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改革论文范文

一、我国行政改革的历程及其成就与经验

（一）我国行政改革的历程我国的行政管理在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这段历史时期经历了行政管理的创建、行政管理的探索与发展以及行政管理的失误等复杂的历史过程。从总体方面来看，既有发展又有失误，其失误主要指在1966年党中央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所开展的“”活动，这一活动持续了10年的时间，给我国的行政管理导致了很严重的破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和人民而言都是一场深重的灾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我国的行政改革也与我国政治和经济改体制相结合全面展开，不断探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二）我国行政改革的成就与经验我国行政改革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政治方面，实行行政改革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建设，行政改革是我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突出的作用。实行行政改革，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使其更加民主化，通过行政改革，基层自主组织实现了直接选举，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得到了扩大，其管理范围也更加广阔。第二，在经济方面，实行行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在1994年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的经济总量为557亿人民币，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总量增加为3624亿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实现20年之后，1999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增加到82054亿人民币，跃居世界第七位，实现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且人均人民币达到了6900余元。在近二十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和平均增长率始终保持平稳快速的增长。经济方面的这些伟大成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也是由于行政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三，在文化方面，实行行政改革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官贵民贱”的思想观念，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通过调整政府内部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工作人员的观念，建设服务型新型政府，使其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第四，在行政方面，实行行政改革有利于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过去部门和人员过多、职能交叉或不明确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现象等问题，提高了政府的管理能力，政府行政机构与人数进行了精简，使其政府的行政效率得到了提高。

二、我国当前行政管理的现状以及行政管理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我国当前行政管理的现状第一，当前我国在行政管理方面，存在着行政管理人员管理观念落后的问题，传统的“官本位”与“官贵民贱”的观念依旧存在，有的行政人员对于当今政府的职能认识不到位，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和意识薄弱，未做到依法行政，致使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一部分行政人员的思想保守，不作为，缺乏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害怕负责任，导致其行政活动没有活力，影响了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不利于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开展和行政改革目标的实现。第二，当前我国在行政管理方面，存在着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传统的行政管理以牺牲效能为代价，许多行政部门仍使用“行政命令”和“内部文件”等原始的方式来进行其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且其透明度很低，很容易导致随意裁决和“暗箱操作”现象的发生。在这种原始的管理方式之下，若遇到问题，其解决问题的方式首先是进行开会研究，研究之后将相关的解决措施和要求逐级下达，然后在将其结果进行层层上报。因此，耗费了大量的行政经费，导致了行政部门高成本、低效率问题的出现。第三，政府部门在实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未能合理运用其管理手段，过多地运用了行政手段，但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运用方面则显得不足。且在其具体的管理中，政府对于社会经济事务的高度干预导致了办事效率的低下。

（二）我国深化行政管理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一，加大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力度，转变我国行政管理方式，改变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行政管理结构不合理，行政管理方式与我国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与规则不符合的行为，加大对于我国生产力的建设，改革传统的审批事项，积极运用监管、备案以及检查等新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第二，提高我国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转变其思想和观念，提高其法治意识，提高其为人民服务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培养其勇于创新的精神，提高其科学决策能力，使其适应当前新形势的发展，并精简行政机构人数，克服其行政部门过多、职责交叉的问题，并建立合理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建立精简、高效的政府。第三，行政机构在进行行政管理改革时，应当注意从我国先前的行政管理改革中吸取有用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且行政机构在进行行政管理时，应当注意明确自身的职责范围，既有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又要保证不越权，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使其职责，继续推动行政机构改革的实施，逐步实现执政权与行政决策权的相对分离，进一步健全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三、结语

我国的行政改革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过程，其推进与进一步深化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依据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握我国行政改革的重难点，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下放权力，转变行政管理方式和政府职能，努力克服我国当前行政改革中的困难与障碍，深入改革我国的行政管理机构、人事行政制度管理以及行政管理方式等，努力建设一个精简高效、协调一致、规范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充分发挥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作用，完成我国行政改革的主要任务，实现我国行政改革的总目标。

一、行政改革的基本性质

（一）依从性：行政改革决定于、服务于社会的持续发展政府的行政改革，之所以决定于、依从于、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要求，是因为：其一，所有国家政府机构的产生，都是社会基于其客观要求，以不同的方式或程式选择的，没有一定社会的选择，就没有一定的政府。其二，社会充当政府的基础，向政府输入支持性资源，是以政府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输出所需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为前提的，政府不能满足社会的这种要求，削弱或失去了社会支持的前提，就会受到社会的瓜葛，甚至被社会所淘汰。其三，环境的变化、社会的发展是绝对的、不停息的，而行政格局则是相对稳定的，这就决定了行政对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注定会发生，而由不适应转变为新的适应的途径只能是行政改革。其四，行政改革的目标也是依从和决定于社会的。行政当然要追求行政效率，但这种效率必须是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与发展效率。失去了行政改革的这一社会皈依的性质，行政效率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二）系统性：行政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行政改革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系统工程。它的系统性在于：其一，行政改革是由政府更新行政观念、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提高人员素质、理顺权责关系、进行制度创新、优化行政运行机制等要素改革组成的行政改革整体；其二，这些要素改革之间、要素改革与整体改革之间都是有机统一的，它们的联系是不可割裂的，割裂了这种有机联系，无论是要素的改革还是整体的改革，都不可能获得成功，而难免改革失败的命运；其三，整体的改革功效是非加和的。整体的改革功效以要素的改革功效为基础，没有要素改革的功效就没有整体改革功效，但整体改革的功效绝不是各要素改革功效的简单加和，整体功效一定大于要素功效之加和。行政改革是一个完整、有机的系统工程，所以进行行政改革，一定要有整体系统的思维，有了经过科学的系统整体设计和论证的改革方案，再付之实施行政改革；碎片思维下走一步看一步的行政改革，没看清楚就盲目进行的行政改革是很可能会失败的。

（三）艰巨性：行政改革是一种复杂和困难的长期改革行政改革所以艰巨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行政改革涉及的关系复杂。其中有政府内部纵横结构与职能的关系、行政系统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公共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行政观念与行为的关系……行政改革中理顺如此复杂的关系，的确很困难、很艰巨。其二，行政改革遭遇的阻力大。其中有来自政府机构内部保守势力的阻力，也有来自机构外部某些利益相关方的阻力；有来自传统守旧行政文化的阻力，也有来自实践行动中的阻力；有反对进行改革的阻力，也有把改革引入歧途而阻止正确改革的阻力；行政改革中冲破、克服如此复杂的阻力，当然也很困难、很艰巨。其三，行政改革的复杂性、困难性、艰巨性是需要长期面对的。政府对社会的关系是按：“适应—不适应—改革—新的适应”的周期循环曲折地向前运行的，政府与社会的这种周期性关系存续多久，改革的艰巨性也就有多久。行政改革的艰巨性是长期的，所以行政改革的应对之策，就要有长期的战略性。

二、行政改革的原则

行政改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性，反映在观念中，经过逻辑思维的加工论证，就形成为行政改革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实施行政改革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一）改革取向上的适应性原则行政改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政治、经济和主流文化都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行政主体是社会或人民群众选择的结果，因而它的行为内容必然决定于社会及人民的根本要求；行政改革寓于政治改革，是政治整体改革的一部分，而部分又是由整体决定的；行政改革处于政治上层建筑，而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左右各种社会行为，当然也左右行政改革。行政改革也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从根本上说，它的这种反作用是由政治、经济决定的、由价值文化左右的。行政改革遵循这些规律，就必须坚持反映这些规律的适应性原则，就是以自己积极的回应性，去适应和满足社会政治、经济及其发展的要求，去适应以人为本的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在行政改革的原则中，适应性原则是反映和主导行政改革的总体取向或方向的。

（二）改革工程设计上的科学性原则行政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进行行政改革必须有科学的系统思维，要依据系统理论提供的理论工具。第一，对现行行政的功能与结构及其同社会环境关系的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细致分折、系统梳理、全面诊断，切实找到行政系统问题之所在。第二，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完整、系统和可行的改革方案设计。设计的改革方案，要有正确的方向、明确的目的、可度的目标、有效的措施、可行的方法、准确的突破点以及针对改革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提出的相应救济和应对措施。第三，实施改革方案，要基于方案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制定实施计划，整合实施力量，统一实施步调，依序落实措施，及时纠正出现的偏差。只有切实做好这些工作，才能获得丰硕的行政改革成果。

一、行政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影响

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对每一个经历其中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奇迹，尤其是与百年来的中国做一个纵向比较则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中国在三十年内的经济增长和进步就不那么特殊了。不管是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还是60年代的韩国、新加坡，都曾经历过类似的经济成长，这便是人们熟知的“东亚奇迹”。因此，对于中国的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更应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能够利用其自身优势和国家环境，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成就虽不必过分夸大，但必然有其成功之处。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原因何在呢？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解释，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最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其一，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别，传统经济学即可解释。中国的增长仍然是一种资源禀赋下的经济增长，高储蓄、低通货膨胀、高投资、人口红利等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而这些因素在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的东亚国家内也同样是有迹可循的。其二，该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打开国门，充分利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和全球化的浪潮，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结果。全球化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国际环境基础，打开国门不仅使得中国能够快速引进西方的技术，也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西方国家有效的制度安排，并利用中国本身的低劳动成本优势，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陈志武在比较晚清、民国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后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有两个主因：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机遇来自于外部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而中国只是顺应了这样的一个趋势而已。其三，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新的制度变迁的结果。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强了对个人和组织的激励，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激励结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市场信息都需要政府来提供，提供信息、维持平衡所需要的官僚机构成本被证明是无穷的。改革开放前的全能政府从市场和社会领域逐步退出，这使得市场和社会组织在契约过程中逐渐发挥作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作为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其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原因必然是复杂的，上述各种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都起到一定的作用。试图用某个单一的理论去解释这种变革都会有以偏概全之感。但比较这几种观点，资源禀赋论和后发优势论虽然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但仍存在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即在过去三十年中，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国家也同样具备这样的资源禀赋和后发优势，但却并没有产生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秘诀必然还在于中国自身的变化，而制度经济学则为此提供了合适的视角。此外，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忽视国家或政府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这无疑也是其适于解释中国现象的一个原因。因此，要深刻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改革”无疑比“开放”更具有说服力。关于制度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典的论述有很多。马克思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即揭示了制度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关系。生产关系既可能阻碍生产力，也可能会促进生产力，关键是二者是否相符。诺斯则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指出制度的变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的核心观点在于能够对个人或组织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的关键则在于产权的明晰界定。诺斯的制度概念比较宽泛，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习俗、习惯甚至人的心智构念都可以包含其中。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指出的宗教尤其是新教推动了西方的经济发展的观点也可以被归到这一范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也非常多。学者们指出，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制度安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提高了对组织和个人的激励，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成本。其主要特征包括：其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主要是指国家从社会领域的撤退，给社会和个人以自主权，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其二，政府内部中央地方权力的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所形成的新的政府与市场体制、新的政治控制体制、新的官员激励体制激发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和最初动力在农村。如果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很难想象整个改革的走向会是如何。在农村，改革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下放给农民家庭，即将集体统一生产经营改变为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个变革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到1983年初，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3%。1978年的农村改革促进了80年代农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也为随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城市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周其仁关于中国改革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究指出，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首先是60年代初期那些短期政策和安排的大规模重演。原有体制通过主导的政治运动形成和改变所有权的逻辑，终于让位给一个新的逻辑，即经过国家和农民的交易，以及农民之间的交易来形成新的有效产权［8］。而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也通过台湾地区的实践说明一定条件下契约的达成对于土地收益的增长是显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新型的政府与农民之间契约关系的达成。“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为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最通俗的概括。伴随着这种制度变革，在经济上，国家从农村的逐渐退却使得农村集市和市场这种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交易场所再度出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生产提供了交换农副产品的场所，从而增加了农民的个人收入。在行政上，自然村逐渐取代了生产队、等基层机构，而无所不包的职能也逐渐瓦解，农村干部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不包括农村工业）年均高于9%，农业增长的这种迅猛势头，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其经验看来只是由于拆除了农业有效生产的障碍后而出现的一次性增长［9］。这种障碍无疑是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制度限制。事实上，各种个体活动不断受到负责集体生产的农村干部的压制。这些干部的责任是，不仅要保证粮食及其他集体种植作物的产量和完成上缴指标，而且还要赋予农民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劳动作风［10］。旧有的体制既是经济的、政治的、又是社会的组织，因此，体制的瓦解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所带来的这种经济增长是行政制度变革的结果，也即制度变迁的后果。而在中央与地方的政府关系上，钱颖一注意到了中国在改革之后所形成的“财政联邦主义”对各省发展经济所提供的激励，这就是政府间竞争机制的作用。林毅夫使用1970-1993年28个省市的数据证实财政分权确实改善了经济绩效，促进了经济增长。分灶吃饭、财政大包干等政策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激励，尽管在90年代中期这种政策的不良后果遭到胡鞍钢、王绍光的猛烈批评，但这种权力下放和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周黎安则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发展本地区经济的强烈愿望“，晋升锦标赛”的评价官员的激励方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12］。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亦指出，县域经济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他指出“：我是1997年才惊觉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前例。当然，地方政府竞争某程度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国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意竞争，外地没有出现过。我要到2003年才肯定县是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角，这种竞争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何如此不容易解释。”［13］中国的行政改革重构了中国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的重要组成。

改革形成的新的制度安排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成长和进步。这样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特征是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处于改革过程中。这种市场经济既有可能变成好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健全的法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但也有可能变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弱肉强食，腐败丛生的权贵市场经济。而最终的走向如何，则决定于另一个领域，即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改革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在行政领域来说，也具有和经济领域类似的过渡特征。这种过渡性质的行政体制与改革前的计划体制相比，无疑是更具有经济绩效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府已经逐渐从微观管理中退出来，但政府仍然掌握着土地、金融、资金等重要的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各级政府官员仍然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经济活动。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仍然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则在于规范政府的行为，进一步改革政府，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和计划失灵。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行政改革有意推动下的制度变迁，还是无意造成的制度安排，与计划经济相比，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绩效。但这样的制度变迁仍然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和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不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机制，都不可能长久地为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提供动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始终要求已经形成的制度不断地改进和创新，以适应这样的发展。一旦制度创新的脚步放缓或停滞，这样的制度安排在政治权力的扩张下为官员寻租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可能。更令人担忧的则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过去三十年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却可能在将来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中国行政改革的进一步推动必然需要打破目前的制度安排，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行创新。

二、中国的行政改革滞后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与不断推进改革的愿望相比，现实中的中国行政改革却陷入停滞。提到中国的行政改革，公众都容易将之与六次中央国家机关行政机构改革相等同。但事实上，行政改革是在广泛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其外延要宽泛得多，机构改革只是整个行政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机构的合并、撤销与设立与深层次的规则、制度相比，只是表层的变化。数量上的简单增减并不意味着实质的推动，正如许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政府职能不转变，只是简单的机构改革效果有限，且屡次陷入精简增长再精简的怪圈。因此，尽管中国的机构改革始终没有停止，维持五年一次的频率。但中国的行政改革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却始终徘徊不前。真正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行政改革多是隐形的，是一种非正式的规则和约束的改变，甚至是诺斯所说的“心智构念”的变化。这种类型的行政改革或者制度变迁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并在不断的变动和冲突下形塑了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种行政改革符合诺斯所说的改变交易成本、增加经济绩效的制度变革，例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基层行政结构的变化和中央地方政府关系的变迁。但在这种改革形成新的制度之后，却存在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问题。虽然中国的行政机构改革看似一直没有停歇，但始终未能在关键问题上有所突破。在更深层次的行政制度内，各种非正式的规则已经形成并内嵌于其中，过渡性质的体制具有的路径依赖惯性阻碍了进一步的改革。

正如许多学者观察并指出的那样，行政改革的现状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滞后社会经济的现实发展。中国行政改革滞后的表现在许多方面都是显著存在的。在经济领域，某些地方政府以宏观调控之名，大肆干预微观市场交易和企业活动，尤其是近些年来的房地产市场，由于政府对土地的掌控和财政资源的不足，“卖地财政”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微观经济活动之中。而在社会领域内，政府本应承担的公共服务供给却远远不足，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被投入到经济领域，甚至是私人领域中，公共产品的供给才会出现问题。而由此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都在考验着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能力。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严重不对称也是行政改革滞后的突出表现。但与中国行政改革近年来的滞后所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经济增长的表现。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如何解释在行政改革滞后情况下的这种增长？概括起来，已有的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已有改革所带来的动力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各种已有制度仍然在发挥其制度绩效作用，改革的惯性仍然存在，虽然这种制度绩效的发展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比，改革所形成的各项现实制度已经落后且发展速度滞后。但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行政改革仍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已有改革的边际效用仍然存在。政府退出经济、社会的部分领域给企业、个人所带来的自主权和激励对于经济活动的推动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在发挥作用。亚当•斯密所说的个人私有的动机能够带来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正是中国社会财富增长的过程，而在目前的中国这个过程已经形成且不可逆转。其次，外部环境的推动因素不可忽视。伴随着中国近十年来高速经济增长的是中国出口的迅速提高，出口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近十年则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推动力。这一推动力的形成是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的。全球化的过程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世界性市场，分工化、专业化、信息化的历史进程加速了各种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发展为后发国家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环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加上迅速的技术模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再次，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政府加强控制下的资源投入密不可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必然是建立在结构转变基础上、制度创新基础上的。单纯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制度不变、效率不变的情况下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实现产出量的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中央政府紧急投入四万亿刺激经济增长，在此带动下，各级地方政府也掀起了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投资活动。这种通过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很显然在短期之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得经济危机之下的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但这种依靠政府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和对市场的行政管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一种效率的提高，只是一种资源投资下的人为的增长。这种增长不但不可持续，其社会和经济后果却可能十分严重，对环境、资源所造成的破坏在短期内不可恢复。即政府在非常规状况下所采取的应急经济措施被作为成功的经验而加以推广、固化，在长期看来，这种不当的干预只会挤压市场的自由空间，降低市场所起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因此，尽管在行政改革滞后的状况下，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但这种经济增长与改革初期相比却存在质的不同，制度绩效提升被高投资、高消耗的政府投入型增长所代替。虽然这样的增长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明显成效，但增长背后的陷阱却不能忽视。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目前这种引致增长的管理体制一旦固化，就会陷入诺斯所谓的路径锁定。诺斯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再退出［14］。

2010年7月12日—17日，第28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主题是“新形势下的公共行政：限制性、创新性和持续性”，包括三个分议题“：重新诊断公共行为：角色与责任；加强国家对公民和社会的保护：价值观和回应；遗留问题的解决：现状、约束和机遇。”会议采取大会、分议题研讨会、地区或国家专场会等方式进行。共有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的450名代表出席会议，其中有70多名代表在各种类型的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本文仅就会议的基本特点、主要学术观点、各国行政改革的实践经验与教训、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启示等问题分述如下。

一、会议的基本特点

由于每届会议的时间、地点、背景、主题、举办方等各不相同，因此，每届会议都各有特色。本次会议共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亚洲学者与官员参与程度高

亚洲参会代表占代表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其中我国参与代表也明显多于往年；有超过一半的发言代表来自亚洲。与此同时，亚洲代表也比以前更为活跃地参与研讨，其他各洲代表对亚洲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也更为关注。亚洲代表之所以有比较高的热情参与本次会议，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亚洲各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实践经验与比较深入的改革反思；二是本次会议在印尼召开，亚洲代表的参会成本相对较低。

（二）政府职责、能力与治理模式是研讨重点

新公共管理运动初期，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政府职能与角色定位、治理模式构建为重点。此后，管理与服务技术、工具的科学化成为研究与探讨的热点。近年来，人们对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反思不断深化，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又使这种反思全面升温。在公共行政实践领域，以追求公共价值为主要目标的协同行政与公平行政逐渐受到重视，逆市场化、民营化和分权化以及源于此的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能力建设成为一种新潮流，而在国际行政科学研究领域，对政府职责、能力与治理模式重构的探讨再次成为热点，且超越“政府规模”视角、“能力适度”成为研究重点。在三个分议题中，第一个分议题，即以重理政府责任与角色为核心的公共行为再审视成为提交论文最多的议题，共收到论文49篇，占论文总量的45%，而第二、第三议题中的相当一部分论文，也从政府如何履行职责、更好履行职责的角度阐述了政府在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应具备的能力。

（三）实证研究成果是主体

一、选题得当与否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关系论文的成败。

在选题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有下列几种：

一是选题过大。有的同学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是写论文，就应该好好论它一番。所以选题很大，如“试论改革开放”、“论党的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有的初稿洋洋洒洒几万字，仍然没有论述清楚。选题太大是不合适的，小一点，具体一点，把问题讲得清楚一点为好。

二是选题过难，即选择的题目难度较大，学生除了时间、精力的限制，在资料方面也有局限。有人想在短时间里探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这是难于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都应该探讨，但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作长期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完成。

三是选题陈旧。选题陈旧，缺乏创新精神，照搬别人的材料和结论，缺乏新意。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敢于提前人没有提出过或尚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学生论文的选题最好多选一点与现实生活、当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课题，注意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予新的解释。

二、标题中常见的问题

标题是论文的眼睛，居于全文之首，读者首先看到和关注的是标题，因此标题有“首因效应”，是窥见论文之要点的“窗口”。一些同学对标题起“指引内容、吸引读者”的作用认识不足，标题制作功夫不够，常出现以下毛病：

1．标题模糊、不确切。一些论文标题模糊笼统，过于抽象，读者看了标题不知道论文要论述什么，抓不住中心和要领。如：有一篇题为《党的喉舌》的论文，是论述报纸还是论述广播?都不是，作者写的是农村宣传网。像这种含义很不明确的标题必须加以修改，使其含义明确。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阵地美国，从1984年始就有学者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①，继之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他们以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为分析基点，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献中研究方法的质量问题[1]62。国内张成福于1996年发文[2]拉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继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出版后，国内学界纷纷借鉴其中的评估框架来检视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从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转向量化评估。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内容决定形式，研究主题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对学科知识的累积和内容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根本的贡献。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献中，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来比较全面检视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论文仅有两篇③：曾峻[3]通过检视在国内9本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编著存在的问题，但由于该文发表较早，所选书目偏旧，样本偏少，所得结论局限于公共管理学（不包括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教材；另一文[4]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评估指标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210本教科书突破前述研究样本量的局限，但是国内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所限制的扩大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典型样本为主，并把范围扩大到公共管理学类（包括行政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中外经典教材。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局各科室（所、中心）、局属各单位：

根据省司法厅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2012年度理论调研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全县司法行政系统理论调研工作，探索研究我县司法行政改革与发展的新对策、新思路，推进科学决策，促进2012年各项工作任务的全面落实，现就做好2012年度司法行政系统理论调研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县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司法局党组中心工作，深入研究司法行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领域、新途径，努力为推进我县司法行政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水平提供理论支持。

二、工作重点

结合今年理论调研工作的重点，县司法局拟定了2012年度全县司法行政系统调研参考课题（见附件）。各科室（所、中心）、局属各单位要根据县司法局拟定的调研参考课题，结合实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活动。

三、工作要求

（一）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各科室（所、中心）、局属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要结合工作实际，紧紧围绕司法行政工作实务以及各项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积极撰稿，为推进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献计出力。

［摘要］行政管理队伍建设是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剖析当前高职院校行政管理队伍激励的现状与问题，发现由于教育政策体制束缚及考核评价体系的不完善，导致行政管理队伍建设直接制约了高校的发展。鉴于此，必须要突出行政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同时借鉴西方激励理论，构建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和考核激励机制是强化高职院校行政管理队伍建设的应有之策。

［关键词］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建设;激励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政策的深入，高职院校规模快速扩张，但质量问题也逐步凸显。为此，国务院在“十二五”期间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2016年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财政厅出台了《关于实施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建设计划的通知》(粤教高函﹝2016﹞155号，明确提出实施广东省一流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在广东省建设18所一流高职院校。一流高职院校建设的战略支点是一流的师资和一流的管理。高校行政管理队伍作为实施高校管理的主体，担负着学校发展方向、师资建设、人才培养、校园建设等管理重任，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建设和管理等问题也成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因此，在新形势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今后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另外，加强行政管理队伍建设，激发行政管理队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推动高校改革创新、稳定发展，提高整体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具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基于西方经典激励理论，对高校行政管理队伍的激励机制问题进行剖析并探寻其优化的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激励理论综述激励是管理的核心，其本质是激发人的内在动机，调动人的积极性，引导人们按照组织或个人所追求的目标，采取相应的行为以实现既定目标。激励的过程就是在内外刺激下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心理过程。目前学术界的激励理论主要分为内容型激励理论(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克莱兰的成就需求理论、奥尔德弗的ERG需要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弗鲁姆、波特、劳勒的期望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和行为修正型激励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海德、罗斯的归因理论)。

(二)高校行政管理队伍激励的相关研究本文所研究的“高校行政管理队伍”主要是指高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行政管理人员，指从事行政管理的专职人员或以行政管理工作为主的人员，这些人员的集合就构成了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包括校级领导、中层管理干部、基层行政人员。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高校激励机制”为主题，从2010－2017年间，检索到期刊1346篇论文，硕博论文138篇。以“高校行政队伍建设”为主题，从2010－2017年间，检索到期刊440篇论文，硕博论文269篇。可以看到，目前对高校激励机制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教师、辅导员、科研人员身上。对高校行政管理队伍的激励机制的专题研究还比较少，尚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

三、高职院校行政管理队伍激励的问题与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