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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简而言之就是对人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对管理者而言,以人类学对人性及文化的专业知识为基础,以人为出发点,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工商管理向人性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无疑是提高管理效益的一个有效途径。郭毅[4]认为,人类学本着文化导向的立场,在诸多细枝末节与所在国度的文化之间构造了内在的联系,从而赋予企业管理实践以人文意义。人类学家与普通人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善于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找到“解决问题之道”,而普通人的言谈及处事方法来自于日常生活形成的习惯,即对事物理所当然而不用思考的反应。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人类学家以真实的和不加掩饰的姿态与研究对象进行交流,获得对人们的信仰、价值和恐惧等直觉上的理解,从而成就了人类学研究的经典方法,即民族志[5]。
在人类学的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分支和不同的方向,以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为例,概括来说,体质人类学比较推崇科学,本身也已高度科学化;而文化人类学则推崇人文,被误认为缺乏“科学气息”。在学术界向来存在着科学与人文2种文化之争[6],如果从这2种文化冲突的角度来观察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不难看出,正是在人文和科学2种文化的互相牵制和矫正下,管理学科的理论才能够得以稳步向前推进和发展。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对人类的分析需要以其自身条件和相处的环境为基础,而不能拘泥于仅仅运用由自然科学所得出的分析结论[7]。其实,人类的所有行为,说到底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商管理学科与人类学一样,同属社会科学范畴。吕力[8]指出,管理中包含了人的思想、观念、意志、情感和行为,具有个别性、非确定性和非量化性,难以用纯自然的科学方式来客观地加以描述和分析。换言之,这些个别性,非确定性的内容只能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在质性研究分析方法中,经典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的传统密不可分,且被广泛地应用于工商管理世界。当然,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与工商管理民族志是有差别的,除了某些技术手段的不同以外,主要在于具体研究对象的差异。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通常以非主流的文化为对象,而工商管理民族志研究的重点则在于工商组织及其经营领域。然而,这种对象上的差异并不妨碍具体方法上的运用,且人类学对工商管理学科的特殊意义,正在于其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独特性[9]。
不同于许多社会科学及管理学的研究方法,民族志研究方法采用的是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而其他与管理学科相关的研究则主要采取定量研究分析方法。与传统的定量研究方法相比,定性研究方法是一种不同的但等价的选择,且这种研究方法可随环境的变动而被研究者灵活运用[10]。人类学的质性研究方法,对工商管理学科领域研究的适用性得到了多方面的证明[11]。对于企业文化的各个方面,往往很难用具体的数字来测度,更无法获知一个统一的答案,因此,运用参与式观察的方法以及开放式的提问,能够获得更直接的、更具体实在的第一手资料。在访谈中,所涉及的问题范围是非常多样的,答案也不拘一格[12],这就为工商管理学科的研究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所得出的结论也非常具有适用性和时效性。除了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工商管理世界所面临的多种多样的问题,还与文化密切相关,且完全可以运用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予以解决,人类学是迄今为止举世公认的对文化具有独特且深刻研究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之一[12]。工商管理实践既是文化的一个过程,又是文化环境的产物。管理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模式的产生,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期根据整个历史中文化道德准则的变化而发展演变的[13]。马林诺斯基是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即参与观察法的奠基者,他提出田野工作的原则就是“钻到当地人心中,抓住当地人的观点以及他同生活的关系,以认清他对所处世界的看法”[14]。后来,这一研究方法被广泛地应用到人文学科中,并被美国人类学家WARNER身体力行地将其运用于管理研究,开创了人类学对工业企业研究的先河[15]。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核心价值在于自然,正是这种自然导向的价值和方法,使得人类学能够不断扩展延伸研究领域。在工商管理学科关于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学者们都很推崇“自然主义分析法”,其基本策略就是通过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来研究和解释人们置身于真实环境中的实际行为,及其与行为发生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和价值等。这种定性分析方法使得“自然主义分析法”获得了广泛赞誉,而人类学的实地参与分析法也在“自然主义分析”技术中得以体现[16]。民族志研究可以揭示影响工商管理世界中无法名状的文化和社会模式。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的RUDKIN等[17]分析了民族志方法论及其在金融服务产业研究中的意义,指出民族志方法在金融研究中具有两大优势:其一,它将研究者置身于具体环境中,使其能够洞察环境中独立的文化内涵;其二,民族志方法能够使研究者更多关注在特定社会环境中被边缘化的群体。所以,将民族志方法应用到金融服务产业研究中可以获得用其他方法难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特别符合该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换言之,民族志方法能够满足金融服务产业对某些特定的思想意识及其环境研究的要求。无疑,对于金融业界的研究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对工商管理世界的研究。
人类学在工商管理中的应用
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来帮助工商世界解决现实中的许多问题[18]。其中有些商业问题与对新技术工具、方法的不恰当应用或工人的消极工作相关。企业雇员,特别是大型企业雇员,往往具有不同的教育、种族和文化背景,因而在创立组织文化一致性方面,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19],工商人类学家能够帮助工商业机构调研困难的来源并给出解决方案[20]。关于人类学在工商管理中具体应用的领域,目前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观点,但人类学之于工商管理的生命力恰恰在于不断发展和深化其研究领域。工商人类学家JORDAN[18]认为,人类学在工商管理中的应用可被有效地分成3个相关领域:组织人类学(研究复杂的组织,包括文化、工作流程和指令变化)、市场和消费人类学、设计人类学(产品和服务设计)。贯穿这3个研究领域的主线就是多样化和全球化。在此观点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人类学对工商管理研究的第四和第五领域,分别是“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21]与“国际商务或者跨文化商业交流”[22],并将其细分为7个方面,即企业文化、知识管理、文化审计、组织变化、产品设计、市场和消费者行为研究、全球化与跨文化商务[3]。在我国管理学界有学者认为,人类学在工商企业管理中主要应用于企业战略规划制定、产品和工艺设计、企业内部管理以及生产和销售4个领域[23]。综上,我们认为人类学可以在工商管理以下五大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
1人类学在企业文化审计和塑造中的应用
对人类学家来说,商业组织不仅仅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它也包含很多传统组织的特点。人类学家不仅能够洞察组织文化,而且可以从中引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知识[24]。在现实社会中,人类学家一直把工商业看成是一个由人所集合的文化整体,而这个文化整体是可以被人类学家所理性研究、分析和理解的。文化人类学家EDWARDS经过对相关工商企业的长期观察研究,提出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背景和企业行为的交互模型”,其核心价值在于得出企业如何利用这些背景机会,克服各种背景制约,以利于企业整体发展的结论[23]。在研究国内和国外的社会背景时,人类学家尤其擅长发现和解释影响企业战略和操作的行为模式。人类学家的这一特长,完全可以被有效地应用于改善企业经营研究之中[25],文化审计便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所谓文化审计就是对组织文化特征进行研究和考察,在对雇员的设想、理念、哲学、价值观和关系进行研究后,再来确定他们是否隐藏或者支持这种理念和信念[26]。因而,工商人类学家对商业组织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系统地了解组织文化,研究企业战略背景,进而对企业进行文化审计,提出企业文化系统建设的规划和建议。
2人类学在企业生产领域中的应用
在企业生产领域中,所涉及的主要环节有产品设计、产品发展,以及工艺创新。民族志研究已经成为产品或者技术设计者了解消费者行为的最好方式。人类学家通常在文化、历史和全球背景下观察消费者行为[27],同时,也让管理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新技术对消费者的影响。RICHINS[28]认为,对消费者的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消费及其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且十分有力地影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民族志研究方法对产品发展和工作实践研究的价值,已经被商业世界所广泛认可,尤其是在最近几年的产品设计领域中[29]。例如,人类学家ROBINSON等应用人类学分析法观察和定义消费过程,帮助企业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设计。通过民族志研究,他们不仅协助开发了一种OTC新感冒药,还帮助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商开发了新式站台货车,帮助箱式背包制造商杰斯伯以全新的方式展示其陈列于运动商店的产品,帮助菲多利公司更好地细分市场[2]。需要指出的是,工程设计人员的研发文化、传统、人员个性、现有知识结构,与人类学者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从而促进产品和工艺的研发,不仅能够满足当前消费群体的需要,而且也符合未来消费群体的潮流和发展方向。
3人类学在企业内部管理中的应用
从工商管理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企业内部决策的成败不仅需要大量的数据化分析,而且也要依靠大量的非数量分析或质性分析。因此,人类学家对企业内部的综合观察研究,非常有助于企业减少决策失误,避免交流障碍,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24]。人类学在企业内部管理领域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隐性知识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2个方面。在管理学的知识体系中,隐性知识很难向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去介绍,也不容易被组织内部或者外部人员轻易地学习和掌握[30]。把隐性知识转化为具体的显性知识的过程,就是清楚表达和详细梳理的过程。正如应用人类学家GWYNNE[31]所述,研究隐性知识背后所隐藏的事件真相,是服务于工商管理的人类学家对隐性知识管理研究的最大贡献。人类学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具体包括如何处理不公平的保障体系,如何管理过于稳定或者流动频繁的员工队伍,如何调整公司内部的等级结构,如何应对罢工问题等。人类学家可以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等个案研究方法,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避免组织中的雇员关系与组织目标发生过度偏差。
4人类学在企业销售领域中的应用
人类学在企业销售领域中的重要贡献[3],就是基于对非西方社会的经验研究,分析和扩展在消费者行为和市场理论之间的理论建构。工商人类学的领军人物SHERRY[32]认为,市场学和人类学二者之间可以有良好的合作。人类学家在从事市场研究的同时,也分析系列产品对消费者的象征意义以及消费者的动机,而这种动机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人类学原理认为,消费者受企业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工商管理企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必须理解消费者需求、愿望程度和他们对购买特殊产品或者服务的热情,以及怎样激发这个热情。
5人类学在全球化和跨文化管理中的应用
随着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到来,更多的企业必须进行跨国经营,从而导致了对跨文化管理的需要。国际商务的成功,则更多地依赖于特定惯例下的有效沟通,因为全球化的市场商业环境,已经超越了国家的边界,帮助组织检验和重塑价值观,从新的角度去观察世界[27]。具体而言,人类学家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共同努力,可以帮助公司建立管理全球化的组织系统,签订协调商业系统的各种协议和约束[33]。
工商人类学的兴起与发展
工商人类学这一术语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正式使用的。在人类学界,工商人类学的发展史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欧洲殖民时期,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雇佣人类学家研究印度文化,为公司在印度的商业利益服务[34]。1924年的霍桑试验[18],被当作工商人类学发展的第1时期,MAYO和WARNER是参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他们依据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应用参与式观察等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影响工商管理研究长达数十年的结论,即雇员的劳动效益会随着管理层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工商人类学发展的第2时期是在二战后[34]。哈佛大学在1941年组建了应用人类学学社,1946年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GARDNER等组建了社会研究合作公司,开创了人类学工商管理咨询业务的先河。社会研究合作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工商管理的各个领域和部门,成功地为数百家大中型工商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至今依然是美国非常活跃的工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公司之一[35]。工商人类学发展的第3时期是20世纪60~70年代,这个时期的研究得益于人类学家在异文化地区(越南和拉丁美洲等地)的田野工作。在这个时期,由于人类学研究对政治的贡献以及研究道德的出现,政府开始重视人类学研究并且加大投入,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性被提到议事日程。这个时期,也是人类学学术研究道德的大讨论时期。工商人类学发展的第4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时期,商业组织对人类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美国加州大学于1983年组织了第一个研究组织文化和管理科学的学会,并且创办了季度性的刊物,推动了这个学科的发展。此时,管理学发展到文化管理理论的新阶段,人类学在工商管理领域中的研究从此受到广泛关注,大批企业开始聘请人类学家到企业工作,为企业发展提供服务[3]。自1990年中期以来,欧美大学的许多人类学系正式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并开始培养工商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有:美国密西根韦尹州立大学、奥尔根州立大学、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布尔德分校更于最近开设了工商管理学和人类学双硕士学位,非常受欢迎。根据乔丹博士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商学院教学大纲的影响力日益增大[27],特别是在组织行为学、消费者行为、市场营销与管理、商业竞争情报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商学院的教授们在其教学实践中,已经大量引入人类学原理和方法,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果。JORDAN[27]于2003年发表了其重要著作《BusinessAnthropology》,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正式建立。目前,在我国工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也开始在一些相关院系开设。在我国人类学学科群体中,以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即应用人类学,近几年来得到了较大发展。其实应用人类学只是一个泛称,包括所有用人类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比如,若应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并解决教育领域的问题时,就称之为教育人类学;同理,若将人类学方法应用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研究时,就称之为城市人类学。工商人类学就是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工商管理实践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既属于社会科学,也属于管理科学,是一门综合学科[27]。在欧美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涉入企业经营的战略性及操作性研究,在此类研究中,人类学家往往在技术产品开始大量销售前,对消费者可能有的反应进行评估[3]。
人类学与工商管理学科中国本土化
在我国现代工商管理人才的培养中,却严重缺乏对人类学相关知识的传授和积累,更缺少人类学家参与工商企业组织的管理。因此有关工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还比较少,学术界和实业界对于工商人类学了解尚不多。但近30年来我国工商社会与工商文化的迅速发展,却为工商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着不断加快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转型。我国本土成长起来的部分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现实。比如陈运飘[36]就曾呼吁中国的政治家、管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必须正视时代的转型,研究这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变化及其带来人们行为模式、思想方法、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变化。他认为,在这个新时代人机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同时,人机关系的融洽和协调也是所有组织(尤其是生产组织)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人不但要达到技术上的要求,还需要适应机器,适应组织规范。尤其是生产组织的规范,又是与使用机器、提高生产效率相一致的,所以工商时代组织规范与传统社会的规范有所不同。工商时代社会组织规范最主要特点有:关系明确、服从权威、事本原则、不涉感情、不讲人情、理性计算等,而组织文化,或者说企业文化,又都是与这些规范相关的,陈运飘对工商时代社会文化变迁和人类学理论方法论的创新研究具有前瞻性。与此同时,我国管理学界的研究人员,也意识到人文要素在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性,开始倡导将人类学原理和方法应用到管理科学研究之中。郭毅[4]一直倡导管理者要有人文思想,管理实践要注重人文关怀,管理学院要讲究传播人文精神。在提及管理的本土化研究时,郭毅[37]还指出,中国的组织与管理现象和问题,绝不单单是所谓的“情境”问题,而是一个相对独立而特色鲜明的“地方性知识”系统。我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一些管理学家也基本认同这个观点,认为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必须关注中国情境的作用,案例研究就是一种具体情境下的探索[38]。吕力[13]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文化的相对性、文化的普同性、人类个体和社会的适应性以及人类学所强调的整体性,都与本土管理实践的内在特征相契合。所以,采用人类学视角来研究管理实践,特别是本土管理实践是非常合适的,并由此提出“管理人类学”这一新概念。管理人类学的本质内涵与工商人类学这一交叉学科基本一致,只不过按照吕力的观点,管理人类学更强调对于管理实践的把握,而作为人类学新分支学科且与经济人类学和管理人类学联系密切[34]的工商人类学,则在强调管理实践的同时,还侧重对于产品设计、产品推广以及整个产销一体化的整体把握。虽然工商人类学是一门比较新的边缘、交叉学科,但是由于其发展迅速,在西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在中国的工商管理研究领域,国外的相关文献只能对现有理论提供有限的参考。西方管理理论的提出有其自身的制度环境,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紧密相关,因此,需要我国的管理学家与人类学家共同努力,加强管理人类学与工商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发展。
在思考管理人类学和工商人类学的本土化的路径时,有必要提及富士康企业的“十三跳”这一特殊案例并对其进行分析。台资民营企业富士康,从2010年开始因其员工自杀事件频发而备受各界关注,“十三跳”一度成为我国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界的热门词汇。那么,为什么这个企业会发生这种悲剧事件呢?追根究底,我们不难发现,富士康的企业文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工商人类学原理认为,文化深深根植于工商企业组织成员的日常生活中,这些日常活动包括决策的制定、资源的分配、职位晋升和适当的行为举止等。由此,文化对各种产出都有着深远影响,这些产出包括工作满意度、营业额、生产力和赢利能力等。显然,管理者需要了解文化变量,以便有效地提高效率和团队凝聚力。在当代工商社会几乎每个工商企业组织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员工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一般的商业公司经常为了完成特定的任务而建立起多元化团队。在此类团队中,建立互信并积极互助就显得尤为重要。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其创办者来自资本主义的台湾,固然具有强烈的工商业文化背景;员工来自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大陆,主要由农民工构成,具有强烈的农业生产和生活背景。这两者之间既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利益,又存在着某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企业组织文化,可以被看作是企业的正式文化模式,而建立在矛盾之上的则是非正式的文化模式。人类学家所擅长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对这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企业文化异同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结语
在当前的工商管理社会中,实证分析方法仍然占据工商管理学科的主流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国管理学者在解释所处文化中的组织与管理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采用何种途径和方法,来进行“地方性知识”的研究,而忘记了“地方性知识”中文化的本源是管理学研究的根本前提,即首先要理解和把握特定的组织与管理知识的特质和属性[37]。所以,为使工商管理研究更加本土化、更加多元化,有必要提倡对于民族志等质性分析方法的运用。目前,人类学在中国还是一个有待发展的学科,而工商人类学作为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更是一个有待发展的新领域,但其前景广阔。对管理世界而言,民族志研究和参与式观察这2个具体且相关的方法非常具有价值,科学地应用此类定性研究方法,可以为工商管理世界提供多种健全的、有价值的可选信息。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其独特且有效的方式提供了研究人类行为的一种途径,理应受到工商管理者的欢迎。实际上,这些方法也已经以适当的、富有远见的方式,对学术界和工商实业界的商务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工商管理在中国本土化的路径,在于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本土的管理实践中,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人们的实际反应以及影响他们行为的因素,并且从这些研究方法所提供的信息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中国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确定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当作国家战略重点的大背景下,对企业文化的研究日显重要。因此,未来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对应用人类学人才,比如工商人类学家的需要,将有一个快速的增长。有理由相信,工商人类学在中国的管理世界一定具有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而工商人类学的研究因其所具有的广泛应用性和有效性,在中国的管理世界定将大有作为。(本文作者:田广、戴琴琴单位:汕头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