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区域研究范文

摘要：

文化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一环，但目前三地文化产业协同程度还比较低，协同效应还不明显，为此，应树立“一盘棋”发展理念，加强京津冀文化协同顶层设计；确立差异化发展思路，推动京津冀文化产业融合对接；构建统一文化市场，释放京津冀文化消费活力；促进文化要素流动，优化京津冀文化产业人才配置。当前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应着力布局文化旅游业、体育健身业、印刷复制业、工艺美术业、动漫设计业和会展业等六大领域。

关键词：

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基本思路；重点业态

文化协同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为京津冀其他领域的协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有力的文化支撑。作为京津冀文化协同的一项重要内容，三地文化产业如何实现协同协作和联动发展成为目前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分析三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现状并梳理出相应的对策思路，对于加快推进京津冀文化协同步伐，提升区域文化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现状

京津冀地区历来都是我国文化发展最富活力的区域之一。改革开放后，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三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与优势。近年来，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三省市文化协同脚步也明显加快。《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2012年12月）、《京津冀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2014年8月）、《京津冀文创园区协同发展备忘录》（2015年4月）等协议的签署，表明京津冀三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从京津冀整体利益出发，对推动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合作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目前来看，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程度还比较低，具体体现在：一是三地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如2014年，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各自GDP比重分别是13.2%、9%和3.8%，差距较为明显。二是三地文化产业协同效应不高。文化部的《中国新型城镇化文化建设指数》显示，我国新型城镇化文化建设指数得分的标准差分别为京津冀（5.33）、珠三角（4.54）、长三角（3.10），即长三角地区文化建设的差异性最小，协同度最高，而京津冀地区文化建设的差异性最大，协同度最差。

造成这种现状原因，一是长期“两市一省”的行政管理格局及各种体制机制障碍造成京津冀三地地区本位意识较重，未能形成“我们是一体的”观念，对外部借力和区域协作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导致协同发展步调不一，行动滞缓。二是目前京津冀多数地方仍习惯于依托自身的某种特色文化自主发展，对文化产业的交融性、关联性认识不充分，往往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能自觉寻求产业的价值链延伸,发展状态自然松散。三是受传统行政体制及京津虹吸效应影响，文化产品与服务及人才、资本、创意、技术等文化生产要素难以在京津冀三地间自由流通，地区、行业、企业间的优势难以实现互补对接，统一的文化市场难以形成，区域文化消费活力不强。

摘要：文化产业作为区域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而许多高校虽然开设了文化管理专业，但是由于教学理念不具备针对性，课程设置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等，导致文化管理专业无法为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大量优质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基于此，本文将在研究区域经济文化发展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适应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特征和时代之需，发现当前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缺失，加强教学实践，通过明确培养目标等途径，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策略，希望能够通过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高效发展，为地方区域经济建设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区域经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前言

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和朝阳产业，对于区域经济的推动和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也在“十三五”规划中，将文化产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而想要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中文化产业的发展，拥有较强专业素养和能力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必不可少。我国自2004年在四所高校设立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截至2018年，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已经超过了200所，从一定层面可以看出，近些年来文化产业出现迅猛的发展态势以及国家政府对于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重视。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作为一门以交叉学科为基础的应用型专业，由于其发展时间较短，因此在许多学校在开设这门专业时，存在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成熟、办学定位较为模糊等问题。而文化管理专业作为一门落地性的应用型的专业，必须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依托，特别是当下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只有在保证文化管理专业能够切实服务于地方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才能够进一步解决当下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各种问题。

一、适应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培养文化产业管理人才的意义

近些年来，文化产业在诸多经济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迅猛发展且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并开始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发展，已成为部分西方国家支柱型的经济产业，是当下发展最快的朝阳产业之一。而为了进一步满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2004年，我国先后批准在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时为北京广播学院）和云南大学四所大学设立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在最近的几年中，我国各地高校纷纷增设了这一专业，并成为我国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专业之一。虽然这些年来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但实际的教育形式问题重重，文化管理专业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大多难以满足地方区域经济文化的实际需求，对这一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后，我们不难发现，主要是由于人才培养模式上缺乏相应的培养标准，并且对于专业的认识程度较低，由于开设该专业的学校没有实际理解应用型文化产业人才的实际内涵，导致专业教学与能力素养的培养存在明显的失衡。而在当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培养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才能够进一步满足文化产业实际的发展需求，填补文化产业市场人才的空缺。通过针对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需求，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调整，结合学校所属区域经济文化特色和产业结构，对学生的授课模式与思路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能够使培养出来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逐渐适应地方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需求，使地方和学校能够相互补充、相互扶持，最终推动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共同提升与进步。

二、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培养目标模糊，没有完全契合地方实际

摘要：以纽约为核心的美国东北部沿岸城市群，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文化中心。通过分析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五大都市区之间的艺术与文化产业聚集状况，发现该城市群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相协调，为文化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空间上产生了“一核两翼”的发展格局，形成了分工明确的城市群文化协作生产模式。政府在城市群文化经济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对推动京津冀城市群的文化产业集聚与协同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京津冀城市群应加快区域平衡发展，激发文化要素活力；增强核心城市集聚力，构建区域文化协同创新网络；整合区域文化资源，深化城市群文化产业分工协作；创新政府文化扶持模式，营造区域文化创新环境。

关键词：城市群；文化产业；集聚；启示

美国东北部世界级城市群，包括以纽约、费城、波士顿、华盛顿、巴尔的摩为核心的五大都市绵延区，不包含农村地区。据美国联邦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界定，都市绵延区是指以某一大型城市为核心绵延而成的一大片相邻区域，内部经济与社会高度一体化。根据美国联邦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6年五大都市绵延区经济总量约为2.8万亿美元，约占全美国都市区经济总量的18.8%；人口总量约4000万，约占美国都市区总人口的14.4%。

一、文化经济发展的基石：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相协调

五大都市绵延区之间形成了以纽约大都市区为核心，以华盛顿、费城、波士顿三大都市区为二级城市，以巴尔的摩为外围地区的分工合理、布局完善的世界级城市群体系。纽约—纽瓦克—泽西地区经济规模位列全美382个都市区的首位，经济实力雄厚，人才密集，对外联系密切，是面向全球产业的重要窗口。2016年常住人口2000万人，实际GDP为1.4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均占美国东北部城市群的50%；出口额高达1510亿美元，占美国东北部城市群的比重约为60%，被称为世界经济与金融枢纽。横跨四个州的华盛顿特区—阿灵顿—亚历山大都市区，是全美第五大都市区。费城—卡门登—威尔明顿和波士顿—剑桥—牛顿两大都市区像纽约的两翼一样，发挥了二级城市或副中心的作用。尽管两者经济规模均不足纽约的四分之一，人均GDP却超过纽约。波士顿地区著名学府云集，128号公路两侧遍布研究机构和高科技企业，被誉为“美国东海岸的硅谷”。巴尔的摩—哥伦比亚—托森经济规模最小，仅为纽约都市圈的九分之一。良好的经济条件与人口聚集水平为文化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资金、人才、技术等关键文化要素实现了跨国流动和汇聚，而且本地文化消费需求旺盛，文化产品需求结构类似，文化市场发育完备且国际化程度较高，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繁荣乃至参与全球化竞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二、文化产业集聚形态：“一核两翼”

艺术与文化是东北部城市群的重点优势产业之一，国际文化影响力较大。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就业统计，东北部沿岸城市群在艺术、设计、娱乐、体育与媒体行业领域从业人数约有34万人，占全美同业就业人口比重约为18%，与该城市群在全国的经济比重接近。该地区文化经济发展较为成熟，已经形成以纽约为核心，以华盛顿和波士顿为“两翼”的稳定发展格局。纽约与华盛顿两大都市区艺术、设计、娱乐、体育与媒体产业集聚程度较高，从业人数约占整个东北部城市群的四分之三，工资水平在8万美元左右，远远高于美国平均职业工资。纽约作为世界三大艺术中心之一，其文化魅力享誉全球。Currid（2006）分析指出，纽约之所以成为世界城市并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其区域竞争优势并不是来源于其顶尖的金融业、管理类控制、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或是工程业，而是来源于时尚设计、艺术与文化领域。2017年纽约大都市区约有20万人从事艺术与文化行业，约占全美的10%。华盛顿作为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虽然从业人数不及纽约大都市区的三分之一，但产业集聚程度较高，每千人就业人口中约有26人从事艺术、设计、娱乐、体育与媒体业，且工资水平与纽约不相上下。波士顿以科技教育、金融和商业服务闻名，而艺术与文化产业也有一定集聚规模。虽然从业人口仅为华盛顿从业人口的一半，但每千人就业人口中就有18人从事艺术、设计、娱乐、体育与媒体，高于美国平均水平。行业工资水平却要比纽约和华盛顿稍低一些，仅为6.7万美元，显示波士顿可能有与之不同的就业岗位类别。费城和巴尔的摩两大都市区在艺术、设计、娱乐、体育与媒体行业的从业人口规模较小，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产业集聚，行业工资水平也较低，接近美国平均行业工资。

三、区域文化产业关联网络：构建文化创新生态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酒泉重点要以文化产业聚集、区域创新合作联动、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文化与旅游融合等四种创新发展模式推进区域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在以上模式践行中，探讨其保障机制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1酒泉区域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

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区域的文化资源、经济条件等内部因素直接相关，在科技创新推动下，在产业融合的大背景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强，从而推动企业与文化人才的创意创新。文化产品的创意和产出与市场需求不断互动、创新、调整、适应，个人创造、企业竞争、产业融合、科技创新等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内生动力被激发。在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外部动力因素，即政策支持和环境支持下，促进文化产品、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文化服务、文化管理、文化产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以满足不断发展的文化市场需求。文化产业的创新与发展路径是协同渐进的，其发展动力和成长方式与区域文化、资源、经济条件、发展水平等内部因素直接相关，还与政府政策支持、全球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紧密相关（见图1）。

2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动力机制的评价指标

依据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拟定出模型评价的驱动指标，见表1。

3酒泉区域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动力机制构建的措施

3．1内部动力机制的构建

3.1.1“人才兴文”战略文化产业创新系统高效运行的关键是对人才的重视、培养和合理使用，只有人才能够将文化创意转化为产品并推向市场，为受众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酒泉文化资源优势突出，但产业发展起点低，市场化程度、企业创新、技术创新都比较落后，资金、人才等资本投入严重不足，造成产业附加值较低。目前，酒泉区域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文化创意人才、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亟需并相对匮乏。必须引进、利用、培养创意、设计、生产制造技术、经营管理等高素质的文化专业人才和企业家人才，为发展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吸引资本、开拓市场，因此，实施“人才兴文”战略，进行适合区域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建设，快速推进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一是进行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优先进行人才资源开发、人才结构调整，保证人才投资优先、人才制度创新优先，充分发挥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夯实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激发文化人才的创意创新能力，为人才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充分释放文化生产的活力，营造一个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得其所的良好人才环境和氛围。二是政、校、企三方合力，构建完善系统的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解决文化专业人才亟需的问题。政府充分利用地方院校教育资源，制定相应的用人机制，使地方院校培养的专业人才得到充分施展才华的平台和机会，享受公平竞争的待遇，激发院校对人才培养的积极性。企业要有人才危机感，加强与院校的联系，依托院校教育资源，加大对人才的业务培训力度和专业素质的提升，合作培养人才。地方院校不断研究文化产业市场人才需求，加强文化专业设置调研，创新文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依托自身文化研究资源优势，建立政、企联动参与的研究机构，研究文化精品，提供文化政策咨询，组织学术交流，提供信息资源，培训文化研究和经营管理人员，应用推广文化研究成果，参与开发、策划、经营，服务区域文化企业，传承和保护区域文化资源。三是完善人才选拔和激励竞争机制，提供文化专业人才就业、职业发展、福利等激励政策，吸引各种创意人才，营造良好的人才创新环境，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促进优秀文化专业人才脱颖而出。四是完善人才服务保障机制，保障人才各项基本需求，推动企业与科研机构、院校的联动，提高产学研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一、文化产业集聚的经济效益机理分析

就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基本理论而言，单个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都会受到其他相互关联的经济主体区位选择的影响，即区位选择本质上是相互依赖的。通过空间集聚能够实现空间规模收益递增，获取集聚经济效应。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各经济发达体其经济活动空间布局都是倾向于集聚而非分散，产业集聚及其所产生的空间极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文化产业的投入要素特征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导致文化产业具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效应，并通过企业区位的空间集聚得以实现。文化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主要通过内部资源共享、外部经济渗入、区域竞争创新以及环境制度形成等几个方面实现。

（一）内部资源共享效应文化产业集聚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许多类似的文化创意空间集聚在一起，这首先就能有效地在集聚区内形成外部规模经济。由于同行业企业的增加和相对集中，在信息收集、产品销售等方面成本会降低。其次，文化产业内部形成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也会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外部经济和集体效率。文化产业内部专业化分工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化产业集聚创造了一个较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对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量也相应增加，这不仅使专业化的文化企业提供了很大的生存机会，还使他们实现规模化生产，两者形成良性循环，不断提高产业集聚生产效率。第二，集聚区内的文化企业彼此近邻，企业在产业上的关联性使他们更易于从本地获得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降低了运输成本，同时还会使库存降到最低，并能抑制哄抬物价、违约背信的投机行为，并使活动透明化。第三，文化产业集聚区内的文化创意企业具有地理集聚的特征，与文化产业关联企业及辅助机构都会在空间上相应集聚，形成一种柔性生产综合体，构成区域核心竞争力。此外，文化集聚区的形成使政府更愿意投资于相关的教育、培训、检测和鉴定等公用设施，使文化集聚区内资源共享的作用发挥的更大，大大增强了集群内文化企业的比较竞争优势。

（二）外部经济渗入效应文化产业集聚所依靠的不仅仅是区域经济基础的支撑，外部经济的渗入是其发展所必须的养分，其主要表现为外商投资和技术扩散：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本身就是对区域市场不断完善的过程，这种市场的不完善，从而使文化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产生许多的投资机会，同时伴随着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深入，来自供给与需求的压力会愈大，外来资本的进入可以有效地缓解资本的不足，形成巨大的外商投资辐射效应。文化产业集聚得以发展，技术竞争是其不可缺少的支撑。在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外来资金的支撑之外，技术竞争是产业集聚规模的扩大另一个重要支撑。这种技术竞争也会随着文化产业集聚的发展而得以加强，从而使技术发展作为其发展的纽带是文化产业集聚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集聚区竞争创新效应依据经济学家韦伯的产业集聚发展二阶段理论，产业集聚的本质就是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区域产业经济，从而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活力。早期的区域产业集聚主要是企业为了提高各自的市场竞争力，通过集群效应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效应。而随着区域产业集聚的发展，以少数大企业为主、其他众多小企业为辅的发展模式得以确定，成为促进和带动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成熟阶段，以品牌效应、规模效应、技术优势等为重点的文化经济扩散现象成为区域经济获取重大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而且会随着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深入而不断巩固，从而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同时，集聚区内文化产业竞争效应又为文化企业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提供重要动力来源。

（四）外部环境制度效应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相关从业人员及企业间的相互学习、整合和创造，通过空间集聚能够形成这种外部环境。在产业集聚的经济空间，不仅产生有形物质产品的交换流动，而且会促进商业信息、技术知识等无形产品交换，并促进相关创新环境的形成。同时，文化产业聚能够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制度环境的生成。制度通过提供必要的一般性服务促进相互依存和联系的生产者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如通过行业协会等组织提供产品质量标准、协调相关企业之间的关系、信息、保护产权等。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促进这些组织的产生，这些组织又进一步保护和营造适宜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

二、济南市文化产业集聚式发展分析

最近几年，围绕文化产业的发展，济南市委、市政府提出“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总体部署，着眼于文化产业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发展潜力大的特点，坚持把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升级的重点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把产业集聚发展模式作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济南市文化产业得到了长足地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以下问题：

摘要：伴随着全球化逐渐迈入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产业的创新性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人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良好的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能够带动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还能够更有效的促进整个地区的城市建设以及居民的整体素质，因此文章以澳门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与未来展望作为研究重点，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进一步勾画出澳门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蓝图，文章在理顺澳门发展现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剖析澳门地区的兴盛企业以及文化支撑点，进而为澳门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建议，并对以后的发展指明方向。

关键词：澳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未来展望

澳门作为一处极为特殊的区域，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文化积淀，优越的先天条件不得不让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以及后期的维护产生兴趣，进而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为后期促进本地区各方面的发展打下基础。

一、澳门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

在《世界遗产名录》当中所阐述的澳门历史古城“天主圣明之城”，是当时葡萄牙居民将澳门半岛西南部分运用城墙进行围合之后对城市的命名。这些居民在这一特殊的城堡之中修建其自己的房子、建设属于自己的教堂、铺设用于出行的马路、铸造用于防御的高台，甚至营造自己所独有的坟场。在这当中所构建出来的许许多多建筑物即保留了原有的中国传统特色的精华，进一步对西方的一些建筑文化精髓进行了融合。对于澳门的历史城区而言，是整个澳门旧城区当中最为核心且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街区，在这一区域主要有22座古老的建筑物以及与之相邻的八块前地进而构成。澳门的这一历史老城区是整个中国境内当中至今仍存在一处最为古老、规模相对庞大、保存相对完整而且最为集中的一处具有东西方风格并存的文化产业。作为这个城市当中所独有且特殊的城市品牌，澳门的历史城区逐渐将整个澳门众多的名胜古迹、中外建筑以及街区小巷逐渐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物质与非物质之间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有形与无形，成为了整个澳门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二、澳门文化产业发展的三大重要支柱

（一）“六大赌牌”陆续在澳门登场在澳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博彩行业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1847年，澳门地区早就已经对赌博这一产业进行了合法化，并且，博彩业这一行业的专营全由政府负责，从1896年开始，葡萄牙已经明确禁止了赌博这一行业的发展，澳门地区也开始陆续开始实施禁赌。到1937年，在经过长时间的禁止赌博行业之后，澳门这一地区又开始逐渐出现了专营的一些赌场，例如：赛马赌博、赛狗赌博等。从1961年的2月开始，葡萄牙开始颁布相应的法令，允许澳门通过博彩的形式去经营一些较为特殊的娱乐产业，这时候，在澳门这一地区，博彩业开始走向合法化。2002年的时候开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开始对博彩的经营权进行了开放，并且在这当中融入了相应的竞争机制，澳门博彩业就从“三足鼎立”变成了“三主三副”的六大赌牌。

（二）澳门地区博彩行业与创意文化产业澳门在基于吸纳来自于国际上、国内当中的优越资本以及丰厚的赌金，在整个全国城市发展当中名列前茅。依据亚洲的开发银行在2007年年底所呈现的报告当中可以看出，澳门在依托于博彩行业的情况之下，整个澳门地区的人均GDP以2.1万多的港元成为了整个亚洲排名当中位列第三名。为了更进一步的促使澳门社会对于整个博彩行业的人才需求量，开始在2003年的时候，在澳门的大学当中开始陆续开设了有关博彩行业的管理学方面的课程以及相关专业。在这之前，澳门地区的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曾经与澳门大学的校长一起前往美工内华达州去参观两所州立大学，并且和其中的一所大学———雷诺学院正是签订了相关的合作协定。在这所大学当中，委派相关的教授前往澳门地区，澳门的相关大学也会委派相关的教授前往彼此的院校，对开设博彩管理学士学位的相关课程进行探讨和学习。除了在学校开设相关的博彩课程之外，澳门地区还特意为一些赌场的管理人员增设和开办一些相关方面的培训课程，在这些课程内容的培训上包括了本地以及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娱乐、旅游和文化发展的分析和比较，例如：艺术表现、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等。从此之后，不管是澳门地区的政府机构、学校还是民间的社团，都非常的重视本地区的博彩行业发展，也都致力于更有效地促进本地区博彩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寄望通过这一产业更有效的带动澳门整个地区的旅游行业、酒店行业以及房地产行业、零售企业的发展和推进。

一、跨境文脉概念及文化产业跨区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

（一）概念界定：文脉与跨境文脉文脉的概念源于语言学范畴，原意指语言环境中的前后逻辑关系，有时也指事物发生的条件和背景环境[6]。在汉语词典中，文脉是非规范用语，词典中未见此词条。而按照汉语的解释，文脉应该是“文”和“脉”的组合，“文”指文化、文明，“脉”指脉络、气脉。风水学中，“文脉”是指龙脉的一种，属文曲昌兴之象。英语中，文脉与“context”对应，它可指语境和文章的上下文，也可指事物的来龙去脉。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柯亨把文脉界定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的式样系统”。在我国，对文脉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中后期。陈传康（1996）将文脉引入旅游开发中，认为旅游开发、景区规划要重视和顺应地方文脉[7]。他认为文脉是指旅游点所在地域的地理背景，包括地质、地貌、气候、土壤、水文等自然环境特征，也包括当地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特征，因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地域性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积淀的三维时空组合。陈南江（2001）则认为，一个地区的文脉有主有次，旅游项目开发要紧紧抓住主要文脉，而且不要与已有的旅游项目相冲突，如果有冲突，则要在特色设计、区位条件和市场定位上下功夫[8]。赵荣等（2002）提出景观文脉的概念，认为景观文脉是指旅游目的地景观的文化内涵及其相互联系，文脉整合可以彰显区域特色和景观内聚力[9]。王铮等（2004）认为旅游区文脉具备以下几个特征：其一，文脉是一种传承的文化表现；其二，文脉是一种历史遗产的现代继承；其三，文脉来自对地理背景的现代美学提炼[10]。可见，关于文脉的概念，学界见仁见智，并没有达成共识。归纳起来，文脉是指一种文化的脉络，它是特定空间中的历史范畴。目前，文脉的研究与应用多见于建筑和城市规划、旅游规划等领域，在文化产业研究方面的应用还很少。这里借鉴文脉的思想内涵，提出“跨境文脉”的概念。我们认为，跨境文脉是跨多个行政区域，具有同一历史文化事件渊源、或同一民族文化传承、或同一文化元素和历史记忆的特定相邻文化空间，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基于跨境文脉，多个相邻行政区域之间就能搭建起一个天然的合作平台，形成文化产业走廊或文化产业圈，实现区域合作和协同创新。利用跨境文脉实施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创新发展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跨境文脉的运用不同于旅游规划中的文脉运用，它是多个区域的文化纽带，能成为区域文化经济协同的基础，在区域之间实施资源共享、促进要素流动和信息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基于旅游开发中文脉的运用，又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文脉的内涵；其二是跨境文脉的运用不同于经济区域划分，它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记忆和传承功能的客观存在，它不随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在协调区域合作方面发挥着稳定而持续的作用。2013年《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发展总体规划》的出台拉开了我国西部跨区域文化经济合作的序幕，但它在本质上不属于跨境文脉的概念，而是带有主观能动性的经济范畴。其三是跨境文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空间和历史记忆，它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石，而且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是多个行政区域共有共享的“公共产品”。因此，以跨境文脉为纽带实施区域文化产业的协同创新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它既符合现代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赢”的时代趋势，也是热力学耗散结构理论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天然实验场。

（二）理论基础：区域文化产业经济系统中的耗散结构根据热力学中的耗散结构理论，不管是化学、物理的系统，还是经济系统，一个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持续不断交换能量和物质的过程中，如果系统内部的一些变量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系统就可能发生突变，由原来的无序混沌状态变成一种在空间上、时间上以及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非平衡的、非线性的，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或能量才能维持的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称之为“耗散结构”(dissipativestructure)。该模型为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力图构建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创新的耗散结构模型。式子N2－M＋1的特性是决定耗散结构能否形成的重要依据。当N2－M＋1＜0时，（X，Y）趋近于不动点，定态解增量收敛且极限为0，即系统经过运动之后又回到原始均衡态。这表明区域文化产业的协同创新系统维持原状，没有发展根本变化。当N2－M＋1＞0时，定态解不稳定，在此情况下，X与Y保持不稳定状态，耗散结构系统可能出现，如果系统内部的非线性运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系统是开放的，能量物质流是非线性的，不断有能量注入且相互作用。那么系统会向更高级有序的耗散结构发展，这就是耗散结构的形成。以区域文化产业系统为例，区域系统与区域外的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等发生物质能量交流，各主体差异性较大且保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产生“涨落”现象。此外，区域文化产业系统是无序变动的，改革与创新活动频繁，改革者思想活跃。区域文化产业系统就有可能从区域外获取负熵，输出正熵，达到耗散结构状态，如图1所示。但是文化产业创新系统的建设是面临风险的。其一，如果系统通过与外部开放交流以及内部的“涨落”实现了负熵的生产，由无序混沌走向了有序或是由低级的有序走向了高级的有序，即各协同创新主体在组织、协同过程中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并萌发了一系列新的创意和成果，而且这种态势有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这就是实现了文化产业协同创新的耗散结构状态。其二，由于该系统消化新事物的能力有限，区域外不良因素的注入，导致正熵增加，系统走向混沌无序状态，甚至崩溃状态[12]。

二、西部地区典型的跨境文脉及其跨区协同创新模式探析

（一）丝绸之路与文化产业走廊“丝绸之路”是指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西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它是一条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据历史记载，丝绸之路分为东中西三段，每一段又分为南中北三线。其中东段指从西安出发，再到玉门关、阳关，开辟于西汉时期；中段指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开辟于西汉时期；西段指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开辟于东汉时期。“丝绸之路”在史学界享有盛誉，被公认为是古代商贸往来之路，其间伴随着文化、军事、宗教等多方面的交流与传播。“丝绸之路”沉淀了2000多年来的历史沧桑，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第一是军旅文化资源。旌旗号角、长城烽燧、联营军帐、关城文碟等是丝绸路上重要的文化元素，至今还有很多遗址遗存保留下来；第二是边塞文学资源。边塞文学意境悠远、情真意切、词句铿锵、流传久远，而且与自然景观环境融为一体，为“丝绸之路”增添了韵味与厚重；第三是商旅驿站文化资源。《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700多年以前我国繁荣的商业城市、方便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有效地拉近了西方世界与神秘东方的时空和心理距离。“丝绸之路”驿站众多，它承载着我国古代“住宿”和“交通”等历史文化印记，使人向往。第四是宗教文化资源。“丝绸之路”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等众多宗教共生共荣的地区，尤其是佛教东传、解经、演化之路；第五是民族文化资源。“丝绸之路”是众多少数民族相互交融之路，民族迁徙、民族融合是其基本特征，民族风情、民族习俗丰富多彩。这些文化资源现已成为该区域旅游开发的宝藏，同时也为其他类型文化产业发展的提供了基础和平台。“丝绸之路”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跨境文脉”，相关的旅游规划早已出台，但在推动“丝绸之路”旅游品牌建设方面作用仍不明显。如能借助现有的基础，通过“跨境文脉”整合区域资源，走协同创新之路，打造“丝绸之路”文化产业走廊，势必对我国西北地区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其一是要整合资源，打造“丝绸之路”品牌。对所经区域的各种资源进行全面科学的调查、整合，整体策划，形成“丝绸之路”统一形象，各地区在“丝绸之路”品牌建设上要充分协商协调，做到“和”；在文化产品设计、旅游景区规划上保持差异性，做到“不同”。其二是要挖掘文化。“丝绸之路”是多重文化的重叠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商旅文化是“丝绸之路”的源起，它与宗教文化、民族文化构成了“丝绸之路”的“文化三宝”。因此当务之急是要理顺“丝绸之路”的各种文化的开发价值，规划好文化旅游线路，设计好特色文化产品，突显“丝绸之路”的文化灵魂。其三是要重视产品设计。“丝绸之路”文化产业走廊主打文化旅游，包括丝路考察修学之旅、丝路探险之旅、马可波罗之旅、重游玄奘取经之路、“丝绸之路”气候体验游、“丝绸之路”民俗之旅、“丝绸之路”生活体验之旅等。此外，可以举办“丝绸之路”物产交易会、古钱币收藏展、民俗摄影展、剪纸作品展等提高知名度。开办“丝绸之路”美食节、狂欢节、文化旅游节、酒文化节以及“丝绸之路”商业节等提高参与度。利用“丝绸之路”上的传奇人物故事拍摄影视，制作动漫等文化产品。只有设计出好的文化产品，才能发展壮大文化产业。

（二）长征路线与红色文化产业走廊长征线路是我国最大的跨境“红色文脉”，具有跨区域合作开发的良好基础。“长征”是指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的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革命根据地出发作战略大转移，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陕西等11省市自治区，行军25000里，击溃了敌军多次的围追和堵截，最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军万里长征这一重大军事远征的历史事件引起了国外学者和记者浓厚的兴趣，20世纪30年代后期，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首次向世界描述了中国红军长征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实地考察了长征线路，撰写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该书在欧洲、美国、日本引起了重大反响，无不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军事奇迹。红军万里长征途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人物历史故事和革命遗址遗存，这些资源对于今天的所在地而言，它既是宝贵的历史人文资源，更是难得的经济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部一些地区借助红色资源零零星星地开发了一些旅游景区和旅游项目，但是基本上属于单打独斗，缺乏区域合作，同时在开发方式上较为单调，主要以旅游门票收入为主导。红军万里长征线路是一条具有明确时空特征的“红色之旅”，在红色记忆上具有同一“文脉”属性。因此，在红色资源开发过程中，西部可跨区域合作打造一条“红色文化产业走廊”。在实施过程中，首先是要提高认识。长征途径地区的各级政府要转变观念，齐心协力，加强合作，合力打造“长征”品牌。其次是要做好充分调查。收集长征途中经历的人物历史故事、重要遗址遗迹等，并选择8-10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址作为重要节点，以“点”促“带”发展。再次是合理设计文化产品，依靠已有的红色旅游景点，加强“长征之旅”红色精品旅游线路的设计；“减量提质”设计红色纪念品、手工艺品等文化产品，努力将红色遗址遗迹的参观与历史故事深度融合起来，复原历史场景，吸引消费者；借助现代科技开发“长征”画册、“长征”动漫、网络影视等现代文化产品。最后是加强宣传。三分资源，七分宣传，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宣传，让“长征”的文化符号不断冲击消费者的眼球，用优质的文化产品和特色服务掀起红色旅游热潮。

（三）茶马古道与文化产业走廊“茶马古道”主要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进行茶马交易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历史上，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线路，即川藏道和滇藏道，学界也有3条线路的说法，即川藏道、滇藏道和青藏道[13]。“茶马古道”虽然已经失去了昔日物流运输的交通功能，但是它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产业开发的角度，它具有多重性资源的特点。其一是它具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茶马古道”上既有热带雨林独特景观，也有雪域风光和高山草原，既有美妙的雪山冰川,还有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石林和三江并流。同时它是我国水文资源富集地区。岷江、雅砻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澜沧江6条大江纵横交错，形成了世界上极为罕见的高山峡谷地貌。其二是它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是一条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相互交融的走廊地带，汉族、藏区、傣族、白族、纳西族等多民族聚居交汇，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交相辉映，“茶马古道”是原生态民族文化长廊。由于特殊的区位，“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一样，是我国大陆联结东南亚、南亚各国的桥梁，是中原文化与东南亚文化连接的窗口。其三是它具有多元的宗教文化。“茶马古道”所经区域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也各不相同,汉族主要信仰汉传佛教、藏族主要信仰藏传佛教，其他民族如布朗族、傣族、德昂族等主要信仰小乘佛教，回族则信仰伊斯兰教，纳西族主要信仰东巴教以及藏传佛教,彝族仍然保留自然崇拜或是信仰原始宗教。虽然各民族宗教信仰有所差异，但却能和谐相处，和睦共生。目前，“茶马古道”资源有零星开发，开发方式主要是文化旅游，其中开发较为成功的有云南大理、丽江等地区，但是区域之间合作较少，缺乏统一品牌。“茶马古道”涉及到云南、西藏、四川、陕西、青海等多个省区，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丰富异常，各级政府应加强合作和协商，联合打造“茶马古道文化走廊”。其一是在国家层面加大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出台总体规划，各利益相关地区努力做好专题规划，做到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地区之间走合作之路。其二是以文化旅游为基础，拓展其他文化产业类型，比如设计系列“茶马古道”手工艺品，拍摄相关的影视节目。2011年，电视剧《茶马古道》的播出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茶马古道”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解和熟悉，因此，应以此为契机，开展衍生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其三是以“茶马古道”文化为元素，利用现代科技设计现代文化产品，如动漫动画、网络小说、网络音乐等。

（四）盐油古道与文化产业走廊历史上黔地无盐，川、渝与贵州之间自古存在着多条食盐运输通道。而黔地盛产桐油、药材等土特产。桐油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它用途十分广泛，既是天然油漆，也是照明燃料，黔地的药材种类丰富，药材的品质较高。这些物质资源依托这些古老的运输通道在川、渝、湘、黔4地之间频繁的流动，牵系着乌江流域的千载兴衰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据历史记载和一些学者的研究，输往黔中的川盐主要依托4条线路进入贵州，它们分别是涪岸、綦岸、仁岸、永岸。涪岸指的是如今的荣县、富顺、郁山等地所产盐巴，运抵重庆涪陵（原属四川）后进行转运，沿乌江而上，经彭水、龚滩、盘滩到沿河，经新滩，然后转运至德江，再换船抵达思南。部分盐巴甚至经过四次转运，经乌江支流的龙川河，然后运往石阡。綦岸是指从重庆境内的江津（原属于四川）出发，水运至綦江，然后转陆运至遵义、湄潭、正安、都匀、独山、瓮安、荔波等地区。仁岸指的是以四川合江县作为出发点，经水路到贵州赤水，然后转陆运到达贵阳、清镇、福泉、织金、平坝等地。永岸以四川的叙永县为起始点，经大方县至安顺地区。另一条通道是经毕节至威宁、水城、兴义、盘县等地区。其中涪岸主要沿乌江水道，沿江运输，对整个贵州地区的物质流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是历史上乌江中下游地区最为重要的通道。乌江流域盐油古道的运输功能现今基本上被纵横交错的公路、铁路所代替。但它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遗存，具有很好的文化开发价值。它类似于云南的“茶马古道”，但又不同于“茶马古道”。目前，重庆彭水，贵州思南、沿河等地已经意识到开发盐油古道文化的重要价值，其中思南县正在打造“贵州思南乌江盐运博物馆”以及“乌江盐油古道沿线重要码头和景区建设”等项目。重庆彭水县也在开展乌江流域盐油古道文化的深层挖掘和乌江盐油古道项目规划前期工作。如果能整合历史上盐油古道上的这些重要站点和地区，联合打造“盐油古道文化产业走廊”，通过设计文化旅游线路、打造盐油古道影视产品等方式树立盐油古道文化品牌，其效果不会比云南的“茶马古道”逊色。除上述“跨境文脉”之外，还有巴国古都、夜郎古国等历史文化脉络也具备“跨境文脉”的特点，它们同样可以通过挖掘，建立特色文化产业圈，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

《金融科学》2017年第1期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国内文化金融合作的发展现状，阐述了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的内涵与构成，围绕文化金融合作的目的和思路，分析了基于“实体园区+虚拟网络”的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双线发展模式，从政策引导与商业运营、渠道建设与市场开发、区域特色与服务创新三方面提出了促进文化金融合作区双线发展的策略与建议。

【关键词】文化金融;金融创新;金融服务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文化产业正以全新的增长方式渗透到各产业的全过程，成为新经济的代表之一。2016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3万亿人民币，占GDP的4.07%，保持年均20%的高增长，全年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800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了18.6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催生了投资上的重大吸引力，2016年全国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超过20%，尤其是文化信息、文化创意、文化娱乐的增长率超过40%。文化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不仅体现了文化产业内生和外生双重需求，而且满足了经济和市场的双重要求［1］，构成了新型的文化金融价值链和生态链。因此，在新常态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金融效应成为我国文化产业超常态发展的重要引擎［2］。

一、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的发展现状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的要求，通过改革创新试点，探索文化与金融共赢发展的模式与规律，提升金融机构和文化企业的合作积极性。2014年3月，文化部等部委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提出了发展文化金融合作区的目标和计划。要求进一步探索金融与文化资源对接机制，完善文化金融服务的运营机制，建立文化金融合作的保障机制。通过选择文化产业发展成熟、金融服务基础较好的地区创建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搭建文化金融服务平台，完善文化金融市场环境，引导和促进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打造区域金融服务特色与品牌。2016年5月，由文化部等部门主持召开了全国深化文化金融合作座谈会，明确了文化金融合作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指出进一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区建设的思路和措施。北京、上海、沈阳、南京、宁波等城市加快了文化金融合作区的建设，逐步建成由银行、保险、文交所、担保公司、资产评估、信用评级、投资基金等在内的文化金融服务链，构建了多层次、多领域、差别化的文化金融服务体系，对优化文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升文化金融服务效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金融合作试验区的内涵与需求

(一)“文化+金融”。“文化+金融”其目的是通过构建金融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合作机制，完善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引导和促进各类资本参与文化金融创新，缓解金融服务供给与文化发展需求间的矛盾，加快文化内容与市场需求的对接，推动文化资源向社会财富的转变［3］。因此，文化金融合作的本质是金融服务与文化产业链的全方位、全阶段融合，是优化服务资源配置，实现金融服务创新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