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知识范文

一、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界过程的自然科学系统

自然科学研究是人类最富有创造力的社会活动，这一探索过程是科学工作者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科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历史。科学研究活动作为一种探索和揭示自然界奥秘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第二阶段是搜集有关该问题的感性材料或经验事实；第三阶段是对搜集到的经验事实进行分析整理；第四阶段是在整理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有关科学假说，对有关经验事实进行统一解释，即解决原先提出的问题；第五阶段是对科学假说或解释进行严格检验或验证。科学研究过程的这五个阶段密切联系、环环相扣，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组成了自然科学的过程性系统。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坚持认为，科学研究起始于问题，因为有了问题才能引发研究。当确定了所要研究的问题后，科学工作者为了解决问题，就要搜集尽可能多的感性材料或经验事实。众所周知，为了获取解决有关问题的经验事实，通常是运用观察和实验方法。实验方法之所以成为近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是因为它本质上是科学工作者运用人工方法“创造”自然现象。由于这些自然现象是科学工作者根据一定理论的指导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所以它可以为科学工作者提供系统的、精确的、典型的、纯粹的、定向的、专业的经验事实，从而使他们获得科学研究所需的数量多、质量高的感性材料。事实上，今天科学研究所需的绝大部分感性材料或经验事实都是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科学工作者获得了大量有关经验事实后，就必须运用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分类、类比、比较等方法对之进行整理加工，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科学假说，对这些经验事实作统一解释和推演出有关结论（如定律、预言等）。那么，人们如何才能知道科学工作者提出的科学假说究竟是否正确呢？或者说，人们如何检验、判断科学假说的对错呢？不用说，只有通过经验对照加以检验或判断。如前所述，由于实验方法能够为科学工作者提供系统的、精确的、典型的、纯粹的、定向的、专业的经验事实，所以，今天绝大多数科学假说都要通过实验才能得到严格检验。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比如，生物界为什么总是遵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遗传规律，无一例外，这一遗传现象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遗传学的先驱和奠基人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首先发现并提出了这一人们司空见惯的问题，并着手进行解决。为了搜集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感性材料，孟德尔用豌豆做杂交遗传实验，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得到了系统、丰富的第一手科研材料。在此基础上孟德尔对所获得的这些感性材料进行了科学的比较、分类、分析、综合和归纳，最后，他得出了奠定生物遗传学的两大基本规律：孟德尔分离定律和孟德尔独立分配定律。这两大定律在后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验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分子生物学的进步。20世纪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最终搞清楚了生物的遗传基因在生物遗传中的决定性作用。很显然，科学研究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界活动的一种过程性系统，其五个组成部分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二、作为社会文化组成部分的自然科学系统

“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3］1因此，“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科学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性”。从实际情况看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学习的科学（及其技术）是西方文化基因的产物，带有非常浓厚、明显的西方文化特色，就如同中医学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产物，带有非常浓厚、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一样。中国人有目的、有意识、大规模地学习、引进、移植西方科学仅仅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仅仅是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考虑。既然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它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本身的各部分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而且它必然与其相应的文化基因吻合，并且相互匹配、相互协调一致。从总体上看，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价值观决定人们研究的目的和研究什么；其二，思维方式或哲学思想决定人们如何研究或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其三，信仰信念决定人们研究的信心和如何看待其研究成果。之所以不同的科学形态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或本质差异，正是由于自然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子系统，其内部的基本文化要素，如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信仰信念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首先，价值观决定了人们是否研究、探索自然界奥秘或研究什么问题。以西方科学为例，其价值观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古希腊人一开始就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因而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认识自然界，以达到驱除愚昧、满足人类好奇心的目的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昧，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这就是说，古希腊人认为探索自然界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人类最值得做的事。第二是古希腊人认为只有认识了事物背后的原因才算认识了该事物，仅仅认识事物的表象，只是感性知识，只是经验，而感性知识或经验是不可靠的。留基伯最先提出了“因果原则———没有什么事情无缘无故而发生，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原因和必然性”。亚里士多德更明确地指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因为“明白了原理和原因，其他一切由此可得明白”。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开始，直到文艺复兴后近代科学的诞生及发展，西方科学始终都把探索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作为研究的主要指向，因而随之也成了西方科学的本质和最主要特点。其次，思维方式决定了人们如何研究或通过什么方法、途径研究自然界。作为文化子系统的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因素主要表现在其形而上学基础和方法论两个主要方面。康德曾明确指出：“一切本义上的自然科学都需要一个纯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寻求的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在康德自己看来，这个作为基础的纯粹部分唯一地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没有这些哲学思想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科学将成为空中楼阁。方法论对西方科学的要求更为明显和重要。可想而知，进行科学研究如果不运用观察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分析方法、分类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比较方法等适当的方法，科学将寸步难行。从科学史看，西方近代科学之所以从自然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并得到迅猛发展，正是这些科学方法的功绩。不言而喻，科学方法论本身就是哲学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哲学），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同时方法论也最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人或一种文化模式的思维方法。再次，信仰信念决定了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信心。西方科学的信仰信念前提主要基于两类：一类是宗教的，另一类是世俗的。基督教认为，整个宇宙都是上帝创造的，因而是有序的、完美的、简单的、和谐的、有规律的。基督徒研究自然界本身就是对上帝的赞美和认识上帝的伟大。这就是说，“人们必须研究上帝的创造物以便更好地理解上帝本身”。实际上，西方绝大多数科学家集研究者和基督徒身份于一身，牛顿、哥白尼、孟德尔、爱因斯坦等都是如此。爱因斯坦甚至明确指出：“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西方人在研究探索自然界奥秘的世俗方面的信心来自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因为“数”是简单的、有序的、有规律的，所以整个宇宙也是简单的、有序的、有规律的。这种简单性、有序性和规律性可以用“数学”精确地表达、反映出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整个近代科学的发展过程，像哥白尼、开普勒、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几乎都是虔诚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总之，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内部的几乎一切要素都与文化基因，即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信仰信念密切联系、相互吻合、相互协调，从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使科学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

三、作为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性研究、应用科学知识的实践和教育。这三个组成部分紧密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自然科学这一社会性系统，并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密切联系，相互协调一致，共同构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性系统或社会领域，基础性研究是其核心或基础。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系统之所以能够发挥社会生产力功能，能够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主要是由于它能够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成果来指导人们进行技术发明、技术创造，从而使人们更加有效地进行社会实践，而且能够通过揭示自然界的奥秘以达到驱除愚昧，满足人类求知的本性，使思想科学化的目的。从本质上看，科学的基础研究过程相当于科学家在进行着“创造”知识的活动，即“创造”出人类以前不知道或还“没有现实地存在”的知识，如牛顿“创造”出万有引力理论，麦克斯韦“创造”出电磁场理论等等。而技术实质上是“应用”知识。科学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技术则是对自然界的有效改造和利用，是社会实践。这就是作为社会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系统内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本质关系。不过，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要想得到应用或用来指导社会实践，就必须被大多数人所掌握，否则，科学知识的应用也仍然是一句空话。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科学知识被大多数人所掌握呢？不言而喻，必须通过教育，没有教育，自然科学系统既不能正常运行，也不能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因此，教育作为科学知识传承、应用的必要和唯一途径，必须包括在自然科学系统内。当然，把教育包含在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内并不仅仅是基于教育是科学知识传承和应用的必然要求的考虑。从现实情况看，作为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一部分的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为了科学知识的传承和如何把科学家创造的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变为推动经济发展或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杠杆，这就是国家普及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主要目的。但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要培养出能够“创造”知识的科学家来。很显然，如果培养不出“创造”知识的科学家，自然科学系统“创造”不出新知识，那么知识的应用，即技术发明或技术创造就是一句空话，就是空中楼阁。所以说，教育作为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重要功能有二：一是培养传承和应用科学知识的人；二是培养“创造”科学知识的人。这充分说明，自然科学与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这正是我们通常都把“科教”作为一个词来使用和理解的重要原因。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社会一个重要活动领域的自然科学社会性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性研究（即关于自然界知识的“创造”活动）、应用科学知识的实践（即技术或对自然界的有效改造和利用）和教育（培养创造、传承、应用科学知识的人）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四、启示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无论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界的成果、人类探索自然界的过程、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还是作为人类的社会活动领域，都是一个由内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部分构成的系统或有机整体，这一系统或整体又与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匹配、相互协调一致，共同构成了社会大系统。这意味着，科学创新或科学进步是整体性的，它受到其他诸多思想因素、文化传统因素、教育因素等方面的强烈影响。中国之所以科学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其根本原因是中西方文化基因之间存在差异，正是这种文化基因的差异才导致了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解，对科学教育的误解，对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错误设计。其实，科学无论是作为认识成果、探索过程、文化子系统，还是作为社会活动领域，都与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信仰信念紧密相关，因此科学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带有鲜明的文化色彩。我们完全可以把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看作是这样的过程：哲学（思维方式、价值观、信仰信念等文化基因要素的集中体现或结晶）→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认识或关于自然界的理性知识）→技术（应用科学知识进行技术发明和创造）→工程（生产实践，变为实际的社会生产力）。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哲学或文化基因是科学的基础，是自然科学诞生及发展的土壤和养料；而自然科学又是技术发明或技术创新的基础或前提；至于工程则仅仅是技术的实施或技术的应用。所以说，我们要想在工程上取得突破，就必须在技术上取得突破；而要想在技术上取得突破，就必须在科学上取得突破；而要想在科学上取得突破，就必须在思想上取得突破，真正全方位改变、解放中国人的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那么，如何才能全方位改变和解放中国人的思想呢？当然，这就要求用教育促进人的思想的自由化和多元化。然而遗憾的是，包括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科学技术人员、研究生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都未弄明白这一重要问题。现在是到了我们对哲学、科学、技术、工程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消除误解的时候了。因为说到底，任何创新都是思想观念的创新，只要思想观念彻底解放了，创新成果就会层出不穷，而自然科学尤其如此。

一、学前教育阶段自然科学教育的目标分解

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教育总目标，在时间单元或活动单元授课计划中，具体分解为：自然科学情感态度的培养目标；自然科学知识经验的培养目标；自然科学方法的培养目标。

二、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自然科学培养目标

2.1科学情感态度。

2.1.13-4岁。（1）幼儿乐意参加科学活动；（2）喜爱动植物，能注意周围的自然环境；（3）开始表现出探索自然现象和参与制作活动的乐趣。

2.1.24-5岁。（1）幼儿能主动参加科学活动；（2）喜欢探究周围的自然界；（3）关心、爱护动植物和周围的自然环境；（4）愿意参加制作活动。

2.1.35-6岁。（1）幼儿喜欢并能较长时间参与科学活动；（2）能主动探索周围自然界并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寻求答案；（3）能关心、爱护自然环境；（4）能集中于自己的制作活动。

2.2科学方法技能。

摘要：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免费开馆以来，媒体和公众对其展示内容反响强烈，均表示西藏有了这样的场馆，广大公众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了解西藏科技发展的窗口，见证了西藏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现状，极大的激发了科学智慧和灵感，高科技的展陈手段和丰富多样的知识结构让公众大开眼界，倍感震撼和自豪，备受教育，有较大的视觉冲击力，无疑对公众尤其对西藏的青少年科技启蒙教育、科学知识普及、宣传西藏建设成就、建设青藏高原具有影响力的科普平台等具有划时代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科普;博物馆;平台建设

首个西藏科技之窗的建成运营影响巨大，区内外各相关单位、团体、个人纷纷表示希望到此一览雪域高原之窗。在有限的时间里，参观公众通过微信、网络、电话等多媒体信息平台将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开馆盛况传播至世界各地，并得到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在筹备建设之初各项基础工作扎实，尤其是在内容结构上和组织形式上都凸显出西藏民族特色与现代艺术表现手法的交织融合这一亮点，进一步提升了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作为西藏自治区宣传科学文化、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窗口作用，对加强西藏科普平台建设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背景和基础

1.1历史沿革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科普平台的建设是一项庞大的基础工程，程序严谨、专业性高、涉及面广是建设中的难点，除了有自己内在的客观规律外，还需要有资金、展品、时间保障，国际上建设一个这样的科技类博物馆，从公众需求量分析、市场调查研究、相关资料整理、展陈品分类选择、筹集资金，到脚本策划、载体设计、展示空间规划、展项制作、布展安装等往往需要十年时间甚至更久。而西藏在这些方面不仅没有基础，技术力量也很薄弱。面对这些难题，筹备之初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在时间紧、任务重、资金缺乏、工作人员少的特殊情况下，克服多重困难，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充分发挥科技的资源优势，邀请国内外院士专家专题咨询、建言献策，努力使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筹备工作向前稳步推进。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于2008年正式成立筹建管理组织，2012年2月正式开工建设，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完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制定相关规章制度，通过实施专业化管理，形成分工协作、各负其责、统筹协调的工作、协调、决策三级会商机制，在施工现场形成业主代表、管理公司、工程监理三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共同解决施工各个阶段日常技术施工难点。在工程规范管理过程中，对质量、安全、进度、投资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控制，确保了工程顺利完工。

1.2建成运营经过多方共同努力，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于2015年10月开馆试运营，试运营期间主要承担了接待社会各界人士免费参观的任务。截止2017年12月，接待国家相关单位和领导、内地、西藏相关单位、军队、学校团体近120个，参观群众累计超过10万人次。通过随机抽样调查（以2015年10月1日至10日开馆试运营数据为例），其中青少年参观人数约占总参观人数的48%.日接待观众最高纪录近3197人次，平均每日接待观众量超过1500余人次，这样的参观效果，远远超过了预期。针对开馆试运营期间整体运营情况分析，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在运营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1.2.1人员流量情况。根据整体观众流量分析，青少年相对主要集中在科技馆、4D影院、球幕影院、互动展项等区域，其他展厅观众流速相对较快。由于服务人员不足和基础设施、商业区域暂未完善，观众服务区和休息区内流量较少。1.2.2人流高峰时间。主要集中在12∶30至14∶00左右，节假日和旅游旺季人员出现高峰。由于许多观众获得试运行开馆的信息较晚，加之试运行时间有限，大量群团组织参观体验在后期才凸显。1.2.3游客的兴趣喜好分析。中青年主要驻足观看自然馆、科技馆各类标本及场景景观情况，青少年主要集中科技乐园及球幕、4D影院参与互动环节，个别行业领域出现专业人员重点进行兴趣性探讨交流。通过数据来看，后期展陈内容开发潜力和空间较大。1.2.4工作人员投入、设备运行情况。试运营期间投入工作人员共计105人，包括西藏大学讲解人员31人、筹备人员24人、各施工单位25人、保安保洁人员25人。场馆所有设备（水、电、展厅设备等）运行正常，无重大事故发生。科技馆展品有部分损坏，主要是互动设施设备配件、模型等有部分损坏，影院播放设备因观众需求强烈连续播放时间较长曾出现投影仪故障，但很快得到解决。

1.3科普平台运营理念探索1.3.1理念宗旨。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始终坚持面向公众、服务社会的办馆宗旨，以扩大科技文化交流、展示科学技术成果、营造科技创新氛围为着眼点着力点，以增强展览教育能力、提高服务质量水平为出发点落脚点，在大家的摸索和思考下，以确保整体安全运营为目标，按时逐项开展工作，开馆期间在观众咨询台、展厅设立各类观众意见箱，并收到了大量的宝贵意见。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还坚持每天注意观察和了解运行情况，每天进行汇总分析，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和建议，并对观众结构和需求情况进行分类、评判等。1.3.2精心策划系列青少年科普活动。开展“红领巾手拉手送温暖”以少先队活动课，小朋友们通过自我介绍、交流各民族新年民俗、才艺表演和互动小游戏等结成了一对一手拉手小伙伴。开展“劳动最光荣”为主题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科普教育活动，通过设立“小科学达人”，制作“五谷杂粮”标本、组装“排障机器人”和“爆炸实验室”等科学实验，让孩子们感受了科学知识的无穷魅力。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还通过馆校结合、“三区”人才计划、科技进社区等多种形式经常性深入基层开展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和贴近群众生活实际的科普活动。选派精干力量深入基层，在林芝市、那曲市等地多次开展科学表演及VR设备体验活动，深受当地群众和师生们的喜爱，特别是激发了孩子们学习科学知识的浓厚兴趣，启迪了孩子们学习科学知识的创新思维，提高了孩子们懂科学用科学的学习能力。通过系列活动潜移默化的熏陶了青少年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热爱科学的高尚情操。1.3.3建立健全正常运营管理模式。根据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实际情况，结合区内外科技类博物馆管理运营模式，聘请专业化物业管理公司、设备维修维护公司等进行全面开放运营管理工作。紧紧围绕场馆内外服务、管理工作需求，进行详细的岗位分析，采取“编制内人员+物业管理人员+社会聘用”模式组建一支专业化、服务化的运营队伍，同时制定全面有效的管理制度，不断充实了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管理运营理念。1.3.4加强业务能力培训。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注重提高人员的专业业务能力与综合素质，在运营期间，分批次派遣干部职工分赴内地围绕管理干部能力提升、讲解能力提升、展陈专业技能提升、活动专业技能策划等开展再学习、再教育，派遣展教一线人员参加全国科技馆辅导员大赛，并到全国决赛现场观摩学习，积极参加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组织的交流活动，这些举措增强了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与内地场馆学习交流经验。在运营特殊时期，考虑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工作任务重、人员紧缺的实际，采取分批次、分岗位到内地博物馆挂职锻炼、重点学习等合理有效的方式，对工作人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业务技能培训，并初步建立了科学合理的人员培训机制。

2新形势下科普平台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等多种知识底蕴

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不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而且需要多学科的、交叉性的知识储备。爱因斯坦曾言:“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4］不同学科的理论、知识、观点、方法与技术的交叉、碰撞、吸收、融合与共振，能改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能力结构，形成单一学科所不及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处理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就是一门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与科学技术社会论等多种学科知识的互补，该课程所蕴含的知识有利于培养当代研究生的创新素质与创新能力。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一定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自然辩证法概论”不仅研究自然界及其与人的关系，而且研究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五部分。“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演变来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容、方法及其人文蕴涵，研究自然、社会及其相互关系。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必然包含大量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反之，如果把这些知识排除在“自然辩证法概论”之外，那么它也就只能凭借思辨、猜测、臆想甚至幻想等手段进行研究，而这些属于人类早期的做法，或者说是宗教、神话、文学的做法。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融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英国科学家斯诺提出“两种文化”(即人文科学文化和自然科学文化)，指出人文科学文化与自然科学文化分裂的危害。杰罗姆•凯根提出建立“第三种文化”，即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文化。但高度分化的当代科学为其融合设置了障碍。“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便于学生对同一事物或同类事物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理解与认识，沟通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实现对事物立体化、真实化的理解与认识。这种理解与认识可能是相互协调的，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但无论怎样，都是对真实世界、现实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以这些理解与认识为基础，以现实事物为基点，协调、统一、融合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问题时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解决与处理，实现自然与生态、科技与国家、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缓解、预防或避免生态、环境、能源、人口、社会等问题的发生。

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多种思维底蕴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既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较强的课程，具备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批判思维与辩证思维等创新能力所需要的思维底蕴。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理论思维是人类在知识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认识事务本质、规律和普遍联系的一种理性思维。从课程内容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涉及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概念、观点与理论，这些理论能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课程性质方面讲，“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属于哲学门类，哲学是抽象思维较强的学科，哲学类课程的学习过程就是对抽象思维能力锻炼和提升的过程。如，对生态自然观部分的学习，既要理解和掌握相关系统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也要理解和掌握生态科学的概念、观点和理论;既要从科学视角审视生态自然观产生的现实根源与逻辑必然性，也要从哲学视角审视其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必须运用理论思维，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如爱因斯坦、玻尔、波恩、贝塔朗菲、普里高津等。著名物理学家波恩指出:“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都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研究生教育要超越感性思维与经验思维，培养和锻炼研究生形成普遍性、规律性认识的抽象思维。“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多学科交叉的哲学性质的学科，其抽象程度与理性思维水平要高于一般的专业科学理论，能够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所谓批判性，就是人们对已有的理论知识、思想观念等提出怀疑，并通过科学研究寻找真理，实现对现存事物的改造和思想理论的革新。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在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同时带来了资源匮乏、生态危机等问题。“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不仅是对现实的了解和理论的学习，而且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内容作批判性考察，考察其理论根源、现实根源与价值观根源。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的学习，不能简单认为科学技术是好的、万能的，也不能简单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运用都是善的、正当的，而要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态及其在社会中广泛应用的科学技术根源、现实社会根源与科学技术观根源。对既定事实与理论的怀疑与批判是创新素质与能力的重要内容。如果一味地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崇拜偶像、迷信权威，就只能复古守成，难以创新。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才能对不断变化的事物去伪求真，追根溯源。是对前人既定的理论框架完全接受，还是大胆反思和批判、推陈出新，成为评判人们是否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重要参量。“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倡导批判性的科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科学追求，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的批判思维能力。第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的辩证思维能力。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自然辩证法概论”以辩证的视角理解人、自然、科学技术、社会及其之间的关系。如，对科学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可确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可证伪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个体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社会性的一面;既要理解其“小科学”时代的意义，也要理解其“大科学”时代的意义;既要理解其简单性的本质，也要理解其复杂性的本质;既要理解其对人类社会积极性的一面，也要理解其消极性甚至破坏性的一面;既要理解与认识科学，也要理解与认识非科学、伪科学与反科学;既要避免科学主义，也要避免反科学主义。

三、“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沟通科学、技术、社会与人文的实践底蕴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把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的问题意识;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等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素质和能力。第一，“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增加研究生把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的问题意识。自然辩证法首先强调技术进步的机制与科学家的创造精神，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与创新既有科学技术自身的推动力，也有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的牵引力。科学技术的研发需要着眼于、致力于社会需求;着眼于、致力于社会需求的科学技术的研发成果能够更有效地转化与应用，造福社会。但这种研发行为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具有把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的问题意识。“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立体化地研讨科学技术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问题，不仅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把专业理论应用于社会的问题意识，而且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创造性地把专业理论应用于社会的问题意识。第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有助于培养和锻炼研究生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等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素质和能力。“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涉及的知识，不仅仅是“象牙塔”或“楼阁”中的知识，还包括现实社会中的知识;不仅仅是理论状态的知识，还包括理论知识运用到现实社会时所产生的效果与影响。“自然辩证法概论”从科学技术与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视角理解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不是悬置在空中的孤立之物，而是在世俗社会中与自然、人类息息相关之物。从本性上讲，科学技术是属人的、为人的;否则，科学技术就可能异化成人类的对立物，损害或控制人类的生存和安全。如，高度发达且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运用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既有助于产生便利、舒适的人类生存工具与环境，也伴生了物质崇拜、人性异化、意义淡漠、价值虚无等问题。在科学技术的实践活动中而非脱离其应用语境的抽象概念中理解科学技术，有助于研究生把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从理论迁移到实验室、从实验室迁移到试点或试验区、从试点或试验区迁移到社会生产与实践中，从而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与素质。创新型人才是国家、社会与时代的需求，是实施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的关键，是建设创新型社会与创新型国家的关键。研究生阶段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阶段，“自然辩证法概论”是帮助硕士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培养硕士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增强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知识底蕴、思维底蕴与实践底蕴。换言之，“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具有丰厚的创新意蕴，能够履行“为国服务”的重要功能。“在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浪潮中，自然辩证法大有可为。

作者：智广元刘霁堂冯慧卿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思想政治学院副院长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学科出现了整体化和综合化发展的趋势。许多交叉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不断产生和发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并融合，人文编辑接触的稿件中也难免会涉及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本文对人文编辑提升科技素养的重要性、人文编辑需要具备的基本科技素养的具体内容及提升科技素养的具体途径进行阐述。笔者认为，人文编辑需掌握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加强对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学习，学习和掌握科技书刊的基本编辑规范，并通过自学、向科技编辑请教、编辑部的定期业务学习以及参加编辑培训班等方式，培养自己的科技素养，以便在编辑工作中更好地把好审稿和编辑加工关，减少编校差错。

关键词：人文编辑；科技素养；提升途径

中图分类号：G23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883（2020）10-0186-02提起编辑，人们通常认为是指人文编辑。随着文化活动相互渗透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交叉融合日渐加强，编辑工作的内涵扩大了。就日常加工稿件的范围而言，编辑可大致分为人文编辑和科技编辑。什么是科技素养呢？简言之，科技素养可以解释为对科学的理解及其对社会经验的应用。科技素养内涵丰富，本文阐述的科技素养是指在当今科技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人文编辑应必备的科学知识与技能、科学方法与能力、科学精神与态度等方面的基本涵养。通俗地讲，就是具备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及技能。特别地，对特定对象人文编辑而言，也包括掌握科技书刊编辑的一些技术规范。之所以强调人文编辑需要提升科技素养，是因为人文社科类稿件中也会涉及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而作为责任编辑的人文编辑如果对这些科技知识很陌生，将会导致差错的产生。人文编辑非常有必要提升自己的科技素养，这样才便于对稿件进行审稿和编辑加工，编辑工作中才能少出差错，以保证书稿的整体编校质量。以下就人文编辑提升科技素养的重要性、科技素养的基本内容及提升的途径加以阐述。

一、提升科技素养的重要性

编辑有专业分工，人文编辑审读和编辑加工人文社科类稿件，科技编辑则对科技类稿件进行审稿和编辑加工。然而，虽有专业分工，但编辑在审稿和编辑加工过程中，不可能只接触某一类书稿，出版单位也不可能为所有细分的专业稿件专门配备特定的编辑。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学科出现了整体化和综合化发展的趋势。许多交叉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不断产生和发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并融合，在人文编辑接触的稿件中也难免会涉及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方面的知识。这种学科间的渗透与融合，对人文编辑的传统知识结构的要求提出了挑战，要求人文编辑必须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了解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并会初步应用，具备基本的科技素养。另外，现代编辑出版手段已走向信息化和高科技化，人文编辑要能分享信息化的便利，以全新的方式进行组稿、审稿和编辑加工，也要求他们熟悉出版流程中应用的科技手段，掌握一定的科技技能。编辑的职业特性要求编辑建立起既专又宽的知识结构，人文编辑的科技素养不能阙如或弱化。人文编辑的知识丰富和多维化了，科技素养提升了，才能更好地把握稿件，保证稿件的编校质量。综上所述，人文编辑除要掌握学科的专业知识及编辑业务知识外，还需要知晓基本的科技知识，具备作为一个编辑应有的科技素养。这样才能适应学科间知识的日益交叉融合，才能胜任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的编辑工作。

二、提升科技素养的内容

（一）掌握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

科学发展的趋势是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不断涌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因此，人文编辑在具备编辑业务和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尽可能地学习并掌握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知识。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在高中阶段就实行文理分科，许多人文编辑的数理知识也就停留在中学阶段。由于不经常应用，这些基本的数理知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遗忘。因而，加强基本科学技术、基本数理知识的学习，熟悉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就非常重要。编辑首先自己要“会”“懂”或“知晓”，然后才能审稿，才能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

1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始于那些持怀疑论的人文主义者，在笛卡尔时期，达到了顶峰。笛卡尔建立了理性化科学观念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去实现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在笛卡尔那里，他主张使用“普遍怀疑”的研究方法来检验一切知识的可靠性，用怀疑的态度来审视外在世界，对任何事情都要用怀疑主义的态度，这种“普遍怀疑”的研究方法认为，一切事物，包括知识在内，都是值得我们怀疑的，但只有“我思故我在”是具有确定性的，他以“怀疑”的方法去质疑一切事物，为的是要通过“怀疑”来寻求那种“无可置疑”的确定性的、真理性的知识，并要以此作为建立科学体系的坚定基石。在笛卡尔看来，感觉、经验都是不可靠的东西，而科学知识作为确定性的、真理性的知识体系大厦，是不可能建立在感觉、经验这些包含不确定性的、不可靠的东西之上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可靠的，无可置疑的，且又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东西呢，笛卡尔认为，这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确定性的东西就是存在于人的理性之中的那种“天赋观念”。笛卡尔这种以怀疑一切来追求确定性的哲学思想，涉及到了理性主义的精神，也可以说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是实证主义的先驱。笛卡尔主张要在人之思维的怀疑力量之基础上，去分辨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理性知识，什么是错误知识。他向人们展示了人类追求确定性知识的基础，以及人之思维的怀疑力量，他所倡导的方法是一种演绎推演的方法，强调演绎逻辑的使用。而经验主义者则更多使用归纳逻辑的方法，所以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则更为靠近。在经验主义者的阵营中，霍布斯、洛克等人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思想的代表，他们认为要想获得关于对外界客观实在的认识，要想追寻真理性的、确定性的知识，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经验，人们唯有通过对各种经验进行归纳、分析之后，才能得到确定性的真理。经验主义者奉行的归纳逻辑的方法认为，要通过观察数据、进行实验才能够帮助人类找到那种一般性的规则。笛卡尔的演绎推演是想从“普遍”之中，得到“个别”，而经验主义者则是想从统计、归纳、搜集各种各样的数据资料之中，来得到一个一般法则。“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认为知识依赖于一个更高的逻辑结构；而后者强调感官知觉，或者经验才是正确知识的判断标准。”[1]经验主义者的代表之一，托马斯!霍布斯曾在其名著《利维坦》之中，指出科学知识就是为了寻求因果关系，科学家们所搜集、检验的各种各样的数据、资料，只有能够从中引出一个规律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经验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洛克也主张，评判知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感观经验，所谓正确的知识就是那种能够被经验所检验的知识。[2]其实，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不管是使用演绎推理的逻辑还是归纳逻辑，其目的都是一个，为了寻求真理，为了得到关于研究对象背后的确定性规则。

2逻辑实证主义者的预设思想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思想观点中，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预设主义倾向。所谓“预设”，就是要预先设定某种东西作为元概念或标准，然后再来谈论其他的东西，并且认同这种预设主义思想的人，都认为被他们所预设的事物，是具有独立性、自明性，是确定不变的。在这种预设主义思想的背后，透露的还是人之内心深处对那种确定性知识、规律的追寻体现。早在古希腊时期，研究自然哲学的哲学家们，就一直在为追寻世界的本原——万事万物之根本原因，而进行着努力思索和探求。在柏拉图那里，他为世界设立的确定性的本原是一种“理念”的存有，到了康德的先验哲学思想那里，他圈出了一个先验的知性范畴，设置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之间的区分，并预设了“自在之物”或“物自体”在“彼岸世界”的确定性存在。在逻辑实证主义盛行的时期，那时的科学哲学家们始终认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地非常完备了，科学就是真理权威的形象代言，凡是“科学的”就是具有确定真理的东西，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在这种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强势传统影响之下，都致力于用自己的理论为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制定一种确定性的逻辑原则和经验标准，凡是与这些确定性的要求相符合的就是“科学的”，能通过这种逻辑检验、经验验证的，才是具备确定性的知识。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实验的科学家们，总是在反复观察、实验之后，记录、总结实验现象发生的规律，进而建立理论模型，力图营造一个确定性的概念知识系统，用以指导、说明、预测未来有可能出现的类似现象。但是，科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证明，经验验证、逻辑规则也并不是那么可靠，科学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时时刻刻都具有普遍确定性，在科学理论中也会伴随着相对性、偶然随机性、不确定性的出现。很多科学理论都是通过假说、假设的形式被人们所接受的，“对世界的更进一步的科学认识，没有从已知到未知的可靠有效的逻辑推理通道，只能在一定世界观信念之下，以科学假设并加以检验的方式，即猜想与反驳的方式推进。在科学认识中，从感觉经验材料、实验到科学假说到定律到理论，其间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复杂的不确定性因素，没有必然的逻辑推理，只是一个不断上升、跳跃的非连续过程。作为结论的知识的确定性在整个认识链条中是最薄弱一环的确定性。理论与感觉经验之间的鸿沟，不是在追求确定性的知识中消失，而是在这样的追求中不断地暴露出来——不确定性的凸现。”[3]这种对确定性进行执着追寻的理想，不但体现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也深深影响着社会科学的研究。“自然科学以它精确的实验、严密的逻辑一直被堪称知识的典范，因而自然知识被等同于具有绝对确定性的必然真理。这种确定性的知识观继而由自然科学蔓延至社会科学，人们往往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探寻和接受社会知识，根本没有或很少意识到知识不确定的存在。”[4]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在力图寻求普遍必然性的真理、确定性的思想，但是在科学研究中所凸现出来的那些不确定性，也是不容抹杀和忽视的。就算是牛顿所建立的经典力学模式，也并非能够用来解决一切自然现象和疑惑，奠基于经验、归纳、逻辑基础之上的科学知识，遭遇到现实生活中的反常、反例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或然性和不必然。自然科学所面对的自然界是充满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社会科学所面对的是更加灵活多变、富含人之独特性“意义”的生活世界，因此那种追求普遍确定性知识、定律的实证做法，无论是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都应当得到适当的变通。

3“钟”与“云”之间的徘徊

自古希腊以来的历史表明，人类一路上都在追寻着关于确定性的实证知识，但是科学哲学的历史却显示出，这种对确定性的追寻却逐渐地走向了确定性的对立面——不确定性、相对主义。这就好像是一个钟摆，在重力的惯性作用下，从一个极端，滑向了另一个极端。那么社会科学的钟摆到底是偏向那一边呢？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一书中曾经写过一个关于“钟”和“云”的隐喻。他在自然现象与自然过程中设置了两个端点——“钟”与“云”，那些自然现象、自然事件就都分布在“云”与“钟”这两个极端之间，“云”表征的是这样一种构造体系：它像云雾或气体一样，非常不规则、无秩序，又有点难以预测；而“钟”则表征着一种严密的结构体系：分布在这一端的都是规则的、有秩序的和高度可测的现象、事件。被列入科学领域中的所有的现象、事件和过程，都可以在“云”与“钟”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于“钟”和“云”这两个体系，一个代表了“确定无疑”，一个代表了“飘忽不定”，不同的理论思想对这两个系统有着不同的判断。如果从决定论的思维视角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云”系统这一端点，一切的事物、现象、事件发展过程等都是属于“钟”这个严密精确系统的，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云都是钟”。“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并没有论及云一类的事物，但它的成功使人们树立起这样的信念：科学理论终究可以解释一切事物，所有的云都是钟，认识就是一个逐步把左边的云移到右边的钟的过程。”[5]与“所有的云都是钟”这一论点截然相反的说法就是，“所有钟都是云”。支持后者的思想家们认为，经典的科学理论体系固然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很多的难题，并且也给出了确定性的答案。但是科学理论体系不是万能的，不是能够做到普遍有效适用的，总有科学触角延伸不到、力所不能及的领域，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是我们依靠现在的科学知识水平还不能达到完全理解、清楚说明的领域。即便是现在看来，某一些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已经发展地十分完备了，也不能武断地说关于这一领域我们已经全盘掌握了。更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认为“所有钟都是云”。不管是物理自然世界，还是社会生活世界，他们都并不是只遵循一种运动定律的主宰，比如在牛顿经典力学起统治作用的领域当中，也会出现反常和例外，偶然性法则、随机性定律也是无处不在地发挥作用的，这个世界不可能“安分地”被控制在一个确定性的规律、法则之下，复杂的系统、体系，更不可能只呈现一种单一、简单结构。所以，波普尔说，“这就使世界构成了云和钟的连锁系统，因此，甚至最好的钟在其分子结构上，也会显示出某种程度的云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云存在，没有精确的钟。”“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兴起和近代经典物理学的没落，原来的‘所有的云都是钟’的决定论的观点开始被‘所有的钟都是云’的非决定论取代。”[6]波普尔作为一个批判理性主义者，他提出要以证伪原则替代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证实原则，虽然他也支持经验主义的传统，但是他认为像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所要求追寻的绝对确定性是不可能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也被称作为假设—演绎的方法，在他看来，科学发展的逻辑，并不是遵循着那种培根式的归纳方法程序，即便是经过再多的实验检验、验证，也不能达到最终的确定无疑、永不更改的证实，一个科学理论，无论经过多少次的证明，但还是永远存在着被证伪、被否定的可能性，都存在着从“钟”的一端，摆向“云”的一端的可能，科学的进步，不是通过归纳来证实，而恰恰是通过不断证伪原有理论而实现演绎和发展的。实证主义者相信从直观的经验观察之中得到的数据资料，并认为在这种经验主义的基础之上能够得到关于事实本质的确定性知识，并能从中得到一般性的普遍法则。波普尔站在反实证主义的立场之上，就是要向人们展示科学的逻辑并不是由那些绝对可被检验证实的知识决定的，而是通过证伪原有理论来获得进步的，只有能够经受经验证伪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科学家收集经验事实材料、证据，不是为了证实，而是为了对理论进行证伪，科学知识就是这样一种不确定性的知识，其中充满了证伪或被证伪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被证伪性的知识恰恰又是人类所能够期望的最确定的知识，其确定性就表现在它的可被证伪性上。

4现象学与实证主义

科学与哲学有着深久的历史渊源，古希腊哲学家们所不懈地追求的事物本原，探寻现象背后的终极原因的一系列实践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科学实践。自然科学事业在近代的大发展，更是对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胡塞尔于1911年发表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文中，便渗透着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目标，即哲学应当摆脱形而上学式的虚假，哲学应当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事业。数学家出身的胡塞尔，总是以数学的严格性为楷模，追求一种具有不依赖于经验的绝对确定性的知识。在其哲学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这样一种信念：要把哲学当作为是一种严格的科学，他的宗旨就是要“面向事实本身”，追寻具有“明证性”的知识。在方法论上，胡塞尔也力求用一种面向事实本身的“看”和“直观”的方式，来把握事实。对于以往形而上学中的大话、空话，他更多地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他提出应该要求把哲学史上的那些“大钞票”，通通兑换成“小零钱”来使用。胡塞尔在其自身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也在不断地践行这种把“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信念，他始终认为哲学事业也是一种科学事业，要面对事实本身，去努力追寻绝对真理和明证性。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中认为，应该采用“直观”的方法，来面对事实本身，追求具有明证性的知识。他提出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主张要专注于那些本质性的、基本的和不可还原的东西。现象学的还原是一种从经验的层次提升到先验的层次的还原，这种现象学的还原方法，不同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中所主张的还原论，二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还原。“现象学还原的基本方式是现象学的悬置（epoche，这个词为希腊文，意味着‘抑制’，衍变为‘判断的中止’）。在我们与世界的认知关系中，我们的自然态度预设了外部时空世界的实存，并预设了作为心理及肉身个体的我们自身的实存。胡塞尔的现象学悬置将这种自然态度‘放进括弧之中’或让它失去作用。这种放进括弧的悬置并不否认事实世界的实存，只是抑制住关于这个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身体存在的判断。”[7]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先验地纯粹化了的体验领域。对于那些放入括弧中的东西，我们只是存而不论，终止判断，让意识能够自己显现出来。胡塞尔追求明证性知识的现象学研究，和前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所主张的是一种面向事情本身的方式，强调直觉、强调意识的意向性。对于每一种不管是实存的还是非实存的意向对象来说，他们都应该用其自身的方式被描述出来。为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胡塞尔首先对自然主义进行了批判。在自然主义的视角看来，所有现象通通都被划归为自然现象，即便是人之心理现象，也被当作是有赖于物理因素才能得以产生的现象，自然主义的教义要求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对待一切。胡塞尔认为，如果按照这种自然主义的做法，一味追寻自然科学的研究样式，就会把我们的眼界只局限在经验事实之上，甚至于将人自身的意识也变成事物化的东西。胡塞尔强调，意识应当被我们所重视，那些科学认识都是建基于意识之上才得以呈现的，所以，我们的研究方向，要从自然主义中走出来，转向对意识的注重和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而现象学正是对意识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也就是对实证主义、对经验科学的批判。他认为，现象学的指导原则就是要面向事情本身，“回到事物本身”，在对事物进行研究之前，不确立任何没有经过检验的理论，对于那些已有的理论和意见，先“加括号”“悬置”起来，不受“括号”里面内容的干扰，以便能够找到事物原来的显现给予方式。这种“悬置”就像是把那些传统的理论观点，不做肯定或否定的评论，只是加入括号之中，“存而不论”。

一、理解“科学史”

德文wissenschaft似乎更好地保持着“科学”的原意。而在中国，“科学”一词是个舶来品。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将科学中的自然科学的魅力展现十足，也正因如此，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了它的旅程。时至今日，自然科学似乎成了科学的全部，即科学就等同于自然科学。事实上，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错误。完整地理解事物才能有助于全面地把握事物，进而推动它的平衡发展。理解“科学”就需要宏观与微察。所谓宏观下的“科学”是指科学原本之意———“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的话，皆可被称为科学”。（康德语）因而，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是思维科学都应属科学。而微察下的“科学”即指西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日新月异的被狭义化成的“自然科学”———建立在数学和实验的基础之，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的系统化了的知识体系。出于此，卡纳普对“科学”的阐释似乎更完整———“我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包括所有的理论知识。不管它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或所谓的人文学科领域。不管是借助特殊的科学程序发现的知识，还是基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的知识。”

历史上，因认识“历史”的角度不同而存有不同的观点。作为讨论的前提本文选择了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其他多元理解不再赘述。“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一词，包含了两种含义。一种指过去所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思想和活动。二是它同时也指我们自己对它们的认识和理解。”当然，这其中所潜在的含义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但作为指代人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和说明的“历史”，大多数人还是能够给予认同的。试图给“科学史”作一个人尽认同的定义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科学”和“历史”的多视角理解就已经决定了“科学史”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例如，著名科学史家萨顿给科学史的定义为“：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它描述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它的目标就是解释科学精神的发展，解释人类对真理的反映的历史、真理被逐步发现的历史以及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中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而应在科学史中发现那些永恒的内容。”

又如，袁江洋曾提“：什么是科学史？回答很简单：科学史是历史。科学史研究什么？回答同样很简单：科学史，它如同一般历史一样，它研究人，揭示人性的发展与变化；哪里有人，哪里有人类文化，那里就有历史，那时就有科学史。”《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为：科学史一直是关于知识不断积累以及科学战胜无知和迷信的成功历程的记述。《辞海》对科学史有如下解释：以科学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是人类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描述和解释科学知识产生、发展与系统化的进程，是近代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定义者总是会基于对“科学”与“历史”的理解从某一视角提出对科学史的理解。因而，对于科学史的多元定义也是对科学史不同侧面的反映，这也有助于完整地理解科学史。

二、科学史教育的主题

以科学史为载体的教育就是科学史教育。科学史教育依据所学专业性质的不同而分为针对科学专业学生的科学史教育和针对人文科学专业学生的科学史教育。在具体的实施中，二者的科学史教育是有些区别，但从宏观而言，二者的科学史教育还是存在共性的———科学史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因此，这桥的“两端”就是科学史教育的主题———传播科学的同时传承人文。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是不断求真的，它总是在“是什么”的问题下苦苦追寻着答案。它的问题来源于客观世界，它的答案同样也关乎客观世界。因而，科学一直走在探索客观事物的路上。因为它走在路上，所以科学真理始终处于发展和被修正的过程中。科学史上多少科学事件是最好的印证。例如，托勒密的地心说是如何引发哥白尼革命的，开普勒是如何在哥白尼日心体系和弟谷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行星运动定律的，这其中所产生的天体知识分别是什么。又如，盖伦的心血系统为何能被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所取代……在一个个科学知识不断被修正的过程中，我们从中会对科学方法有所了解。可以说，科学史上的每次重大进展都与科学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能感受到科学家追求真理的那份可贵的科学精神。正是在科学精神的激励下，科学史上才会辉煌不断。从传播科学的主题意义上讲，科学史教育“通过重要的科学事实、概念、原理、方法以及技术发明的历史背景、现实来源和应用，对科学史上一些重大发现、发明过程的介绍和一些简单而典型的著名案例的学习以及通过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反例，使学生对相关科学知识本质的理解、对科学过程与方法的理解加深，并且培育学生的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

科学史是一幅人类探索科学历程的长卷，长卷中的任何一物均已深深地留着人类的痕迹。它反映着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以及那时的意识形态……这些都显有人文之痕。人文是求善务美的，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支柱，它总是关注那些“应然”的问题。回顾科学史，多少实例都闪烁着人文的光辉。仅举一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始终是真、善、美的使徒。他的科学的理性思维总是和善意的行为相辅相成，在他看来“只有按道德行事，才能赋予生活以美和尊严”。正因为如此，超越个人利害的献身精神与对未知事物的探求是他科学活动的源泉。爱因斯坦这位科学史上的科学巨匠更关注人类的前途，将科学与人类、与社会紧密相连，因而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文战士。诸如此类，科学史上不胜枚举。科学史是极具人文意蕴的。“它们表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那些传统中有一些把我们带回到古代或中世纪，另一些则始于昨天，但无论是古老的还是新的，这些传统使我们因过去而感到自豪，对未来满怀信念。它们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更聪明，更仁慈，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有科学的基础与科学的精髓；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科学有人文的精神与人文的内涵。”在科学史的长卷中，科学与人文始终相形而伴，因而，在科学史教育中科学与人文亦珠联璧合。

三、科学史教育与人的和谐发展

1自然科学类比浅显化增强理解力

五官科学中有些深奥的原理现象或问题，用讲授的方式通常是无法解释明了，如能在授课过程中用一个贴切合理的自然现象或情景来类比，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讲授指测眼压时，很难把正常眼压、高眼压及低眼压是怎样的感觉讲清楚，如果这时让学生触鼻尖感受一下，并告诉学生像这种韧感觉是正常眼压，而高眼压时如触额部硬感觉，低眼压时如触嘴唇柔软感觉，学生就会茅塞顿开；又如讲授虹睫炎的前房闪辉及Tyndall现象，很难讲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只要让学生看一看教室扫地后光线照入出现灰尘飘浮及反光束的情景，学生就会恍然大悟；还有在讲授视网膜脱离的病因及发病机制时，单纯的讲授很难讲透且枯燥无味，如果用在墙壁上贴画来作类比，学生通常会充满好奇感及浓厚的兴趣听讲。画要完全贴在墙上，画与墙之间不能有大气泡，如果有，画就容易脱离掉落，就象视网膜上皮层与神经感觉不能有大量积液，有则易脱离（即渗出性）；如拉扯画，画也容易脱落，同样视网膜如受到新血管等牵拉，视网膜也会脱离（即牵拉性）；如果贴好的画中间被划破，随时间推移划破部位会脱离，同理视网膜中间如出现裂孔，视网膜同样会脱离（即孔源性）。由此可见，有时用一些学生熟悉的生活中道理去类比，去理解那些看似高深莫测的知识，能使学生认知力及理解力得到提高。

2自然科学类比探知化提高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医学理论来源于自然，且医学对象也是自然物体，故其原理应遵循自然规律。而类比推理则是根据两类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已知对象具有某种属性，探知另一对象也可能具有该种属性的间接推理。故在讲授五官医学时，可从自然已知的规律或原理探知医学的规则或原理，如在讲授老年性白内障的临床表现时，白内障的发展与生活中的茄子果成长过程及其变化就极为相似，茄子果自然成长有四期：萌出期、生长期、成熟期、过熟期（在不摘取的情况下），同样白内障也有四期：初发期、未成熟期、成熟期、过熟期；茄子果成长全过程中由萌出期的白色变为成熟期的紫色，再变为过熟期黄色，同样白内障的发展过程中晶状体颜色也会变化，由初发期的白色变为成熟期的黄白色，再变为过熟期棕黄色；茄子果成长全过程中由小变大，但过熟期却水分丢失而变干变小甚至脱落，同样白内障晶状体也是在未成熟期吸收水分变大而过熟期缩小脱位。利用类比探知性，还可在解决医学问题时从自然中寻找方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如在讲解白内障手术方法时，先不讲解手术方法，而让学生想一想如何取出半熟软蛋（与眼球相似）的蛋清，但尽量保证软蛋壳完整且完全取出蛋清，同学根据生活经验会想到两种相对较好的方法，一种是完全煮熟后切开一半软蛋壳将蛋清完整取出，另一种是在在软蛋壳上凿个孔，用吸管将巳熟的蛋清捣碎，再连同未熟蛋清一起吸出，这两种方法其实就像白内障手术的囊外摘除术及超声乳化术。

利用类比探知性，反之还可以用已知医学知识来应用指导自然生活，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如在讲解双眼单视功能及斜视复视时，可以类比到现在广为应用的一种生活技术———照片合成技术，该技术是由双眼单视功能里的融合功能发展而来，照片合成技术是将两张照片合成一张整体照片，双眼单视的融合功能是大脑将来自两眼视网膜上的像，并在知觉水平上形成一个完整的象，它们的前提是两个像的像素（即清晰度）要一致和要有部分重叠，如果条件不能满足，照片不能合成，双眼单视无法融合形成复视，如外斜视导致无法得到部分重叠而形成复视。因此，在医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类比推理有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开拓学生的思路。

五官科学隶属自然科学，自然其理论应与自然科学相通。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生活常识）对于学生来讲通俗易懂、易记、易理解。类比思维是一种正确科学的逻辑推理思维，可使学生学会由已知去认识未知，由具体事物去认识抽象概念的学习方法，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作为医学教学人员，应在传授专业知识时，多运用自然科学知识类比融入教学，并积极培养学生类比推理，促使学生从生活的自然科学中学习医学知识，将医学知识联系并应用于生活，构建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引导学生进行发现性学习，提高学生的记忆成效，增强学生创新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作者：孙国高杨勇孙安华单位：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