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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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5－1973），德国犹太人，批判理论创始人，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形成了以“批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法兰克福学派。一定程度上，霍克海默走近、选择与修正马克思主义，展示了不同于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度，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爆破力。

一、不断地走近马克思主义

霍克海默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正规教育，同时受犹太教影响，他之所以逐渐走近马克思主义是三个外在因素促使的结果：一是反战革命派的间接熏陶，二是马克思主义左翼分子的直接影响，三是他职业发展方向选择的必然。

1．反战革命派的熏陶一战初期，霍克海默就订阅德国现实主义文学和诗杂志《行动》，并成为该杂志的读者和支持者，而编辑部主任弗朗茨?普芬费尔特（FranzPfem－fert），也是一个反战人物，他办了《行动》杂志作为重要文学表达论坛。当然，《行动》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还有反战和激进政治，霍克海默从这里第一次间接接触到马克思的思想。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这个杂志成为左派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1870－1919）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necht，1871－1919）的支持者，和霍克海默此时期政治立场一致，后来普芬费尔特被捕两次，杂志被查封。在慕尼黑期间，霍克海默还曾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革命事件中的激进人员有过接触。1918年10月28日，他给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和女友的信中首次提到“毛毛球”（Zottel），这是女画家克鲁尔（GermaineKrull）①的绰号，这个人是霍克海默通过一个在书店认识的朋友卡佳（KatjaLüx）②而相识，她们是同一个摄影学校的朋友。霍克海默后来成了她们“波西米亚”文学艺术家小圈子中的积极分子，开始参加聚会讨论艺术和政治，并提交自已的文学作品，接受社会极端变革的可能性，欢迎极端的改变社会行为。1919年4月7日，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宣布成立共和国。5月，血腥镇压开始。霍克海默积极帮助直接参与革命的受难的人，为了营救克鲁尔，霍克海默遭逮捕两次。

2．马克思主义左翼分子的直接影响慕尼黑事件的刺激，使霍克海默决定转学去法兰克福大学。1919年秋天，霍克海默遇到从外地返回法兰克福大学的康斯坦丁?蔡特金和费里克斯?韦尔，后者直接激发了霍克海默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费里克斯?韦尔（FelixWell，1898－1975），很早参加左翼运动，是一名激进派的赞助人和非职业学者。1919年2月，韦尔去图宾根求学；3月组织社会主义学生组织；后来参加克拉拉?蔡特金领导的上街游行，并受其影响在此期间由社会急剧政治左转；10月因社会主义行为短期被捕，被图宾根大学开除。韦尔很高兴遇到霍克海默、波洛克这两个资产阶级出身对资本主义不满的人，很想联合二者去研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人或共产党人在匈牙利和德国的实践，探寻什么是真正的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行动结合起来。韦尔的这种想法，后来就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建立的初期目的。1921年春，受韦尔的支持与鼓励，霍克海默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和德共的杂志《红旗》（DieroteFahne）。霍克海默有文字记载的阅读书目包括：古斯塔夫?兰道尔的《呼唤社会主义》、沃尔夫?柯亨的《取消货制可能吗？》、卡尔?弗尔兰德的《作为哲学家的马恩和拉萨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德哲学的终结》、卡尔?考茨基的《伦理和历史唯物主义》、亚尔玛?布兰亭的《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他仔细研读了上述著作，并表现极大兴趣。同时，霍克海默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强烈的兴趣，他私下积极参加波洛克、费利克斯?韦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讨论，思考未来人类的理性社会规划。

3．职业发展方向选择的必然大学毕业后，霍克海默的“思想中有了一种新的倾向，”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移。同时，他在法兰克福大学学术前途不太乐观。为寻找更好的进一步发展机会，霍克海默决定竞选作为西欧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机构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而这个所长必需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背景或倾向。在霍克海默成为所长具有可能性后，他在大学夏季学期一个关于马克思的研讨班上第一次公开地涉及到了马克思的理论。由于先前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知识，这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学术尝试。但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清晰起来。当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给学生讲授哲学史，只是强调历史和社会背景的重要性，保持建议的特点，商讨的口吻，并不具有坚定的信念。后来，霍克海默还在1928－1929年大学冬季学期开设了“现代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讲座，写成了一个未发表的批判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理论性论文，批判了已成为布尔什维克官方意识形态的新正统马克思主义。

1931年，霍克海默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第二任所长，他发表就职演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所的未来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他也开始把自已的理论兴趣完全转移和集中到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术研究之中。这样，霍克海默由逐渐走“近”到完全走“进”了马克思主义。他早期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把“理论设想与个别经验相互协调起来”，其核心是在社会领域内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一些著名的论文就是努力克服当时他看到的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并由此有助于更新革命的动力。流亡到美国后，韦尔继续为社会研究所提供研究基金，“对社会事件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仍然保持着优势地位。”霍克海默怀着“在一个转折的时代，陈述否定比学术事业更有意义的信念，”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考察。

二、有选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霍克海默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缓慢和审慎的，他只是有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部分地选择应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保持着“批判之外的广度。”

1．对唯物主义批判的反思青年时期，一个持续的让霍克海默最忧心的是他早年的“道德洞察力”，即“内在声音”（对人类自由和公正社会的渴求）缺少任何形而上学基础。而通过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对于他的这种来源于内心直觉的精神观念来说有了一个坚实的哲学支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有吸引力，仅仅是因为它看上去允诺了对似乎无法解决的那些理论难题的解决办法，或者说它看上去是对异化了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惟一彻底的批判，这种批判既在理论上成熟老练，又没有失去和现实的联系。”霍克海默首先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感兴趣。他认为，古代唯物主义寻求灵魂的安宁，资本主义早期唯物主义旨在发展对自然的认识以便获得新的控制自然和人的力量。当代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则是“社会理论”。虽然具体问题的实践影响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和形式，但“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历史作用是唯物主义立场的标志，”它“是改善人类境况的努力的一个方面”，既充满乐观精神，又“具有一种悲观的情愫”。唯物主义的兴趣在于“变革人由之受苦的具体条件，这些条件，当然也必定使人的灵魂受到挫折”。因此，“可以以心理的方式和历史的方式去理喻。”同时，“它要求的是要人们把每一种知识都看作那种并非想当然的纯属随意创造的产物，而是出自得于特定社会背景、特定时代人的活动表现，这种表现是人的产物，然而它本身反过来又可作为生产力。”尽管霍克海默接受马克思的关于经济活动决定社会生活的观点，它影响到“一切方面包括个人内心的细微方面，”但是拒绝任何极端的经济决定论。他写到，“经济因素对于我们内心生活的影响非常少。”他责怪教条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缺乏道德洞察力。他们不承认“他们自已思想和行动的秘密的主要源泉”———对他人苦难的同情。他们很快就漠视人类存在的罪恶，他们应在“理论上对它负责。”马克思阶级观念的先入为主会导致他们忘记“现实的个人。”他批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识到自已主义的暂时性本性。而根据“真理的暂时性特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批判，唯物主义概念必须不断更新以保持自我反思，以跟上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

2．对社会主义观念的重构霍克海默接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尽管他内心道德直觉的力量继续存在，但浪漫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早年思考还是让路给更多理性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转变。霍克海默指出，“没有洞察”到社会关系的本质，“道德观念扮演偶像崇拜的角色”，不能为行动提供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则给予通过他的仇恨资本主义社会所激发的道德义愤以新的含义。它解释了妨碍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大多数个人成为“财产关系的功能性存在”，不能够像“真正自主的人”那样行动。马克思主义则提供了一种观念，“一个无阶级和计划经济”的社会里“自由的主体……有意识地创造自已的社会生活。”通过“人们在理论上的训练，”社会主义是可以实现的。霍克海默眼中的社会主义是个人自由充分发展与过多的社会苦难的消除，通过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盲目与阶级斗争取代为理性计划经济。他把社会主义运动看作是工人物质利益追求的表现。同时，他否认社会主义可以被看作仅是“商品的再分配”。而马克思主义比起那些仅是“物质需求”的满足“更高贵、更深刻和内在”。霍克海默展望了社会主义前景。“废除特权以后，由一个阶级或一个党实行的管理职能可能被无阶级的民主形式所取代，这种民主形式能阻止管理部门上升为权力地位。虽然早先的资产阶级曾通过其财产来控制政府，但是，在新的社会中，公民的不妥协的独立性将阻止行政管理成为压迫的。”同时，“自由联合体的各种形式并未与这种制度相融合，”这种“革命所带来的变化是不会自发发生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有计划地管理生产和无限制地驾驭自然界。”而“任何计划都不能通过权力或行政命令强加在他人头上，而必须通过自由的协商来实行。”所以，“除了被统治者的意志之外，任何经济的或法律的措施都不可能导致统治制度的民主化。”只有“当工作的管理职能和实施职能不再与富殷和贫困分别联系，不再有社会阶级之间的分别时，权威的概念才可能获得崭新的意味。”霍克海默对未来社会革命前景的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法的信仰，他坚信生产力正在松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太相信某个特定的阶级能实现革命。同时，他否认存在一个“内在于历史”的逻辑通向社会主义。霍克海默指出，欧洲目前有可能面对重新进入新的野蛮的可能性。

3．对批判精神的阐释霍克海默早期论著中有一种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念。实际上，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苦难来源于社会缺乏理性的组织，要想改善社会状况必须让它更加理性。霍克海默从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处于危机中的理论开始，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疹断为“非自然有机体”，“在当前的经济体系中，社会就像非理性的自然一样表现为盲目的东西。因为，人们不能运用他们共同的思考和决断去调节他们在与他人联合中维系生存的那个过程。相反，生活所需的所有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都发生于无数毫不相关的活动中以及个体和集团毫无沟通的相互作用中。”而在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社会根据自由贸易原则就象“第二自然”式的产生、发展和没落。“个人竞争之间存在着非理性的关系，以致于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状态，……这种非理性以大多数人的苦难为表现形式……这种问题，只有通过社会的理性化才能解决，通过系统地把每个非企业个人规划入劳动过程，而在资产阶级时代却作为主体内在生活的一个矛盾存在。”这种非理性问题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协作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形成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它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由此，霍克海默的唯物主义理论与之有了关联，“我们时代的不幸是社会结构造成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工作就是通过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启蒙目标以克服资本主义的秩序，并需要向那些遭受不幸的阶级明确的说明这种资本主义非理性，以致他们能采取适当的行动。他还对资产阶级的理性概念进行了改造。指出，“理性、精神、道德、知识、幸福并非仅仅是资产阶级哲学的范畴，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关注之所在。因此，它们即便没有新意，也必须保留。”而“理性代表着人和生存的最高潜能；理性和这些潜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当理性描述出实质性状态时，此时的世界已处于其最高的水平，和成为本真的现实，即“世界现在被思维所把握，作为一个概念被思维确定下来”。由此，“世界被看作是依附于理性、依赖于理性、并被理性所控制。”同时，他指出“自由是理性的核心因素，是理性的存在可能采用的唯一形式。”在一个缺少理性的世界和普遍不存在自由的国家，理性和自由只能以貌似的合理性与貌似的自由的面目出现。如果把理性定义为，“依照人们在其认识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自由决断去改造生活，那么对理性的渴求因而就意味着创造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个人在这种组织形式中可以依照它们的需要，经由集体的努力去规划他们的生活。”而展现出这种可能性，并为经济结构的变革奠定好基础，这正好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任务。

三、积极修正马克思主义

霍克海默多次表明，他的批判理论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倾向的。实际上，霍克海默批判理论不仅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忽视问题，而且还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向度。

1．重新阐释劳动的概念霍克海默指出，如果过分强调劳动作为人类自我实现的中心，这种把自然异化为人类剥削的领域，实际上暗含在把人还原为劳动的动物之中。因为“使劳动成为人类活动的超越性范畴是苦行者的意识……由于社会主义者坚持这样一般概念，就使自已成为资本主义的宣传员。”而唯物主义的另一方面：人对感性幸福的要求，则需要批判这种劳动拜物教。霍克海默批判任何对劳动的赞美，“在社会主义社会，愉快不是来自于工作的本质，这是一个反动的目标”。把工作当作最重要的人类活动是一种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无产阶级的要求是工作的减少。”由此，社会主义必须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和劳动的数量，而不是简单地社会财富更公正的分配和组织劳动进行更大效率地生产。“在理性的社会，劳动将有一个不同的含义。”所以，“证明消灭资本主义主要的原则规定为是为了更大地增加生产是错误的，因为意味着还要接受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标准，它只要修补一下就够了。”同时，霍克海默批判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改良者以及传统社会主义，他们“从劳动为出发点”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集中于未来劳动成果分配方式的改变，而不是生产方式的改变。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对分配不感兴趣，而是要社会化和重构生产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生产本质上真正不同于资本主义。

2．引入心理分析方法霍克海默指出，“经济状况影响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方面”，但人又不可能“归因于仅仅经济关系的功能”，经济利己主义只不过是“激进变化的历史条件和主观因素”，而“并不仅是物质满足让人有热情。”人“在以有思想的灵魂为基础的团结中经历一种幸福使人们有可能去假设这种死亡和痛苦的风险，”而利己主义冲动并不是存在于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解释“社会经济生活、个体心理发展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化领域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心理学则可以弥补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原理”所导致的有害后果，深入到意识的更深层次去“揭示……非理性的力量”，它阻止了个人或团体去展望“一个更高级和更理性的社会形式”，提供对人类主动行为的“形式和条件的洞察。”根据弗洛依德理论，不像“自我保存驱动力”必须被“真正的”手段（如食物解决饥饿）所满足，“利比多驱动力”可以被歪曲、升华或幻觉所满足或意识形态欺骗。这样，意识形态就能解释成是经济状况影响所驱动的结果，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就变的可以理解了。社会真正状况的理性观念被阻碍的原因就是存在一个否定的非理性的驱动和压抑的现实使生活中的软弱无力转化成幻想中的个人权力的实现。正是文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权力关系进行内化和理性化而支持心理压制，才使“屈从的阶级”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承受一种压迫社会秩序的束缚。

3．恢复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维度霍克海默颠倒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方向和主旨。他声称，批判理论“不仅仅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后代，而是哲学本身的传人。”这样他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批判，更侧重于大众文化和科技批判。由于霍克海默清楚地表明“仅凭经济不能提供衡量人类社会的规范。这同样适用于政治将对经济取得新的独立性的过渡时期。”他轻视无产阶级这个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力量”的作用，把“批判”本身看成了历史的动力。所以，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中“一以贯之的唯一的东西是对西方文明前景的人道主义关心，”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与“独特的人道主义批判维度”，这种“从伦理观点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使他“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总是想把它改造成一个公正的和更为人道的社会。”虽然它仅仅是一种外部批判，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它的整个理论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之上的，”并不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的真正的颠覆，不可能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科学的指导，也决定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深度。但它却重新发掘出了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所淡忘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维度。总之，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看作社会批判理论，但并不代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霍克海默对马克思主义走近、选择与修正表明，马克思主义也必须自我反省。当然，自我反省所导致深度的怀疑，又使他经常背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一切，正体现出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的一般特点。

作者：殷华成 单位：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