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范文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一）总量不够

我国的服务贸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从1982年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44亿美元到2008年的3044.5亿元，增长了几十倍，而且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也由0.6%增长到2008年的4.2%。但总的来说，尽管增长的倍数很多，由于基数太小，与其他国家相比，总量还是不够。2008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7%，远落后于排名第

一、占世界出口额的14%的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额的4.4%，落后于排名第一的美国的10.5%。不仅如此，我国服务贸易还呈现出连年逆差且逆差逐渐扩大的趋势。

（二）结构失衡

我国的服务贸易中，传统服务贸易占主导地位，新兴服务贸易的比重较小。长期以来，旅游和运输占据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大半壁江山。直到2008年，我国运输和旅游这两个传统服务贸易行业进出口额为1657.5亿美元，仍占服务贸易总额的54.4%。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产业,近年来增速较快，但比重仍然很低。

（三）管理落后

我国对服务贸易管理落后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不完善，很多服务部门的立法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例如《电信法》历经多年的讨论还是没有出台；还未形成各部门密切配合、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服务贸易促进协调机制和工作体系，也没有制订完善的服务贸易发展中长期规划；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方法、统计口径与国际标准存在出入，反映出我国服务贸易管理落后。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合作的具体行动，目标是一致的，都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的基础上，旨在通过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广西要进一步建立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机构机制，整合次区域合作的多重机制，明确工作任务，拓宽合作领域，在经济商贸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合作

(一)商贸合作的现状与内容

湄公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长4880公里，为世界第六大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跨国河流，流域面积81万平方公里。国际上称此经中国(云南省)、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入海的湄公河区域为湄公河次区域。它主要在中南半岛，位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的结合处，是前者与后者大陆路桥。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显要。中南半岛有“黄金半岛”之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简称为GMS。大湄公河次区域(不含中国)总面积233万平方公里，人口2.46亿人，广西面积23.67万平方公里，人口4899万人，分别约为前者的10%和20%。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合作的历史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根据该行成立的宗旨，与大湄公河沿岸各方磋商，旨在促进该流域各国之间经济发展，而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它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互赢的基础之上，是发展中国家互利、联合、自强的合作，合作形式以项目为主导，亚行视各成员实行需要而提供资金支持。广西在2005年7月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二次领导会议上作为中国参加合作前沿确定加入，从此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之中。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主要在交通、能源、电信、人力资源、贸易、投资、旅游、农业、环保、灾害监测和禁毒等方面，特别是商贸经济合作最为需要，最为迫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发展，成为我国与该次区域国家合作的热点。在商贸方面合作，主要有：参与次区域国家商贸合作和多边合作；推动商贸便利化和信息化进程；推动技术贸易合作；促进企业界参与次区域商贸经济合作；促进政府间协商合作，以加快商贸发展等等。而在参与合作各方的特点上，除广西之外，均处在湄公河流域，而合作已有14年，广西参与才1年。其中，除泰国200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25美元，经济状况较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均处在较低水平，需要加强合作加快发展。

(二)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的机遇与优势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宗旨和目标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繁荣进步和公正自由的经济区域。这给广西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促进广西在参与合作中经济更加开放、更多开发和更大发展。参与合作可以提升广西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地位，突出广西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合作的前沿作用，特别是商流先锋和物流中心的作用。广西作为西南大通道的作用将更加突显，不仅通中南半岛、东南亚，而且通南亚、西亚。这必将大大促进广西与东盟各国商贸经济关系的发展。参与合作中构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民间文化交流平台，从而以文化搭台，商贸唱戏，发展商贸经济。广西与东南亚、南亚人文关系密切，与其多个民族有亲缘关系，生活文化习俗相同或相近，随着合作的深化，民族群体和文化交往必将增加。反过来，又必将促进贸易经济之间关系的密切、发展和增强。

与此同时，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具有很强的优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有利地与其东部，与越南合作，从湄公河出海港口溯河而上到沿河流域。从而便利地进入该区域腹地，发展商贸合作。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好地沟通该区域与我国西南、珠三角、长三角合作。使之更有力地发挥广西区位优势，促进彼此之间商贸合作发展。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发挥利用每年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的优势，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经济的发展，或通过广西加强与全国商贸经济的合作。

一、日本服务贸易区域合作发展现状

日本服务贸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0年，日本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08.6亿美元，1986年也仅为594.67亿美元，而1988年，日本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则超过1000亿美元，日本早已是一个服务贸易大国。由于日本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日本服务贸易区域合作和区域贸易组织建设同时起步，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短短的几年内也已取得丰硕的成果。

2002年1月，日本与新加坡签署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自此，日本拉开了自由贸易协定和服务贸易区域协议进程的序幕。到目前为止，日本已对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均包括服务贸易协议，更确切地说，服务贸易协议是日本区域贸易协定的构建基础。并且，日本自由贸易协定中所涵盖的服务贸易范围均已超过WTO的承诺。日本与新加坡以EPA模式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非常具有代表性，并且该EPA模式一直应用于日本对外区域贸易安排中。日本—新加坡EPA与传统自由贸易协定不同，主要表现为覆盖面更加广泛，不仅仅限于谋求消除货物贸易中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还包括服务贸易、信息技术、教育、留学生交换等广泛的经济合作内容，尤其是寻求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服务贸易的优势必须以高质量的信息技术为依托，但在这个领域，日本落后于新加坡。因此，日本希望通过日本—新加坡EPA的签订而借助新加坡在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共同主导东亚信息技术的发展，并借此机会拓宽自己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交易范围。日新EPA的服务贸易协议是在WTO承诺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其覆盖范围，增加了32个服务贸易部门。日本在日新EPA中承诺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包括信息通讯服务、商业服务、金融服务、建筑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保服务、海陆空交通运输服务等，其中，新增开放服务贸易部门包括流通、养老金运用、赔偿责任保险的再保险、医疗、社会事业、制造业相关服务、保安业、国际海上运输、道路运输、货物运输店等部门。

二、服务贸易区域合作或可成为中日自由贸易建立的突破口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显然在服务贸易领域先行达成协议需具备的相应基础。中国加入WTO时关于服务贸易领域的承诺涉及GATS的10个服务部门的100个分部门，占GATS服务部门总数的64.5%，其开放程度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认真履行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诺，其承诺在2006年底已基本实现，包括保险、电信、银行等在内的服务贸易部门已向外资开放，并且有一部分服务领域的开放程度实际上已经超出向WTO做出的承诺。与此同时，中国在其FTA进程中已经将服务贸易纳入其中，并且其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中国加入WTO服务贸易承诺过渡期的结束以及在与其他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中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谈判能力不断提高。

而日本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优势更是不言而喻。日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采用EPA模式而不是FTA模式，正是因为EPA所涵盖的投资、服务贸易、人员自由移动以及资本市场等新领域是日本目前所具备优势的领域，有利于日本在EPA缔结过程中通过最大限度地开放上述优势市场，来换取农产品市场的适度保护，从而促使更广泛的双边互惠的达成，获得在这些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和更多利益，以获取东亚自由贸易活动中的主导权。因此，中日服务贸易或可成为中日自由贸易区建立的突破口，即采取用渐进的方式，推迟敏感产业的开放时间，以先行进行中日服务贸易区域协议谈判作为突破口，签署以服务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包括大部分产品和投资等领域的中日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中日服务贸易合作的不断加深，尤其是中日现代服务贸易的发展，带动中日制成品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再次快速发展，逐渐加强两国敏感产业的合作与交流，增强敏感产业的开放程度和竞争力，逐渐形成包括所有产品的、更宽泛的中日区域贸易协定。

作者：包艳单位：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文章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构建了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调度测算指标体系，并选取低碳试点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天津市和上海市。以其2006—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采用熵权法客观评价各指标权重，在此基础上，利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我国区域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度进行测评。结果表明，天津市复合系统协调度在区间[0,0.29]内震荡，上海市复合系统协调度在区间[0,0.19]内震荡，两者均处于失调状态，两个子系统虽还未形成协调发展机制，但整体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

关键词：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熵权法

引言

2017年报告指出，中国对外贸易正面临着从“中国货物”到“中国服务”的格局之变，货物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平缓，而服务贸易已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2016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同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决定在天津、上海等10个省市和5个国家级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于2010年、2012年和2017年先后《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分别将天津、上海等城市作为低碳发展试点。这两大国家政策的叠加为天津和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同时对环境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天津和上海2006—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探索两个港口城市服务贸易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进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全国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探索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学者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对服务贸易进行了有益探索。李凯杰（2016）[1]从出口质量、结构、附加值率及核心竞争力等角度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口贸易情况，得出我国出口贸易“大而不强”的结论，并提出促进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实现从商品输出向技术、资本和服务输出转变；詹淼华（2016）[2]基于G20国家的比较分析得出，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贸易进口结构呈正相关关系；于勇和吕白（2016）[3]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分析服务贸易存在垄断和准入限制过多、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管理水平不高、监管力量分散、立法尚不完善、高端人才稀缺、技术创新不足、金融支持薄弱等方面挑战。但是关于服务贸易与生态环境关系方面的研究较为匮乏，因此，本文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构建复合系统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定量研究天津和上海服务贸易-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探索与国家战略相匹配的服务贸易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

1研究设计

1.1研究方法

服务贸易是以服务作为主要商品，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进行交换的经济活动，生态环境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资源投入，同时服务贸易的发展也伴随着固体废弃物、大气污染物等环境产出，两者的发展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如何找到两者共同发展的平衡点，是实现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本文以服务贸易子系统（E1）与生态环境子系统（E2）构成的复合系统的协调度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定量研究服务贸易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协调度。本文基于孟庆松和韩文秀（2000）[4]的研究构建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其中，e1k、e2k分别为服务贸易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序参量，用以衡量各子系统的相变进程；αik为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某一子系统序参量的最小值，即下限，βik为同一时间段内该子系统序参量的最大值，即上限，系统序参量eik介于αik与βik之间；ui(eik)用来衡量子系统序参量的有序度，由上述定义可知ui(eik)的值介于0与1之间，其值越接近于1，表明对应的变量对子系统有序度的贡献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在子系统的相变进程中影响因素有很多，为了综合衡量各子系统的有序度，本文采用几何平均法将子系统相变进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应的系统序参量的有序度进行集成：同理，ui(ei)Î[01]，ui(ei)的值越接近于1，表明其有序度越高，反之则越低。本文将E1-E2两个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系统的协调度E定义如下：其中，u0i(ei)和u1i(ei)分别表示不同时刻子系统的有序度，由定义可知：EÎ[01]，E的值越接近于1，表明E1-E2复合系统的协调程度越高。最理想的结果是E的值等于1，说明两个子系统高度协调发展，该经济模式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但由公式（2）可知，在计算复合系统的协调度E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子系统相变进程中会有诸多影响因素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或阻碍作用，那么各因素的权重如何确定呢？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熵权法，评价各因素对系统有序度的影响程度，即权重，从而提高结果的精确度与可靠度。设有m个评价指标和n个被评价对象，则熵值Hi的定义如下：最后，根据求得的熵值，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1.2系统协调度评价标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兴起了研究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的热潮，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在大国与小国缔结区域贸易协定(RTAs)过程中，小国会对大国作出更多的让步。小国对大国的让步不仅体现在传统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减让领域，而且更主要体现为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法规、政策向大国靠拢，，这种小国对大国作出的单方面让步现象被称之为新区域主义(Perroni，Whalley，1994，p．1—46)。“撕区域主义的兴起也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化的进程，目前关于新区域主义研究的热潮仍处于方兴未艾之势。本文首先介绍当前新区域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然后分析了新区域主义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践。

一、新区域主义的主要内容

目前国内外对新区域主义理论研究的视角和内容却比较全面，诸如从国际关系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地理以及区域规划等视角来研究新区域主义的产生，内涵和影响。本文结合解释全球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认为新区域主义主要研究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小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会得到那些好处

首先，小国与大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后，最主要的是获得了大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获得了以市场准人机会为代表的经济收益。其次，在自由贸易区内，大国也失去了对小国进行贸易报复的权利；再次，如果小国与大国接壤，小国还可以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依靠大国市场的产业带，最便利接纳大国的产业转移。

2．在自由贸易协定签订过程中，小国要作出那些让步

大国相对小国而言，在经济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激励较小，在大国内部还存在着反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大国在向小国开放市场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小国实施贸易报复的权利。为了补偿大国的损失，小国必须向大国提供单方支付(side-payments)。单方支付包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一些具体让步。如果没有这种单方支付，大国与小国之间就难以达成自由贸易区协定。因而，在均衡状态下，小国从自由贸易区协定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必须提供单方支付。换句话说，小国与大国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实际上是利用单方支付购买了进人大国市场的“保险”。

3．大国在自由贸易协定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

1国际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1.1国家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地区进行区域分工进行区域分工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如果要发展区域经济，分工是势在必行。区域分工能够带动国际分工，因此国际贸易能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就要先从分工开始，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基本机制。一是将地理位置优越、拥有较多资源的区域进行分工，这个区域就可以用自己比较丰富的能源与其他区域进行交换，换取自己比较稀缺的能源，提高本区域经济的福利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二是通过区域分工，使企业进行企业改革，完善产业结构，将可以发展的新产业分化开来，独立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多样化。三是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强调分工协作，将劳动力进行分工，让每个员工专门负责一个生产环节，这样可以让员工更加熟悉操作，形成劳动力专业化，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经济区域的发展。四是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打开国际市场，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环境，让区域内的企业进驻国际市场，国内国际两不误，共同促进企业经济增长，从而加快区域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加快分工演化，有利于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抢占先机。

1.2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加快区域要素的积累，促进经济区域的发展

(1)进行国际贸易可以引进外资，让外国企业在本区域开设公司，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形成贸易创造型投资。经济欠发达的国家都会有很多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国家就可以将劳动力输送到劳动力稀缺的国家，既可以减少国内的负担，又可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还可以引进其他国家的产品以及先进科技，引导人们进行国内投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如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出口贸易是位于世界前列的，因此中国所吸引的外资越来越多。毕竟一个国家的出口额就代表着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不会担心自己投入的钱回收不回来，而且不必担心自己商品的销售问题。

(2)区域经济地区进行国际贸易可以将广大居民闲置在银行的钱用来投资，创造财富。而且经济欠发达国家还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来提高自身资本品生产能力，将货币投资转化为实物投资，弥补自身经济发展的缺陷，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3)开展国际贸易是提高区域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主要表现在:①通过国际贸易直接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再进行应用，以提高本区域的科技水平。②区域地区的企业进口其他国家的产品后，可以对这个产品进行研究，然后再创造出自己的产品。③区域地区的企业看到外资企业在出口贸易上赚到了巨大利润，就会刺激他们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努力研究开发出新产品。④企业也可以通过与外资企业合作，甚至是一起经营一家企业，然后再学习他们的新技术，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1.3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结构优化

(1)有利于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每一个国家的资源分布都是不平衡的，也许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没有水资源;另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却没有矿产资源。那么这两个地区就可以进行交换了。因此，国际贸易可以优化区域的资源配置，使各地区的资源达到平衡。一个国家可以将自己本国富余的资源出口到其他需要的国家，然后进口本国稀缺的资源，达到均衡，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摘要：自1991年中越恢复正常关系以来，在CAFTA、“两廊一圈”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经济合作新背景下，中越双边贸易稳步增长。但近年来，双边贸易摩擦也时有发生，两国贸易合作还存在一些阻碍。本文研究了从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到2019年的双边贸易发展，且重点研究中越区域经济合作新背景下近十年双边贸易发展现状，以此发现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再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中越在未来贸易合作中有更加良好的发展。

关键词：中越；双边贸易；贸易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新背景

中国和越南作为拥有相似文化和历史的邻国，自1991年以来，两国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中越双边贸易在CAFTA、“两廊一圈”和“一带一路”等区域经济合作新背景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双边贸易额大幅增长。2019年中越进出口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这是两国贸易额连续第三年突破千亿美元。自2004年“两廊一圈”建立至今，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越南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而2019年东盟成员中越南是与中国贸易额差排名第一的国家。中越恢复正常邦交关系的二十多年里，两国的经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中国和越南的关系既有利益与合作，也有矛盾与冲突。在这个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合作的过程中，中越除了拥有积极的发展优势，同时必然存在一定阻碍。要使中越经济逐年创新高，双方需要维护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还需正视双边贸易所遇到的问题和寻找相应的发展对策。

一、区域经济合作新背景下中越双边贸易现状

（一）双边贸易规模

1991年，中越两国宣布关系正常化，曾经降至冰点的中越经贸关系开始恢复，图1为1991-20191991年中越两国宣布关系正常化，中越经贸关系开始逐渐恢复。从1991年开始到1995年这四年时间，中越双边贸易额从0.32亿美元突破至10亿美元，特别是1992年双边贸易增长率达459.38%。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首次出现负增长，也是唯一一次。此后中越贸易逐年增长，尤其是在2000年，贸易额较上一年增长了87%。2004年“两廊一圈”规划实施，中国首次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2006年越南加入了WTO，2007年双边贸易额也成功突破100亿，高达151.1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约52%，2009年因受到全球经融危机的影响，增速有所放缓。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的建立，开始实施零关税政策，并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所以2010年开始是中越贸易高速发展的几年，同时“一带一路”倡议进步促进了中越双边贸易，在2016年逼近1000亿。2017年中国成为了越南首个双边贸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贸易合作伙伴，2019年双边贸易额已达1620.0亿美元。从图1可以看出，越南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十年，越南贸易逆差额还是很低的。但到了21世纪，贸易逆差越来越严重。

（二）双边贸易占各自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

从近十年贸易数据来看（见表1），中越双边贸易额占越南对外贸易总额的20%-30%左右，占了近3成。而中越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5%之间，只是中国这个贸易大国的很小一部分。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是29740.0亿美元，越南货物进出口总额是1562.4亿美元，中越双边贸易额是300.9亿美元，中越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中越双边贸易额占越南对外贸易总额的19.26%。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是46224.2亿美元，越南货物进出口总额是4822.3亿美元，中越双边贸易额是1478.33亿美元，中越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2%，中越双边贸易额占越南对外贸易总额的30.1%。2019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是45761.3亿美元，越南货物进出口总额是5169.6亿美元，中越双边贸易额是1620.0亿美元，中越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5%，中越双边贸易额占越南对外贸易总额的31.3%。不难发现，中国是越南非常重要的贸易国，中国对于越南的经济发展来说举足轻重。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程度的增强，日本不断关注和重视周围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东盟拥有人口较多，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明确世界经济舞台上东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日本逐渐意识到发展日东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性，随后和印度尼西亚、文莱以及越南等国家签订了经济贸易关系协定，“一带一路”背景下，关注和重视日本与东盟经济贸易关系，了解日本与东盟经贸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为我国尤其是广西与东盟经济贸易的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一带一路”；日本；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贸易往来

澜沧江—湄公河数当前亚洲比较重要的国际河流，在中国境内的流段称为澜沧江，流出中国境外的河段为湄公河，主要流经中国和缅甸以及越南等国家，随后注入南中国海。其中包含着东南亚西北陆上五国以及中国的云南、广西两省区的大湄公河次区域，陆地上主要连接着中国和南亚以及东南亚等地区，海上跨太平洋和印度洋，战略地位是较为重要的。

一、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

日本在发展的过程中，主要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强和东盟国家的合作，促使一带一路议在该区域的有效实施本身也面临着比较大的竞争。在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东盟国家在这一基础上实施促使国家得到平衡发展的相关战略，并且中国和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之间寻找平衡发展的突破口。日本的介入有效促使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在项目竞标与落地等相关方面都具有较为显著的不确定的特点，造成我国在这一倡议发展的过程中付出经济和外交成本比较突出，日本和东盟国家之间增强合作，使得日本推动地区合作朝亚太合作方向发展的战略意图能够充分实现，对于中国和动能国家之间需要始终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地区合作，而这也始终是一种挑战。东盟国家工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融合发展的程度得到增强，本身和日本在产能等方面合作更加有效，逐渐加强当前东盟国家间及它们与日本间的经济相互合作发展，对平衡东盟国家对中国的高度经济依赖存在着重要影响，加强地区经济融合推进地区合作[1]。

在近些年以来，日本塑造对中国地区有效制衡的重要格局，其中包含着促使美国和日本同盟的强化以及有效发展，从工业化发展等方面增强对周边国家支持，积极推动塑造有利于制衡中国的国际规则体系，借助东盟国家制衡中国。在这一基础上，使得东盟国家能够有效发展，增强东盟国家的合作程度以及凝聚力，并且使得日本可以加强对东盟框架下的合作机制有效应用的基础上，有效制衡国家。在日本看来，日本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能够从东盟国家经济融合及协调发展等方面使得东盟各国间的凝聚力增强，有利于其经济贸易的发展，以及提升对华制衡的能力[2]。

二、我国广西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问题

处于海上十字路口的东南亚属于全球战略的重要地区，其中来自于中国的投资和欧洲以及日本等东南亚传统投资大国之间逐渐形成有效改变东南亚当前的势力格局。在长期经营发展的基础上，使得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在东南亚构建了自身所具有的优势投资范围以及领域。东南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进程也决定了其汉儒文明基督教文明等在这里的碰撞和融合。当前大陆文化环境与东南亚明显不同，中国投资者始终面临宗教文化认知和接受度等问题。另外，华人更善于经营和积累，其经济实力是比较优越的，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存在着重要影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