用来表达低下的、无知的与不稳定的“多头群众”（manyheaded）或是“乌合之众”（mob）⑩。约翰•费斯克（JohnFiske）强调“大众”（people）有别于“群众”（themasses）瑏瑡。“群众”是心甘情愿地或毫无知觉地被奴役的被动存在，是有着“虚假”意识的群体集合，而“大众”并非一个固定的社会学范畴。第五，“大众”的异化是由异化的社会建构出来的。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W．Adorno）指出，“大众”是被动消极的劳苦无产者。文化工业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对“大众”进行了限制，所以他们安于自身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所处的社会地位。“自神话时代起，无产者们就已不再具有比沉稳老成的占有者们更多的优越条件，他们总是逆来顺受，眼花耳聋。社会的过度成熟，靠的就是被统治者的不成熟。”瑏瑢马尔库塞也认为，“单向度的社会”导致了大众的“单向度”思维，导致“大众”沦落为“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瑏瑣。第六，作为想象的共同体而存在的“大众”。威廉斯认为，“群众”更多的是一想象性存在，是凭借某种“政治公式”而建构的多数人的集合。“群众往往是其他人，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其他人。然而在我们这种社会中，我们一直都看到这些其他人，看到无数形形色色的其他人；我们的身体就站在他们身边。他们就在这里，我们就和他们在一起。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对于其他人来说，我们也是群众，群众就是其他人。”瑏瑤在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看待“群众”的方式及其影响，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把“群众”概念的意义再现于经验。约翰•费斯克也指出，工业社会中“大众”瑏瑥不是以客观实体的形式而存在，所以它不易成为经验研究的对象。还须要注意的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结合全球化政治秩序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对themultitude（诸众）和thepeople（人民），themasses（民众）等概念重新进行了区分。哈特和奈格里指出，“人民”、“民众”和“诸众”有着根本区别，而且这个区别对构造主权秩序来说，意义非同一般。“人民”历来被视作整一而不可分的概念。人的集合是以各种各样的差异为基本特征，而“人民”消解了那种多样性，并且为所有的人制造了一个单一的身份：“‘人民’是一个”（‘Thepeople’isone．）瑏瑦。他们还提出，“民众”具有不同的个性；“人民”则排斥异己分子，体现出同质性。“民众”是不确定的、尚在生成之中的关系；“人民”则是有明确主体的、已经形成的复合体。“民众”中包含了“多种意志和行动”，体现出多质性；而“人民”提供的则是“单一的意志和行动”，体现出同一性。然而，差异是不可忽视的，也是不可回避的。由此，包含了多样性、独特性的“诸众”，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运动机制中所存在着的内在差异与共通之处。通过对multitude、people、mass和popular等词语的多重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大众”的用法，描述和展示了这一范畴的多重规定性，“大众”既被看作消极被动的外在因素，也被厘定为具有政治经济优越性的建构／解构力量，还被视为把差异性与可能性统一于自身的流动性存在。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大众”概念并非一个抽象、静止的封闭概念，其中包含了种种裂隙和复杂分化的因素。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中的保守派，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把“大众”视为有待教导的平庸之辈和凡夫俗子，从类似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利维斯主义的影响。显而易见，要客观认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精英主义大众观，必然要假道于阿诺德（MatthewArnold）和利维斯（F．R．Leavis）等人。

英国的文化批评家阿诺德认为，人类社会的阶层划分是高低有别、前后有序的。英国社会包括了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这三大阶级，他分别称之为“野蛮人”（Barbar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和“群氓”（Populace）。“群氓”包括了社会底层和广大平民百姓，代表了一种政治动向并不明确的新生力量。阿诺德对此满怀疑虑与担忧，平民百姓是“粗暴又卤莽”、“为所欲为”的“群氓”，是为数众多却桀骜难驯的乌合之众，他们容易受他人利用而沦为“暴民”。如果没有资产阶级的“良善价值观与理想”的引导，处在“无政府状态”之中的“群氓”势必流于“非理性”的政治举动与社会行为。在阿诺德看来，“无政府状态”可以用来形容“大众”所具有的某种破坏性与颠覆性力量。不过，“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都未能得到充分和谐的发展，他们都缺少人性的“完整性”，有待于从“普通自我”提升为“优秀自我”。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阶级中都有“一心追求完美的人”，“在各种阶级的内部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异己分子，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指导思想主要不是阶级精神，而是普泛的符合理想的人性精神，是对人类完美的热爱。”瑏瑧为了避免社会因大多数人的道德沦丧而走向毁灭，阿诺德提出应以文化作为实施阶级支配的工具，通过少数的、“伟大的文化使者”来传播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以引导大众克服自身的无政府倾向。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的理论衣钵，对平庸“大众”采取鄙视与责难态度。他强调，“在任何时代，具有洞察力的艺术欣赏和文学欣赏都依赖于极少数人。”“少数人保存了传统中最精致、最容易毁灭的部分，正是仰赖他们，我们才有能力从过去的最美好的人类经验中获益，安排一个时代的美好生活的固定标准才得以确立。”瑏瑨利维斯强调“精英”所具备的文化创造力，却对“民众所喜”和“民众所望”的文化不抱奢望。他认为，17世纪后半叶，民众的文化与最优秀的文化还是统一的，但其后两百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败坏了大众的文化趣味。也就是说，伴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而来的，是大众文化的水准的下降和民众辨别力的消退。只有极少数的人既对文艺敏感又有鉴别力，而“高品质的生活取决于这少数人不成文的标准，文化的精粹就是这些人辨别优劣的语言”瑏瑩。利维斯在对大众进行极度贬低的同时，高度褒扬精英的创造能力，把精英看作真理的掌握者、社会的立法者和历史的造就者。也就是说，利维斯之类的文化精英主义者自视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在利维斯们看来，优秀的作品拥有强大的现实认知能力和显著的道德关怀意义，大众趣味则形成了对优秀作品或者说“少数人文化”的围追堵截。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继承了阿诺德和利维斯等人的政治学批评理念，他们的观点有许多相通之处，如把“大众”视为“平庸之辈”，并把拯救社会的希望寄托于精英等。不过，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不再是历史变革的动因，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两大阶级的结构和功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如今的“大众”已不再是社会主体，而是被操控的消极存在，特别是在现代传媒的操纵之下，“大众”很轻率就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收编。他们提出，不要指望“大众”能够独立思考，“大众”是逆来顺受、安于奴役、既看不清也听不明的消极存在。“今天，受骗的大众甚至要比那些成功人士更容易受到成功神话的迷惑。他们始终固守着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普通人热爱着对他们的不公，这种力量甚至比当权者的狡诈还要强大。”瑐瑠也就是说，面对被压迫与被蒙蔽的现实麻木不仁，“大众”既不能祛除神话化的启蒙形式加诸自身的蒙蔽，也毫无能力去触及事物的真相。此外，作为“单纯的类存在”，“大众”同质性极高且欠缺集体意识，其内部成员之间是孤立无助的关系。“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大众变得更加易于支配和诱导。社会下层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一点表现为精神不断媚俗化。”可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识到，虽然对“大众”的界定必然要考虑到“数量”的因素，但仅仅依靠一个量化指标是不足以对“大众”一词本身进行充分说明的。他们对“大众”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充满疑虑，对“大众”毫无分辨力的“劣质”进行了严厉批判，但更注重这种人性的堕落与“文化工业”之间的复杂关联。

马尔库塞倡导的则是寻求人的现实解放的政治美学，强调对文化批判、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的结合。文化工业作为现代社会秩序的卫道者，维护的并非“大众”的利益。当达工业社会是“单向度的社会”，这种社会中出现了“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凡是超出这一模式所确立的话语领域的思想观念，不是受其排斥就是被其同化。在这一社会中，“不能想像一个本质上不同的话语和行为领域，因为遏制和操纵破坏性想象和尝试的能力是这个既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生活在富裕社会底层的人被一种复活了中世纪和近代初期野蛮行径的手段压制在自己的生活界限之内。”瑐瑢“单向度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与政治权力的密切结合，则造成了社会的同化趋势，具体体现为政治对立面的一体化、生活方式的同化和单向度思维方式的胜利。这一由否定性思维向肯定性思维的转化，抑制了“大众”内在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削减了各种“替代性选择”的存在可能，导致无能为力和听天由命思想的增长，和对社会中的异己者及不同声音的压制，也阻碍某种政治理想的生发。可见，“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大众都成了“单向度的人”。如果说阿诺德和利维斯认为“大众”是对既有社会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威胁，那么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则认为“大众”主要维护了现存社会体制；如果说阿诺德和利维斯忧心于“大众”的“无政府状态”，那么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则看到“大众”对权力的服从；如果说阿诺德和利维斯宣扬的是脱离政治实践和具体行动的“文化”原则，那么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则强调应结合现实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来反思理论的系统阐述和人的现实解放。

不过，就阿诺德、阿多诺等人有关“大众”的悲观论调，有学者表示了质疑，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以及伯明翰学派的威廉斯、霍尔和费斯克就认为，“大众”并非毫无分辨力的麻木存在。如果说阿诺德、阿多诺等人所宣扬的是一种基于文化差异与文化驯服原则的精英主义“大众”观，那么本雅明、威廉斯等人倡导的则是立足于一种文化平等与文化民主立场的反精英主义“大众”观，并对利维斯们的陈旧观念进行猛烈抨击。这一反文化精英主义的大众观，标志着本雅明、威廉斯等人与利维斯主义的彻底决裂，以及对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的理论修正。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大众”的文学地位。机械复制时代之前，大众与传统文学的距离往往是遥不可及的，而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学作品得以大量复制，使得作者与读者的界限日益模糊，也使得大众的文学活动有了更多的可能。“越来越多的读者首先是个别地变成了作者。”“从事文学的权力不再植根于专门的训练中，而是植根于多方面的训练中，因此，文学成了公共财富。”瑐瑣也就是说，机械复制技术令大众成为文学活动中重要的参与者与接受者，推动了文学的公共化和民主化进程，也增强了世间万物皆平等的意识。值得注意的是，本雅明也不无批评地提出，大众的艺术参与方式有别于“专业人士”，如果说传统的艺术爱好者把艺术作品视为凝神观照的对象，“进行消遣的大众则超然于艺术品而沉浸在自我中，他们对艺术品一会儿随便冲击，一会儿作洪流般地蜂拥而上。”瑐瑤大众把可机械复制的艺术看作消遣的对象，大众的艺术消遣则显现出非理性、随意性和盲目性的特征。例如，大众在电影院中的观影是一种群体性的共时接受行为，极易导致对观者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的制约。而作为“电影资本的补充”的“明星崇拜”，则会导致大众的堕落心态及其阶级意识的消解。雷蒙德•威廉斯直接批评了阿诺德对“群氓”／劳工阶级的偏见，他认为，阿诺德把“大众”视为被动的外围力量，实质上只是对现实政治秩序的一种维护。“英国工人阶级自起源于工业革命以来，最显著的事实就是工人阶级运动有意识地、认真严肃地避免普遍的暴力而坚定地相信有其他的前进方法。英国工人阶级的这些特征，……代表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这不是懦怯的产物，也不是麻木不仁的产物，而是道德信念的产物。我认为这是英国工人阶级对‘追求完美’的更大的贡献。这是只看到了工人阶级那个放大了的粗野形象的马修•阿诺德所不能意识到的。”

利维斯主义往往把“群众”与“工人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群氓”混为一谈，认为“群众”是容易受骗、反复无常、兴趣低级、有群体偏见的。对此，威廉斯指出，“群众”是包含了“多数人”的集合，但不能将其等同于“群氓”，这个范畴所包含的不止是体力劳动者或者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利维斯主义者把“文化”视为少数人的专利，以一种自以为是的倨傲和尖刻的贬损来对待“群氓”，他们所倡导的“文化”是难以对普通大众产生任何积极影响的。威廉斯对所谓“少数派”及其自命不凡的骄傲也进行了批判，“对利维斯来说，这少数派本质上是一个文学上的少数派，其功能是保持文学传统和最优秀的语言能力。……主张以文学上的少数派作为‘中心’的呼声是软弱无力的，这一点已越来越明显。”瑐瑦约翰•费斯克也认为，一切基于“大众”是“文化傻瓜”的论调皆不足信，“大众”并非消极被动或孤立无援，他们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更不能任掌控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的阶层所控制和奴役。他指出，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自身所处社会内在的异质性，看到不同个体的本质差异，那么就会发现“大众”是一个并不简单的概念。“大众”指称“一组变动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

。“大众”跨越了阶级、性别、年龄、种族等各种因素，包含了形形色色的不同个体，这些个体在不同的时间内属于不同的大众层理，并在各种层理间流动。换而言之，在现代工业社会结构中造就了“游牧式的主体性”，不同权力关系之间的“对抗性与差异感”生成了“流动性”，而“流动性”则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大众”的特征。“大众”中的不同层理作为主动的行动者而存在，“他们不用太费力劳神，便可交替采取或同时采用相互抵牾的立场。”瑐瑨“大众”内部所存在的分裂是由繁复的社会结构层级及其内部矛盾所带来的。作为一个多元化和流动化的概念，“大众”处于不断地重新构造之中，其中潜藏着妥协与抵抗等不同的力量，包含了遵从或反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不同社会群体，他们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不妥协性。费斯克还提出，“‘人民’这个词带有浪漫主义内涵，我们必须避免因此产生理想化的看法，把人民看做反抗的力量，认为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经历在一定意义上是自足的。……应该把它看作一个由不断变动的和相对短暂的构成体组成的联盟。”霍尔也认为，作为不同阶级和社会力量的联盟，“人民”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和包容性，它包含了“变化的、不均衡的”瑑瑠各种张力关系。

伴随着全球化市场和全球化生产流水线的形成，出现了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作为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控制着全球的交流。“帝国”并非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基础之上的现代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描述了一种超越国家的新形式，它是对当今尚在建构之中的世界秩序的描述。帝国的革命主体是“诸众”。由于“帝国”模糊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其权力远远地超越了民族国家，因而它是一种无中心无边界的全球化权力网络，其统治对象是全人类，由此我们应立足于“全球视野、在地行动”的态度来看待“诸众”。另一方面，“诸众”的活动生产和再生产了整个生活的世界。“诸众”的活动既有建设性又有破坏性，他们将是反抗、颠覆和超越帝国的革命主体。“维持着帝国的芸芸众生的创造力也能够自主地构造一个反帝国，一个可供替代的全球流动和交流的政治组织。”全球化的权力网络一方面维护了某种政治秩序和文化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即在设法保留个体差异的同时，努力促进群体平等交流和共同行动的可能。哈特和奈格里还认为，“诸众”虽然强调其自身作为共同体的有序性与内聚力的意义，但并不遮蔽社会差别而是推崇多重差异。“诸众”本身就是无数的独特差异的组合，具体如文化、种族、族群和性别的差异，以及劳动形式、生活方式、世界观和愿景的差异瑑瑢。

在此，“诸众”被构想成一个开放的和扩张的网络，在其中所有的意见分歧能得到自由而平等的表达。也就是说，文化全球化语境中的“诸众”所指向的是对一种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的维护。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范畴的粗略叙述，我们不难发现“大众”与“群氓”、“群众”、“人民”、“劳工阶级”等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者的在场”部分消除了“大众”概念的界定困难，与此同时，这些话语也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众”观的内涵。通过对以上概念的比较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大众”并非一僵化静止的固定范畴，对这一范畴的历史解读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批判视角。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一以贯之的是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他们未能彻底揭示社会弊端和民众疾苦的根本缘由，因而最后得出“大众”主体意识和政治潜能已经弱化以及解放前景不容乐观的消极结论。本雅明、威廉斯、霍尔和费斯克则对文化精英主义颇有微词，他们反对把“诸众”视为有待救赎的对象，而是强调“大众”的主体意识与能动性。特别是费斯克赋予“大众”无上地位，对特权阶层在物质与精神领域的霸权表示了质疑。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哈特与奈格里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反思的同时，倡导本土化行动与全球化视野的结合，以检视“诸众”参与其中的社会斗争的多方向性和斗争内容的多样性。哈特和奈格里强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全球权力网络中的其他力量而单独行事，建构良好的世界秩序的关键在于不同区域力量的共同参与，“诸众”则是对具有流动性、差异性、不确定性和跨区域性的新型政治组织形式的概括。

作者：周晓露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 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