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值论文范文

1经济增加值（EVA）的局限性分析

1.1这是我国企业望尘莫及的，即便有所调整，鉴于成本和效率的考量，也不会涉及如此之多的调整项目。调整项目笼统、宽泛，未涉及细部环节，这是国内EVA精度较低的主要原因。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基于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原则，在成本与效益之间权衡利弊，在保证效益有效回收的前提下以最低的成本提高EVA精度。这一点妨碍了EVA的广泛应用。

1.2EVA指标未能解决利润操纵的问题绝对价值是企业通过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提供劳务所创造的价值，它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价值。而相对价值则是企业通过其他非经营手段获取的价值，是价值在社会范围内的转移，对于提升社会整体价值的贡献不大。财富最大化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最终目的。因此，为了支持企业创造更大的绝对价值，应基于财富最大化这一目的来设计企业的评价指标。计算EVA的过程中已然适度调整了通过GAAP计得的利润指标，但调整未涉及企业绝对价值的思想。企业所创造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都融合于EVA指标中，因此利润操纵的现象不会因为EVA绩效评价指标而有所改善。

1.3EVA难以解释企业内在成长机会市场对企业成长机会价值的预期即为企业的股票价格。计算EVA时调整了会计信息，其中可能包含经营者用以对市场传递与企业未来发展机会相关的重要信息。因此，调整后的EVA指标精度提高，能够更加客观的反映企业财富，也能更准确的体现出EVA和股票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

1.4EVA缺乏识别虚假信息风险能力美国思腾思特公司的两位中国雇员将银广夏（0557）列为2000年度中国上市公司EVA排行榜第14位，但同时必须承认，造假事件的发生对银广夏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不能将该事件简单的归咎于“疏漏”，而是反映出EVA根本就没有能力识别上市公司会计报表中隐藏的虚假信息。遗憾的是，在中国，会计报表存在虚假信息绝不是偶然的。仅这一点，便决定了EVA在中国得到推广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1.5EVA不利于分析企业经营存在问题绩效评价对于企业的意义，不能简单的归类于寻找问题或是对生产经营状况所做出的改进，同时应该看到它所起到的激励作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EVA企业绩效评价模式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效果还不能与传统模式相提并论。笔者拟用杜邦分析法逐一分解净资产收益率（ROE），以锁定对ROE存在威胁的几个要素。由于EVA是一个综合型的指标体系，因而管理者不能通过该指标体系分析经营无效的成因。而且，对过去结果的评价是该指标体系的核心要素，但是鲜少涉及对导致未来成功事件的要素的推导和分析。

2EVA在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中的再思考

1999年，《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操作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企业效绩评价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也标志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新财税制度的全面实行。2010初国资委将经济增加值纳入央属企业绩效考核指标。这些都标志着国资委近年来对央企经营者业绩考核越来越体系化，在企业的绩效评价上已由最初的单纯考核绝对量指标过渡为相对量指标，在建立以企业价值为基础的经营者绩效考核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通过以上对经济增加值（EVA）运用上的局限性分析可见，经济增加值（EVA）在国有企业的绩效评价中还需进一步完善。

摘要：文章从财政支农政策角度分析农业经济政策对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影响，通过构建数据分析模型，选取2007—2016年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相关数据，利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最终总结出提高农业经济发展绩效的建议。

关键词：农业经济政策；农业财政；经济绩效；模型分析

引言

农业经济政策中的财政支农政策是国家的主要政策，也是最直接的政策，具有其他农业经济政策无法取代的作用。财政支农经济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财政支农政策可以给予农民一定的资金补贴，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还解决了许多外部问题。这几年来我国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政府在农业政策上不断的完善[1]。考虑到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相关研究都是偏向于分析财政支农政策对于农业经济绩效发展的影响[2-4]。本文参考现有研究[6-10]，从财政支农政策和农业增加值两个方面着手，实证分析农业经济政策对农业经济发展绩效产生的影响。通过构建模型，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合新经济理论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1研究设计

1.1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财政统计》及其相关年鉴。根据搜集的数据，整理得出我国2007—2016年财政支农相关数据，具体如表1所示。从投入的角度看，财政支农支出表现相对较好，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一直保持相对较少，对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若要继续拓展其上升空间，则应该继续加大政策支农资金力度。

1.2模型构建

研发产业是近几年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包括范围广泛，但是统计基础相当薄弱，许多领域还属于空白。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加强对研发产业的宏观管理，正确认识研发产业的发展现状，建立一套具有北京特点，便于展开国际、国内比较，较为系统的研发产业统计指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借鉴国内外广大学者的研究成果，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研发产业统计指标，使研发产业的统计工作跟上研发产业蓬勃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促进北京研发产业的发展发挥信息咨询的作用。

1.对研发产业统计范畴的探讨

对研发产业进行统计，首先需要明确研发产业的涵义。理论界普遍认为，研发产业是研发活动外部化的结果。但如何认识研发产业的内涵与特征，还是一个新问题。2000年美国缅因州科学基金会资助完成了对“缅因州公共资金用于R&D的评价研究”，在该研究成果中，出现了R&Dindustry的提法。国际著名的R&D杂志网络版，设有专门的R&D产业指导专栏。北美产业分类标准（NAICS），将R&D编入产业目录，其代码为5417。1997年，GregoryTassey提出了“研究密集”产业的概念，这一产业主要包括计算机、软件、医药、科学仪器等。我国学者于2000年开始使用“研发产业”术语。胡鞍钢认为，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三方面知识能力的将是三个新兴产业：R&D产业、教育产业和信息产业。国内学者高汝熹等在分析上海研发产业发展前景时，对研发产业进行了定义：“研发产业是指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和组织的集合。”李京文和黄鲁成则认为研发产业时从事研发活动、提供研发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和机构。

笔者认为，要明晰研发产业的统计内涵，必须把握其本质特征。首先，研发产业发展以知识资本密集为基础。研发产业是高素质人才云集、人力资本充裕的产业，知识密集是研发产业的本质特征之一。

第

二、研发产业必须具有满足消费的实质内涵。研发产业是为满足人们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其成果或服务要通过中介转让给需求方。研发产业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形式方面，必须通过市场行为运作，属于商业行为。如果不通过市场，无论是研发活动本身还是研发产品和所提供的研发服务都不具有研发产业的性质。这也是区分内部研发活动和研发产业的根本区别。

最后、研发产业是生产和销售服务及中介推销等所有具有研发性质的生产活动的总称，即包括研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也包括研发服务活动。虽然研发产业也提供知识含量较高的、高技术的物质产品，如新产品原型、试验工厂、试生产等，但主要提供不具备有形物质载体的无形资产、信息、软件和技术服务。

学术界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类：一类认为研发产业是指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和组织的集合；另一类认为研发产业是专门从事研发活动、并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这样研发产业的统计范围就出现了差异，对研发产业的统计核算也就出现了两种口径。前者认为只要从事研发活动就列入研发产业的统计范围，口径较宽，以此为依据进行统计核算比较复杂，对资料要求较高，而且与现行统计核算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后者认为只有专门从事研发活动的机构和单位，并且其研发成果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和转换才能列入研发产业的统计范围，口径较窄。从理论角度看，两个口径、两种研发产业内涵都有各自的立脚点，但是从产业分类和统计核算的角度，我们认为将研发产业界定为窄口径的研发产业更为合理。

保险活动也是很特殊的，保险业核算更是特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已经很多。本文提出的核算方法会借鉴本文作者与其他作者提出的保险活动增加值核算方法，具体引用会在后面文中体现。本文首先分析保险业务与保险机构，简述保险业增加值核算，然后指出投资基金的增加值核算方法是同样适用于保险机构的。然后结合中国实际，给出保险机构增加值核算的原理，方法与案例。最后论文也总结与展望了后续研究。

一、保险机构增加值核算

（一）SNA中保险机构增加值核算述评

SNA（1968）建议采用间接方法，即用“保险费超过保险索赔的余额”对保险产出进行测算。SNA（1993）保持了间接测算的方法，但寿险保险服务的产出测算公式增添了“追加保费”一项，以防止服务产出为负。保险公司利用保险技术准备金进行投资，所赚取的投资收益，部分作为对实际保费的一项隐性追加。人寿保险现价产出等于“实收保费＋追加保费－应付保险金－精算准备金和分红准备金”变化。由于承保者在向投保者提供非寿险服务时，没有直接收取服务费用，与人寿保险类似，SNA（1993）将非寿险产出也计算为总资源与总费用之差，即非人寿保险产出＝实收保费＋追加保费－到期索赔。

在最新的SNA（2008）中典型保险活动增加值核算变化不大。本文认为，追加保费相当于投资收益，追加保费全部计入产出，夸大了产出。目前的保险活动核算根本没有区分出内部的基层单位。核算的主要问题就是把所有的投资收益直接计入了GDP，没有区分出投保人与保险机构的投资收益。所以，合理的方法是在保险机构内部区分出投资活动与经营活动，分别核算增加值。这就是需要借鉴先前提出的投资基金与投资管理机构的增加值核算方法。

（二）投资管理增加值核算的方法

为了衔接与比较，这里先说明先前提出的投资管理增加值核算方法。这种核算方法，不仅适用于自己管理的投资基金，而且适用于接包管理（他人管理）的基金管理公司。对于处于两个极端的空壳型投资基金与基金管理公司，核算会更加方便。但是最具典型性的是既有自己投资管理也有接包管理的投资基金核算，下面给出它的核算步骤如下。

1.计算投资活动剩余收益：投资活动剩余收益＝投资活动总收益－投资活动直接成本（投资活动直接中间投入＋投资活动间接税净额＋投资活动直接劳动者报酬＋投资活动直接折旧）

研发产业是近几年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包括范围广泛，但是统计基础相当薄弱，许多领域还属于空白。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加强对研发产业的宏观管理，正确认识研发产业的发展现状，建立一套具有北京特点，便于展开国际、国内比较，较为系统的研发产业统计指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借鉴国内外广大学者的研究成果，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研发产业统计指标，使研发产业的统计工作跟上研发产业蓬勃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促进北京研发产业的发展发挥信息咨询的作用。

1.对研发产业统计范畴的探讨

对研发产业进行统计，首先需要明确研发产业的涵义。理论界普遍认为，研发产业是研发活动外部化的结果。但如何认识研发产业的内涵与特征，还是一个新问题。2000年美国缅因州科学基金会资助完成了对“缅因州公共资金用于R&D的评价研究”，在该研究成果中，出现了R&Dindustry的提法。国际著名的R&D杂志网络版，设有专门的R&D产业指导专栏。北美产业分类标准（NAICS），将R&D编入产业目录，其代码为5417。1997年，GregoryTassey提出了“研究密集”产业的概念，这一产业主要包括计算机、软件、医药、科学仪器等。我国学者于2000年开始使用“研发产业”术语。胡鞍钢认为，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三方面知识能力的将是三个新兴产业：R&D产业、教育产业和信息产业。国内学者高汝熹等在分析上海研发产业发展前景时，对研发产业进行了定义：“研发产业是指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和组织的集合。”李京文和黄鲁成则认为研发产业时从事研发活动、提供研发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和机构。

笔者认为，要明晰研发产业的统计内涵，必须把握其本质特征。首先，研发产业发展以知识资本密集为基础。研发产业是高素质人才云集、人力资本充裕的产业，知识密集是研发产业的本质特征之一。

第

二、研发产业必须具有满足消费的实质内涵。研发产业是为满足人们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其成果或服务要通过中介转让给需求方。研发产业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形式方面，必须通过市场行为运作，属于商业行为。如果不通过市场，无论是研发活动本身还是研发产品和所提供的研发服务都不具有研发产业的性质。这也是区分内部研发活动和研发产业的根本区别。

最后、研发产业是生产和销售服务及中介推销等所有具有研发性质的生产活动的总称，即包括研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也包括研发服务活动。虽然研发产业也提供知识含量较高的、高技术的物质产品，如新产品原型、试验工厂、试生产等，但主要提供不具备有形物质载体的无形资产、信息、软件和技术服务。

学术界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类：一类认为研发产业是指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和组织的集合；另一类认为研发产业是专门从事研发活动、并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这样研发产业的统计范围就出现了差异，对研发产业的统计核算也就出现了两种口径。前者认为只要从事研发活动就列入研发产业的统计范围，口径较宽，以此为依据进行统计核算比较复杂，对资料要求较高，而且与现行统计核算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后者认为只有专门从事研发活动的机构和单位，并且其研发成果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和转换才能列入研发产业的统计范围，口径较窄。从理论角度看，两个口径、两种研发产业内涵都有各自的立脚点，但是从产业分类和统计核算的角度，我们认为将研发产业界定为窄口径的研发产业更为合理。

论文关键词：并购；绩效评价；评价指标；指标体系

论文摘要：企业并购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越发达，并购的频率就越高。虽然并购的最初动机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利润最大化和竞争力提升为最终目的。因此不论并购活动的起初形式如何，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后，成功而有效的并购应以综合经营能力的提高来衡量。就企业并购后的绩效如何评价提出了一些看法。

1对目标公司的财务效益评价

（1）投资回收率，该指标是指并购公司兼并目标公司后取得的年净收入的增加额与兼并投资之比。即投资回收率=年净收入增加额／兼并总投资×100%。年净收入额增加额的计算主要是指并购公司兼并后取得集团的年净收入扣掉兼并前并购公司的年净收入的余额，衡量由于并购公司的兼并投资所产生的增量效益与投资总额的比率。

（2）剩余收益，该指标是指目标公司的营业利润超过预期最低受益的部分，这个预期收益是根据对目标公司的投资占用额和并购公司管理当局确定预期最低投资报酬率确定的。如果目标公司的营业利润超过了并购公司预期的最低报酬率，就可能为集团带来剩余收益。同样也有利于目标公司。

（3）经济增加值，该指标可以测定公司在单一年份中所创造的货币经济价值，其定义如下：经济增加值=投入资本额×（投入资本收益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或者，经济增加值=调整后报告期营业净利润－投资资本费用。该指标的意义在于：它综合了公司投入资本规模、资本成本和资本收益等多种因素，作为一项并购投资，只有当投资者从目标公司的收益中，获得大于其投资的机会成本后，才表明股东从并购活动中获得了期值收益。在有效的金融环境中，资本成本反映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由于各种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大小不同。在同样投入资本规模及资本收益水平下，资本成本低的公司所获得的资本净收益更高，资本经营水平更好。

（4）市场增加值，市场增加值与经济增加值都是在资本收益中扣除资本成本，但经济增加值中的资本收益率及资本收益是以会计意义上的经营利润为计算依据的，而是厂增加值是以资产的市场为基础对企业业绩的衡量。其计算公式为：市场增加值=T期末公司调整后的营业净利润－按期末公司资产的市场总价值计算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该指标认为公司用于创造利润的资本价值总额既不是公司资产的账面价值，也不是公司资产的经济价值，而是其市场价值，经济增加值指标比较适合评价具体某个年份的资本经营效益，而市场增加值是以未来预期现金流量为计算依据，反映出市场对公司整个未来经营收益的预期。适合于评价公司中长期资本增加能力。

2对并购后集团公司的财务效益评价——成本收益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etal.1995;Kaiseretal.1996;Lardy1995;WhalleyandXin2006;ZhangandSong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andZebregs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1992;Zhan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ModyandWang1997;Wei1994;Weietal.2001;ZhangandFelmingham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etal.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1995;UNCTAD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一、构建宜昌区域性金融中心的SWOT分析

(一)优势因素(Strengths)

1．区位与文化优势

宜昌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是鄂、渝、湘三省市交汇地。自古以来，宜昌就是鄂西、湘西北和川I(渝)东一带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资金集聚地和交通要道，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所在地，是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宜昌辖五区三市五县．面积2．16万平方公里，人口415万，其中城区人口135万。宜昌交通四通八达，拥有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是我国中西部地区连通重庆和武汉的唯一区域性中心城市。近年来，宜昌以三峡水电、磷化煤矿、酵母化工等工业及以水电文化、巴楚文化、库区文化、土家文化等文化产业和以桔橙、茶叶、核桃等农业带动的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居全省同类城市第一位．综合实力仅次于武汉。作为承东启西的川咽喉之地和鄂西生态旅游文化圈的辐射核心，宜昌区位经济优势十分突出。

2．经济发展优势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2008年宜昌市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分别突破千亿元大关。实现GDP1026．6亿元，增长14．6％；全地域财政收入197．6亿元，增长20％：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4-3亿元，增长24．5％。工业经济快速增长．实现工业总产值1210．9亿元，增长33．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52亿元，增长22．8％；利税236．9亿元，增长16．5％。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实现增加值137亿元。第三产业持续增长，实现增加值338．2亿元，增长11．3％。宜昌市的GDP稳居湖北省第二名．是名副其实的省域经济副中心城市。

3．地缘经济优势

为适应中央提出的扩大内需和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从2008年起全力打造宜昌、恩施、神农架等8城市组成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壮大湖北旅游产业。宜昌是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核心城市和三峡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2006年出炉的湖北省三峡旅游规划，重点是建设提升黄柏河、三斗坪等5个旅游码头、双神等10条旅游公路，已有部分项目动工．加上先前贯通的“汉十”、“汉宜”高速，神农架至兴山生态公路．以及今年即将通车的宜万铁路、沪蓉高速、沪渝高速等，鄂西主要旅游城市和重点景区的交通网络已初步形成。这种完善的交通网络有效的缩短了以宜昌为核心的鄂西经济圈的半径，使该区域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关性更强，增强了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圈的协整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