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范文

一

在封建社会，所谓“农村经济”，实质乃是宵(商?)业经济。人口、土地、种植业，是构成它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人口是最为关键的。明代中国的农村经济经过唐宋以来的长期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剌激，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变革。

这个变革，以王朝政策为导向，以农村人口流动为契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封建国家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移民运动，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并改变了人口和土地布局。但同时又存在着大批农民弃家逃亡的严重现象，制约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阶段，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纷纷破产，出现大批流民群，最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使农村经济由迅速复兴而陷入徘徊之中。第三阶段，以东南沿海地区农民为先导，开始更新“本”、“末”观念，自发地进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单一经营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种经营。从而引发了农村人口的大分化、大流动，大批劳动力从粮食生产中分流出来，从事商业性宵业和工商业活动，削弱了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并由此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农业与工商业经济，以东南沿海地区为最发达的基本态势。

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农村人口流动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何仍以东南沿海居领先地位的渊源所在。本文拟以农村人口流动为主线，结合土地利用和种植业的变化，对此做一个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二

人口的再生与流动，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两个必要前提条件。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做保证，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而没有人口的合理流动，社会生产就难以向纵深发展。人口流动涵容两层意思：一是空间流动，二是职业流动。前者，是人们居住地域的变动；后者，是自身社会层次的位移（每一种流动有时可能兼具这两种情况）。如果从人口流动的历史价值考察，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人口流动的社会效应进行具体分析。有些流动具有积极作用，有些流动则带有破坏性质。明代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就是这样。

在明代初年，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口大流动。

一种是，由封建国家统一策划、统一组织的人口大流动，即政府移民运动。“朝廷所移民曰移徙”，这些人可以称为“移徙”之民。

摘要：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都高度关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目前，我国依旧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经济实力也在这几十年中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以此为主题展开探讨，希望能起到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影响；对策

1前言

众所周知，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必须关注的重要话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都高度关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目前，我国依旧是世界头号人口大国，经济实力也在这几十年中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以此为主题展开探讨，希望能起到一定的启发意义。

2我国的人口增长概况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14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共达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37‰，死亡率为7.16‰。从这组数据不难看出，我国人口总量依旧很大，但是增长速度开始慢慢放缓(图1)。自进入近代之后，我国人口在某个阶段内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据葛剑雄教授的统计，我国人口在17世纪中叶大约有1.2亿人，到了1850年，增长到了4.3亿人，在200年的时间内增长了3亿多人，一直被视为人口增长的奇迹。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1949～1987年之间，我国人口从5.4亿增长到了10.9亿，几乎翻了一倍。然而，在1987～2009年之间，我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不足1%，到了2009年之后，人口增长率更是不足0.5%。据王丰、郭志刚和茅卓彦的预测，我国人口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14亿人口的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那个时候，我国将不再是世界头号人口大国，这一地位会被印度取代。其实，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的人口增长已经进入新常态模式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人口增长率处于5‰左右的低水平；二是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三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四是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五是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快速发展。人口变化的新常态必然会对经济发展形成一定影响。

一、文献回顾

2000年，中国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而到了201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高达9.7%，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进一步加快。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继续发展下去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经济与社会革命。〔1〕一些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比如日本和西欧，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或经济衰退问题。〔2〕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更有着特殊性。一方面老年人基数大、发展速度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显著;另一方面区域分布不平衡，不同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跨度较大，比如早在1988年，以上海、北京、天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相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时间至少早了二、三十年。〔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很可能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冲击，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越来越紧迫。〔4〕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已经出现空间集聚现象。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6〕，而少数学者则认为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效应〔8〕，或者得出了一些其他结论，比如巩勋洲、尹振涛(2009)认为，人口老龄化给一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未必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9〕，但彭希哲、胡湛(2011)的观点是，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税收、投资与消费、社会福利体系、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等形成冲击。〔10〕从现有成果的研究维度考察，多数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只考虑了时间单一维度。然而大量的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各经济体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表征各经济变量的数据不能被看作是从独立同分布的同一总体中产生的〔11〕，如果仅仅假定数据具有空间匀质性，忽略其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特征，其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会受到很大影响，也很难有说服力。为此，本文打破既有计量分析的研究局限，将空间权重纳入计量分析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空间面板数据，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科学合理地制订人口发展政策，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提供科学依据。

二、将空间因素纳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问题分析框架的逻辑

经济增长是一国或区域内一定时期产品和服务总产出的增加，它既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也可以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OP来测算。若采用前者，则应保持GDPt＞GDPt－1，否则意味着无增长;若采用后者，则应保持GDPt/POPt＞GDPt－1/POPt－1。这一测量方法与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如果GDP的增长率≦POP的增长率，同样意味着无增长，而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老年人口占比。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是有重要影响的。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将人口经济问题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但最初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没有考虑资本具有再生性的问题。其后，伴随着西方国家纷纷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和人口红利理论。1956年，经济学家索洛首次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并且证明了产出(Y)取决于资本(K)、劳动(L)和技术发展水平(A)，其生产函数的形式为Y(t)=F(K(t)，A(t)L(t))，其中，t代表时间。但ClarkandSpengler(1980)摒弃索洛模型的外生固定假设，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力资源，处于青壮年的劳动力人口和接近衰老时期的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明显差别。

而Thorndike(1940)从人类心理行为角度研究发现，劳动力人口进入45岁或50岁以后，尽管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技术熟练，但随着年龄上升，体力和记忆力逐渐衰减，从而影响从事生产劳动的速度、敏捷程度和质量。1954年，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与布鲁伯格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体是以生命周期内效用最大化为原则的，个体会综合考虑终生的收入，将一生的消费与储蓄进行跨期最优配置。在年轻时考虑未来收入会增加，消费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在中年时，考虑偿还年轻时的债务和未来养老，收入超过消费，形成正储蓄;在老年时收入减少，消费又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14〕，所以，人口老龄化能够影响社会的总消费和总储蓄，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由于该理论存在假设条件缺陷，如储蓄无利率、生命周期与预期寿命的确定性等，因此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1998年，DavidE．Bloom与JeffreyG．Williamson提出了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充分供给以获得较高储蓄率形成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泉”。

2007年，RonaldLee与AndrewMa-so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年轻人在应对老年时期的危机时会增加新的储蓄动机，在工作期积累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6〕不难看出，考虑时间因素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问题的文献非常普遍，但是却忽视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同时发生的。从空间维度看，不同经济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已经形成相互联系，通过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流动(包括流动总量、方式和程度等)以及产品和服务贸易等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重要作用。由于劳动力要素流动与其质量和数量的变化有关，而影响劳动供给数量和质量变动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总量、自然增长率、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文化素质的变化等，以及一个重要指标———老年人口占比，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空间现象，某一地理空间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邻近的地理空间区域具有空间上的依赖性。将空间因素纳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框架，能使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及其结论更具有准确性和说服力。这是本文将时间与空间多维度结合进行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依据。

三、空间计量分析

摘要：关于人口经济学观点对开发扶贫的启示和影响，从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两个角度出发，阐述了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从正面效应的角度分析了一定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因；从负面效应的角度探讨了过度的人口阻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膨胀的人口会对贫困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主要障碍，最后以贫困地区为落脚点，提出适度的人口是贫困地区协调人与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人口经济学;经济发展;贫困地区

1一定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因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没有人的存在，既不会有经济活动的动因，也没有经济活动的动力，正是人的存在和人类活动，才推动了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才推动了人类历史不断向前演进。满足人的生存和消费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它将人类经济活动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向现展的逐步推进。从生产角度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为：首先，小规模的人口制约着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不利于规模经营的采用，男耕女织是与中世纪的人口规模相联系的，人口增长却扩大和提高了总的需求，从而扩展了市场规模，机械化大农业和纺织业就是与当代人口规模的扩大密切联系的。其次，人口增长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在农业社会，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要增加产出，就必须增加劳动人手，就要求更大规模的人口。在当代，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足够的人口，人们就难以享受到优质的人性化服务。从另一个方面说，人口越多就意味着具有创造能力的人口也就越多，科技和经济活动的潜能就越大。其三，如果说人口的膨胀限制了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劳动力的扩充则有利于产量的提高和财富总量的增长。在人口问题上，我们不能只看到口和嘴的增加，还要看到手和脑的增加，不能因为资源和环境问题而过度强调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其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一定条件下，人口压力会变为一种反压力，正如赫希曼所认为：“社会共同体进行的阻止生活水平下降的活动，使得该共同体增加了控制环境的能力和为发展而组织自己的能力”。从消费角度看，人口增加不仅推动着生产规模的发展、组织生产体制和能力的进步，还推动生产朝着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朝着精耕细作和节约资源的方向发展。人们不断萌生的新需求不仅推动着科技进步和产出的提高，还会促使人们去发现新的资源，充分地利用旧资源。正是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多样化消费和需求欲望，人类才在生产上有了各种发明和创造，才最终推动着生产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马尔萨斯也曾说：“假若没有强大的人口压力，人类本身就不会摆脱野蛮状况。”

2过度的人口阻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伴随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口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既从自然资源和环境表现出来，也从影响社会的发展表现出来。从资源环境看，它主要表现为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生物多样性消失等。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几何级数的增长必然带来粮食供给的巨大矛盾，即人粮矛盾，人粮矛盾的解决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既靠精耕细作也主要靠开垦荒地来解决，树木的砍伐和草场的开辟，必然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沙漠化、石漠化、盐碱化，可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生物的多样性逐渐消失，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中的土地被占用更加剧了这种危机。大量“荒地”被开垦，加上人口增加对森林做原料、建筑材料、生活用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造成大量森林植被被砍伐，从而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伴随人口的增加、工农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淡水资源也逐渐变为一种稀缺资源，同时，大量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也加剧了水资源污染，这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水治理成本越来越高。矿产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特点，人口增加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大量开采和利用不仅使资源走向枯竭，而且还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并可能引发矿难，经济发展中对此所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高。能源是工业生产的润滑剂，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过渡使用不仅使不可再生能源走向枯竭，而且还会造成环境污染，新能源的开发也会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总之，人口的增加不仅给自然资源增加了压力，而且还会付出高昂的环境和经济成本，投入与产出之比越变越小。

人口增加也会从对社会发展构成巨大压力来影响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

第一，人口与人均收入。人口的快速增长不利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对人均收入产生影响，一是加剧了人地矛盾，二是引起消费品生产成本的上升，三是家庭人口的增加使支出增加，不利于资本积累。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一、研究对象、数据与方法

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中部地区。安徽省人口众多，紧邻长三角地区，同时安徽省内部发展差异明显，包含了不同层次和阶段的城市，可以作为研究的典型区域。由于不同区域、城市、县(县级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为保证研究单元内部的均质性和不同研究单元之间的差异性，以县（县级市、地级市区）为基本研究单元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数据包括各研究单元的流动人口数据、各研究单元和流出地的经济数据及其他相关数据。流动人口数据来自于安徽省人口计生委提供的2001-2012年全员流动人口统计报表，经济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来自安徽省和苏、浙、沪历年统计年鉴。研究数据涵盖安徽省56个县、5个县级市和17个地级市市区，共78个研究单元，时间跨度为12年，总体规模为936，剔除没有统计和无效的数据，有效数据占比为95.9%。本研究主要采取回归分析法，选取人均GDP作为反映驱动人口流动的经济因子，为了消除量纲，采用净流出地与净流入地的人均GDP比值作为自变量，各研究单元跨省净流出（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因变量，通过回归分析构建定量模型（式1-3），进而做历史分析和断面分析判断经济因子对人口流动影响的时空差异。式中，Y1、Y2分别为研究单元的跨省净流出人口和户籍总人口，X1、X2分别为跨省净流出地区的人均GDP和流入地的人均GDP。若研究单元出现人口净流入，则将其作为人口净流入地区，其人口来源地作为人口净流出地。

二、安徽人口省际流动特征

经过分析，发现安徽流动人口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跨省流动人口先快速增加后平稳增长，流量规模巨大就全省来看，2001年以来，安徽省人口流动趋势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2001-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2004-2009年为稳定期，2009年以来为稳定趋降期。在快速增长期，2004年，全省流入人口、流出人口、净流出人口分别较2001年增长37.8%、93.1%和98.9%。在稳定期，全省跨省净流出人口规模处于1033.0万至1076.5万之间，各年跨省净流出人口规模均占全省户籍人口规模15.0%～16.5%左右，2009年净流出人口规模超过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①。在稳定趋降期，2009-2012年全省跨省流出规模逐年缓慢下降，跨省流入规模则缓慢上升，净流出规模平稳下降，显示一定的回流趋势。

（二）人口流向相对集中，以流向发达地区为主在京津冀、沪宁杭、珠三角三大传统流动人口汇聚地（朱传耿、马荣华、甄峰，2002）中，沪宁杭城市群是安徽省人口省际流动的第一流向。根据统计数据，以2009年为例，全省各地市流向江浙沪的人口比例均超过50%，长三角是吸引安徽人口流动的第一磁极，其他人口也纷纷流向经济水平近似的京津冀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三）各地区人口跨省流动差异明显受安徽整体发展阶段影响，大部分研究单元属于人口净输出地，尤以皖西、皖北为主。有部分研究单元出现人口跨省净流入，主要是合肥市区、芜湖市区，马鞍山市区等。在人口跨省净流出的地区，其规模和比重均存在很大差异。2001年、2004年、2009年、2012年人口跨省净流出规模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分别为547、713、220、409倍。将各研究单元跨省净流出人口除以该研究单元户籍总人口得到各研究单元净流出（入）率，2001、2004、2009、2012年合肥始终是人口跨省净流入率最高的城市，在人口跨省净流出的地区，净流出率最高的研究单元与最低的研究单元的比值分别为415、568、374、351、452。以上分析表明各研究单元人口跨省净流出（入）规模差别很大，其影响原因有两个：第一，人口基数的差异带来的人口流动规模的差异，称为规模差异；第二，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跨省净流出（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差别，称为平均差异。关于规模差异的研究已比较广泛，本文重点研究平均差异。

三、经济因子对安徽人口省际流动的影响

（一）经济因子对人口省际流动的基本影响人均GDP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衡量生活标准的关键指标之一，较好地体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流出地较低的人均GDP是人口流动的推力，流入地较高的人均GDP是人口流动的拉力，利用流出地与流入地人均GDP之比可表达影响人口流动推拉力的合力（下文用X表示人均GDP比值）。同时历年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反映了各研究单元的省际流动差异（下文用Y表示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通过对2001-2012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反映X和Y的回归模型中确定系数R2最大的为指数模型（见图2），R2为0.883，F统计量为3809.755，显著性水平为0.000，回归方程为：方程表明，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随着人均GDP比值的提高而呈指数形式降低，当X=0时，亦即研究单元人均GDP为0时，Y=1，表明人口全部流出，当X趋向1时，亦即研究单元人均GDP与流入地相等时，表明各研究单元净流出率趋向0。

一、人口素质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历史发展证明，物质资源的缺乏并不能阻止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发展，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人口整体素质较低，那么它将有可能永远处在贫穷与落后。当前世界中有许多发达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都比我国更加短缺，但是他们将国民财务的挖掘与生产重点着眼于人口素质的提升方面，从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也证明人口素质在经济增长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需要以知识为基础，换而言之，对知识的获取、应用、发展以及创新决定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度，所以人口素质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的创新以及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实现人口素质的提升、推动人口素质结构的改善已经成为了一个紧迫而现实的战略任务。在我国经济增长中，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最为宝贵的生产要素，所以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同时，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是人口的质量而并非数量，所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仍旧应当对人口数量进行控制，并对人口素质进行提升，从而更好的发挥出人口素质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人口素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人口素质的提升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首先，人口素质的提升能够推动科技的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从而有效的增强产品竞争力并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其次，人口素质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知识更新速度，从而将更多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只有重视人口素质的提升，才能够实现知识存量的递增，才能够培养具有管理能力的企业人员和高素质的劳动群体，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革新。另外，人口素质的提升能够转变消费模式。在人民文化素质提高的基础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从而实现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并使人们的消费结构更加合理。在此基础上，人们对环境资料以及发展资料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将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同时人们的消费需求改变能够为商品生产提供导向作用和动力，从而优化生产布局、结构与规模，促进生产的两性运行以实现经济的增长。

（二）人口素质的提升可以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人口素质的提升能够推动社会企业产业结构向以技术为导向的方向进行转变。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发展与革新的直接影响因素，而影响技术进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无论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还是20世纪计算机、生物工程以及航天技术的发展，都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具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人口素质是技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它能够在推动技术以及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资源配置优化以及产业结构发展革新，这一点作用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着重要贡献，同时对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实现以及健康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人口素质的提升能够推动区域结构优化与调整。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系、实现东西部优势互补与协调发展是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时也是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和调整的主要内容与最高层次，这要求西部人口、农村人口素质以及素质结构能够得以改善，从而适应西部经济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从而进一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东西部经济差距以及客观存在的社会贫富差距等，这对于社会稳定以及和谐社会发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人口素质的提升可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人口素质的提升对于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现人口素质的提升，可以提高人们对资源进行广泛利用的能力，从而避免经济增长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依赖。同时通过提高人口素质可以推动科技的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发以避免资源的浪费与流失。只有在掌握先进技术和较高文化素质的基础上，劳动者才能够提高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回收率，从而实现单位产品对资源以及能源消耗量的降低，实现资源与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进而让有限的自然资源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另外，人口素质的提升有利于开发出替代资源，这是解决我国资源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群体，所以从我国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来看，提高人口素质具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战略意义。（本文来自于《统计与管理》杂志。《统计与管理》杂志简介详见）

三、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策略

（一）对义务教育成果进行巩固，对职业教育发展进行强化我国所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对提升我国人民整体文化素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由于经济条件制约或者人们思想意识的制约，九年义务教育效果并不理想，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成果是提升我国人口素质的必要途径，所以政府部门应当强化义务教育宣传，同时针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经费、教育设施以及教育人才等实际问题制定倾斜政策，促进这些地区九年义务教育质量的提升。另外，我国学生以及学生家长在升学阶段更强于选择普通高中和普通高校，而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十分缺乏，这导致了应届毕业生存在素质单一、实用技术欠缺的现象，很难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所以政府部门应当坚持强化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引导，通过资金投入倾斜以及就业政策倾斜来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从而在实现人口素质提升的基础上培养应用型人才并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1区域概况

福州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游，地处闽东山地东部和闽东南沿海丘陵平原北部，地势从西向东倾斜，闽江流贯中部后注入东海，北纬25．27°～26．65°、东经118．38°～120．52°，面积12152．5km2，与台湾隔海相望，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港口商贸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现辖福州市区，福清、长乐2市，闽侯、连江、罗源、闽清、永泰、平潭6县．

2重心及分析方法

重心的概念源于力学，是指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的作用点．运用于社会经济活动中，是指在区域空间上存在某一点，在该点前后左右各个方向上的力量对比保持相对均衡［8］，决定重心的因素有两个方面：各地的地理位置和属性量值．假定各行政区中心城市地理位置不变，那么重心的变化就反映了所代表的属性的变化．由于各个区域经济、各产业发展的速度与水平不同，且在年际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任何一个区域经济、产业的发展变化都会影响到经济、产业重心的变化，即经济、产业重心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当某种属性的重心出现移动时，移动方向就指示了某种属性的“高密度”部位，偏离的距离则指示了非均衡程度．本文以1988—2009年福州各县市年末人口、GDP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的数据，计算出其重心坐标、迁移方向及移动距离．

3人口重心迁移

在公式（1）中，取Pi为统计单元人口，采用1988－2009年各县市年末总人口数据．计算人口重心的空间位置，同时将各年人口重心坐标代入公式（2）和公式（3）中，计算人口重心移动方向与距离（图1）．

3．1人口重心偏离几何中心

福州市的几何中心（东经119．17008°，北纬26．05386°）位于闽侯县上街镇西部中美村附近．自1988年以来，福州市人口重心一直位于东经119．17008°以东、北纬26．05386°以南的区域，大大偏离其几何中心，人口重心与几何中心的最近距离约20．47km，最远距离约21．15km，说明这段时期福州市人口分布呈现不均衡性，人口密度东部高于西部，南部高于北部．这主要是由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造成的、福州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东濒东海，整个福州市的东部、东南部地势较为平坦，而西部、北部多为山地，同时福州市沿海一带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水平较高，人口密度也大，如历年来福州市辖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4左右，福清市则约占1／5，而福州市的乡村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北部，导致了人口密度东部高于西部，南部高于北部，人口重心较几何中心往东南方向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