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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涉江采芙蓉》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收入《昭明文选》。诗中有一些疑难之处是前人未能阐发的。诗中之所以要写“采芙蓉”是因为我国古代文学中常常用“芙蓉”来比喻女人的容貌,而且还可以之象征“同心”;全诗的主角是女子而不是男子;此诗描写的景物的节令是在秋天,而不是在夏天;此诗用“芳草”来象征“同心”是运用了《周易》的典故。本文的诠释对全面深入地理解此诗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芙蓉芳草同心文选
本文要补充解释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涉江采芙蓉》[1]。先录原诗全文如下: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前人关于此诗的注释、讲解甚多,且甚为精彩,如朱光潜先生在《艺文杂谈》[2]中,朱自清先生在《古诗十九首释》[3]中皆作有赏析。徐中舒先生《古诗十九首考》[4]对此诗也略有考证。但前人所释尚非完璧,笔者想补充一下先贤之说,故名曰补释,本文要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周旖博士的著作《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研究》杀青已久,今年将付梓,公诸于世,由此学人可以一览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的一段文脉。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乃是中山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学术重镇并长盛不衰的奠基石和压舱石。自1924年孙中山亲手创办中山大学以来,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就一直富甲南国,位列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之前茅。中山大学图书馆连楹累牍,汗牛充栋的丰富藏书既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学术沃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名儒硕学和莘莘学子,又是一条延绵不息的学术文脉,承载着中山大学的学术传统和思想灵魂。这条学术文脉有着与中山大学的发展历史密不可分的共同特质。
其一、海纳百川,万流归宗。中山大学是一所具有90多年历史和百多年办学传统的大学。这是中山大学对于本校历史实事求是的简要表述。很多人对这种表述不甚明了,甚至觉得难以理解。然而,只要略知中山大学的历史,也就不难明白其意。1924年初,孙中山命令,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组成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为纪念创办人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成为广东最高学府,由此开启了国立中山大学的历史。1925年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广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亦相继并入。正因为如此,中山大学自创办之日起,就有了海纳百川和万流归宗的学术传统和文化基因。这种学术传统和文化基因一直在不断延续和繁衍。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原中山大学文理院系与岭南大学文理院系合并,组成新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汇入中山大学。2001年,原中山大学与原中山医科大学合并,中山医科大学汇入中山大学。正因为如此,虽然自1924年孙中山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开始算起中山大学只有94年的历史,但是,中山大学许多学科的办学历史远远长于学校的历史,其中尤以医学学科历史最为悠久,以1866年开办博济医学堂为肇始,中山大学的医科迄今已有152年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在每一次学校的汇入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也形成了与海纳百川、万流归宗交相辉映的藏书特色。
其二、根深叶茂,开枝散叶。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以广州市文明路校园为中心,在广州市内的五个校园分散办学。30年代五个校园全部迁往占地12万余亩的石牌新校园,中山大学遂成为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大学。50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文理院系与岭南大学文理院系合并,校址从石牌迁至岭南大学校址康乐园,根深叶茂、一枝独秀的中山大学开始开枝散叶,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调出,分别组建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学院(今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医学院(原中山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天文系调往南京大学,地质系调去湖南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哲学系调去北京大学,人类学系调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各系分别调至武汉大学、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等院校,语言系调整到北京大学,于是成就了广东乃至全国的许多高校,图书馆的藏书亦相继分流各处,滋润神州大地。新世纪以来,中山大学以康乐园为轴心,从一个校园发展成为“三校区五校园”(广州校区南校园、北校园和东校园,珠海校区和深圳校区),图书馆则由南校园总馆和其他四个校园图书馆与一个学科图书馆构成,有“一花五叶”之美,在建筑面积和藏书总量上重返全国高校图书馆之巅。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学术文脉中,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无疑是一条重要的支流,这条支流汇入中山大学图书馆主流以后就不再泾渭分明,而是迅速融合,进而浑然一体。尽管如此,拂去历史的尘埃,岭南大学图书馆的旧藏依然犹如黄灿灿的金子闪闪发光。记得中山大学成立80周年校庆时,我曾嘱咐图书馆同仁查找与孙中山相关的资料,结果通过馆藏《岭南学校藏书楼受赠图籍存记表》在馆内查到了孙中山捐赠的英文海关年报等一批图书。这些捐赠藏书正是经岭南大学图书馆汇入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宝藏。
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来源十分丰富,鲜有学人能够清晰地描述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源流。2009年,周旖在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时,以独到的学术眼光选择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作为研究对象,开始了对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源流的悉心梳理。这项研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岭南大学于1952年并入中山大学,60多年过去了,其史料的查找已经十分不易。当时可知的线索主要有几个方面:(1)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2)广东省档案馆的档案;(3)美国耶鲁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的基督教联合会档案;(4)美国岭南基金会的档案。在这些史料中,美国岭南基金会的档案最为系统完整,因而弥足珍贵。关于美国岭南基金会档案,有一段值得一说的故事:美国岭南基金会曾在美国纽约世界贸易双子大厦办公,由于租金太贵,2000年左右不得不迁往耶鲁大学,与雅礼协会合署办公。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双子大厦被恐怖分子所毁,岭南基金会因为提前搬走而幸免于乱。有鉴于此,董事长牟锐(DouglasMurrey)博士决定将基金会的档案捐赠给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并同时制作三套缩微胶卷分藏各地:一套存于哈佛燕京图书馆,一套存于香港岭南大学,一套存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存放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这套美国岭南基金会档案缩微胶卷长期鲜为人知,不为学人所用,后被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在几乎废弃的杂物中偶然发现,并代为妥善保管。周旖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我嘱咐周旖四处寻访,刘志伟教授得知消息后欣然将“拾荒”之获转交学校图书馆供众利用,令人感激不已。周旖博士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正是利用了图书馆收藏的这套档案缩微胶卷,因而弥补了上述其他几个史料来源的不足,使博士学位论文增添了不少光彩。2009年12月,在牟锐博士退休前最后一次以董事名义来中山大学访问时,学校外事处黄昭副处长曾邀我帮忙制作一份纪念品送给牟锐博士。牟锐博士是我的老朋友,一直十分重视且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于是我制作了一个32开书本式样的水晶纪念品,上面用激光镌刻中英文“牟锐博士——我们永远的朋友”字样。当牟锐博士从校长手中接过这份看似普通的纪念品时,上面镌刻的文字顿时令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老泪纵横。我想,如果牟锐博士知道周旖博士正是凭借他制作的岭南基金会档案缩微胶卷才顺利地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和现在的这本著作,他同样会兴奋不已。
周旖博士在悉心梳理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史料的基础上,分初创时期(1906-1916)、发展时期(1916-1927)、繁荣时期(1927-1937)、抗战及战后时期(1937-1952)四个时期,阐述了岭南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变迁,并且对葛理佩(HenryB.Graybill)、冯世安(ChesterG.Fuson)、邓勤(KennethDuncan)、巴罗赞(JohnG.Barrow)、特嘉(JessieDouglass)、谭卓垣、陈普炎、何多源、路考活(HowardG.Rhoads)、周钟岐、王肖珠、陆华琛等历任馆长做了比较详尽的考索,填补了学术研究空白。在之前的图书馆史研究中,学界并不关注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的研究,即使是1952年以后仍然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的著名图书馆学家何多源和陆华琛也鲜有学人研究,仅谭卓垣博士因为曾经出版过英文著作《清代藏书楼发展史》才偶尔被图书馆学界提及,此乃史料匮乏之故。记得原美国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长、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李华伟博士曾数次托我查找王肖珠在岭南大学图书馆担任馆长的资料,我一直无力为之,亦不知从何着手,后来得周旖做博士学位论文之助,才完成王肖珠馆长史料的收集。王肖珠既是李华伟博士的姨妈,也是李华伟博士赴美留学和最终走上图书馆事业道路的引路人。为了感念王肖珠的恩情,李华伟博士依照我的提议,于2011年捐款5万美元在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设立永久性的王肖珠纪念奖学金,专门奖励品学兼优的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并指定我为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的负责人。由此亦可窥见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深远影响。
厘清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的脉络是周旖博士研究的重点。在这本著作中,周旖博士从购书经费的来源、分配原则,藏书的来源,藏书建设的理念,特色专藏,与岭南大学学术研究的关系,以及与其他教会大学和公立大学图书馆的比较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的缘起、发展与变化,从中不仅可见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的聚散离合,而且可见岭南大学图书馆集腋成裘之艰辛和积水成潭之成就。作为教会大学,岭南大学图书馆尤其重视西文藏书的建设,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西文藏书体系和传统。这个传统与岭南大学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岭南大学肇始于美国长老会(AmericanPresbyterianChurch)1888年在广州沙基金利埠创办的格致书院(ChristianCollegeinChina)。1893年,格致书院脱离美国长老会,在纽约另组董事局(TrusteesoftheChristianCollegeinChina),不再隶属任何教会。1900年,格致书院流寓澳门,1903年更名为岭南学堂(CantonChristianCollege)。1904年,岭南学堂开始在广州珠江南岸的康乐村购地置业,建立永久校园,其后蒸蒸日上。1906年,岭南大学图书馆成立,初设于马丁堂,规模甚小,馆藏书籍多为美国人士捐赠之西文图书。1915年,岭南大学图书馆迁入新建成之格兰堂。1917年,岭南学堂升级为大学,藏书亦随之逐渐扩充。1919年始设专职馆长,并开始中文藏书建设。1927年,钟荣光被岭南学校董事会推举为校长,钟荣光正式将岭南学校更名为岭南大学(LingnanUniversity)。作为岭南大学的首位华人校长,钟荣光不仅将基督文化与中国文化熔于一炉,而且全力推进学科建设,由此岭南大学开始成为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与此同时,岭南大学图书馆于1928年由格兰堂迁至马丁堂,藏书规模日益宏富,至抗战爆发前藏书总量已名列全国大学图书馆第五位。1948年,倡导全盘西化的陈序经继任岭南大学校长,立意打造成全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广泛延揽人才,一时群贤毕至,大师云集,蔚为大观,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山大学的学术文脉倾注了强劲的学术血液。
岭南大学的西化传统在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上自然会得以充分的体现。周旖博士的研究证明: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西文图书购置经费常年保持在总购书经费的65%以上。这正是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西文藏书量一直高于中文藏书量,并且在十三所教会大学图书馆中名列前茅的原因之所在。民国时期。中山大学图书馆则更加注重中文图书的收藏,藏书总量一直位居全国高校前三位。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以后,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西文藏书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合二为一,珠联璧合,共同构成了中西合璧、强强结合且在国内少有的学术特藏,迄今仍然令海内外学人羡慕不已。新世纪以来,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经常通过扫描和复制等多种方式从中山大学图书馆补充完善其馆藏,所看重者正是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西文旧藏,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岭南大学图书馆还承担过一项特殊的使命,那就是为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哈佛大学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在中国选择燕京大学作为其中国研究的基地,由此带动其他教会大学开展中国研究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因此,哈佛燕京学社也向岭南大学提供专项经费支持,并指定其中部分款项用于购买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图书,由此促进了岭南大学图书馆“中国问题研究”的藏书建设。虽然这类藏书的数量不大,但是其中的西文图书弥足珍贵,今天已经是难得一见的珍本。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建设主要依靠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哈佛购书处来具体实施,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燕京大学被日寇占领,哈佛购书处的工作限于停顿,其时迁往香港的岭南大学也步履维艰。二战结束后,哈佛购书处勉强赓续购书业务,一些具体工作开始陆续转移到岭南大学图书馆。因此,岭南大学图书馆对于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亦曾有所贡献。如果以1888年格致书院的创办作为岭南大学的肇始,那么,至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的历史也不过64年而已。如今又过去了66年,岭南大学的历史正在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中山大学犹如滚滚洪流沿珠江奔向大海,走向世界,学术文脉的历史源头和不断汇入的支流也随之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远去。周旖的著作《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研究》为中山大学和学界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学术记忆,清晰地描绘了中山大学的一段学术文脉,于历史,于学术,均是值得称道的贡献。
如今,中山大学康乐园校园早已是享誉中国的四大最美校园之一。在康乐园被列为省级保护建筑的78栋红楼中,怀士堂、马丁堂、格兰堂无疑是最为显著的代表性历史建筑,有着非同凡响的文化地标意义。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格兰堂最初是岭南大学图书馆的馆舍,又有多少人知道马丁堂在20世纪的60多年间一直是岭南大学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舍?不论春夏秋冬,任凭风吹雨打,马丁堂、格兰堂始终矗立在中山大学校园,巍然不动,历久弥新,光彩照人。在建筑的表象后面有着我们不能忘记和值得感念的历史:其中的藏书犹如流淌的血液融入中山大学的学术文脉之后,一直在滋养着中山大学学人,延续着中山大学的学术传统。
0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Airbnb、Uber、滴滴出行等企业的迅速崛起和迅猛发展,共享经济愈发受到关注,成为一种新兴经济业态。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预测,到2025年,全球分享经济产值可以达到2300亿英镑。可见其产业规模和发展潜力巨大[1]。在党的报告中就提到“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2]。”虽然共享经济看似与以公益性质为主的图书馆并无关联,但其实图书馆通过众筹,以图书馆与各种资源组合价值最大化的方式巧妙地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图书馆通过众筹参与着共享经济。众筹的本质就是共享经济,属于共享经济的一种细分模式。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众筹是指“一种群体合作,人们通过互联网筹集资金,用于支持由他人或组织发起的项目[3]。”本文对图书馆众筹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点发展建议。
1研究现状
1.1文献数量
截至2018年3月,在中国知网以“图书馆”并含“众筹”进行检索,共检索到38篇文章。根据图1可见,我国图书馆界对众筹的研究始于2014年,2016年开始有较大幅度上升到9篇,2017年继续保持增长为18篇。可见,我国图书馆界对众筹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有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并研究,但还没有引起广泛讨论。
1.2文献来源
38篇文献中,33篇来源于期刊,3篇来源于报纸,2篇来源于硕士论文。33篇期刊来源中,25篇来源于核心期刊,8篇来源于非核心期刊,核心期刊来源率高达75.8%。可见,目前图书馆界对众筹研究的论文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来源分布中,《图书馆学研究》最多,共5篇,占比13.2%;其次是《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均占比7.9%。
1.3关键词分析
一、五年工作回顾
五年来,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河南省委、省政府和郑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照“弘扬炎黄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和繁荣富强”的宗旨,依靠各位顾问、理事和各界热心炎黄文化人士的无私奉献精神,使学会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学术研究活动进一步活跃
2000年4月,我会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侨联、濮阳市政府等在濮阳市召开“龙文化与现代文明”学术讨论会,有50余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有28人在会上发言,收到论文45篇。费孝通、李学勤、贾兰坡等知名学者发来贺电。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陈大络就“龙文化和祖国统一”发表了演说。会后出版了《龙文化与现代文明》论文集。
2000年5月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科委和我会联合在郑州市举办“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研讨会,会上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岳肖峡和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有功讲了话。专家学者各抒已见,就“传统文化与科技的关系”、“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科技兴豫”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讨。有48名学者专家到会,共收到论文35篇。
2001年7月为迎接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我会召开会议,学习同志“七•一”重要讲话,认真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南,努力开创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2003年7月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在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省直文化科研单位和各市、县文化、旅游、炎黄文化研究等部门的学者、领导约70余人,会上通报了各市、县炎黄文化研究工作开展情况,交流了经验。会议收到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世界华人理事会的贺电。收到各地专著、论文、内部刊物及交流材料300余份,11位同志在会上发言。会后,河南省和郑州市多家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导,有力的推动了市、县炎黄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
五年来一些市、县的炎黄文化研究会活动成效显著。濮阳市现已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中濮阳市龙文化研究会功不可没。五年来他们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会,仅2004年就先后举办了“孝道文化与家庭美德”学术研讨会和“龙文化的现代价值”学术报告会。参加“孝道文化与家庭美德”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专家达60余人,收到论文有14篇,研讨会后他们还向市政府提交了成立市孝道工作领导小组的方案,建议把孝道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平顶山市炎黄文化研究会2000年至2004年先后举办了“尧文化研讨会”、“县衙文化研讨会”、“楚长城研讨会”、“苏轼学术研讨会”、“牛姓文化研讨会”等。2004年的牛姓文化研讨会反响强烈,平顶山市先后有四位牛姓名人:鲁山县宋代抗金名将牛皋,宝丰大顺农民政权宰辅牛金星,叶县明代南京太常寺卿牛凤,郏县抗日民族英雄牛子龙。研讨会对牛姓源流、牛姓“四杰”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研讨,并对平顶山的人文景观的保护与开发向平顶山市政府提出了建议,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洛阳市汝阳县,为弘扬炎黄文化,发展旅游事业,振兴汝阳经济于2004年4月25日举办“第三届河南汝阳杜鹃花节暨炎黄颂祖大典”。会场设在汝阳县西泰山风景旅游区炎黄峰下。炎黄峰,一座酷似两位长者的山峰,被誉为人文始祖炎黄二帝巍然屹立在群山和绿水环绕之中。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许顺湛、窦思忠到会祝贺。
【摘要】崔致远是朝鲜汉文学的鼻祖。他在中华大地上生活17年的年华中学习和接受了很多中国文学。崔致远在诗句上,受到晚唐时期的七言律诗,七言绝句的影响,所创作的大部分诗歌是七言律诗,七言绝句。风格上,受到了染有一层饱薄的孤冷、伤感和忧郁的潇洒风流。为丰富朝鲜的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崔致远汉诗伤感忧郁七言诗
1序言
所谓在中国文化思想上的晚唐时期是从文宗太和(827-835年),开成(836-840年)年间到907年唐朝的灭亡为止。在这个时期,因宦官专政和朋党之争,使中央政权越来越衰弱,潘震割据又使唐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日益减少。因为尖锐的阶级矛盾和解决不了的内部隔阂,所以874年爆发了黄巢起义。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诗人杜牧、李商隐通过自己的诗歌作品,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他们自身的忧虑,一方面反映了发泄精神上的空虚和颓废的情绪。但是黄巢起义后,皮日休、杜荀鹤等诗人继承新乐府诗和古文运动的传统,尖锐地反映了唐朝末期的阶级矛盾。
朝鲜与晚唐时期相对应得朝代是从统一新罗僖康王(836-838年)年间到孝恭王(897-912年)年间为止。是属于新罗末期。新罗时期是汉诗在朝鲜的初步发展时期。
先进的唐文化已进入新罗,并为他们接受,以至掀起了一个向唐学习的高潮,甚至达到了不是读书出身或留唐学生,几乎没有登官场之道的地步。在不留学于唐,连做官的资格都没有的社会环境中,新罗王朝为发展儒学,加强文化统治,有计划地派出了大量的留唐学生,这些学生大部分回到了新罗,成了新罗王朝的统治骨干。
崔致远是在朝鲜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汉文作品的作家,其风格多样,题材丰富,内容深刻,在他以前的作家之中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媲美。故有人说:“崔致远孤云有破天荒之功。固东方学者皆为以宗。”也有人说:“我国文章始发于崔致远。”也有人说他是“功高初祖始开山。”这些评论,足以说明崔致远在朝鲜汉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所占的地位
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除夕,后蜀之主孟昶题于卧室门上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便是我国有史记载的第一幅春联。后来,对联扩大到各个领域,明代朱元璋大力提倡,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关于对联及其故事的研究,清代中期梁章钜的《楹联丛话》问世,才有专著;光绪年间,朱应镐著《楹联新话》使此项工作出现了新局面。自鸦片战争始,它成为战斗武器和与国际交往的工具;改革开放又使这一古老艺术形式焕发了青春。
学习对句,以联会友,为诗填词,编曲作赋,弘扬祖国文化,传承仕类文明,难能可贵,岂不快哉!
一、据汉字字音特点巧妙构成对句,主要有同字异音、同音异字、谐阳等
1、同字异音式:
①笋出钻,钻天;蕈生钉,钉地。——明翁迈
②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山海关孟姜女庙联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区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区科协),为规范区级学会、协会、研究会(以下简称区级学会)组织工作,促进区级学会组织发展,根据国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及省、市级学会组织通则,结合区级学会实际情况,制定本通则。
第二条区级学会是按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及相关科学的学科组建,或以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普及为宗旨的学术性、科普性社会团体。区级学会要团结和动员广大会员和科学技术工作者,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促进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提高,促进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反映会员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意见,维护会员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推动全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为建设创新型城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造“城市新门户、都市新中心”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条凡按照学科划分而组织起来的称学会;按照同类技术工作或相近技术行业而组织起来的称协会;按照某研究领域或研究专题而组织起来的称为研究会。本通则中统称学会。学会应具有一定数量的、从事本学科工作、符合会员条件的科技人员,能独立组织开展学术和科技推广活动,具有跨行业、跨部门,横向联系的特点。
第四条区级学会贯彻国家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弘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风尚,倡导“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民主办会的原则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负责地开展工作。
第五条区科协对学会业务发挥指导管理、协调和服务作用,行政和工作上应积极争取挂靠单位的领导与支持。
第二章任务
第六条学会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