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的内外合作与现代化教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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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范源濂于1912年4月26日正式上任，至7月14日蔡元培辞职获准，时间虽不及3个月，但二人的密切合作产生了丰富成果。首先，按“能者在职”原则完成了人事重组，聘用部员67人，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人员和学部旧员为主，奠定了民国前期教育部的人事基础。①蔡元培回忆:“一半是我所提出的，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静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经验的多一点，却都没有注意到党派的关系”②，“我(即蔡元培)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践，以他所长，补我之短”③。这既能保证中央教育行政的民主改革方向，又能保障教育部的有效运转，可以说是共和政治初建时期较为理想的人事搭配。其次，地域、党派、教育背景的不同使教育部员存在各种矛盾和派系分野，但在蔡、范二人的通力合作下，依然形成了民主、高效的工作氛围。范源濂回忆:“在我们的合作期间，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一经决定，立刻执行。所以期间很短，办得事很多。”④著名政论记者黄远庸也非常肯定这一时期教育部的新形象:“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已确有规模……蔡鹤卿君富于理想，范源濂君勤于任务，总次长实具调和性质，亦各部所未有。”⑤最后，促成临时教育会议的召开。蔡元培视召开临时教育会议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⑥。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已有所筹划和准备，他不仅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方向的教育方针，并且带领部员拟定了以学制为中心的各项法令草案。北京教育部重组之后，开始分司设科，部员们分工合作，进一步修改、完善了法令草案，积极筹备临时教育会议。7月10日，在蔡、范二人及教育部员的密切合作下，召开了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临时教育会议，它不仅标志着民国教育奠基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为其后教育部决策树立了典范。1912年7月26日，范源濂首次被正式任命为教育总长，至次年1月28日去职。⑦范氏之所以能够出任教育总长，可以说是完全受惠于与蔡元培的通力合作。当时，握有内阁成员否决权的国会尚在革命派的控制之中，同盟会有推举蔡元培出面组阁的动议，内阁中其他同盟会总长也视蔡之进退行事，由此可知他在同盟会内的地位。⑧正是蔡氏的主导，使同盟会在与袁世凯的拉锯战中认为“教育为范源濂人望尚符”，决定由其来担任教育总长。⑨1912年7月26日，范源濂被正式任命为教育总长。范氏上任之时，正值临时教育会议召开，全面筹划全国教育大业的进程才刚刚开始，教育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范氏虽系进步党人，其政治主张与蔡元培并不相同，但他对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产生了高度认同。他此次出任得到蔡元培跨越党派的支持，加之对发展教育的执着，因而在被正式任命后即在临时教育会议大会上声明:“教育宗旨及行政大纲，业由蔡总长宣布或规定，悉当遵行，”表明了“蔡规范随”的执政思路。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范源濂坚持“能者在职”的人事原则，以“维持和扩充”为主基调，保证了人员的稳定，并对主事以下人员进行了扩充，陆续增加近70人，增强了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行政力量。执政思路的承继和人事的扩充保证了教育部行政活动的高效率和各项工作的持续进行。1912年7月，在范源濂的努力维持下，临时教育会议继续加紧讨论各项议题，并提前开议重点议案，最终完成了大部分议程，于8月10日顺利闭幕。此后，教育部以采纳临时教育会议议决案为中心工作，出现了第一波活动高峰。此番活动并没有因范源濂的去职而骤停，而是历经刘冠雄和陈振先兼署时期，直至教育次长董鸿祎部务期间均得到延续。先后颁布了涵盖教育宗旨、学校系统及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42项法令规程，初步构建了民国教育体系，①保障了政体变更之后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可以说，范源濂在其第一个任期里完成了对蔡元培开创民国教育事业的承继，共同奠定了民国教育的根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16年7月，范源濂第二次出任教育总长，至次年11月30日去职。其间经历张勋复辟，但中断时间甚短，没有对他的执政形成实质性的冲击。②当时的中国社会刚刚经历过帝制之痛，传统文化心理和尊孔思想依然根深蒂固，教育又处在向何处走的紧要关头，身处进步党阵营的范源濂的执政方向又一次历史性地决定着教育走向。范氏上任伊始即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在重要时刻明确了教育部的行政方向，为民国教育拨正了方向。③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执政思路，范氏以“恢复和调整”为主基调，对进步党人汪大燮和汤化龙任内形成的趋向保守的人事格局进行了大幅调整。参司以上人员方面，先是延请曾任普通教育司司长、教育部次长的袁希涛重任次长，又将辞职南下的蒋维乔重新请回部内出任参事。在秘书主事等中下层人员的任用上，范源濂收到“各方面荐书三千封之多”，④始终坚持“能者在职”原则，录用人员以文官考试及格分部人员为主，即使秘书人员也均系对教育素有研究之人，且不问党派出身，⑤这与汪大燮、汤化龙任内培植私人势力和维护党派利益形成鲜明对比，使民初良好的部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人事恢复和调整的同时，各项工作也渐次得到开展。1916年9月7日，教育部通知各省区撤销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和《预备学校令》。11日又通知各省一律废止《教育纲要》原规定之高等小学以上学校考试摘默办法。10月9日，教育部修正了1915年颁布的《国民学校令》、《高等小学校》和1916年颁布的《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读经”及有关内容。⑥上述举措较好地恢复了民国初年确立的教育方针，有力地清除了帝制复辟的影响。在范源濂的主持下，承继蔡元培的执政思路，教育部于1916年11月和1917年10月分别召开了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和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积极采纳有关议决案，推进初等教育和实业教育等，进一步完善了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建设，促进教育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⑦傅增湘近承范源濂之思路，远绍蔡元培之余绪，并有所充实和发展，使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势头一直延续到前夕，形成了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这一高峰离不开范源濂的努力及其对蔡元培执政理念的承继和发展，是二人合作持续影响的结果。

1920年8月11日，范源濂第三次任教育总长，次年5月14日去职。⑧新文化运动和后，文化教育界思潮激荡。能否顺应这一文化发展潮流推进教育改革，成为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成败的关键。同时，中央政府更迭频繁，中央教育行政处于弱势，而民间教育力量则迅速加强。基于这一客观形势，范氏人事调整的主基调为“沟通和提效”，反映了其应时顺变的用意。后，教育界的民主意识增强。范氏一方面吸收北京教育界资深人士，增强与北京教育界的沟通;另一方面裁汰教育部冗员以提高行政效率，①使教育部虽处乱局却仍保持了正常有效的运转。直到1926年任可澄上任后，这一时期形成的居于教育部核心决策地位的参司人员格局才有了实质性变动。从这一点来讲，蔡、范二人合作对教育部人事的影响几乎贯穿了整个民国前期。这一时期，教育部的活动特点也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之后，北京政府对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界开始采取强硬政策，教育部全面推进教育事业的势头受阻，改为重点推进的策略。范源濂领导下的教育部把大力整顿高等教育作为工作重点，主要是成立专门以上学校视察委员会，制定相关规程和细则，顺应教育文化界推进教育和文化普及的要求，积极推进义务教育和国语运动。他还延续民初应对教会学校的思路，支持民间要求对教会学校采取措施的呼声，积极致力于收回教育主权等。

②范源濂坚持民初的人事原则和教育方向，积极应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使教育部在动荡时局中形成了第三次行政活动高峰。范源濂在三次任期内均坚持、继承和发展了蔡元培在民初所确立的诸多行政原则和所进行的各项教育改革，从而对这三个时期的中央教育行政活动和全国教育事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由于范氏这三次任期均处于民国前期的重要历史节点，使其任内的举措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后续效应，从而扩大了蔡、范二人合作所产生影响的时空范围。三范源濂第二次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面对帝制干扰和兵燹冲击下满目疮痍的教育事业，积极开展恢复和整顿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举动就是1916年8月26日致电远在欧洲的蔡元培，邀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实现了蔡、范二人中央教育行政内外的合作。③对范源濂而言，邀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非一时冲动，他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蔡元培对高等教育向为看重并素有研究，恰好与范源濂注重普通教育形成互补，二是高等教育在民初发展缓慢而急需整顿。当然，两人之所以能实现再次合作，更重要的是在第一次合作中形成的超越党派和个人利益的“肝胆相期”的关系使然，是为民国教育树立百年大计的合作在新形势下的延续。④蔡元培接到邀请后，于10月初即启程返国。

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⑤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了蔡、范二人的再度合作。⑥这一合作标志着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整顿高等教育的真正开始，拉开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虽然蔡、范二度合作的成果主要是在范源濂第二次任期内完成的，集中体现在大学改制的成功进行。蔡元培上任之后，立志“使大学为全国文化的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⑦。1917年1月27日，蔡元培即向京师国立高校校务讨论会提交了大学改制议案。蔡元培认为，德国和日本高等教育中的普通大学与专门学校的科目无差别而仅是程度不同，而中国仿效德、日的高等教育制度时间不长，所以这种现象在国内尚未显现。为使中国高等教育力避上述弊端而健康发展，他主张“大学专设文理两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另立独立之大学，名曰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农科大学等”，一则改变民初大学设学门槛过高之弊，二则明确区分普通大学及分科大学之功用，强调学科设置上的互补以避免重复。他还主张将“大学均分为三级:(1)预科一年，(2)本科三年，(3)研究科2年，凡6年”，意在整体缩短大学教育的年限，力图让更多的大学毕业生进入研究科学习。30日，与会校长公呈教育部核准了这一提案。①教育部高度重视这一大学改制案，2月23日召集专门会议进行讨论。

“列席者总次长、参事、专门司司长、北洋大学校长，及具呈各校长”，核心人员全部出动，足以显示教育部的积极态度和迅速行动。与会人员对改制案第一条“无异议”，但“于第二条，则多以预科一年之期太短，又有以研究科之名为不必设者”，建议付京师国立高校校务讨论会复议。25日，京师国立高校校务讨论会议决“大学均分为二级，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凡六年”。3月5日，教育部又召开专门会议，与会人员对第二条改正意见均无异议。3月14日，教育部发出部令:“改编大学制年限办法，经本部迭次开会讨论，应定为预科二年，本科四年。”②快节奏的议决，表明范源濂领导下的教育部对蔡元培牵头所形成议决案的高度重视和密切配合。由于修正大学法令规程尚需时日，而大学改制工作又刻不容缓，6月28日，教育部规定:“各大学在规程未经修竣公布以前，欲照改定年限办理者，应将各科详细课程斟酌妥订，呈部核定再行遵办。”③与此同时，相关法令规程的修改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9月27日，教育部公布《修正大学令》:“一，凡设两科以上者皆可称大学;设一科者，称某科大学。二，大学本科修业年限改为四年，预科二年。三，大学教授改分正教授、教授、助教授三等，讲师仍旧。四，废止各科教授会，凡各科事项必须开会审议者，由各科评议员自行议决。”

④蔡元培的提议大多被采纳。修正《大学令》必然要求相应修正《大学规程》。蔡元培认为原有规程中“分年级之制，与小学校无异，大学当纯择一科完全之编制法”，“至于辅助学科则听学子之自择”，大力提倡选科制，并向教育部报送极为详细的说明。为集思广益，教育部延请法科大学、法政专门学校的教员，于11月15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大学规程》之修正，而具体修改内容以选科制为中心。⑤大学改制最直接的影响是促发了专门学校升格潮，改变了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扩大了高等学校的分布范围，也影响了教育部高等教育政策的走向。据统计，1917—1925年，中国大学由10所增加到47所，各类专门学校则从96所减少到58所，⑥大学与专门学校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学”、“术”分立和互补的高等教育格局形成。因应大学数量的发展，教育部将全国分成7个大学区域，每区各设分科大学一所，以引导大学改制之下出现的专门学校升格潮。⑦至1925年，高等学校虽然仍集中于京沪地区，但分布范围已经拓展至全国，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省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⑧大学改制使大学数量激增的同时，引发了质量下降的问题，教育部遂开始整顿高等教育，这一努力一直进行至北京政府结束之前。修改和颁布《大学令》后，1918年10月教育部召开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会上与大学教育有关的交议19件，其中教育部17件，北京大学2件，可见此时高等教育改革仍有赖于北京大学与教育部的合作。会后，教育部采纳有关议决案，出台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法令规程，逐步完善高等教育各项制度建设，对大学及专门学校的新生招考、学科设置、学术研究、师资管理等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①保障了大学改制之后高等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1919年4月，教育部又组织了教育调查会，由蔡元培、范源濂担纲，对教育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主要规定了大学规程及各类专门学校规程、专门学校学科设置以及高等教育学位授予等，并且形成了相关议决案，直接推进了高等教育制度建设。②1922年，教育部颁布了“壬戌学制”，全面确认此前大学改制的成果，大学采用选科制，使高等教育开始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还建立了男女平等的单轨教育体制。③1924年2月23日，教育部公布了《国立大学条例》，进一步吸收了大学改制以来高等教育的变革成果，④“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新文化教育运动以来近十年的改革，新的体制最终完成”⑤。蔡、范二人的合作对这一过程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有关法令规程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的贯彻落实也是大学改制的重要影响。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率先进行改制工作。首先是重新组织大学评议会，把民初未能施行的“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落到实处，并通过颁布北京大学《学校内部组织试行章程》，从行政上确立教授治校的基本格局。

⑥其次实行“废门改系”，意在打通文理界限，进行通才教育，培养高层次学术人才，这些举动“逐渐被界内人士所认同，而且废门设系成为各大学20世纪20年代以后学科结构体系变化的基本趋势”，推进了学科设置的现代化进程。⑦此外，北京大学于1918年开始试招女生。对此，最初教育部采取慎重的态度，⑧但1919年后“国内各大学多数予女生以求学权利”⑨，女子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最终得到实现。北京大学还率先实行选科制和学分制，尊重和保障学生个性和潜力的发展。在蔡元培领导下，北京大学通过上述改革措施率先完成了向现代大学的转变，其他大学也纷起效仿，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得了巨大进展。总体而言，蔡元培和范源濂秉承教育救国的坚定理念，实现了跨越党派的精诚合作。在中华民国前期艰难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蔡、范二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树立百年大计的目标付出努力，诠释着动荡时局下学人追求教育救国的信念，其跨越党派的合作精神和对教育事业的忠诚态度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在推进当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征程中继承和发扬下去。

作者：田正平阎登科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