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理论范文

摘要: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重要的指导理论，充分体现了我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该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结合,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与交换的重要环节，涵盖了我国改革开放、国家基本制度及经济发展等理论体系。基于此，本文主要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与发展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特色;经济理论;创新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是观念的改变与认识深化的过程,也是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总结的过程。该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的探索与创新精神,意味着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坚持走正确道路，才能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1]。

1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基本内涵包括:(1)规定了社会主义本质。(2)对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是必然趋势。(3)对我国生产力发展主要规律及当前主要矛盾进行了分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发展步骤及具体方案。(4)阐述了社会主义完善的原理、规则及深化改革的方法与未来趋势。(5)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机制、构成体系、运行机构、矛盾解决及风险防范等进行了介绍。(6)对当前经济制度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对所有制构成、资源配置方法等的特点与发展动向进行了阐述。(7)对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为特色城镇、新型工业与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提出了相应的途径。（8）做好经验总结，明确相关原理，完善混合经济发展。（9）阐述了国际分工参与及资源使用的意义，及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与原则，明确独立自主发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间的辩证关系。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持续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及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等有了深刻认识,思想深入创新，形成了一整套重要的理论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主要经历了孕育、繁荣与深化三个发展阶段。

2.1从1978-1991年孕育发展阶段

摘要：循环经济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简要阐述循环经济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探究房地产经营管理的有效策略，希望可以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循环经济；房地产经营管理；体系结构

1循环经济理论及其应用于房地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意义分析

1.1循环经济理论简述

将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引伸到经济领域，则可以将经济活动的构建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以及“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循环利用模式，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界生态系统的有效衔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基于此，循环经济即是指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在该经济模式下，应利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经济活动的开展，使得一切生产活动都应该做到绿色清洁，力求做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循环经济需要遵循3项原则：其一，减量化原则，即尽可能地控制生产中的资源投入和废弃物产出。其二，再利用原则，对资源以及产品的价值进行充分挖掘，实现反复最大化利用，尽可能地延长其使用寿命。其三，再循环原则。对生产废弃物进回收利用，形成新的材料投入到生产过程中。除了以上原则之外，随着循环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许多新的原则也被提出，如再组织原则、再修复原则、再制造原则等。这些原则通常只是针对某一行业领域或是管理层面，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不做深入探讨。

1.2将循环经济理论引入到房地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意义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资源紧缺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循环经济必然会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房地产行业长期存在能源消耗大、污染重、资源浪费等多方面的因素，推动房地产经营管理从经济型向生态型转变是保障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换而言之，房地产绿色经营管理已经势在必行。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房地产经营管理并不是单纯地牺牲经济效益以保护生态环境，则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贯彻生态经营管理理念，通过绿色技术的应用实现清洁生产、绿色营销以及可持续消费，为房地产行业提供持久发展动力。就当前阶段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情况来看，想要解决其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引入循环经济理论对经营管理模式进行重构是最科学的途径，不仅可以实现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改进优化，还可以促进行业绿色发展，改善生态环境。

2基于循环经济的房地产行业经营管理体系构建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正对中国发动一场经济战争，我国如果创立自己的经管理论，建立自己的科学法规制度，使经济运行平衡、小幅波动、缓慢爬升、劳动者工薪高产品利润小，则外资只能是投资而难以投机，更难发动掠夺该国财富、扰乱该国社会经济秩序的经济战争。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引发的问题不能用纯经济手段去解决，更不能抄搬外国经济理论，现阶段，我国经济改革的主线应向计划消费市场生产的天然模式转变走符合自然的经济创新模式，从而超越发达国家。

关键词：经济战争战略战术游资炒作获取倍乘差价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表现在两方面：国内方面，以权力剥削为龙头的武力、财力剥削混存所引发的分配不公造成了贫富悬殊，进而使产消不平衡，加之套用凯恩斯理论使投资大于消费，从而加剧了产消不平衡，这是主要原因，而非纯经济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经济问题则是各种原因中占绝对多数的重要因素；国际方面，因人民币升值，游资逐渐进入，以炒作方式推动股价、楼价从而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从中获取成倍的差价利润以掠夺巨额资源财富。本文认为，要夺取当前这场经济战争的胜利，必须具有同时打赢国内国外二场硬仗的战略战术。

对华“经济战争”的表征

战争是一种强弱冲突不平衡的结果，找准对方弱点开战是战争的导火线。如：不能诊断中国特色经济的主要问题，却用外国经济理论治理国内特色经济；加入WTO后，政府政策法规受制于国际，独立性或者说中国特色越来越不能发挥能动性，又不熟悉国际规则；其关键点在抄搬国外管理理论，即被动适用国际规则；其危险点在于短时间内大量变现库存资源，国民财富以货币形式决堤般外流。

对华经济战争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外资潜入中国投资、置业；第二，鼓噪中国经济形势大好，以误导中国变现宝藏资源来提高GDP，同时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炒热中国经济；第三，将股市、楼市等炒热，借助中国国内资本推动股价楼价大幅走高，推高能源价格增加中国发展成本，进而带动中国物价全面通胀；第四，不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拉拢别国挤压中国国际市场；第五，抛售股票、房地产等，套现后撤离中国市场；第六即下一步抛售人民币使之贬值而让美元升值。通过美元、人民币反向升值贬值运行一个来回，则巨大的中国财富就会白送给美国等寄生国家。譬如近期，美国持续降息，使各国对美元汇率一直上升。这使中国国内出口企业面临困境，广交会订单缩减30％以上；同时，人民币升值加快又使得热钱大量进入中国，流动性过剩加剧，加大了通货膨胀率；再者，中国美元储备居高不下快速增长也就是加速贬值；最后，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是将国民不劳而获的结果转移到外国，尤其是美元储备高的国家。

“经济战争”的性质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侵略的性质为争夺理论、文化、经管、技术等的控制权，以及“阴流子”（即资金）的控制权和市场控制权。

很长时间以来，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市场经济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事实上，中国有超过2000年的市场经济探索史，战国到西汉以及唐宋时期产生了两次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普遍认为的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是第三次，也是对两宋时期萌芽的深化。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早在1910年就指出，中国宋代已经开始了近代化，比欧洲“文艺复兴”早了几百年，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产生或光大于宋代，包括钢铁冶炼在内的很多工业生产大大超过六七百年之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成就。实践上，中国有比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工业革命早得多的市场经济探索史，理论上又如何呢？亚当•斯密一直被公认为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但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市场经济理论“自由放任”这一核心思想不仅可以追溯到《货殖列传》《道德经》，而且这两部典籍中所提出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求富欲望，利他以自利的市场交易途径，术有专攻、因时而变的市场主体技能，以及多层次的市场治理手段等思想，其中一些方面比《国富论》的论述更为深刻。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而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深入探寻市场经济的思想渊源，让中华民族有了更多文化自信的底气。

《国富论》中的市场经济理论、影响及其问题

1776年问世的《国富论》总结并系统描述了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斯密也由此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国富论》主要在两个地方明确阐述了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自由放任。一是在“论分工的起因”中，斯密认为，为了生存与发展，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帮助，但是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为此只能通过交换，这就是交易的通义；二是在“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中，斯密强调，一个企业主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是支持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他自己资本的安全，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围绕这一市场经济理论，斯密在《国富论》中研究了分工、货币、价值与价格、分配、资本积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学说。毋庸置疑，斯密及其《国富论》的影响广泛，但其原创性却一直饱受争议。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马克•布劳格强调：“人们不能说斯密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坎替隆、魁奈和杜尔阁更有资格享有那个荣誉。”熊彼特、罗斯巴德等也都对《国富论》的创新性提出质疑。斯密著作中的自由放任和分工一直以来都为世人所称道，对后世影响巨大且毫无争议，但都非斯密原创，那么它们源于哪里呢？熊彼特、罗斯巴德为它们寻找到斯密以前的一些西方根源。本文则强调这些西方根源的东方渊源，并找到了比斯密早1800年以上的《货殖列传》以及早2200年以上的《道德经》。

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农学派渊源

重农主义体系的精髓是“自然秩序”，而自然秩序的精髓是个人权益与集体的共同利益永远不会被割裂开来，但只有在自由制度下，它才能实现，“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这无疑是很明显的“自由放任”。罗斯巴德也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重农主义者是最早的自由放任思想家，轻蔑地卸下重商主义的所有包袱，他们提倡国内外完全的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取消补贴、垄断权或限制。”法国重农学派宗师魁奈与当时“改革开放”启蒙时代的其他重要思想家，包括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一样，都崇尚自然，一直视中国为标杆，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信奉宇宙的自然法则。但在启蒙方向上有所差别：后者侧重对公众的知识普及与教育，而魁奈在启蒙时代就寻求将我们现在所称的“经济学”还原为一门基础性的科学学科。重农学派对斯密及其市场经济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为斯密准备了很多他“永远不会想到的问题”和“永远不会想到的词汇”，而且在经济自由的论述方面也比斯密更为透彻、全面。斯密重农业、轻工业的思想主要源于其法国好友杜尔阁，以及与其有多次交往的法国重农学派宗师魁奈。事实上，杜尔阁和魁奈对《国富论》所强调的核心思想也早已有了深入的研究。1766年，杜尔阁为指导两个中国学生做好中国问题调查时完成了一本《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小册子，对分工的重要性、货币（包括资本与利息）理论等方面研究颇深。而魁奈已经提出其最重要、最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且在关于自发的经济结构、经济生活中个人利益的持续作用、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自由等方面也有着深刻分析。

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

既然斯密的重要思想源于法国重农学派，那么重农学派的思想又源于何处呢？马弗里克对魁奈的重农学派与孔子、孟子等中国思想家的关系有深刻研究，他认为，魁奈及其追随者们是那个世纪深深崇拜中国的欧洲运动的顶峰。魁奈的一位学生指出：“我们知道，只有中国人，他们的哲学家，从远古便被最高深的真理所贯彻，他们称之为法则或‘天道’，他们的一切措施，都根据于这一个原则：顺乎天意。”除了天道，重农学派还受到中国哲学哪些影响呢？一位追随者在魁奈葬礼上的悼词说，孔子的整个教义，目的是“……爱邻如己，克己复礼，以理制欲。非理勿为，非理不念，非理勿言。对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教言，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益，但最主要的部分还未做到，即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他以特别聪睿的耳朵，亲从我们共同的大自然母亲的口中，听到了‘纯产品’的密理”。由此我们知道，重农学派的理论来源包括孔子的儒学和宋明理学，也清楚地看到魁奈这位“欧洲的孔子”作为孔子事功在欧洲的直接继承人，在中国学说基础上做出的“新贡献”。1938年出版的一部法国专著《中国对重农主义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之影响》认为，在包括自然秩序概念、农业思想、合法专制主义、经济循环理论等方面，中国经济思想和魁奈经济学非常相似。魁奈的一位同时代人曾说他缺乏新创见解，为什么呢？因为魁奈及其同道的思想主要来自中国。谈敏认为，“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无为思想之变形”，如所谓“恭己正南面而已”和“垂拱而天下治”等。

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认祖归宗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渊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改革开放伊始便确立的一个重要理论，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能够始终符合实际。这一命题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中首次提出。此后，1982年和1986年，在党的文件中两次再度提到了这一命题。邓小平于1987年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252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系统论述，并据此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党的基本路线，标志着这一理论的形成。党的十四大强调，它是今后长期内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则在十五大报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一节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是要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007年，先后于中央党校6•25讲话及十七大报告中始终强调了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基本的现实依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才使我们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立论前提。市场经济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目标相矛盾。以上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经济的否定，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典社会主义作家达成的少有共识。应对这一观点的双重挑战，必须对市场经济重新“定性”。邓小平于1979年首次指出，市场经济并非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1992年的南方讲话特别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此后，通过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综合运用宏观调控的计划手段的现实，指出“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并进一步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可见，“中性”论与“手段”论，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将它从一般社会经济制度体系中抽象出来，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市场经济是中性的，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有效手段，这已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得到证实，我们应该继续大胆地采用这种手段。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灵活特色。在对市场经济重新“定性”后，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端和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长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而后，我们党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更加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任务，旨在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化。但市场又不是万能的，还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职能。邓小平曾讲到，“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其深刻含义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要根据客观实际灵活运用。此后，和不断发展了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深入阐述了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点，又要通过宏观调控来消除市场运行中的局限。此外，还提出，要注意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党的十七大之后，国家实施部委机构调整这一重要举措，“大部制”蓝图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职能开创了新局面，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失控，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基石。通过这一系列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已日渐完善。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全新的概括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被摆在了最突出的地位，即只有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与此同时，还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即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对于基本制度的保障，“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这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注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注重效率，还要兼顾公平，扶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具体实际问题。目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不断发展，则是对共同富裕目标的继续探讨。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全面系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它的哲学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中性”论与“手段”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基础”论和“灵活”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阐释了实现方式和最终目标。此外，在制度环境方面，我们党采取了推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健全民主法制和“大部制”政府机构调整与完善，以及全面促进社会和谐等一系列方针和措施。这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可见，这一系列有机论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全面详实的科学思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宏伟战略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对比分析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有必要将复苏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90年代中期具有较大影响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加以比较。这两种理论的名称虽略不相同，但它们都主张应该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起来，即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框架中导入市场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手段。应该把这两种理论联系起来，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并以一种国际性的理论视角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相近之处

很长时间以来，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市场经济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事实上，中国有超过2000年的市场经济探索史，战国到西汉以及唐宋时期产生了两次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普遍认为的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是第三次，也是对两宋时期萌芽的深化。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早在1910年就指出，中国宋代已经开始了近代化，比欧洲“文艺复兴”早了几百年，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产生或光大于宋代，包括钢铁冶炼在内的很多工业生产大大超过六七百年之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成就。实践上，中国有比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工业革命早得多的市场经济探索史，理论上又如何呢？亚当•斯密一直被公认为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但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发现，市场经济理论“自由放任”这一核心思想不仅可以追溯到《货殖列传》《道德经》，而且这两部典籍中所提出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求富欲望，利他以自利的市场交易途径，术有专攻、因时而变的市场主体技能，以及多层次的市场治理手段等思想，其中一些方面比《国富论》的论述更为深刻。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而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深入探寻市场经济的思想渊源，让中华民族有了更多文化自信的底气。

《国富论》中的市场经济理论、影响及其问题

1776年问世的《国富论》总结并系统描述了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斯密也由此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国富论》主要在两个地方明确阐述了市场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自由放任。一是在“论分工的起因”中，斯密认为，为了生存与发展，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帮助，但是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种帮助的，为此只能通过交换，这就是交易的通义；二是在“论限制进口国内能生产的商品”中，斯密强调，一个企业主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是支持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他自己资本的安全，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围绕这一市场经济理论，斯密在《国富论》中研究了分工、货币、价值与价格、分配、资本积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学说。毋庸置疑，斯密及其《国富论》的影响广泛，但其原创性却一直饱受争议。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马克•布劳格强调：“人们不能说斯密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坎替隆、魁奈和杜尔阁更有资格享有那个荣誉。”熊彼特、罗斯巴德等也都对《国富论》的创新性提出质疑。斯密著作中的自由放任和分工一直以来都为世人所称道，对后世影响巨大且毫无争议，但都非斯密原创，那么它们源于哪里呢？熊彼特、罗斯巴德为它们寻找到斯密以前的一些西方根源。本文则强调这些西方根源的东方渊源，并找到了比斯密早1800年以上的《货殖列传》以及早2200年以上的《道德经》。

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农学派渊源

重农主义体系的精髓是“自然秩序”，而自然秩序的精髓是个人权益与集体的共同利益永远不会被割裂开来，但只有在自由制度下，它才能实现，“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的国家形式得到实现”，这无疑是很明显的“自由放任”。罗斯巴德也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重农主义者是最早的自由放任思想家，轻蔑地卸下重商主义的所有包袱，他们提倡国内外完全的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取消补贴、垄断权或限制。”法国重农学派宗师魁奈与当时“改革开放”启蒙时代的其他重要思想家，包括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一样，都崇尚自然，一直视中国为标杆，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信奉宇宙的自然法则。但在启蒙方向上有所差别：后者侧重对公众的知识普及与教育，而魁奈在启蒙时代就寻求将我们现在所称的“经济学”还原为一门基础性的科学学科。重农学派对斯密及其市场经济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为斯密准备了很多他“永远不会想到的问题”和“永远不会想到的词汇”，而且在经济自由的论述方面也比斯密更为透彻、全面。斯密重农业、轻工业的思想主要源于其法国好友杜尔阁，以及与其有多次交往的法国重农学派宗师魁奈。事实上，杜尔阁和魁奈对《国富论》所强调的核心思想也早已有了深入的研究。1766年，杜尔阁为指导两个中国学生做好中国问题调查时完成了一本《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小册子，对分工的重要性、货币（包括资本与利息）理论等方面研究颇深。而魁奈已经提出其最重要、最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且在关于自发的经济结构、经济生活中个人利益的持续作用、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自由等方面也有着深刻分析。

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

既然斯密的重要思想源于法国重农学派，那么重农学派的思想又源于何处呢？马弗里克对魁奈的重农学派与孔子、孟子等中国思想家的关系有深刻研究，他认为，魁奈及其追随者们是那个世纪深深崇拜中国的欧洲运动的顶峰。魁奈的一位学生指出：“我们知道，只有中国人，他们的哲学家，从远古便被最高深的真理所贯彻，他们称之为法则或‘天道’，他们的一切措施，都根据于这一个原则：顺乎天意。”除了天道，重农学派还受到中国哲学哪些影响呢？一位追随者在魁奈葬礼上的悼词说，孔子的整个教义，目的是“……爱邻如己，克己复礼，以理制欲。非理勿为，非理不念，非理勿言。对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教言，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益，但最主要的部分还未做到，即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他以特别聪睿的耳朵，亲从我们共同的大自然母亲的口中，听到了‘纯产品’的密理”。由此我们知道，重农学派的理论来源包括孔子的儒学和宋明理学，也清楚地看到魁奈这位“欧洲的孔子”作为孔子事功在欧洲的直接继承人，在中国学说基础上做出的“新贡献”。1938年出版的一部法国专著《中国对重农主义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之影响》认为，在包括自然秩序概念、农业思想、合法专制主义、经济循环理论等方面，中国经济思想和魁奈经济学非常相似。魁奈的一位同时代人曾说他缺乏新创见解，为什么呢？因为魁奈及其同道的思想主要来自中国。谈敏认为，“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无为思想之变形”，如所谓“恭己正南面而已”和“垂拱而天下治”等。

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认祖归宗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需要大量深谙经济学要义的拔尖创新人才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一、新时期经济学人才培养面临的形势

（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经济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明确要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高等教育明确提出了“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要求。探索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要求，也是当前教育改革的当然之举。在经济学人才培养方面，培养大批具有全球视野、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的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经济学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重大使命和基本任务。要实现这一目标，探索具有创新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必不可少。

（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趋势对经济学人才综合素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人才的层次结构、知识结构和素质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技术条件下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现代产业的不断升级与创新，迫切要求经济学人才具备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合作意识和国际意识，拥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职业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以及知识更新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协作能力和认知能力等高级技能。而当前我国的经济学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满足高层次、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求。

（三）经济学教学环境的变化对当前我国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挑战。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逐渐由“80后”转为“90后”。很多“90后”学生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对于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容易产生疑问。如何适应这一转变，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才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此外，各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师资来源、构成及其知识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大批拥有博士学位和海外学习经历的“海归军团”加入到高校经济学师资队伍中。他们接受了现代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熟悉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学模式，但他们中有较多的人不熟悉中国国情，也缺乏实践经验。［1］如何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成为经济学人才培养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

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张岩等人就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当时，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的一些学者从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开始关注和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及体育运动中的经济问题；论述研究体育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探讨体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方法、撰写论文，逐渐引起社会关注。

一、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概况

自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体育经济学研究带来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政府重视和加强了体育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国家体委提出了改变原来单纯依靠国家财政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和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研究内容已从20世纪80年代主要研究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和体育经济问题转变为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育产业、体育无形资产、奥运经济、职业体育等等内容，对国外体育经济的研究显著增加，体育经济学的体系不断完善，理论更加成熟。

在体育运动实践的推动和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之下，我国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首先，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自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张岩等编著的该学科的第一本专著《体育经济学》，中国已出版了10多部体育经济学的专著。第二，体育经济学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二、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没有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经济学理论

只有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经济学理论，才能对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做出清晰准确的说明。如果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发生偏差，在体育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难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2.不重视概念的科学性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