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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介语僵化与忻州普通话
中介语“僵化”这一概念是由Selinker在早期的中介语研究中提出来的,指的是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的过程中未达到标准状态便停止发展,并且将不正确的目的语形式作为一种习惯固定下来,长期使用。[10]对于中介语僵化的原因,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Selinker的“语言迁移”和Schumann的文化迁移模式。[11]地方普通话中介语的僵化和二语习得领域的中介语僵化有所不同,外语与母语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即语际间的中介语系统,而普通话不同,它是母语的另外一种形式,属于汉语系统自身内部的中介语体系,所以地方普通话中介语的僵化有其特殊性,除了受到方言影响外,还受到社会心理因素的制约。忻州地方普通话,是忻州方言和普通话接触的产物,一般在青年人群中广泛使用。事实上,这一群体所讲的普通话尽管带有一些方言的特点,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例如:课堂,普通话测试,他们都趋向于使用标准的普通话,但在日常交流中仍旧使用带着“口音”的地方普通话,显然已经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固化”。[9]
二、忻州普通话僵化状态
相比标准普通话,忻州普通话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语气词,助词,词缀等虚词。
(一)句式(1)“敢+…?”在忻州普通话中基本等同于“难道”,例如:“你敢没吃饭?”(你难道没吃饭?)。(2)忻州普通话中“动词+来”结构很常见,特指做过的,已经发生的事情,例如:“我上午逛街来。”(我上午逛街去了。)“你去来?”(你去过了吗?”)。(3)与“动词+来”结构相对应的还有“动词+去”结构,表示将要做某件事,例如:“你逛街去呀?”“你去图书馆去呀?”。
(二)词语(1)忻州普通话中有很多直接从方言中提取出来的词语:抬:这个字放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思不同,但都作动词用。“这个孩子一出来就抬不住了。”(这个孩子一到了外面就管不住了)。跳:你就跳哇。类似普通话中一个口语化的词语“得瑟”。叼:意思等同于普通话中的“抢”,例如:“你不要叼。”灰:意思等同于普通话中的“坏”,例如:“你真灰了。”呢(去声):这也是个独特的语言现象,相当于标准普通话中的“那”:例如:我哪能干呢事情?(我哪能做那事儿?)(2)叠词:忻州普通话中,叠词的运用比较多,而且不同于普通的叠词运用。例如:形容一个人不高,会说:不高高;普通话中的“包”在忻州普通话中会被称为“包包”。(3)词缀:词缀只能与别的词语搭配,构成某一意义。前缀:“圪”:圪转(转悠),圪溜(溜达)“日”:日哄(哄人),日捣(捣乱)后缀:“搭”:蹦搭(蹦),跳搭(跳)“见”:想见(想到),料见(料到)(4)语气助词“哇”:忻州普通话中常见的方言色彩的语气助词是“哇”,使得忻州地方普通话具有别样的地方特色,如以下例句:这个好看,是哇?(这个好看,是吧?)太无聊了哇?(太无聊了吧?)“啦”:在忻州普通话中,在句尾通常用“啦”代替标准普通话中的“了”,这一特征在标准普通话中可能也会见到,但通常在表达某种较强烈的语气时才会使用“啦”,而忻州普通话中的“啦”没有感情色彩,同标准普通话中的“了”意思等同。不用啦。(不用了。)你忘啦?(你忘了?)“了”:忻州普通话中,句尾一般要带一个“了”字,但它不同于标准普通话的“了”,其实际意思和标准普通话的“呢”相似。你干嘛了?(你干嘛呢?)是了。(是呢。)“么”:在忻州普通话中,这一语气词表示“当然”“的确”的含义。例如:还小了么,别计较啦。(还小呢,别计较了。)
三、忻州普通话僵化的社会心理原因
尽管人们从小受到大量标准普通话输出并已然掌握其发音组词等规律,忻州普通话依然长期稳定存在。显然,这样一种语言现象背后有其复杂的原因。忻州普通话,作为一种中介语,它的僵化状态不仅是方言负迁移的结果,还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原因。首先,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语言是反映一个地区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深受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称,还被誉为“华夏文明的摇篮”,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在此有着深远的影响,“折中”思想是本地区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凡事讲求适可而止。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大家认为,只要可以互相交流便可,不一定要讲出一口十分标准的普通话。其次,人们的地域观念和乡土观念对这一语言现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地域观念和乡土情结,“叶落归根”就是很好的体现。而语言作为一个地区重要的情感联系纽带,受到人们的保护和尊重,不会被轻易丢弃。人们对于自己国家,自己地区的语言都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为忻州普通话的产生提供了情感的土壤,即使人们可以讲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忻州普通话仍在忻州地区内广泛存在,人们说着带“家乡味儿”的普通话互相交流,体现着这个地区人们在情感上的彼此认同。最后,对目标语地区的融合态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目标语言所在地区以及当地文化的融合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语言学习者是否能够掌握地道的语言。Krashen提出了“情感过滤器”这个概念,很形象地把人的情感因素比作一个过滤器,认为如果这个过滤器关闭了,那么语言输入便会止于此。
一、提高普通话语音标准是播音主持的关键
(一)进行针对性教学
首先从声、韵、调语音的基本功来练习好语音,这是普通话口语表达的一个关键。对于普通话语音,主要是从声母、韵母、调值等来考虑。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只要一方面有问题,就会影响语音,造成发音的错误、不完整等,所以,提高普通话水平是必须的,应该从声、韵、调开始练习,这是基础发音的训练。对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在开学前,大部分学生是有良好的语音的基础,但也存在方言,随着地区的不同,每个人的语音存在不足,即存在“尖音”“齿间音”“前后鼻音”分不清楚等现象,甚至有的学生在语音的调值上具有差别,所以,我们进行针对性地教学是必要的。这是打好普通话的语音的一个基本。
(二)理论结合实践
为了掌握正确的发音,对于播音主持与播音员的语音,除了要求规范,还要具有优美的感觉,这里也指唇、齿、舌等的运用,需要灵活、有力;而发音部位、发音的方法,需要准确、到位,即在发音方面,咬字上不要含混字、不脱漏字、不吃字等情况。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抓好普通话的基础,尤其是发音理论的教学,在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理论的前提下,准确读好普通话是关键,从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把握好普通话的发音、变化的规律。换句话说,从声母发音的部位、方法上考虑,以及韵母舌位、唇形、动程;或者声调的调型、调值;音变的形式、规则等方面来综合考虑,这是最基础的,需要一招、一式、扎扎、实实的做起,在每个音素的发音上,都要达到准确、到家。只有从根本上消除自己在语音方面的不足,才能学成最纯、最正、标准的普通话。
(三)找出方言的差异
为了突破语音的重难点,找出不同地区、不同的方言、不同的特点是必要的,对于普通话的差异和关系,这些地方是不同的。如在山东、辽宁地区,方言与普通话的不同是声调上的差异;而四川、重庆等地,普通话的难点是在前后鼻音、轻重上的不同。因此,我们要了解学生的出生地,了解和分析其语音的条件、背景,在结合各地方言的基础上,来区别出与普通话的不同,再针对其不同进行重点、难点语音的练习,这很容易收到好的效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那些方言不同与普通话的地方,如:“舌尖前阻的z、c、s发成了舌尖后阻的zh、ch、sh,舌面声母的j、q、x发成了舌尖前音,前鼻音韵母的in、en发成了后鼻音ing、eng”等。这些是区别很显眼的,在记忆和纠正上,是不困难的。对于那些和普通话发音大体相近或相似的语音是最难区别的。如在某些方言中,与普通话比较,阴平调的调型是相同的,但调值不同;而后鼻韵母、儿化时,元音不是鼻化的;在四川方言中,存在轻重格式的不同。所以,对于这些细微的差别,一旦长久不注意,就会让人听不懂发音。
(四)需要分阶段性教学
政府办语言文字工作计划为认真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现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目标,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根据县语委工作安排,结合我办工作实际,特制定语言文字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大力
推进普及普通话和社会用字规范化,全面提高我办干部素质,形成我办语言文字工作的长效管理机制,使之与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有机结合,当好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表率,为实现我区“创佳建强奔小康”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二、工作目标
力争通过一年的努力工作,达到市《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标准,为接受县语委、市语委语言文字工作检查验收做好准备。
具体目标包括:
继续积极推广普通话。本办干部在工作中使用普通话率达到100%。在会议发言、对外宣传、发表电视广播讲话、接待县内外同志、参加大型文体、商贸活动、外事活动和其他集体活动中使用普通话率达到100%。
[论文关键词]影视作品双语语码转换方言普通话
[论文摘要]近年来出现一批以主要人物说方言为主的影视作品,其中部分作品采用双语的方式或方言语码转换的方法,双语影视在反映人物的背景、表现作品主题、反映时代和地域风貌有独特的作用,方言语码的转换也是影视中交代人物间的关系、反映人物心理的手段,这些语言现象使影视中人物个性形象得以充分的展现,形成有特色的影视语言风格。
自从宋丹丹、黄宏等的方言味道很浓的小品得到人们的喜爱以来,影视界认识到了方言在影视传播中的作用,他们创作了一批与方言有关的双语影视作品如《手机》《天下无贼》、《举起手来》、《好死不如赖活》、《疯狂的石头》、《双枪老太婆》等等,此外在影视中语码转换的情况也频繁发生,充分体现了电影语言的现象的复杂性。
所谓的双语,就是指在同一部影视作品中,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语言。这语言可以是外语,也可以是方言,比如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用的是汉语和日语,电视连续居9《双枪老太婆》是普通话和方言。电影《举起手来》有日语、普通话、方言等等。而语码的转换一般是指使用双语的人。说话时从一种语言转变到另一种语言的现象,这种转换,可以是单个词,也可以是整个句子或整段的话语。当然语码转换既指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也包括从一种方言转变到另一种方言,或从一种比较随便的语体转换到比较正式的语体。这里讨论影视语码的转换,主要关注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转换。
一、双语现象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
当今的社会给双语影视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也给影视中的语码转换提供了足够的语言基础。全球化的影响和教育的发展,使很多人接触到外国人和外语。也能听懂和说外语,这就使人们常常在观赏影视节目时听到“hello”“beybey”时,不会再象鲁迅笔下的未庄人听到“no”那样的好奇。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频繁和城乡间人员往来密切,人们对听到各地的方言也不会感到陌生,这给影视作品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方言中,因此每个地方的人说普通话都带有地方特色,地方普通话在许多电视的实地采访的节目中也常常出现,它给人不单是真实感,还有亲切感。带有地方特色的普通话虽然不标准,但是表达的意思还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我们也就能容忍“地方普通话”的存在的原因。从这点来看,影视作品中语码的复杂现象,并不会使观众对人物语言的陌生而产生理解的困难。也不会导致观众对相关作品的排斥,如果应用得好反而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如《举起手来》里的郭达扮演的陕西农民,说着一口地道的陕西话。他用方言塑造大山的子孙质朴与厚道的品质,也彰显了不屈的民族精神。在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央视版)冲的青城派掌门人余昌海及其弟子操一口的四川话,表现了他们和中原武林的不合,凸显他们那种“小人”(其实中原的“君子”也非真君子)气息。人们在观赏这些有方言和普通话两种语言并存的影视作品时候。除了在语言外壳的直接感受以外,还有深层的东西。透过方言可以看到:
1、愚昧落后意识和贫穷。由于现在的交际(特别是城市人的交际)大多说普通话,在一般人看来。说普通话是受教育的标志。是文明的先进文化的另一种表现,说普通话也是一种品位。不会说普通话的只是那些长期在农村的人或是没有受到教育的人,因此在人们的下意识里,普通话就是文明和先进。方言成了落后愚昧的标签,这在影视作品中也反映出来了。好多作品通过这样简单对等的方式来处理人物状况的,特别是表现在现代生活的影视作品中,譬如电影《美丽的大脚》中的夏老师,她说的是普通话,而她所工作的地方却是讲方言,方言在这里是强势语言,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落后与愚昧就体现在方言对普通话的孤立和排斥。电视剧《新结婚时代》中的保姆小夏,尽管她说的是地方普通话,但是还是一口的山东音如“中”“俺”等等,和她同一个地方来的何建国的父亲,更是一脑子的封建思想和落后的生活方式:比如他儿子告诉他说抽烟会影响胎儿,他却强词夺理地反驳:“你妈怀你们的时候我不少抽一口,你们不是个个都考上大学?”他的儿媳小西因此十分苦恼,也使小西在丈夫和丈夫家人之间很难调和。纪实片《好死不如赖活》也是通过河南方言来反映当地的贫困和落后,影片中的普通话和方言的两种语言的对话,表达村民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摆脱贫困愚昧的愿望。电视连续剧《生存之民工》是用方言来反映底层民工的贫困生活史。
2、作品主题主旨的体现。通过双语的形式来表达作品的主题也是一个手段,语言的复杂说明人物组成多样,语言的复杂和社会的复杂有时候就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影视艺术方言和其他的艺术手段结合,也能表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表现的就是两个来自不同地方女子来到广东。和当地人恋爱结婚的故事,在广东话和上海方言、河北方言之间交流中,这一家人相互容忍、融合的过程,表现出国人那种互相体谅、互相理解、以家为重的纯朴观念。电影《疯狂的石头》中的人物的来历就是通过他们方言体现的:国内的贼说西北方言、从香港来的国际大盗说港式普通话,从其他地方来的房地产商说普通话:这些人都对这价值连城的石头虎视眈眈,为各自的利明争暗斗,电影作者就是通过集中方言的集合,反映了当今有些人被利益所驱动的情形。在《好死不如赖活》中。通过主人低沉的方言叙述,展现了生命的可贵和贫困的可怕这一个主题。在电视连续剧《双枪老太婆》中,老太婆说的是一口地方昧很弄的重庆乡下的方言,这个老太太这外面世界的政治风云不关心,也不敏感。只是以乡下人朴实的观念来看问题。从而反衬出她儿子的阴险和狡诈,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电视连续剧《生存之民工》是通过一群说方言的民工们艰难的历程,说明下层民众生存的艰辛,而方言就是他们生活的见证和载体。
我校在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加快和深化教育改革,从学校实际出发,为建成全市同级同类学校一流校舍、一流设施、一流师资、一流质量的模范小学而奋斗。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德育教育、目标管理、培优转差,做到即教书又育人,为人民办好教育,不辜负党的期望和东孔璧人民的重托,做出了较大成绩,现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校包含学前班,共有8个班,其中1—6年级有167人,学前班42人,共计209人。教师13人,教师师资达标率100%,其中大专9人,正在进修大本的6人,学校从办学条件,教育管理到教育教学质量基本达标。我校教风、学风、班风、校风良好,教学成绩突出,连续磁山片第一名。教研活跃,作业检查基本达标,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考评镇级小学系列前列。美术、文艺、体育成绩良好。校园环境优美,学校总体成绩连年上升。
二、任务目标:
学校办学理念:让每个学生都成才
学校工作思路:保三优,创三新。即保优秀的教学成绩,保优美的校园环境,保优良的校风校纪。创出教育科研新成果,创出课堂教学新模式,创出教学装备新特色。
三、落实情况:
1、积极筹备素质教育现场会,让每个孩子都成才是我校素质教育成果展示的主题
语言学界对拟声词的认识较为复杂,因此汉语拟声词的研究颇为特殊。从研究的内容和角度看,可分四大部分:(1)汉语拟声词与民族语及外语的比较研究;(2)汉语拟声词的历时研究;(3)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探讨;(4)拟声词自身语法语义结构研究。本文着重对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角。
一、普通话拟声词研究小结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小学阶段在杜台村小学学习;初中阶段在秦台中学学习;**年7月至**年9月在中学学习;**年7月至**年7月在新乐师范学习;**年7月至**年7月参加**教育学院函授学习。**年参加工作,在口头镇中心万里小学任教;**年7月至今,先后在秦台中心、坟台中心教学。
学习上刻苦认真,练好内功,提高本领。我从小就喜欢教师这一职业,**年高中毕业,适逢教育系统招收民办教师,我就积极报名,并在录取考试中名列前茅。参加工作后,非常注重加强业务知识学习,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新乐师范,在校学习期间,学习成绩突出,年年获奖学金;**年函授大专毕业;**年通过小学教师七项基本功训练合格达标;**年参加了《创造学》继续教育;**年参加了计算机培训学习,同年,世贸知识普训合格,普通话考试合格;**年普通话又取得二级甲等资格证书,**年参加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教育考试合格,自身的专业素质不断增强。
在工作上积极进取,努力创新。坚持学习新教法,认真钻研业务,探索素质教育的教学模式。针对小学生感到作文难的现象,不断进行探索研究,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文教学方法,**年撰写的论文《小学生作文“言之无物”的根源及对策》被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评为优秀论文,并获一等奖,《加强引导丰富积累提高小学生的作文质量》一文获金龙杯二等奖,并选入国家级书刊《教育教学文论荟萃》一书。
政治上,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以一个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起好模范带头作用。重视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加强法制教育,认真搞好家访,教育教学成绩突出,年度考试中,每年在全中心都名列前茅,受到领导和学生家长的一致好评,**年被团县委、文教局授予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连续两年被县政府给予嘉奖奖励。
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有关狭义文化的早期经典学说。其解释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有机的生命体,会随着历史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运动是绝对的,静止则是相对的,在文化的绝对运动之中包含着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会沉淀下来,成为一个民族共同认同和遵循的规则,我们称之为文化认同。在此,我们将其定义为: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它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明,它是一种以儒家文化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影响了包括内地、台湾、日本、朝鲜、越南等在内的广大国家和地区;中华文化认同主要是指对儒家文化精神的认同。本文拟从历史角度出发,通过比较法,分析中华文化认同在两岸的表层结构的变化与深层结构存续。然而,文化是概括的、抽象的,无法进行直接的比较,因此,若要进行中华文化认同的比较分析,我们首先需要选定比较的载体,分别为:文字、语言和风俗。
一、汉字繁简之争
简化字,又称简体字,一般是指目前内地使用的现代中文的标准写法,是与繁体字相对而言的。近年来,汉字的“繁简之争”讨论得越来越深入,涉及方面也越来越广,尤其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于2009年提出“识正书简”并提出探讨两岸民间合编“中华大辞典”,更是掀起了又一轮关于汉字的繁简之争。其实汉字是没有繁简区别的,我们所知道的所谓的楷书、隶属、金文等等都只能称之为字体。汉字的简化运动起源于太平天国时期,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第一次真正地提出了要进行汉字简化。1935年,中华民国教育部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到了次年就被喊停。同年,容庚出版《简体字典》并在燕京大学开课尝试。当时间行进到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内地和台湾汉字的简化进程也终于开始走向不同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汉字的整理和简化成为协会的研究目标之一。但是,简体字的研究工作真正开始却要定位在1950年7月的全国文字改革协会干部会议上。吴玉章在此次会议上传达了的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三年后,《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二稿完成,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亦于同年成立。次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了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政府正式向全国印发关于《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征求意见,其中赞成的比例高达97%。1956年1月1日由全国报刊首先开始采用横排,使用简体字。1964年国务院公告了《简化字总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于1977年后公布,一直使用到1986年废止,这一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取代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并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并与次年1月1日正式生效。由此,汉字在大陆正式完成了由繁到简的转化。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由于交流以及维护统治的需要,汉字取代日文成为台湾正式的官方文字。1952年,退守台湾的政府提出进行文字改革,但是遭到著名学者胡秋原极力反对。胡秋原认为,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几千年,书写时没有什么不便,完全没有必要简化,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国文化。正是由于这些人的抨击和反对,最终停止了汉字简化。由于政治的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的这段时间内,台湾将自己放到了汉字简化的对立面,不断诋毁内地的文字改革工作。1979年,台湾教育部公布了《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甲表),共4804字;次年则颁布了《标准行书范本》收录汉字4010个,其中600多个为简化字。由于简化字多为古代流传而来,因而两岸的简化字大致相同或者相近。1982年,台湾教育部公布《次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乙表、丙表)。随着两岸交流日益频繁,许多学者在汉字简化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上取得了共识,越来越多地呼吁汉字改革。当前,台湾虽然很多人也在用简化字,但却仅仅用于手写,印刷依旧是繁体字。
二、汉语的标准化与台湾化
普通话,亦称现代标准汉语,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一名称是由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提出的,它是相对于“俗语”即方言而言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文教事业,政府大力推广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195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现代民族共同语称为“普通话”,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次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从三方面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此后这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使用。台湾华语是指战后由政府所推行、而逐渐在民间普遍使用的北京话。二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并于1946年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综理全台湾的“国语”(北京话)推行业务“;二二八事件”后,政府下令全面禁用日语,推行国语教育。经过了在台湾半个世纪的发展,北京话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并融入了台湾的当地特色,从而具备了与普通话不同的特征。从语音方面来讲,由于和台湾本土方言的相互影响,与普通话相比而言几乎不用卷舌音、也少了儿化韵。《新华字典》(1990年版)和台湾《“国语”辞典》(1981年版)相比,3500字的常用字中,注音相同的有2711个,注音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的有789个。在词汇方面,形成区别的原因则主要来自三方面,第一是吸收台湾本土语言词汇形成了新的词汇。例如,鸭霸(不讲理)、杠龟(没有收获)、荣民(退役士兵)等等。第二是吸收外来语形成的新词汇。例如,来自英语的马杀鸡(按摩)、来自日语的运将(司机)等等。第三是在大陆已经不用但在台湾依旧保留的词汇。例如,次长、帮办、学艺股长等等。
三、大同小异的风俗
风俗是指一个地区社会文化中长期形成的风尚、理解、习惯以及禁忌等的综合;民间的风俗称为民俗,其涵盖范围很广,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娱乐、艺术等等。内地和台湾虽然由于历史、政治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在中华文化认同方面出现了混乱,但是从风俗来看,中华文化认同一直以来都强烈地蕴涵在两者的行为、生活之中。从节日习俗来说,内地和台湾类似,主要的传统节日有除夕、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其中,除夕要合家吃团圆饭,春节要贴春联、走亲访友拜年,元宵节要看花灯、吃汤圆,端午节要赛龙舟、吃粽子,中秋节则是赏月、吃月饼。当然,在此之外,两岸也各自有不同的特色节日习俗,比如台湾原住民中的布农族有打耳祭,在每年的四月下旬至五月初举行。而内地的话,由于少数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各式各样的节日习俗更是数不胜数,比如藏族的藏历新年、雪顿节,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等等,都是相当有名的民俗节日。从宗教信仰来说,虽然说两岸都是宗教信仰自由且多元,但是总的来说,在传统宗教方面主要由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组成。佛教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年之久的历史,现有佛教寺院1.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而根据美国国务院的200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显示,台湾信教人口约为801.5万,占到台湾总人口的35%。道教作为发源于中国的原始宗教,不仅单独存在,而且常常会融入其他宗教信仰之中。在大陆,现存道教宫观1500余座;而在台湾,道教更是拥有755万的信教人口。在民间信仰方面,由于受到孔孟思想和其他思想的影响,基本脱离不了儒释道三者糅杂的现象,同时也伴随着例如妈祖信仰、关帝信仰、鬼神信仰,等等。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从文字、语言到节日习俗、宗教信仰,作为中华文化认同的载体,为了适应时展,其表层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然而,我们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看到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虽然汉字字形发生了变化、汉语语音产生了变化,节日习俗、宗教信仰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其所蕴涵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精神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比较分析两岸中华文化认同,我们既要看到两者在表层结构的变化,又要看到两者在精神层面的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