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范文

近年来，随着现代、后现代文化语境分析、探讨的进一步深入，人性问题日益从形形色色的伦理、道德、民族、政治等文化现象背景中显影而出，其作为启蒙文学思潮核心脉络的历史作用及发展意义更趋凸显。新时期文学无疑是“五四”文学以来又一次伟大的启蒙高潮，对二者之间的承接与超越性学界已积累了许多成果。这些研究大都侧重于从冲破思想禁锢、追求个性解放等较普泛的层面加以论述，而较少在更深层次的逻辑理路上梳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变异性。根据笔者的理解，文学上的启蒙精神，其哲学基础是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它的使命在于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叩问，对真与善、爱与美的智慧永远追求，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理性主义倾向与终极关怀的性质。作为文学启蒙的逻辑前提，历史带给新时期与“五四”的文化障碍及由此激发的思想反弹力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五四”文学来说，“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的启蒙任务是以胶着的状态纠缠在一起的，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形而上层面上的人性开掘受到过多的救亡与革命因素的干扰，纯粹的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难以建立起来。时至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民族内部的政治/文化问题凸显，在经历了短暂的社会/政治学层面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文化/人性层面的现代转型很自然地成为启蒙主义思潮回归与嬗变的首要主题。尽管这一层面的激扬与上升的过程并非一目了然，更有迂回曲折，但它在新时期前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仍是有迹可寻的。有鉴于此，本文无意于对“五四”与新时期启蒙文学进行全面的比较，而主要试图从人性意识之演进的角度重新解读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价值及其蕴含的理性内涵。具体说来，启蒙文学的上升之路大致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三个步骤，可以人性解放“三部曲”称之。(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三部曲”特指思想逻辑层面的深化过程，而非自然的时间流程，因而它与文学史的历时性顺序并不一致；而本文所论启蒙思潮主要限于对创作文本的解读，因之与美学思潮、理论思潮亦有差异。)

第一部曲：“欲”的释放弘扬与启蒙原动力

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大门上有一句神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卢梭说这句话“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p.62)。经过十年民族灾难的中国人对此应该深有体味，认识自我，改造非我，在非人的环境中保持人的天性和价值有多么重要，又有多么艰难。因此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找重返“五四”启蒙精神域场的路径，渴望重新踏上寻找自我、建构合理现代人性的现代化征途。“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重放的鲜花”那一脉珍贵的人性源头，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奠定了思想的足音。

噩梦初醒，阶级利刃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创伤犹在，血泪未干，人们急不可待地在天幕初启的那一抹曙光的照耀下检视累累伤痕。文学遭受久久压抑、扼杀之后所积聚的力量在此刻突破、喷发，爆裂出一幕幕家庭悲剧、英雄悲剧、青少年悲剧、知识分子悲剧、知青悲剧、农民悲剧等等，建构起一个大型的悲剧舞台，真实而多侧面、多角度地再现了“人群很快就变成狼群，整个社会变成庞大的疯人院”[2](p.433)这样一种人性沦丧的恐怖社会现实。不过，特定的历史文化阶段决定此期文学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伴生现象，其重要功能在于民众情绪的抒泻和人民意愿的表露，个人的伤痕被视为国家的伤痕，文学的社会批判价值置于艺术审美价值之上，泪水遮住了眼睛，呈现出政治/社会化启蒙大于文化/心理启蒙、思想情绪启蒙大于语言本体启蒙的历史缺陷，缺乏一种更为深广的历史感和更为深邃的文化感，因此大部分“伤痕”创作只能说是启蒙文学的序曲阶段。

稍后的文学作品经过这番怒潮狂涛之后增强了思考力度，希求对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进行追问，个人关怀有所加强。不少文本揭示出现代迷信、极“左”思潮乃是酿成人性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思想根源，而《李顺大造屋》等文本追思的历史跨度还要久远，从小人物的命运中折射出深刻丰富的人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族反思和个人忏悔结合起来。“反右”斗争和“”都是民族性的灾难和悲剧，而民族又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民族悲剧中都是受害者，但也有人迫于外力或者自身人格的萎缩成为伤害他人的人，受害者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这场灾难的不断升级之中，这种反思使得作品的人性关怀得以延伸，并且与“五四”启蒙思潮取得了历史性呼应。冯骥才的中篇《啊!》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非人的境遇中丧失了人的理性和尊严，杯弓蛇影，陷入恐慌，以致害人害己酿成悲剧，令人不由想起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金河的《重逢》、韦君宜的《洗礼》等则通过平反复职后的老干部的反省乃至痛苦忏悔深化了这一反思的精神意向，“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我亦曾刑人”(《洗礼》)，仿佛狂人深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一般。《芙蓉镇》(古华)、《人到中年》(谌容)、《西线轶事》(徐怀中)、《西望茅草地》(韩少功)等则在向社会索要人的价值的精神向度上更趋深入和多元。不过，上述作品固然增加了反思的力度，其社会/政治学的视野较之“伤痕”类文学也趋于开阔，但却未能进一步充分注入鲜活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尤其在人性层面上小心翼翼，难以直逼其真实的源头。与此互为印证的一个现象是，此时文化思想界的主潮尚限于重读和“回归”马克思主义，而对西方启蒙哲学、现代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人学思想心存犹疑。所以笔者认为，包括某些“反思”文学在内的这类创作也并不像人们所评价的那样标志了启蒙主义思潮的回归，仍然未能最终突破社会/政治学的坚硬外壳，其意义主要在于从外部为启蒙文学思潮的真正深入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新时期人性启蒙启动的真正标志在于从人类主义的角度将人的本能/欲望层面的方方面面展现出来，进言之，“现代个人”从懦弱驯服、麻木呆滞的心理惯性和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感受着生生死死、爱恨情愁的热烈鼓荡，充盈着欲望饥渴和本能冲动，使其生命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3](p.113)。这是个体独立的最基本前提。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然属性的解放，任何堂而皇之的学说、坚执胶着的启蒙都将是一个“无物之阵”、一串没有主语的符号、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通常情况下它只能造就一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4](p.275)文艺复兴和“五四”文学都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而新时期对自然属性的呼唤无疑为重返“五四”启蒙立场打开了历史的阀门。由此人性从单一的阶级层面超拔出来，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复是极“左”思潮下机械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文本世界中那日益清晰的人的影像一旦输入本能欲望的精血便愈发昂然挺立，灵光四射，以释放和弘扬的姿态真正奏响了启蒙文学思潮的宏伟交响曲。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便真实表现了本能欲望苏醒之后“崭新的世界”对人的强大诱惑和人不再压抑这种诱惑的情感历程。所谓的家庭、婚姻、孩子、妇德都抵挡不住瑶家阿姐盘青青的生活欲望与本能追求，她对绿毛坑原始野蛮生活规范的“突围”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不必羞言，“欲”原本就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力量，无论对美丽的少女还是垂老的村妇而言都无二致。而爱情无疑是压抑已久的人性对自然属性最关切、最急切的关注层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5](p.229)这种特殊的感情形式是人性流露凸显的最直观的舞台与渠道。雨煤在其作品《啊，人……》中正面描写了贫女出身的地主小老婆肖淑兰和少爷罗顺昌的一段超阶级的、悖伦理的爱情，“只要我喜欢，你喜欢，那就由不得旁人了!”以对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张扬挑战极“左”政治思潮和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刚刚从黑暗中挣扎走出时吹响了石破天惊的尖锐号角，作出了大胆而可贵的尝试。当时有人指斥该“小说所突出地加以歌颂、又被人称之为‘比阶级性永恒的’‘人性’，主要就是这样的一种色欲”[6](p.124)。殊不知作家正是以坦诚热烈的“色欲”描写突入禁区，对压抑本能欲望的极“左”思潮的哲学基础——“禁欲主义”进行了彻底否定，从而树立其启蒙价值的。

虽然上述批评者在当时颇有理论市场，但是自然属性的回归已如强箭在弦，一批敏锐的作家勇敢地向世人展示了人的天性被禁欲主义扼杀的斑斑血迹。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承续“五四”文学的“”传统，通过母女两代三种不同的爱情、婚姻状况，尤其是存妮和小豹子令人心酸的爱情悲剧，艺术化地揭示了精神荒芜和物质贫乏对自然欲望的压抑和吞没。莫言则以他那出神入化的笔墨描摹出一片跌宕着生命魂魄的“红高粱”世界，“天生的一个奇女子”与“天生的一个伟丈夫”就在这个接天连地的艺术世界里演绎着生命的激情和天性。如果说戴凤莲既坚定又轻浮，既崇高又卑微；如果说余占鳌既豪侠仗义又暴烈狂野，既是乡野土匪又是民族英雄，那是因为他们的本性得到了有力的揭示和还原，从文明的面纱后面奔涌而出，“既……又……”所联结的是性格的统一和人性的整体，绝非大多论者所说的两种对立元素的混杂。戴凤莲临死之际质问上苍：“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本能、天性的释放弘扬多么热烈豪放。该作与意蕴相近的《伏羲伏羲》(刘恒)等代表了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第一部曲的最强音。

第二部曲：情理激荡与人性的提升

中国20世纪初期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①和《新青年》皆由陈独秀主创，且都以启蒙为职志，但是不同的历史语境却使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风貌，并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效应。因此，由同一位文化革命先驱所创办的这两份杂志，可以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策略的调整以及由此给文学带来的巨大变迁。

一、从“开启民智”到“唤醒青年”：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

有感于“外患日亟，瓜分立至”的亡国局势，陈独秀认为：“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激，以私见蔽于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陈独秀在第一期便开宗明义阐明了办报的“两大主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人，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由此，《安徽俗话报》预设了相应的读者群体：读书的、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女人、孩子们……几乎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样的一个读者拟想范围显然大大超出了不识字或少识字的“下层民众”，而是体现出极为广泛的读者诉求。与《安徽俗话报》同时的《中国白话报》，在记者与读者的通信中曾经对同一时期相关报刊的读者群做了一个比较性的定位：“我这报并不是一直做给那般识粗字的妇女孩子们看的，我还是做给那种比妇女孩子知识稍高的人看……所以说话不免高些。……而且那程度可以合着妇女孩童的报，如今也有好几种了，譬如杭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江西新白话，那思想浅近一点的人，都可以一看便懂。”②这也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徽俗话报》的实际读者群显然是“庸众型”的中下层社会民众。作为一个历史个案，《安徽俗话报》却正体现出了中国20世纪初期的总体启蒙特征——“开启民智”作为社会变革、历史进步的症结性内容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启蒙先驱梁启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性课题也有过阐述：“夫群治之进，非一人所能为也，相摩而迁善，相引而弥长，得一二之特识者，不如得千百万亿之常识者，其力愈大而效愈彰也。”③所以自清末以来的各类白话报，尽管在读者设定上略有差异，或宣称以蒙童妇孺为主；或声称要开通下层社会，为中下等人说法；或者干脆以开通妇女界为指归，但从整体上却构织了一种以“普及常识”为基本启蒙策略的历史景观，而“启牖民智”与“白话报”的历史血缘关系也由此生成：“前者着眼于中下层社会，更焕发全体民力，是目的；后者用其方便，重其效果，是方法。”④对于《安徽俗话报》而言，除了这一共有的总体历史责任承担之外，还体现出创办者自身独特的启蒙导向。陈独秀一再申明：“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说话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但是，综观全部《安徽俗话报》，“瓜分危机”才是记者积潴胸中不吐不快的块垒，而诸如“日俄战争”、“洋人开矿筑路”等时局也自然成为报刊重点关注的“要紧的新闻”。被瓜分的亡国危机是一个时时被提及，一次次被强化的启蒙关键词，因此，尽管《安徽俗话报》宣传旨在使当地人“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实际属于单纯的“知识启蒙”的范围非常小，而且就这些地理、历史、天文、卫生、兵事、实业等知识而言，也往往是作为“亡国危机”和“爱国救亡”的延伸性话题出现的，因此，向民众宣传亡国与救亡的道理才是其启蒙的实质性内容。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启蒙策略的调整：启蒙对象由下层民众移向了“敏于奋斗、勇于自觉”的青年知识分子。《青年杂志》自2卷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虽是一字之差，却历史性地突显了这一杂志的精神新质——“青年”成为启蒙的关键词。陈独秀在“社告”中宣称：“国势陵夷，道学衰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启蒙者这一瞩目于青年的启蒙理念根源于以历史进化论为依托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青年”被认定为中国社会肌体健康发展，免于淘汰的新鲜细胞。因此，“唤醒青年”，培养先觉的精神界战士，成为此一时期启蒙者的共识。这一具有历史预见性的启蒙策略事后也得到了很多先驱者的认同。基于对“个性”与“自我”的推崇，鲁迅就曾多次表述过对于“少数”的期待：“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⑤虽然在为《新青年》“呐喊”之前，鲁迅也向“金心异”（钱玄同）表达了自己对于“铁屋子”的忧虑和犹豫，但最终还是认同了“唤醒少数，毁掉这铁屋子”的希望。直到1925年鲁迅还坚持这一启蒙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⑥1939年，在评价“”时也对这一启蒙策略给予了肯定：“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由《安徽俗话报》时期面对广大民众的“运广长舌，开启民智”，到《新青年》时代瞩目于少数青年的思想觉悟，表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已经被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境界。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所展示出的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其根本动因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境遇和知识分子的不断觉悟。作为这一历史转捩点的关键性人物——陈独秀，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分辨出了自己的历史角色期待”。辛亥革命的挫败使陈独秀进入更深刻的历史性反思，并对中国思想界自明中叶以来受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七次觉悟”有了更深刻的历史洞见，按照陈独秀的这一分析，《安徽俗话报》的出现大致处于觉悟的“第四期”：“清之末际，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泥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以“”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所激发的历史性觉悟，促成了清末以来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启蒙浪潮，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可以说是这一启蒙浪潮的思想光源。而由《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中国历史再次发生了急剧的变动，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帝制并建立了共和。陈独秀洞见出中国历史的症结：“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倍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的创办正是处于保存“共和”还是复活“专制”的历史飘摇期，这将取决于新旧思潮大激战的最终结果，《新青年》所加于自身的历史责任正是力图促成这第七期觉悟，使“共和”这一现代制度得到真正实现，而问题解决的根本症结则在于国人的最后觉悟——伦理的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犹甚”，“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⑦。所以在陈独秀看来，复辟帝制，毁弃共和仅仅是“恶果”而非“恶因”，主张别尊卑、重阶级、压抑民权的纲常礼教才是制造专制的根本原因。因此，由《新青年》所发动的思想启蒙，其最终关怀虽指向根本的政治制度，但却落实于伦理思想的层面，而能充当思想变革先锋的，只能是具备新思想的“新青年”。因此，塑造“新青年”、“倡扬新思想”成为此一历史时期的启蒙主题。而正是由这一代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共同开创了一整套的现代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启蒙”的对象由普遍意义上的广大民众转向了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看似是一种思想的退守，而实质上却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跃迁，正是这次启蒙策略的调整也终于造成了文学的革命性变迁。

二、从“旧调谱新词”到“文学革命”

启蒙运动与文学新思潮相濡相嬗、相互促动的关系自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历史景观，但是这种笼统的共识却遮盖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启蒙给文学带来的变化。身兼革命家与启蒙者双重身份的“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实际上始终担负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重任，因此，他们始终是把政治革命、思想觉悟、文学变革等多重内容作为整体救亡的一项综合性工程来对待的，这也赋予了“启蒙”一种复杂而包容性的历史品格。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段基于迫切的时代需求会凸显不同的维度，但是“文学”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以《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为标志物的不同启蒙阶段中，“文学”始终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不同的启蒙方略却使文学从形质上到价值设定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正是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才使文学在《新青年》时代获得了革命的动力，独享了历史创生点的辉煌。

1.“开启民智”对旧有文学资源的倚重

摘要:

启蒙运动最为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对宗教神权，以理性的原则重新树立起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自信。而这一理念在中国20世纪得到了延展和发挥，文学启蒙和审美救世的原则贯穿于“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新启蒙的历时脉络中。文学和文论的超越性价值得以彰显。

关键词:

文学;启蒙;鲁迅;伤痕文学;主体性

启蒙运动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不仅推动了知识和学术的发展，更是和政治革命、主体解放等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启蒙”一词的本源含义来自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内涵，英语词汇为“Enlightenment”，意为使之呈现“光明”的含义。后来引申为通过科学、文化等知识促使人民获得真理与智慧，并且确证自身存在的过程。启蒙最先的合法性来自柏拉图的“洞喻”理论。在长长的洞穴中有一批罪人被绑缚在洞中，他们必须面壁坐在洞内，不能扭头看洞口。而在罪人和洞口之间有一条横向的矮墙，矮墙后面有很多火把能够照亮整个洞穴。为了戏弄这些罪人，人们就在矮墙上唱歌跳舞，但与此同时罪人是不能回头观看的。罪人只能看到墙壁上演员的“影子”。

这些影子在罪人们看来也许就是“真实”。要真正能够把握住主体，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力量对世界进行认知。这一理论在黑暗的中世纪被湮没，宗教神学成为统治人们思想的最高工具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到了17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通过文学艺术上的改良以及恢复希腊感性的认知模式，思想家们纷纷寻求能够重新使主体获得完满生存的方式，启蒙运动就伴随着文艺复兴的脚步姗姗到来。可以说，自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启蒙运动经历了将近三个世纪之久。启蒙运动最为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对宗教神权，以理性的原则重新树立起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自信。所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肯定了理性的力量。不仅是自然科学领域，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也纷纷出现了学术大师，他们突出了三权分立、民主自由、法律宪政、天赋人权等等。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伏尔泰的《哲学通信》等等，都树立起了以人为本的政治体系理念。由此同时，康德、卢梭、狄德罗等理论家也纷纷通过美学、哲学、文学等不同领域确立各自学科的合法性地位。正是在启蒙的语境中，西方全面展开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进程，所以启蒙思想也基本上可以视为“现代性”的话语内涵。由于西方现代性浪潮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与经济态势，所以“启蒙”就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与含义。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焦虑同样来自于西方或者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思潮，并且先后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启蒙浪潮。

一、“五四”时期的启蒙浪潮

在20世纪早期，中国处在经济社会的严重忧患之中，政治格局的动荡、经济社会的落后以及文化和民众的愚昧等等，都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深刻的“焦虑感”，尤其是经历过西方文化熏陶的诸如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鲁迅等人，他们立足于文化启蒙的视角，赋予了文学和美学的启蒙价值。正如西方社会是以理性对抗神性，最终取得主体性话语权的确立。而中国的文化启蒙则是通过感性的张扬和审美的弥补，试图对抗政治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所以文学和审美就构成了重要维度。而此时也出现了众多的文学家和理论家，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审美独立性价值，试图从政治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将视角集中在人的生存、人的反思和人在社会制度的压抑场景之中。表现在文学中则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加强;表现在文论和美学中则是对西方“人学”理论的译介和重视。

1文学的个性化诉求

从“善”转向“真、美”我们大致可以将人类文学审美史分为3个时期：一是以“善”为中心：该时期文学创作的主题是道德规则，而主流故事是善恶报应；二是以“真”为中心：文学创作强调对社会的真实反映，文学自然成为一门“科学”；三是以“情”为中心：审美是文学创作的目的，是富有个体性的情感产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以“情”为中心让文学人文精神感性化。基于理性与感性看待中国现代文学，才能领略其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真、美”无疑是其主神。而“真、美”的产生是依托于人。现代文学的“真”主要通过悲愤、焦虑等情感进行体现，其中的代表作家有郁达夫、庐隐。因此，相较于以道统为基础的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更加强调个体化的抒情，夯实了以“真、美”为主神的文学个性。在这点上，鲁迅在《自己的园地》一文中曾这样说到，“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足见中国现代文学个性化文学的情感价值体现。

2从题材视域看中国现代文学对人文精神的彰显

2．1以人性和自由为内核的启蒙人文精神启蒙文学思潮的涌动，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启蒙的要旨是对人文精神的诉求，强调民主与平等。从中国现代文学来看，启蒙的存在有两种思路：一是客观人文主义；另一种是主观人文主义。其中，客观人文主义坚持科学与理性，强调人类可以基于理性认识世界客观发展规律，把握自由发展的脉搏。所以，在客观人文主义思潮看来，解放可以通过革命的形式获得，并且实现了客观世界规律与人类自由间的紧密相连。这种思潮的代表作家有鲁迅，现实主义派坚持并发展了这一思路；而对于主观人文主义思潮，在本质上反对客观人文主义，强调个体价值及情感的存在性。于是，人的本质被归结为生命本体欲望与激情。这一思路的代表作家当属郁达夫，浪漫主义派在写作思潮上都是走这一思路。于是，启蒙文学作品中特别注重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五四时代，主张爱人显得更重于爱国。在鲁迅《人的文学》一文中曾提出“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强调了个体本身的自由幸福及独立。然而，我们也知道，20世纪中的启蒙思想并未充分发展。究其缘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尖锐的社会矛盾给了启蒙思想一个命题，那就是“救亡”。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关注的焦点发生转变，启蒙命题逐渐在社会的发展浪潮之中被遗忘。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到了1977年，《班主任》的发表宣誓着中国启蒙文学新时代的到来。诸如《芙蓉镇》、《李顺大造屋》等小说，都表现出一种气质，那就是以触及社会问题为己任，与五四问题小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在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新生代作家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并逐步形成了以写小人物生存状态等为主的新启蒙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新启蒙主义写作思潮颠覆了中国的道德中心主义，转而形成了以自我放逐为过程的写作。

2．2以救亡和统一为内核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是人对国家忠诚与热爱的思想情感，更是人对于传统历史及文化的深厚情感。现代中国，广大人民的爱国情感主要表现为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瓜分；中国当代，则表现出对国家建设的热情，以及对实现国家统一的热切期盼。所以，近百年来，爱国主义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沸腾，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人文精神特征。纵观中国现代文学，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为爱国主义。许许多多的爱国主义作家，以社会主义为阵营，开始文学的创造。其中魏巍是最为突出的代表，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激励与鼓舞人斗志的佳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整个世界呈现出和平发展的主体形态，基于此，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文学也开始悄然发生转变，赞颂祖国大好河山、呼唤祖国统一的文学创造开始步入人们的视野。在这点上，台湾散文家余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一首《乡愁》表达了对祖国大陆的思念之情，并且大量的散文也抒发了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愿。

3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文学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契合社会发展的步伐，一步步在发展中表达对人文精神的诉求，也一次次的彰显对人文精神的弘扬。无论中国现代文学以何种形态出现与发展，其人文精神的价值是相通的，指向于不同时期下的精神体现。

作者：陈彪单位：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启蒙主义自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文学以来，以极强的生命力在中国文学的沃土上疯长，20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新启蒙主义”，既尔九十年代末又有了“后启蒙主义”的旗帜。在其成长的历程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新时期爱情小说仅是文学大豹之一斑，借此谈点自己的陋见和浅识。

一、启蒙运动的发展脉络

在论述启蒙的概念时，我们很容易想到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的论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1]“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文化界接纳康德的启蒙主义，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

1936年底，以还原五四启蒙精神、承传五四民主传统的新启蒙运动在艾思奇、陈伯达、张申府、胡绳等进取的知识分子中间展开。张申府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中说：“就字面说，启蒙就是开明的意思。再分别说，启蒙就是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凡是启蒙运动都必要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2]艾思奇在同题文章中解释说：“为什么叫做新启蒙运动呢？因为中国过去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高峰）是一种启蒙运动，而现在的这一个文化运动和它有共同的地方，所以叫做新启蒙运动。”至于为什么还需要来一个新启蒙运动，作者的回答是：“因为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它要做的事完成。”[3]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王元化为龙头的“新启蒙”就是在这个时期顺应潮流，并被推到浪尖上的。[4] 

进入1990年代以后，学者们在经过热情的实践和冷静的反思后发现，新启蒙主义也并不是完美的，所以开始了对新启蒙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这就是被称之为“后启蒙”时代。

综观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敢于认识”——“个性解放”——“反思和批判”三个阶段。其实，这样的发展轨迹也完全符合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

在对启蒙主义的发展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之后，我们可以谈论新时期的爱情小说了。这个时期正处在新启蒙的发轫期。具体讲，这个时期的爱情的小说在新启蒙运动的威力诱导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题材禁区的打破。2、作品开始尊重人性。3、当代观的频频突破。

一、是“启蒙”还是“教化”

启蒙，就是开启蒙昧、促人成长，在中国本属教育活动。然而，随着自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化思潮的涌人，启蒙的含义又增加了新的义项。呼应着西方的启蒙运动，中国思想界也在酝酿一场中国的启蒙大潮。这时的启蒙，就有了变革时代精神的内涵。事实上，中国封建制度的衰败、帝国主义的侵扰、国力的积贫积弱以及国民的萎靡怠惰等现实，引发了部分先觉者的思考，他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震荡国魂的运动。在中国，这场运动叫做新文化运动。

在李泽厚看来，中国新文化运动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救亡，二是启蒙。最初的启蒙是为了救亡，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后来，救亡的主题又压倒了启蒙，启蒙话语受到了排挤和打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结果是产生新文学。“新文学”从一个短语变为一个词汇，是凝聚了五四以来几代作家、学者的巨大心血的。新文学的启蒙主义色彩在众多作品中有着显著的体现，其代表作家当属鲁迅。然而当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主题时，革命文学就兴盛起来。而这时对文学的要求不再是启蒙，而是教化。

由启蒙文学而教化文学的过程是：从1917到1937这20年间，启蒙思潮和实践具有“宽松”的时代环境。在政局动荡、群龙无首的时代，思想空间的话语权力自然就落在了学者和作家的肩上。他们也就有了站在高处为大众指点迷津的启蒙者的身份。1937年后，在新兴的延安苏区，学者、作家们的身份就遭受了一种尴尬——原来的启蒙者转而变为被启蒙者。何以至此呢?显然，思想领域的话语权被新政权所掌控了或者说收回了。赵树理虽然曾经历过启蒙、救亡和教化这三个时代，但他真正参与其中的是教化的时代。赵树理显然受过启蒙思想的熏染，但他身在延安解放区的时空之下，他又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把文学创作放到了维护新兴的政权制度和新型的社会关系上了，他本人也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教化文学”的代表作家。

现在看来，赵树理的文学理念无一不体现着教化的动机。比如他曾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愿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无疑是要宣传新型道德关系。赵树理的这些主张，在他的作品中体现的很鲜明。比如《小二黑结婚》，其实是宣传解放区新的婚姻制度，是在“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中的三纲五常的阵地。《李有才板话》是在鼓动农民敢于向地主进行斗争的精神。

于是我们可以说，鲁迅是启蒙文学的代表，而赵树理则是教化文学的代表。不过，他们的人文追求仍然是一致的，那就是让大众的精神面貌和生存质量都有明显的改观。

二、赵树理的被批判——英雄和中闻人物之争

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主要是发现理解人和人性，不仅具有反封建革命的意义，还具有不同的风格，为读者提供丰富阅读体验。但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因此同其他国家和时代关于蛮性书写书籍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笔者通过梳理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来寻找蛮性同启蒙、文明以及人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蛮性题材美学价值发展。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蛮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现代性”概念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与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现代性”是西方话语，人们在借用这个概念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先见看法或者主观目的，这种现象在文学史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现代性”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与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学史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然而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中，人们在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时，表现了明显的单向度性质。为了实现一定的主观目的，现代性不是被误读了，而是被遮蔽了。

一、融合与裂隙：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文学

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伊夫·瓦岱把现代性追溯到1l世纪，然而其历史也许更加久远。经历近千年的历史发展，哲学、社会学各领域对现代性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建构和阐释，然而，现代性概念本身存在的矛盾与悖论使现代性概念的内涵仍然十分模糊。同时，现代性的二重性加剧了这个概念的模糊性，从而使现代性成为至今仍争论不休的古老话题。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西方建构了深厚的现代性理性大厦，在建构的同时也孕育了对现代性理性的批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现代性拯救方案，因此，现代性的二重性是相生相成的。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对人生来说，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他试图建构“一种激烈的倾向于审美的相反理论”，以表达他对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理性传统的不满。审美拯救现代性的方案在尼采以后的哲学中有了延续，如马尔库塞、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理性的批判。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阐释具有独特的意义，他一贯强调现代性的理性批判和自我反思性，以揭示人与制度面临的现代困境。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他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中揭示了批判理性在现代具有的普遍性特征，他认为在现代晚期，工具理性的负面后果暴露得日益明显，从而引发了对“存在性问题”的压制，这种压制成为现代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和道德难题。他认为：“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自我反思性”在现代性制度中具有结构性特征，现代人通过自我反思成为自我动员的实体。艾森斯塔特在《反思现代性》一书中力主“多元现代性”，认为多元现代性的一个共同核心是“高度的反思性”。因此，在西方知识建构的过程中，模糊性、二重性及反思性是“现代性”概念的内在机制。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的国家，中国的现代性具有自已的特征。从社会学和历史学上来看，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的建立，也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中国追求现代性的历程。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民族一国家”。新中国成立应该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分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美国的由费正清开创的‘挑战一回应’模式为代表的历史叙述中，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将鸦片战争以降发生的变化解释为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亦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史过程”，“鸦片战争作为中国遭遇西方文明挑战的象征性事件而被这两个学派视为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分期标志”㈣。张法等人提出“在中国语境中，它(现代性)则有了新的独特含义：主要指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这种概括明显受到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观点的影响。然而把中国现代性概括为“启蒙与救亡”，一方面压缩了中国现代性的时问范围，另一方面则缩减了中国现代性的成果。这种独特理解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潜藏的关于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和焦虑。现代性在西方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中国的“启蒙与救亡工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就已经终结，但中国现代性非但没有终结，反而发展得更加复杂。

现代中国文学是在现代性宏大历史语境中产生发展的，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决定了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在分析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时，如何理解“现代性”是关键点，发先生曾经对此提出了忧虑：“在现代性一语的使用日益频繁、语义日益驳杂的当下语境，尤其是人们戏言现代性争论最为激烈的当代中国，它不仅成为一种泛理论形态，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强势话语，而且作为一种话语权力、日益成为重新规划和构造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某种先在性框架和图式。”现代性概念泛化必然抽空它存在的意义，现代性成为先在性概念也必然掩盖现代中国文学运动发展的复杂性。现代性可以阐释现代中国文学近百年的运动和发展的历史总体性，然而对于“红色经典”、“样板戏”等具体文学现象并不具有充分的表征性。

奥克达维沃·帕兹曾经讨论过“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吗?”这个话题，然而他的结论令人吃惊：“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很含糊。”，他认为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存在着冲突，也就是说文学与现代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文学与现代性甚至存在冲突。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们的生成深受《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即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概念的生成具有十分强烈的意识形态含义。与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发展所受到的“规训”力量无疑更强大，当代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当代文学的运动与发展也充分体现了这—特点。现代性作为元话语对历史总体性的建构无疑是清晰的，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现代性宏大叙事，现代中国文学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如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以改造国民性而表现出启蒙精神。现代中国文学自我批判和反思意识的匮乏是明显的，巴金晚年的《随想录》之所以珍贵其原因也就在此。另外由于意识形态的规训，现代中国文学实现的是“齿轮”与“螺丝钉”功效，使文学自我批判和反思机制的丧失更加突出，这些与现代性的固有机制存在着一定的悖谬，如新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表现出激烈的反传统精神，强调文学的启蒙功效，然而高扬启蒙精神必然忽略《狂人日记》张扬的仇恨意识。因此把现代中国文学纳入到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历史进程中，本应要敞开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性之间客观存在的裂隙，然而这种裂隙在文学研究中被人为地遗忘和遮蔽了。

二、转折与反思：现性代与文学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