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村论文范文

一、以“险”构诗歌奇境

明清诗学对于以“险”构诗歌奇境，有更为明确的论述。明末清初冒襄《杜少陵夔州诗选序》说：“夫不奇则非殊胜，不险则不奇，不僻则不险，人境文境诗境无不比然。”[3]（P564）诗歌不险则不奇，“险”可以构奇境，诗文皆然。清代金堡《陈彦达诗集序》也说“：情交于境而发为诗，情不极其郁勃则诗不奇，境不极危且险则情不郁勃。”[4]（P399）金堡直指诗歌境险，才能出奇诗。从具体的诗歌批评来看，明清诗学标举了“险”对于建构诗歌奇境的意义。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说“：司空曙……‘穷水云同穴，过僧虎共林’，昔庾子山曾有‘人禽或对巢’之句，其奇趣同而庾较险也。凡异想异境，其托胎处固已远矣。”[5]（P1418-1419）司空曙《送曹三同猗遊山寺》“穷水云同穴，过僧虎共林”所展现的意境与庾信《园庭诗》“樵隐恒同路，人禽或对巢”相似，但庾信诗歌更“险”，就奇境而言，超过司空曙诗歌。清代法式善《梧门诗话》“：袁子才令陕西，日登华山。《青柯坪诗》云：‘白日死崖上，黄河生树梢。’奇境奇语，可与孟东野‘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句并传。”[6]（P53）诗歌以死、生指称白日、黄河，极“险”，故法式善称之为“奇境奇语”。以“险”构诗歌奇境，亦有一定限度。清代贺贻孙《诗筏》指出：苏子由云：“子瞻文奇，吾文但稳。吾诗亦然。”此子由极谦退语。然余谓诗文奇难矣，奇而稳尤难。南威、西施，亦犹人也，不过耳目口鼻，天然匀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便是绝色。诸葛武侯老吏谓桓温曰：“诸葛公无他长，但事事停当而已。”殷浩阅内典叹曰“：此理只在阿堵边。”后代诗文名家，非无奇境，然苦不稳，不匀称，不停当，不在阿堵边。[7]（P140）诗歌之“险”与“稳”本是相对的，但亦应辩证结合，正如“奇”与“正”相对，亦要相辅相成。以“险”造诗歌奇境，同时要达到“奇而稳”。有奇境而不稳当，则落入下乘之境。诗歌之“险”并非生搬硬造，应该是遇境而生。以“险”构诗歌奇境，亦要求得自然。明代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卷三说：立言必贵典雅坦明，即有奇险，亦遇境而生，非强凿所就，自然行远。扬雄《法言》《太玄》，至今在传不传间。若唐卢殷之文千余篇，李础之诗八百篇，樊绍述著《樊子书》六十卷，杂文九百余篇，皆不传，以其艰深晦塞，纵有奇，非人情所通好故也。[8]（P97）李日华主张奇险要“遇境而生”，不可强凿而就。他指出卢殷、李础、樊绍述的诗文正因为过于奇险，艰深晦塞，以至于不传于后世。明代瞿佑《归田诗话》也说“：戴式之尝见夕照映山，峰峦重叠，得句云‘夕阳山外山。’自以为奇，欲以‘尘世梦中梦’对之，而不惬意。后行村中，春雨方霁，行潦纵横，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对，上下始相称。然须实历此境，方见其奇妙。”[9]（P24-25）诗人实历奇境而造诗歌奇境，才能见其奇妙，才能奇得自然。

二、以“变”构文章奇境

“奇境”与“正境”相对，文章奇境主要通过“变”的方式构境。王葆心《古文词通义》卷九“：包世臣称读文之境所见有迁变，故作文之境亦自有迁变，文家公例，莫不如是。明清文学盖必有变境始有进步。”[10]（P7493）作文之境有迁变，这是文家的公例，只有变境，作文才能进步。文章不变则庸腐，只有“变”才能令人耳目一新，开辟出奇境。清代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说“：昔人论作文，只是一个翻案法耳，此说甚浅，然议论文字须用此法，乃有奇境开辟。尽将从前呫哔璅说翻驳一新，拔赵帜而立汉帜，固非辣手不办。”[10]（P3345）翻案法是文章之“变”，它脱出窠臼，出人意料，故而能开出奇境。文似看山不喜平，故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又说“：山无峰峦起伏，即为顽山；水无波澜荡洄，即成死水。文章佳境，亦只在起伏荡洄处得意耳。”[10]（P3347）山水无变化，则无灵性，文章亦如此。文章的佳境、奇境，只有通过起伏荡洄之变，方能达到。同样是以山水喻文，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则说：大凡文之至者，境以奇险峭拔为胜，音以激切凄戾为工。譬之言山者，峰峦耸拔，壁立千仞，而委迤绵亘者，无足言也；言水者，湍流激射，一泻千里，而溁洄荡漾者，无可言也。盖必如此而后使人惊叹骇绝，心魄俱震。彼夫台阁之文，舂容大雅，渊然金石，以之歌咏太平，自见洋洋盈耳，然试与之究世故之险巇，状人情之变幻，则有不及喻者矣。独有逐臣羁客、劳人思妇，心思所极，穷无复之，而阅历既久，智力渐生，无所发泄，一切托之于文章，离怪惝怳，神与之通，往往非人力所能至。吴曾祺推崇文章奇境，认为至文“境以奇险峭拔为胜”，这就好比高山以耸拔陡峭为胜，流水以湍流激射为胜，如此才能令人惊叹骇绝。而文章奇境，需要通过“状人情之变幻”来达到，这也是主张以“变”构奇境。从具体的文章品评来看，明清以来的文章批评强调以“变”构奇境。比如，《孟子》长于论辩，其中有“变”。《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清代方宗诚《论文章本原》卷三评论此段说：“‘王之臣’章，亦书说体也。‘四境之内不治’是主意，却含蓄不先说出。首段起得飘忽，令王不测其意。次段从对面刺入，亦令王不测。三段忽上正面，令王无从嚲闪，亦奇幻不测。‘王顾左右而言他’，忽然放开，又令人不测。此章文境，最奇纵变化。”[10]（P5669-5670）孟子要批评齐宣王治国无方，却不先说，而先从友之不可托、士师不治士说起，令齐宣王不测其意，入其瓮中，最后以“四境之内不治”批评齐宣王，以至其无言以对。方宗诚认为这种文境最是奇纵变化。《孟子》中类似之处颇多，又比如方宗诚评论《孟子·公孙丑上》：“此章至‘圣人复起，必从吾言’，意已尽矣，下复作一大翻澜，文境更阔，广引诸贤，以配前段，广引诸子，中间多少波澜，文境奇肆之至。”[10]（P5673）这是以“文境奇肆”评价《孟子》波澜起伏多变。韩愈古文有新创，《送孟东野序》用三十八个“鸣”字，参差变换，文境奇崛。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评论说“：用三十八‘鸣’字，参差错落，处处变换，文境如雷电风云，一时并作，又如百川归海，万派朝宗，可谓神乎技矣。”[10]（P8283）这正指出韩文“处处变换”的特点，如此则文境必奇。王葆心《古文词通义》卷六也说“：非尽百家之美不成一人之奇，非取法最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讲也。”[10]（P7325）他对韩愈古文之奇境评价颇高。苏轼的四六矫变，摆脱了隋唐五代的拘囿，开辟出了奇境。清代孙梅《四六丛话》评价说“：东坡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落隋唐五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以古文观之，则故是本色，所以奇也。”[10]（P4966）孙梅指出苏轼四六正是以“矫变”来“独辟异境”。文章固然以“变”构奇境，但文章之“变”也要遵循一定的规矩。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指出“：一题众拈变格，势所必至。但变而仍当于理法，正是文人弄奇，妙境无穷处，如不当于理法，虽正格无益也。”[10]（P3356）文章“变”是大势所趋，文人弄奇，妙境无穷，但不能违于理法，否则无益于文章。

三、以“幻”构小说戏曲奇境

小说、戏曲这类叙事文体中的奇境，不同于诗文以抒情、议论为特点的奇境，其奇境主要通过“幻”来获得。小说是想象、虚构的产物，其特点之一就是“幻”。由“幻”而构小说奇境，这是小说创作中的常态。清代潇湘馆侍者《浇愁集自叙》说：“《 洞冥》亦是寓言，《庄》《骚》半多托兴。非非想处，即现天宫；种种光中，别开世界。每意来而境造，当情至而文生。”对于小说家而言，“弹指而现化城，刻骨而摹幻相”，这是他们构造小说情景的基本能力。清代王韬《淞隐续录自序》 指出，志怪小说中的奇境幻遇，自成一世界，不必真有其事。他说：心能入乎境之中，而超乎境之外，且能凭虚造为奇境幻遇以自娱其心。……今将于诸虫豸中，别辟一世界，构为奇境幻遇，俾传于世。非笔足以达之，实从吾一心而之所生。自来说鬼之东坡，谈狐之南董，搜神之干宝，述仙之曼卿，非必有是地有是事，悉幻焉而已矣。幻由心造，则人心为最奇也。小说的文体特点之一就是“幻”，以虚构的方式可以创造小说奇境。而“幻”是人心创造的，小说奇境说到底就是人的奇情的反映。清代姬金麟《六合内外琐言序》也说：“情至生文，意来造境，问天有对，漱地成形。即此尘尘念念之因，无非怪怪奇奇之事。”小说奇境的生成，是小说虚构性特点的反映，更是与小说作者的奇情奇意紧密相联。从小说评点来看，小说“奇境”往往指称异特不凡的场景，它对于小说情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三国演义》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隐沦，单福新野遇英主”写道“：却说玄德跃马过溪，似醉如痴，想：‘此阔涧一跃而过，岂非天意!’迤逦望南漳策马而行，日将沉西。正行之间，见一牧童跨于牛背上，口吹短笛而来。”清初小说评点家毛宗岗夹评：“忽然别出奇境。”又比如《水浒传》第四十一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写宋江返家，赵能、赵得率兵追捕宋江。是夜，月色朦胧，路不分明，宋江只顾拣僻静小路去处走。约莫也走了一个更次，只听得背后有人发喊起来。宋江回头听时，只隔一二里路，看见一簇火把照亮，只听得叫道：“宋江休走！”宋江一头走，一面肚里寻思“：不听晁盖之言，果有今日之祸，皇天可怜，垂救宋江则个。”远远望见一个去处，只顾走。少间风扫薄云，现出那轮明月，宋江方才认得仔细，叫声苦，不知高低。看了那个去处，有名唤做还道村。前写月色朦胧，路不分明，后写风扫薄云，现出明月。月暗、月明，呈现出不同的场景。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夹批：“写得妙。月暗月明，翻入奇境。”上述两例均是以虚构的奇境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而这些“奇境”并不是怪俶诡幻，它们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呈现为突然而至的平常情景，它们是因突然而“奇”，并非因诡怪而“奇”。正如清代许道基《原李耳载序》评论小说源流时所指出：“夫天下之奇，不在奇事在常事，且在常理。鲸吆鳌掷，牛魅蛇怪，为味转浅。”这种视“目前常事，转出奇境”为天下之至奇的观点，显然代表了明清小说批评对于奇境的基本审美趣味。当然，这种目前常事，皆是虚构的结果，它体现出虚幻而不失于艺术真实的特点。戏曲奇境也是由“幻”而造，亦是强调幻不失真。明末清初戏曲家袁于令《焚香记序》说：兹传之总评，惟以“真”字足以尽之耳。何也？桂英守节、王魁辞姻无论，即金垒之好色，谢妈之爱财，无一不真。所以曲尽人间世炎凉喧寂景状，令周郎掩泣，而童叟村媪亦从而和之，良有以已。然又有几段奇境，不可不知。其始也，落魄莱城，遇风鉴操斧，一奇也；及所联之配，又属青楼，青楼而复出于闺帏，又一奇也。新婚设誓，奇矣；而金垒套书，致两人生而死，死而生，复有虚讣之传，愈出愈奇。悲欢杳见，离合环生。读至卷尽，如长江怒涛，上涌下溜，突兀起伏，不可测识，真文情之极其纡曲者，可概以院本目之乎？袁于令所谓戏曲之“真”即艺术真实之意。《焚香记》中，桂英守节、王魁辞姻、金垒好色、谢妈爱财，这些情节都是提炼人世间存在的事件并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焚香记》有四段奇境：一是落魄莱城，遇风鉴操斧；二是所联之配属青楼而复出于闺帏；三是新婚设誓；四是生而死，死而生。这四段奇境一方面体现出戏曲叙事的虚构性特点，另一方面又体现出戏曲结构的突转性特点。戏曲奇境纵然虚幻，然亦不失于艺术真实。明末戏曲家王思任《西厢记序》指出了戏曲之奇对于戏曲传播的意义，所谓“事不奇不传，传其奇而词不能肖其奇，传亦不传”，又指出戏曲之奇必须达到艺术真实，虚构的事件场景，要达到“起当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的效果，才能真正传之后世。这需要戏曲家具有“无中造有”的出众艺术才能。戏曲亦是强调从目前常事，转出奇境。王思任所谓“本一常境，经之即奇”，即是此意。朴斋主人也说：“是剧结构离奇，熔铸工炼，扫除一切窠臼，向从来作者搜寻不到处，另辟一境，可谓奇之极、新之至矣！然其所谓奇者，皆理之极平；新者，皆事之常有。”家常事中有大量的戏曲素材可供参演，李渔《风筝误》之奇体现在结构上，扫除窠臼，另辟一境，并不是牛鬼蛇神之奇。综上，明清文学批评对于诗、文、小说、戏曲的构境之途有深入探讨，概括来说，诗歌以“险”构奇境，文章以“变”构奇境，小说戏曲以“幻”构奇境。这些理论概括，体现了不同文体在构境上的迥异特点。诗歌之险要不悖于自然，文章之变要合于理法，小说戏曲之幻要不失于艺术真实。这些主张又反映出明清文学批评在构境上的独特审美趣味，其中所揭示的规律性、真理性的内涵，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适性，对于今天的文学构境而言，依然具有理论生命力。

作者：陈玉强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贯彻全国、省、**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课堂教学改革为中心，狠抓教育思想更新、教学科研的探索，紧紧围绕学校工作计划“十五”三个立项课题，扎实开展工作。

二、主要工作

1、认真组织教师理论学习。

2、认真开展新课程教科研活动。

3、积极申报参加市级教科研活动。

4、加大教科工作的过程管理。

5、进一步深入开展课题研究。

6、具体指导好村小的课题研究。

一、指导思想

贯彻全国、省、**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课堂教学改革为中心，狠抓教育思想更新、教学科研的探索，紧紧围绕学校工作计划“十五”三个立项课题，扎实开展工作。

二、主要工作

1、认真组织教师理论学习。

2、认真开展新课程教科研活动。

3、积极申报参加市级教科研活动。

4、加大教科工作的过程管理。

5、进一步深入开展课题研究。

摘要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写作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摘要：

文章以城乡一体化建设为背景，以当前新农村建设为主题，以“北京精神”为指导思想，以北京高碑店村为例探讨“北京精神”指导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性和积极效果，提出北京新农村建设要在正确的思想引导下，结合本地优势，因地制宜，才是对现实尊重、对人民负责的做法的观点。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北京精神;新农村建设

1概述

城乡关系一直是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城乡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和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关键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逐渐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不仅是为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也是解决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中一系列深层矛盾的基础和重要突破口。城乡一体化已经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新农村建设成为其最重要的一环。新农村建设也是北京“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重要部分。为了加快首都的科学发展，“北京精神”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北京精神”以“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为主要内容，不仅体现了首都的历史文化特征、表达了首都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最重要的是，它符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只有科学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同时不断增强农村的凝聚力，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等软实力，才能尽早实现农村全面发展，“北京精神”为北京农村建设发展指引了方向。

2北京精神指导下的北京高碑店村新农村建设实践

高碑店村地处北京市朝阳区东部，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也是距离天安门最近的乡村。村现辖面积2.7平方千米，常住人口6200人左右，流动人口8800多人。高碑店村是一座千年古村，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其中尤以漕运文明和老北京民俗著称。自1990年以来，由于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占地，使原有2300亩耕地的村子变得无地可耕，只剩下了80亩工业用地。成为了“有农村无农业、有农民无耕地、农转居无工作”的“三无村”。村民上访现象频繁，村内社会秩序混乱，环境缺乏治理。在这种形势下，村党总支领导班子在夹缝中寻找出一条出路，制订五年计划，将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型发展为民俗文化产业。在高碑店村的改造发展中，“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得以深刻彰显。

论文关键词:高启风格古稚雄健清新俊

论文摘要:高启是元末明初的杰出诗人，其悲诊结局，其诗歌兼备众体，融汇百家，显现出古稚、雄健、逸古今罕有，他的诗歌富有时代气忽，风格鲜明，影响一代诗风，可谓明代诗歌的先驭者。清新俊逸的风格特色，为明诗发展开启先声。

在元末明初的诗坛上，高启以诗名世，“诸体井工，天才绝特，允为明三百年诗人之首，不止冠绝一时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尧藻集五卷》说他:“诗才富健，工于摹古，为一代巨孽。”赵翼《区瓦北诗话》则说:“青丘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法唐人，而自运胸臆。一出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明初诗人第一，信不虚也。”他的诗歌富有时代气息，风格鲜明，影响一代诗风，可谓明代诗歌的先驱者。通过梳理及对其诗歌的精读深思，笔者认为:高启学无定师，采撷多家精华，形成了自己古雅、雄健、请新俊逸为主导的风格。

1古雅一一“声不违节，言必止义”诗歌主张的体现

“古雅”最早由王昌龄提出。作为一种审美境界，“古雅”要求文辞富有讽谏含义，意旨超远，语言雅正、古朴，以表达对政局的忧虑和对国君的谏劝。在表达上委婉含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在内容上应体现儒家的关怀世事的精神，这是与儒家的提倡“凤雅”传统密切相关的。高启的许多诗歌很好的体现了对“风雅”传统的继承。顾起纶在《国雅品》也称:“高侍郎始变元季之体，首倡明初之音，发端沉郁，人趣幽远，得风人激刺微旨，足以嗣响盛唐”。“得风人激刺微旨”即是对《诗经》的张扬和光大。

高启深受儒家思想熏染，时刻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态关注世事民生，这种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构成了高启诗歌中“古雅”的内在意韵。其《过奉口战场》就以沉痛的笔触描写了乱世中苍生的苦难，通过对战场的描写，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和罪恶。作者感伤时世，感叹自己无力挽救苍生，自责“愧无拯乱术，伫立空伤魂”。这些蕴涵忧民伤时的诗篇，尽得乐府诗歌的批判现实之意，是“古雅”风格代表之作。

再次，高启诗歌具有“古雅”的“诗情”，极少偎红倚翠之作。其情志不涉淫逸，尽力恢复“诗言志”的传统，其诗歌情感、语言层面和意境也相应雅化。以其诗歌《短歌行》为例:

置酒高台，乐极哀来，人生处世，能几何哉。日东月西，百龄易终。可磋伸尼，不见周公。鼓丝扮石，以永今日。欢以别亏，忧因会释。燕鸿载鸣，兰无故荣。子如不乐，白发其盈，执子之手，以酌我酒，式咏短歌，爱祝长寿。

******县委党校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好！

按照会议的安排，我将**县委党校的工作做以简要汇报，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2007年，在市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市委党校的精心指导下，我校坚持培训有成效、教学求质量、科研出精品、管理上水平的总体思路，较好地发挥了党校干部培训

、理论宣传、党性教育、政策咨询等多项综合功能，为党员干部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高点定位建队伍

2007年我校在岗仅6人。6名教职工承载的是全县党员干部培训、在职干部学历教育、理论宣讲和科研工作。工作量大面广，任务繁重。现实迫使我们必须做到精兵强将办党校。就是这6人，全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7期，外出宣讲110场次，培训干部5000多人次，撰写论文24篇。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源于我们做到了高点定位建队伍，要求全体教员做到“三高”。

一是思想境界高，做一个领导型教员。作为党校教员应该有政治家的敏锐，思想家的渊博，理论家的见识，而这几个元素之和则构成了一个领导者的基本素养。这就是我们对党校教员的高点要求。正是这个要求，促使了我校教员的迅速成长。我们要求教员首先应该是一位领导，就要要求教师具有领导者的素养，引导教师以领导者的思维立足全局去考虑问题、谋划工作。凡事从长计议，从全局思考，把干部教育放在全县工作的大局中来考虑，把每一个培训班都纳入全县工作的总盘子去设计、去组织。去年我们办的班、写的文章，都和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不断努力和探索，教师的思想境界提高了，工作积极主动了，团队精神增强了，教育培训有创意了。一种和谐愉悦的工作环境，一种集体领导的思想境界，促使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引言：单维二分法的困境

依照现行的旅游经济学教材，可以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这种划分是合理的，人们也希望计算出较高的直接经济效益，以说明旅游业如何重要，并指出1美元的直接旅游收入可带动相关产业增加2.5美元的间接收入。

然而，这种单维的二分法是为了判断是否要发展旅游而设定的，其实实践中很难找到决定不发展旅游的例子。为判断发展与否的直接与间接划分，不能与资源消耗形成直接的逻辑关系，那样就隐藏了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意义。在旅游经济效益分析中多达10余项的成本条目中，确实可以找到旅游企业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投入这样的表达，意味着旅游资源也就是占半个款目的分量。这也是不得已的做法，因为我们一般测度不出来消耗了多少旅游资源。

温泉地要发展旅游是不需判断的，至少温泉旅游学者与温泉地政府十分关心可归结到温泉资源消耗量上的经济效益状况，如果按照既有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效益来认识温泉旅游，我们会立即发现在旅游的直接经济效益中存在着两个部分，一是消耗温泉资源所带来的效益，一是非温泉项目带来的效益。我们不能将温泉的经济效益湮没在旅游直接经济效益中，也不愿意将非温泉的旅游效益并入间接效益，即常规的直接——间接经济效益二分法在温泉旅游应用上出现了问题。

2温泉：可测度耗用量的一种旅游资源

长期以来，学者一直没有将伴随资源消耗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单独划分出来，那是因为学术上无法计算出资源的价值，学者能够做到的是将旅游产品分成资源依托型与市场导向型两类并对前者提出资源价值补偿概念，而补偿多少又是个未知数。与其说不知道资源价值量，倒不如讲我们无法计算出消耗了多少资源。然而，在众多的旅游资源中，确实存在着一类诸如温泉那样的资源，我们可以清楚地计算出消耗了多少温泉水，在实践中各地管理部门还明确规定了用水单价。也即在温泉旅游经济效益分析中，需要且也可以将原有旅游的直接经济效益一分为二，其一是消耗温泉的直接效益，其二是不消耗温泉的直接经济效益。

3直接、必然、或然、间接四分法经济效益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问题，本文选取旅游收入作为分析指标而基本上不再涉及其他经济指标。按照常规的观点，直接(基本)收入是指向旅游者提供交通、食宿、游览景点等旅游产品和服务所获得的货币收入的总和，间接收入是指在旅游活动中，目的地向旅游者提供医疗保健、邮电通讯、娱乐购物、金融保险等服务所获得的货币收入总和。然而，如此非常清晰的划分方式，当以温泉旅游为例进行研究时，一旦欲从旅游活动中挑出消耗温泉的收入项目，就不得不将原来的二分法视角变为三分法甚至是多分法视角，原因在于我们不能放着可以深入研究的机遇而不继续，不能为了维持旅游资源的共性而不研究各类独有性质。本文认为，非耗用温泉水的旅游收入必须要与耗用温泉水收入相区别，那样才有助于兼顾经济效益和温泉消耗的温泉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同时，也不能将非耗用温泉水旅游收入归并于间接收入中，那样会让旅游直接收入获得较低的数值，从而不利于做出大力发展旅游的判断，况且现实中我们经常低估旅游的经济效益，为此才有旅游卫星账户概念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