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基本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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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表现出五大基本特征:一贯重视反腐倡廉，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重视制度法规、思想教育等多项并举防腐反腐，尤其是重视思想教育的作用;重视各方各层次如派的监督、舆论媒体的监督，尤其是重视群众的直接监督;重视制度性常态化防腐反腐，尤其青睐运动式反腐;重视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模范带头作用，本人更是率先垂范。再探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原由、利弊作用，对于永远在路上的反腐倡廉、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反腐倡廉;基本特征;党的建设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反腐倡廉表现出自己的独有特征。这些特征反映出时代的历史烙印，也反映出本人的思想特色。探析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原由、利弊作用，对于永远在路上的反腐倡廉、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一贯重视反腐倡廉，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

早在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有反腐实践。1931年11月，中共政权在局部区域逐步稳定，革命也取得了一些胜利，相伴而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也偶有出现。虽然为数极少，但也造成了很坏影响。为此，积极地思考和探索如何预防和惩治贪污腐败。1932—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在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中严正警告，如发现有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官僚主义分子，政府应立即惩办，决不姑息。并对贪污腐败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处标准。这个训令是试图用制度和纪律保证、监督廉政的初步尝试，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批反腐法令。其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检举贪污运动，亲自领导了此次运动。1932年5月瑞金县九区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被枪决，这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此外，还清除了一些腐化变质分子。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著名论点。［1］(p134)这表明了在反腐问题上深刻的认识。在相对稳定的10余年延安时期，的廉政思想在领导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得以逐步形成。一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延安时期是著作丰硕时期之一，其中许多著作都论及反腐廉政问题，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文中都有重墨阐述，提出了“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是廉洁奉公的模范”、“用民主制度保证廉政”等观点。二是积极进行了一些民主制度的探索。在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纲领性文件和法规，制定了“普选制”、“三三制”等民主制度。在这些文件法规和制度中，对廉政问题都作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如《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11条、《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8条都是专门讲廉政问题的。这些法规制度的实施都起到了良好的规约作用。三是廉政建设实践中，亲自处理了黄克功逼婚杀人案，这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慑作用，使得领导干部特别是立过功的高级干部更加有意识地抵制生活腐化作风，更加清醒地牢记自己作为革命分子作为领导干部行为做事必须遵守的底线。

1942年，发动、领导了运动，旨在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保证党的思想和组织的纯洁性，保证边区政治的清明清正。十余年延安时期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都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掌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严峻考验，对廉政问题进行了理性深刻的思考，进行了更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一是提出了反腐防变的理论。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的最后一部分，鲜明阐述了关于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和反腐防变的思想，敏锐地指出了执政后所面临的危险，“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2］(p1438)向全党发出警告，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2］(p1438)新中国后写了许多文章、书信论述廉政问题。认为腐败会窒息社会主义民主，会妨碍人民当家作主，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会影响干群党群关系，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一再强调反腐倡廉“是全党的一件大事”。［3］(p524)深刻揭示了防腐反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二是探索了一些较为完备的廉政制度，并把廉政制度写进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在亲自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第18条就明确规定要“严惩贪污”。1952年4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对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等罪行，分别规定了明确的处理办法。这些规定、法律条文和条例，虽是初步的基础性的，但却是个巨大的进步。它把廉政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得防腐反腐的手段由思想教育、整风教育、制度约束扩展到法律惩处制裁，使廉政建设上升到一个法治高度，在廉政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前进了一大步。三是发动并领导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整党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等全国性群众运动，以惩处腐败。

1952年在元旦祝词中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4］(p221)强调“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5］(p212)他们“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5］(p213)1953年2月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党政机关中间，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些事”。这“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4］(p254)认为官僚主义这种“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6］(p166)之后开展了“三反”“五反”，可谓运动连绵不断。这些大大小小的运动时间长短不同各自特点有别，但对党员干部的特殊化、官僚主义作风、贪污腐化都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可见，一贯重视预防腐败惩治腐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头脑中有很强的进京赶考意识、执政危机意识。1944年3月，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震动了中国政坛。此文总结了李自成率起义军经过十多年的浴血奋战，占领北京。但是，起义军的很多将领经不起京城繁华生活的诱惑，生活腐化，贪图享乐，掠夺民财，以致登基坐殿仅仅40天便归于失败。文章精辟地分析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深刻教训以鉴后人。这立即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的重视和深思，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之后该如何避免重蹈李自成失败的覆辙?4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同志“要引为鉴戒”。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危机意识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警醒的危机意识，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必须认真对待的历史课题。1945年7月1日，在抗日战争即将全面胜利之际，黄炎培等国民政府参政员应邀来到延安，与黄炎培先生进行坦诚交谈即著名的“窑洞对”。面对黄炎培提出的中共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p610)多次提到，进京执政就是进京赶考。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危机意识、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赶考意识一直萦绕在开国领袖头脑中，一直是这位开国领袖头脑中思考的重大课题。所以在进京执政前后，一再强调要避免历史教训，要跳出历史周期率，一再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p1438)把中共能否抵制腐败看作是能否经得起执政考验的重要前提。

二、重视制度法规、思想教育等多项并举防腐反腐，尤其重视思想教育的作用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贯重视制度法律法规防腐反腐，试图用严格的制度来规约党员干部的权力，规范执政行为。在井冈山时期，就为初创的中国工农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瑞金时期，又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陕甘宁边区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等，作为陕甘宁边区宪法大纲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8］(p91)建立新中国后，先后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央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规定》《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法规，为惩治贪污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为防腐反腐进行了制度法规方面的探索，使反腐败斗争向着制度化法规化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除了在制度上法规上的规定之外，还建立反腐败机构。建国后，提议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内设立行政监察机构。同时，建立和完善了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在组织上制度上为廉政建设提供了保障。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的教育，并把廉政教育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而“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9］(p1094)希望通过思想教育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防线，抵制各种腐朽腐败思想的入侵。

曾多次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未雨绸缪地向全党提出警示，提高党的执政的忧患意识;以进京赶考的姿态要求党员干部抵御金钱权力的诱惑，提高党的执政的责任意识;加强接受人民监督的教育，强调权力为人民的宗旨意识。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把“有计划地进行全党教育”作为党的重要任务。［10］(p94)1938年指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11］(p522)延安时期，更是把思想教育放在党员干部反腐教育的第一位，把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作为全体党员的终极价值追求。思想教育像打扫卫生一样应该“经常打扫的”，正因如此，延安时期才成为了史上最清廉的时期。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警示执掌政权之后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要做到“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执政权力的新考验，更重视对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说，“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4］(p208)1951年，刘青山、张子善问题出来后，下决心处决他们，深切地感叹道:“杀了他们就是救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12］正因为在建国初采取了严格的制度、严肃的教育、严厉的惩治，从而有力地遏制了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纯洁了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保障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重视制度法律、思想教育等多项并举尤其重视思想教育进行防腐反腐，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新中国初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虽然在法律制度方面的探索一度有所偏颇，没有显示出法律制度反腐的刚性与稳定，但是另一个效果却特别明显，那就是通过广泛而持久的思想教育使防腐反腐更加深入人心，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了全党全社会的认识。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偏好，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党员成分相对复杂。

为增强党性纯洁队伍，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从革命时期开始，一直重视且常常开展思想教育以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深刻地感受到收获到开展思想教育的成效，所以每每要开展运动自然就运用思想教育这一手段，何况，思想教育的确是反腐倡廉的一个重要措施及有效手段。二是中国有着自律的传统政治文化。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首次提出“自律”与“他律”的概念。［13］(p43－44)所谓“自律”就是主体根据自己的内在意志、良心引申出道德规范，并选择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所谓“他律”则是主体根据外在的原因引申出道德规范，并选择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从对政治的影响上看，道德的即是“自律”的，法律的即是“他律”的。自律政治是靠人的“良心”发现和“道德”修养。而中国具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律的传统政治文化，人们自然普遍认为，提高人们的道德修为，提高人们思想认识亦即参省人们的自律意识，是社会治理国家统治中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和途径。换句话说，思想教育亦即自律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乃至重要内容。对于第三个原因，董必武有一个颇有见地的分析。董必武指出，在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以前，“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在突破旧统治的法制中进行的;夺得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又彻底地摧毁了旧的政权机关和旧的法制，所以仇视法制的心理可能引起对一切法制轻视的心理就不言而喻”。［14］(p416)也就是说，在长期的砸烂旧社会的革命中由对旧法制的仇视而可能无意形成了对法制的轻视，在长期的开展群众革命的动员中却深切地感受到了思想教育的效果和作用，这种文化或说意识有形或无形地存在、有意或无意地发挥着作用。因此，及中国共产党在防腐反腐中有意无意地更偏好地运用思想教育这一手段就不难理解了。

三、重视各方各层次如派的监督、舆论的监督等等，尤其是重视群众的直接监督

强调要接受各方面各层次的监督，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内外夹攻的监督”。指出，我们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地纠正自己的毛病，这是“内攻”;同时，还要请党外人士和党外同志批评帮助和监督，二方合在一起，就叫作“内外夹攻”。只有“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9］(p810)可见，是胸怀坦荡开门纳言，重视并真心调动各方力量积极监督共产党。重视各方监督:一是重视派的监督。中国共产党与派合作方针就强调了“互相监督”。“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4］(p9)只有共产党与非党人士互相监督真诚合作，中国共产党才“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4］(p9)多次提出要组成中共占比较多数同时团结各方民主人士在内的地方政权机构，还经常把中共中央的某些文件和地方机关的一些报刊送给派人士阅看，以便于他们参政监督。可见，是充分重视派参政作用监督作用的。二是重视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1949年4月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要充分利用通讯社和报纸———及时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建立新中国后，特别强调了“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4］(p255)1954年提出舆论监督要实行“开、好、管”三字方针。“开”，就是大力开展舆论监督，认为这是搞好党建工作的必要手段，是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15］(p177)不仅要开展且要坚持，要搞“毛毛雨，下个不停”。［15］(p192)“好”，就是舆论进行监督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16］(p409)要“从爱护观点出发”进行监督。［11］(p529)“管”，就是党要加强舆论监督的领导以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监督的出发点是善意的爱护的，但监督是严肃的严格的。提出的舆论监督三字方针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尤其重视群众的直接监督:早在1938年谈到违犯党的纪律时就提出一般党员“监督党的领袖人物”的问题。1941年在陕甘宁参议会上的演说中说，共产党“应该受人民的监督”。［9］(p809)为了便于群众监督，必须做到黄炎培所说那样“把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只有公开透明才能更好地接受监督。

1955年3月提出“中央部门在各地办的事业，要请地方党委给以监督和帮助”。［4］(p389)农民监督公社的干部，“工人监督生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同志间互相监督”。［4］(p406)也就是说，地方可以监督中央，工人农民可以监督领导干部、可以监督生产过程，换句话说，不管级别，不管是人还是事都可以公开监督。更可贵的是，为鼓励群众直接监督，建立了不少监督机制，建立了一套包括群众信访举报制度和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的群众监督、检察工作制度，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设立人民检举接待室和人民意见检举箱。非常重视群众来信，他说，人民来信“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4］(p254)强调“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3］(p310)由于和党中央的重视，1953年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收到的群众来信和接待群众来访大大超过了过去两三年的总数。这大大调动了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对于建国初的廉政建设、社会稳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直至今天，信访制度、监察制度在“打虎拍蝇”的反腐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重视群众直接监督是一贯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与建设中作用的具体表现，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思想的具体体现。明确提出“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17］(p581)只有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才能顺利完成革命与建设的艰巨任务。“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6］(p298)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发动群众解决了许多问题取得了许多成就，深深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与无比作用，深深体会到人民群众是革命与建设胜利的根本动力和依靠力量。人民群众参与监督治理腐败，不仅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探索民主新路的必然结果。民主的核心内容和终极指向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力必然内含地包括直接参与监督治理腐败。

四、重视制度性常态化防腐反腐，尤其青睐运动式反腐

制度性常态化反腐是指通过制度法规常规性地常态化地进行反腐。它一般是常规的、稳定的、有计划的、有序的。正如前面所述，自井冈山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晚年，都重视并努力进行着一系列的制度性防腐反腐实践，取得了载入史册的成就。但纵观一生来看，在重视制度性常态化反腐的同时，尤其青睐运动式反腐。延安时期的整党整风运动批判乃至抵制了从国统区带来的腐化作风，保证了边区政治的清明廉洁。正如在《关于整顿三风》一文中强调整风是使全党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是“一件建设党的事”，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党和政府内的贪污腐败现象，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性运动式反腐行动。1950年的全党全军整风，着重纠正党内少数领导干部官僚主义、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等现象。1951年开始的历时三年的“三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新三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发动群众揭发腐败行为，强调应把反对腐败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否则，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4］(p191)到1952年6月初，全国共揭发出贪污分子1226984人。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了整顿官僚主义的任务。他说“官僚主义就包括很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18］(p327)认为“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18］(p449)“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20］(p449)1957年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p294)“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使“革命意志衰退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1963年开始的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和农村“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组织、清思想)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解决干部官僚作风问题、克服少数干部搞特殊化、多吃多占、贪污腐败起了一定震慑作用。这一系列运动的开展，表明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和防腐反腐的坚定决心，也表明对运动式反腐的充分信任与青睐有加。可见，认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廉洁从政，反对官僚主义防止腐败变质，可以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来实现，把运动式反腐作为预防和惩治腐败最有效的举措。那么，为什么青睐运动式反腐运动式治理，而又能一次次顺利地发动和领导一个又一个运动?一是历史的经验与历史收获使对运动式方式有深深的好感与信任，历史的经历也使对运动式举措有娴熟自如的把握与运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依靠一次次运动式动员、发动群众投身革命洪流壮大革命队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丰富的革命实践锻炼出了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运动式革命形式强大的娴熟的组织能力与号召能力，所以青睐有加。二是对于反腐有着急于收效的客观需要。民主革命严峻斗争形势下，中共要生存发展壮大，必须惩治腐败凝聚人心团结力量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时期面对执政考验，中共要抵制糖衣炮弹赢得人心巩固政权，必须反对腐败、廉洁政治，这也就是说在特殊的严峻挑战面前，反腐成为了迫切的重大任务，也就迫使领导人雷厉风行采取急风暴雨式易动员、动作快、见效明显的方式反腐，运动式无疑是现实中不二的理想选择。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三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乃至建国初期的政治体制为运动式行动提供了有力的组织基础。

中国的官僚体制下，中央有强大的集权，上级有任命下级的权力，下级对上级高度负责。上下级间内含着忠诚、信任、服从等各种关系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层层授权，兴衰相息。“上级意图可以凭借政治忠诚实现近乎毫无障碍地‘一插到底’。”［20］而且，在民主制度发展不够充分的条件下，政府组织能力发展不足，运动式治理方式是对其快捷有力的弥补方式。上级政府可以“通过政治动员的运动性方式和渠道来贯彻落实自上而下的政策意图”。［21］也就是说，这种官僚体制客观上为运动式治理机制运行提供了组织基础。四是从传统政治文化来讲，一方面强调民众对君主绝对效忠和服从，使得中国民众缺乏自主意识，对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习惯性表现出天然的忠诚、信任、容忍乃至盲从，养成了倾向于政治动员宣传的习惯。另一方面“其思想渊源与传统民本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传统民本思想尽管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谛，但它重视民众力量和作用的‘民惟邦本’的核心理念”［22］却是深沉的民族意识。传统政治文化虽几经冲刷，现代民主政治文化日益兴盛，但政治文化的变化、进步是漫长渐进的。也就是说，人治“在很多人心中形成了一定的惯性思维和行动定式，并作为一种所谓的‘魅力’手段和‘管用’工具来推崇”。［23］这也就使运动式治理有着巨大的可能的施展空间。

总而言之，主观上有着急于通过运动这种花时短见效快进行反腐的迫切需求，有着娴熟运用和有力把握的能力与经验，客观上有着与政治文化相契合的广大民众与思想渊源，有着足以保障意志畅通政令畅通的官僚体制。所以，运动式反腐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多次被自如运用和如愿实行。这种运动形式的反腐对于打击贪污腐败，树立清正风气，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树立权为民用的威严，都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是大张旗鼓的政治动员的运动式形式，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就必然出现随意性非制度化、出现感性非理性的现象，甚至出现无序状态。在“三反”运动打“老虎”高潮时，表现得有些急躁，提出不少缺乏根据的“打虎”指标。自上而下层层加码，致使一些地方出现用逼供的办法逼出了一些假“老虎”，冤枉了一些好同志。邓小平曾指出“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24］(p144)对于党和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运动这一形式并不是反腐的治本之法。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当下反腐不能再采取过去搞运动的形式，但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必须坚持的传统政治优势。［25］

五、重视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本人更是率先垂范

反腐倡廉关乎人心向背，是政权稳定的保证。领导干部带头廉洁奉公是政权稳定的基石。特别强调领导干部的模范示范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了加强党风建设、拒腐防变的重要法宝即“两个务必”，并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六不”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新中国后，针对少数干部党员讲吃穿争名利现象，指出，“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8］(p326)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11］(p522)他多次强调我们的干部“要放下架子，……忘记自己是什么‘长’”。［26］(p98)“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2］(p1161)强调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本人更是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他是反腐倡廉廉洁奉公的倡导者领导者，也是践行者带头者。他身体力行反对特权，早在井冈山时期，他与红军战士一起吃红米饭南瓜汤;三年困难时期，“几月不知肉滋味”。生活俭朴，轻名淡利。不做寿不送礼不树碑立传，穿衣的标准是“不露肉，不透风就行”。两件用毛巾布做成的睡衣，一件有73个补丁，一件有59个补丁，作为一个大国最高领导人生活至朴至简，令人难以置信。对子女对亲属勤加教诲严格要求，不允许搞特殊享优待。他多次叮嘱湖南家乡党和政府组织，对自己的亲属“放手管理”，严格要求。［27］(p443)对子女要求更是严格，“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共产党决不能当八旗军，共产党的子女要同工农画等号。当得知在朝鲜战场牺牲消息时，忍住痛失爱子的巨大悲痛，仍坚持让岸英与其他牺牲的志愿军战士一起埋在朝鲜。他深知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绝不能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谋取任何私利。“信仰信念既是人的思想灵魂，也是精神的重要支撑、行动之内在动力。”［28］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他所倡导的“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出了一代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有强大精神力量的领导集体，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赢得了历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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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荣华1；贺瑞虎2 单位：1．江西师范大学，2．豫章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