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理论分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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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交锋的集中营，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一个是以特德•本顿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阵营，一个是以戴维•佩珀、瑞尼•格伦德曼、乔纳森•休斯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双方针对绿色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红色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支配自然还是适应自然、马克思主义是否承认自然的极限、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自治主义的五大焦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分析和梳理这两大阵营的理论分歧，是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意蕴的读书门径，有助于加深对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坚定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分析生态问题的信心。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生态学马克思社会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意蕴问题分别形成了以特德•本顿和戴维•佩珀为首的两大对立阵营。以特德•本顿为代表的阵营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缺乏生态学维度，提出了用生态学重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否认自然极限，主张“适应自然”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倾向走生态自治主义的道路;以戴维•佩珀、瑞尼•格伦德曼和乔纳森•休斯为代表的阵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生态学意蕴，提出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内分析生态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承认自然极限的，主张“支配自然”，构建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的生态社会主义。对这两大阵营理论分歧的研究，不但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意蕴问题，而且也是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议题。

一、绿色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红色生态学

本顿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从生态学的维度发起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生态批判，提出了建立绿色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缺乏生态学的维度，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是断裂的，因此，需要用生态学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创建新的绿色历史唯物主义，也称之为生态历史唯物主义。本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生态学维度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历史唯物将人的解放与自然极限相对立。本顿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过分强调了人通过实践劳动，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自然进行创造性改造的能力，而劳动中自然条件本身的重要性却没有得到重视。同时，本顿认为马克思主义对马尔萨斯人口规律的批判实质上揭示了人口增长规律下产生的自然极限成为了束缚人类解放的力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待技术进步的态度是乐观的，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社会解放的条件，历史唯物主义促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人成为了超越自然的主人。因此，是“生产力主义”和“普罗米修斯的”历史观。三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没有考虑自然的稀缺性，也没有考虑到自然极限的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缺乏对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没有将自然力的作用考虑在内，也没有赋予其价值。在此基础上，本顿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批判转向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重建。然而，本顿的绿色历史唯物主义观不是完全摒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以承认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具有关于生态问题的论述为基础和前提，以追寻人类解放与自然极限的统一为目标，强调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构中应该包括生态的要素，实现三者的协调发展，从而为构建新的绿色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依据和可能。

佩珀和格伦德曼否定了本顿用生态学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内分析生态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亲生态学的，可以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理论的指导。实际上，也是在反驳本顿的绿色历史唯物主义观，主张建立红色生态学。佩珀站在红色生态学的立场，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可以为分析生态问题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要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变革社会制度，需要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佩珀还指出，马克思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在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中，实现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阐明了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对生态问题的分析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此外，历史唯物主义还提供了分析生态问题的经济视角和阶级方法，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问题的根源，并又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强调了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依靠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帝国主义抗衡，寻求人类和自然的解放，实现社会的正义。

格伦德曼赞同红色生态学的观点，其理由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强调以生产力增长为动力的经济层面狭隘的含义，还有一种哲学层面广义的含义，即人类根据自身的意愿和需要，通过对自然的控制，改造世界。因此，格伦德曼强调重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层面的理解，并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对生态问题的解决具有深刻的启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不能片面，应该将广义和狭义结合全面分析，人类既不能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破坏自然，也不能恢复到人类对自然无所作为，并且物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阶段，更不能否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和改造自然的促进作用。生态问题的根源并不是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对待自然的异化方式。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具有生态意蕴的。格伦德曼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或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从最初对自然的直接占有到通过科学技术作为中介来实现———的过程是人对自然的依赖和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双重体现。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或新陈代谢)理论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肯定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强调了生态问题解决的前提条件应该是正确对待自然的态度: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同时，也要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必须建立共产主义实现人对自然的控制，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是否承认自然的极限

本顿从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与自然极限对立以及马克思主义与马尔萨斯主义的对立两个方面的论述，阐明马克思主义对自然极限是持否认的态度。一方面，本顿认为马克思主义尽管也赞同资本的积累不能超越外部限制的观点，但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对自然极限的论述是暗含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中的，是不受重视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自然极限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的、由阶级斗争所调节的社会关系结构的产物”［1］。此外，马克思主义不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而且对人类的解放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人类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对自然依赖的双重限制，自主性是缺乏的，如果人类在社会劳动中对自然的改造力受到限制，那么，自然就会反过来统治或支配人类，这种力量被人类称为具有社会属性的“第二种自然”。因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会逐渐想挣脱来自社会和自然的双重枷锁，“人类能够获得对其自身社会生活的集体控制，而且通过这种控制，获得对自然本身的集体控制”［2］。可见，马克思主义隐含着人与自然极限对立的解放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正是为了将人与自然进行对抗的程度降到最低而提出的，因此，“不管怎样，人类解放的可能性要以相关的人们超越明显的自然限制、拓展人类意向性活动领域的转变力、生产力等潜能为条件”［3］。

另一方面，本顿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自然极限的否认是通过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得以充分证明。马尔萨斯悲观地认为人口的增长是远远高于人类所需的食物增长速度，因此，必然会出现自然极限，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却认为这种自然极限即使存在也离他们很遥远，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结论。本顿认为，在对待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陷入了悖论，也是断裂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辩证理解与生态学观点是一致的，而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却与李嘉图的立场是一致的，在对经济进行分析时候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排除，反对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甚至比李嘉图更为反对那种认为对资本积累而言存在经济学上很重要的自然限制的思想”［4］。另外，本顿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的重要性是高于自然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也不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规律，因为每个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人口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人口过剩”现象，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所谓的‘马尔萨斯之谜’，即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反映”［5］。

佩珀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承认自然极限的。佩珀针对本顿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与自然极限对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并没有与自然极限对立，也从未超越自然的极限。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是以追求生产力解放为基础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将工人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状态解放出来，走向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强调了在解放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由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没有生产力的解放为前提和基础，就难以促进人类和自然的共同解放。在佩珀看来，“这种解放并不是绝对的:首先，共产主义社会必须依然承认最终的自然界限。其次，我们不能仅按照我们所想的去做，而不受我们自己的历史环境的影响”［6］。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并不是和自然极限对立的，也没有超越自然极限，人类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历史环境而孤立存在，一个社会对生产的组织和对财富的分配不是完全自由去选择，而是依赖于以自然资源、技术及生产技能等形式存在的生产力物质状态。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受自然限制的，不是唯心主义的，也不是完全自由意志的。此外，休斯针对本顿认为马克思主义否定自然极限的观点给予了反驳，认为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中推出马克思主义对自然极限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一结论。一方面，休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承认自然的极限的，只是自然的极限从时间上来讲，还是个遥远的未来。因为，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看到的农业生产中土地资源并不是极其稀缺的，还有开垦的空间，并且，利用科学技术是可以克服资源的暂时性短缺。而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也并不取决于土地资源，而是取决于满足人口需要的农业生产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自然极限并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而是相对可以变化的。另一方面，休斯赞同马克思主义从自然、社会和科学技术等多维度对自然极限进行分析，批判了马尔萨斯仅仅从单一的自然维度考虑自然极限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任何生产活动都是不仅受自然的限制，也受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方式的限制，此外，科学技术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人的生产能力。总之，休斯不仅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承认自然极限的观点，而且，肯定马克思主义将自然极限从多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的思想价值。

三、适应自然还是支配自然

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本顿批判“支配自然”的观念，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在劳动过程中所采取的形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强调应该用“适应自然”代替“支配自然”。本顿指出:“在这两个方面，马克思对不可控的自然条件在劳动过程中的重要性阐释不够，而过多地阐释了人类意向性的转变力量对于自然的作用”［7］。本顿认为，马克思将劳动过程这一抽象的概念定义为“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8］。同时，马克思还将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作为劳动过程三个简单要素，因此，劳动过程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劳动者通过使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而生产出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的过程。其中，马克思将生产过程中的原料当作劳动对象，并且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原料A”，即实体原料;一类称为“原料B”，即包括燃料、染料等辅助性材料。而劳动资料广义上是包括劳动者自身肢体在内自然条件(例如土地等)和经过前人改造过的成果(例如厂房、道路等)。本顿认为，马克思劳动过程的核心是通过使用劳动资料和原料B达到生产出具有使用价值的原料A的目的。但是，这个过程中却没有将环境的其它因素包括进去。本顿根据劳动的意向性结构和目的，将劳动过程分为生产性劳动过程和生态调节性劳动过程。生产性劳动过程主要体现在工业和手工业劳动形式中。同时，这种劳动类型受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化的影响，对自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生态调节型劳动过程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的占有和农业劳动形式中。同时，这种劳动类型是依赖与不可控的、既定的自然条件，而不是对自然加以改造和破坏，是根据自然环境中的生物规律对自然直接占有，注重适应自然，并维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然而，“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过程的观念都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夸大生产性劳动过程的潜在转变特征，同时低估或无视这些劳动过程服从于自然给定的和(或)相对不可控的条件和限制的各个方面”［9］。

在这样的情况下，会由于原料及其残余物和未利用的能源释放而导致对大气、水等生态环境产生影响。本顿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仅仅是一种有缺陷的生产性劳动过程。更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模糊了生产性劳动和生态调节型劳动的区别，过于强调生产性劳动的普遍性，将劳动过程的概念仅包括了工业和手工业劳动两种形式，而忽视了以自然占有和农业为劳动形式的生态调节型劳动。格伦德曼在对马克思自然观理解的基础上，对本顿批判“支配自然”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格伦德曼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不仅强调了劳动和自然共同构成了财富的源泉，而且还揭示了自然除了具有工具价值外，还具有审美、道德等非工具性的价值。人类对待自然的占有和改造并不会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根源，因此，应该正确理解马克思“支配自然”的观念。在格伦德曼看来，马克思主义支配自然的思想并不是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仆关系，而是强调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格伦德曼赞同A．施密特在《马克思自然概念》中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历史融为一体，从而更深刻理解马克思支配自然的思想。A．施密特指出:“从本质上讲，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还有不调和性，但毕竟是劳动的必然性把它们历史地贯串在一起。自然之所以引起马克思的关切，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它首先是人类实践的要素”［10］。因此，自然界是与人类生死存亡的命运共同体。人类不仅依赖自然得以生存，同时，还要受到自然的制约。人类在与自然对抗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工具和科技手段作用于外界自然，将仅具有自然属性的“第一自然”变成了具有社会属性的“第二自然”。因此，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所阐发的支配自然的思想不仅是实现人类史与自然史统一的理论支撑，也是对人类通过支配自然获得解放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的最好诠释。

休斯也对格伦德曼“支配自然”的观点给予了强烈的支持。休斯认为，“一个因自然的变化而带来生态问题的社会，‘从根本上很难说是统治了自然’”［11］。也就是说，生态问题并不是支配自然的必然结果，反而成为人类缺乏对自然控制的证据。如果，人类能够根据利益和需要控制住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结果就未必会产生生态问题。“支配”一词的理解应该是一种对人类有益的行为，应该意味着人类能够成功地处理所掌控的事情。休斯认为，格伦德曼支配自然的观念表明了“如果自然的价值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有用性，那么对自然的统治可以被正确理解为是一个适当的目标”［12］。因此，支配自然意味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并不是像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进行统治和征服，更不是单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是人类对待自然的一种合理方式，彰显了人类所富有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四、生态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

从本顿提出构建绿色历史唯物主义，“适应自然”的观点和对马克思主义否认自然极限的批判中可以看出，本顿深受生态学思想的影响，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生态中心主义不仅认为“人类是生态系统、生物圈和生态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应遵循生物共同体的行为规则，平等对待其他成员”［13］。而且“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保护环境不仅是为了维护人类的经济利益，而是处于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人类只是自然生态系统有机的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和生活质量。因此，人类必须按照生态系统的要求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变革”［14］。本顿批判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指出马克思过分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对自然的支配和改造，没有认识到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发挥的能力是受制于自然的约束的。虽然，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论述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不断进行物质交换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但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却更加突出了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削弱了自然的力量。

本顿的支持者凯特•索普在《绿化普罗米修斯: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一文中阐释了为何当生态学开始进入政治舞台中心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却遭到了绿色思想家的质疑和批判。因此，这篇文章也被本顿收录到《生态马克思主义》文集中，作为本顿“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依据所在。索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优先注重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这是一种盲目地对生产力的绝对偏爱和对科学技术的高度信仰，是一种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和工具主义的态度。并且，索普还最后总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盲目自大地看待自然的态度使得马克思失去了生态学的朋友，从而缺乏一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绿色思想相结合的力量，所以，必须填补马克思理论的生态空白，不能让生态主义悬浮在真空中，应该建立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联姻，重建绿色历史唯物主义。格伦德曼高举人类中心主义的旗帜，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一方面，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格伦德曼认为，人类中心主义赋予自然的工具性价值，但并没有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这种观念与保护自然是不相矛盾的。保护自然不必须赋予自然内在价值才能实现，自然除了具有经济价值外，还具有审美和伦理等价值，因此，人类同样能够给予自然生态和道德的关怀。另一方面，在对待生态问题上，格伦德曼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生态问题的根源，反而可以为评价生态问题提供参考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却暗示着离不开人类的行为和立场，即便生态中心主义者主张各种生态问题是生态系统和自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致，但背后却总是受人类利益的驱动或隐藏着人类对自然的关注。人类在注重自身的利益同时也给自然带来了繁荣，如果自然遭到了破坏，也就意味着人类自身会面临灾难。因此，格伦德曼指出，马克思认识到了自然和劳动力是财富的两个源泉，这为人类中心主义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观点提供了依据。可见，格伦德曼强调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对非人自然的排斥和否定，而是有利于人类和自然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辩护。

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弱”人类中心主义的，强调人的利益的优先性，不能脱离人类来谈论自然，自然的价值与权利只有在人类的权利得到保障和维护的前提下才会有存在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技术中心主义的，技术中心主义是以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剥削为目的，将自然当作实现人的利益的工具，是“强”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问题的根源归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是不正确的，因为生态环境的退化和社会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非正义的“生态帝国主义”。佩珀还强调指出，人类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成为了自然的敌人，人性本身并不是野蛮和贪婪的，人对自然侵占和破坏是现存的社会制度所致，只有消灭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会消灭人与自然的对立。因此，“弱”人类中心主义是对正义的坚持，是对贫困的宣战，是对自然的改造和生态环境的关切。此外，休斯也在继格伦德曼、佩珀之后，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辩护。他将人类中心主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并认为资本主义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则是一种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实现人类眼前的、短暂的经济利益为目标，只注重自然的工具性价值，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即以实现人类长远利益为目标，同时，能够认识到自然的非工具性价值，“把所有价值看作是从人类或其他生命个体的利益中派生出来的，但这一视角也意识到这样产生的价值不一定是工具性的”［15］。因此，这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注重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一致。总之，在休斯看来，应该坚持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摒弃狭义的资本主义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

五、生态自治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

本顿从生态学的维度，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价值观，在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设想了构建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蓝图。但是，本顿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亲自直接进行系统的阐述，而是间接地通过其论文集《生态马克思主义》中最后一章题为“社会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走向一种新的融合”的内容而得到表达，而这部分内容是摘自罗宾•埃克斯利(RobynEckersley)的经典著作《环境主义和政治理论》。埃克斯利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应该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为范式。首先，生态社会主义要具备高的品质，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根据需要进行生产，能够在绿色的政治思想框架内实现人和自然的彻底解放，建立一个健康而和谐的社会。其次，生态社会主义应该将生产条件考虑在内，注重生态可持续发展，放弃“唯生产力”社会发展标准，不再依赖消费最大化的生活方式。最后，生态社会主义应该从更广泛的道德领域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容，同时，也要肯定人类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追求人类的自由发展和对自然的保护，能够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繁荣。总之，通过埃克斯利的阐述，在本顿看来，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绿色重建，既不能排斥生态中心主义，又不能跨越人类中心主义。

因此，本顿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设想实质上却是生态自治主义的范式。生态自治主义是在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基础上拓展为地方自治主义的政治思潮。生态自治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生态环境问题归因于等级制的社会机构和人类征服自然的文化意识。在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上，生态自治主义在生态原则和地方自治基础上，建立一个消灭剥削和压迫，没有统治和压抑的绿色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在通向未来社会的途径上，生态自治主义主张依靠用示范性的方法建立生态社区，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选择走一条通向绿色社会的改良主义道路。由此可见，虽然，本顿的初衷是希望将生态中心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建立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实际上，本顿却坚信“生态社会主义还需要有一场革命，但是这场革命不是由某一阶级来主导的，也不是暴力革命的结果，不以颠覆国家为特征，而是一种选择性的生存，把致力于生命和自然的繁荣和延续的道德规范置于中心位置”［16］。可见，本顿主张从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来构建未来社会，同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必然会渐渐偏离了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最终倾向于建立一个生态自治主义的“理想国”。

佩珀反对本顿的生态自治主义政治设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批判生态自治主义实质上是远离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是运用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个人主义的方法，从观念层面开始进行的改革，因此，倾向于温和的、改良主义的道路。相比之下，生态社会主义是运用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集体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层面的物质基础进行变革开始，再转向观念层面的变革，从而决定了生态社会主义必然走向一种激进的社会变革道路。一方面，佩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区别后，提出了红绿联盟的生态社会主义，希望绿色分子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汲取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佩珀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要消灭生态危机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生态环境问题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这就决定了必须建立与传统社会主义不同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佩珀强调绿色理论应该吸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然辩证法，同时，还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生态批判。另一方面，佩珀将环境问题和社会正义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两大紧密联系的核心议题，坚持社会正义的价值目标。环境问题实际上是社会正义的问题，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有待于社会正义的实现。佩珀在看待环境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孤立地对环境问题进行分析，而是将其融入到社会中。佩珀认为，社会中的贫困和不公平现象与环境问题是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是非正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所致，而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又为滋生环境问题提供了温床。因此，必须从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实现社会正义才能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一条出路。

六、结论

总之，以本顿为代表的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从生态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建和补充，但是却偏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佩珀为代表的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坚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分析生态问题，充分证明了作为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标志，是关于社会历史的真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17］。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生产力主义”的历史观，也不是任何主观臆断的“决定论”，而是实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是不同于自然界的特殊生物群，也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社会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同时，社会物质生产劳动构成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对立又统一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分析生态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表明，我们应该把谴责和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只有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劳动的本质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出发，才能科学地把握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阐释当代面临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坚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具有生态意蕴的、科学的历史观，是能够正确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的治学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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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婧 穆艳杰 单位：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