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论文范文

新近出版的《茶魂之驿站》（杭州出版社，2005）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杭州有着极久远的茶文化史。代代传承，源远流长，据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就有饮茶的习惯。”这段话引起笔者极大的诧异，因为笔者所知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报道里，并没有跨湖桥人已知饮茶的内容。正如序言所说，跨湖桥人有饮茶的习惯，是“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的，那末这和考古学界无关，应该到茶学研究者的文章里去寻找。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论文百事通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sinensis。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sinensis外，还有C.japonica，C.cuspidata，C.fraterna，C.lucidissima，C.chekiang-oleosa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百事通

1研究现状

现有学者对期刊特征和被引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期刊载文量、基金论文比、论文合著者、引文特征、出版时滞等方面，具体如下：

（1）期刊载文量。Elizee等[1]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读者数量增加，用户可以更方便地获取论文，期刊载文量的增加可以提高期刊被引量。陈留院[2]以36家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例，发现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载文量成正相关。刘岩等人[3-5]的研究都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但是，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譬如，王钟健等[6]以农业经济类期刊为样本的研究显示，期刊载文量的增加与期刊学术质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2）期刊基金论文比。Shen等[7]对ACMSIGIR、ACMSIGKDD两个国际会议论文的研究，以及Pqi等[8]对2010～2012年WOS收录的自然科学论文的研究均表明，基金论文的学术影响力高于普通论文。戚尔鹏和叶鹰[9]通过分析WOS数据收录的2010～2012年基础学科论文，发现除逻辑学以外，所有基础学科的基金资助引用优势为正，这表明基金论文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力普遍高于非基金论文。刘睿远等人[10-12]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但是，王谦等[13]对中文医学核心期刊的研究和林丽芳[14]对高校学报的研究却显示，基金论文比与期刊评价指标不完全具有相关性，基金论文与其学术影响力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而徐晶等[15]分析2007～2011年口腔医学类期刊基金论文的引用情况之后，指出基金论文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期刊质量，但是不能单纯依此评判期刊的质量。

（3）论文合著者。Glänzel和Thijs[16]的研究发现，生物医学、化学和数学领域论文的平均引用率随着合作者的数量而增长；Leimu和Koricheva[17]进一步指出，4个共同作者的平均引用率高于3个、2个或1个。钟镇[18]以2004～2008年WOS图情学科研究型论文为样本，发现按照合著人数进行分组，图情学科4人合著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最高，但合著者的数量与论文被引影响力之间不能划等号，合著作者数的提高未必能带来论文被引频次的提高。类似的，Glänzel和Schubert[19]的国际合著研究也发现，相当一部分国际合著论文的被引绩效低于研究样本的平均水平。Abramo和Ange⁃lo[20]的研究同样拒绝了作者数量与期刊影响力之间的正相关假设。论文合著研究除了作者之间的合作，还包括机构之间的合作。赵金燕[21]发现，机构分布数与被引频次高度相关，对被引频次有较强的解释能力。盛丽娜[22]也认为，用作者机构的分布情况评价科技期刊影响力优于使用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

（4）引文特征。Biglu[23]以SCI和WOS为数据源，发现期刊的引文量和被引量具有一定的线性关系。期刊的篇均引文量越大，相应的被引量也就越高，期刊引文量和期刊的被引量之间会形成“马太效应”。Didegah和Thelwall[24]也认为适当数量的参考文献将提高其获得更多被引用的可能性。在国内，程慧平和万莉[12]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平均引文量表明了学术论文的研究起点和深度，可以反映论文的学术水平，而且周吉光等[25]还提出，期刊引用半衰期衡量了期刊刊载文献的参考文献的时效跨度，期刊引用半衰期短，意味着该刊对较短期内发表的较新的研究文献的兴趣度。

（5）期刊出版时滞。Tsay等[26]对医学期刊2000年JCR相关数据的研究发现，出版频次较高的期刊被引频次也高。Shen等人[27]以Nature、Science、Cell三种期刊为对象的研究显示，期刊发文时滞与被引频次之间存在相关性。与此类似，Pautasso和Schäfer[28]发现，生态学期刊平均编辑延迟天数与影响因子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是，韩牧哲等[29]对图书情报学中文核心期刊的研究却表明，虽然论文的影响力与其发表时滞的长短存在相关关系，具有能使论文影响力最大化的理想时滞区间，但是，发表时滞并非越短越好。同样，刘俊婉等[30]以Scientometrics和《情报学报》为例，发现期刊论文的发文时滞与论文被引频次之间仅具有相关性趋势，但并不显著。综上，虽然已有不少研究分析了期刊特征与被引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许多方面并未达成共识。为了准确地揭示国内期刊特征与被引之间的关系，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工作实践和管理决策，本研究在系统梳理现有期刊评价指标的基础上，提炼出11个期刊特征指标，分析它们与期刊被引之间的关系。

2数据获取与主成分回归分析

新近出版的《茶魂之驿站》（杭州出版社，2005）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杭州有着极久远的茶文化史。代代传承，源远流长，据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就有饮茶的习惯。”这段话引起笔者极大的诧异，因为笔者所知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报道里，并没有跨湖桥人已知饮茶的内容。正如序言所说，跨湖桥人有饮茶的习惯，是“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的，那末这和考古学界无关，应该到茶学研究者的文章里去寻找。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sinensis。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曽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sinensis外，还有C.japonica，C.cuspidata，C.fraterna，C.lucidissima，C.chekiang-oleosa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曽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

［摘要］北平沦陷后，高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辅仁大学因其德国教会背景得以保持相对独立。通过辅仁大学学生董毅的日记可以看出，在沦陷时期，辅仁大学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坚持开设传统文化课程，重视语文、历史及体育团体活动，而对不得不开设的日文课程，师生多采取应付态度以消极对抗。辅仁大学在北平沦陷时期的独立色彩，成为青年学生躲避“汉奸教育”寻求民族文化根脉的文化家园，凝聚着师生们的爱国情怀及对日本侵略者的隐性抵抗，而辅仁大学也通过坚持办学自主性，为战后储备人才做出了一定贡献。

［关键词］辅仁大学;沦陷时期;战时教育;董毅日记

北平沦陷后，原有高校大量南迁或停办。整个沦陷时期，一直坚持原有办学的高校为数不多［1］，其中，辅仁大学作为沦陷前北平“五大学”之一，坚持传统的办学特色，抵制日伪的奴化政策，被誉为“抗日大本营”［2］(p．164)。学界对于沦陷时期的辅仁大学已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多聚焦于校长陈垣及国民党政权对辅仁大学的组织等问题，而对辅仁学生在校的真实学习状态少有关注。本文以1938年9月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的董毅的日记①为主体史料，从一个普通学生的角度观察辅仁大学在沦陷时期的办学特色，以及沦陷区青年学生对抗战的感受和认知。

一、坚守在沦陷区进行战时教育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大学教育受到严重破坏，清华等多所高校陆续南迁，最初几年，“硕果仅存，赖以支撑这半壁江山的，只有燕京、辅仁两私立大学。这两所学校，因是教会所立，由外人为靠山，所以尚能苟延残喘”［3］(p．27)。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在“惊涛巨浪中，屹然未动”，一同被视为“鲁殿灵光”［4］。1942年“珍珠港事件”之前，“燕大、辅大还保持着半独立”［5］(p．11)。“珍珠港事件”之后，燕京大学也最终被迫关闭［6］(p．58)，仅剩辅仁大学与其他日伪直接进驻的大学有所不同［7］(p．240)，故在一般民众眼中，当时的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站在教育界的先锋”［8］。沦陷时期，青年学生报考高校会有所比较和考量，如有人所言:“处在日寇占领时期，京津地区比较有名的大学是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北大虽是老字号，但是日伪直接管理的学校，不甘心报考。燕京大学是英、美系统的大学，已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随时将面临被封闭接收的噩运。只有辅仁大学，虽校龄很短，但因是德国教会主政，而德国是轴心国之一，日寇因同盟关系，不得不在形式上宽松些。许多著名老师也多齐集辅仁，因此成为大多数青年学子报考的焦点”［9］(p．264)。所以，在整个沦陷时期，辅仁大学不仅“仍照常开办”［10］(p．697)，其规模还得到进一步扩大。北平沦陷后，“辅仁在应付上，虽较困难，差幸尚能上课”［11］。师生们深切地感受到学校所处的困难境遇，但“上下一心，中外一致，每次应付困难事件，总抱不屈不挠的态度……英、美、德使馆方面，也能随时赞助”，以至在整个沦陷时期辅仁大学能坚持原有教学风格［10］(p．697)。辅仁大学借助教会的力量应对日伪政府管控的同时，一直和国民政府保持联系，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秘密指令，保持开放状态，基本延续原有注重民族文化的教学设置，培养了青年的爱国精神。辅仁大学还建议与京津地区其他国际教育组织协力合作，以如下三条原则为指导:“(一)独立管理(二)学术自由(三)不悬伪旗帜;以示正义不屈。”［12］(p．7)正因辅仁大学在抗战时期坚持原有的办学特色，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把辅仁大学与后方大学一同对待，无条件地承认战争结束时辅仁大学的学历证书。而沦陷时期日伪控制的其他高校的毕业生，则必须参加补习和考试才能得到国民政府的学历认可［13］(pp．209－213)。这是国民政府对辅仁大学在沦陷时期坚持原有教学方针的认可，同时也是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的落实。战争开始时，对于教育是要服务于战争，是应该保持正常的教育体系，社会上存在很多争论。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虽然教育不可以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但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不应把所有的青年都无条件地从课堂、实验室、研究室赶到战场上去［14］(pp．128－129)。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鼓励青年学生在战争时期坚持完成教育。

二、坚持开设传统文化课程

占领北平后，日本“为使中国人民彻底认识‘东亚新秩序’理念”，非常重视各种教育，控制了北平原有学校，开设了各种师资训练学校和“职业学校”，强迫中国子弟入学。就大学教育方面，日本开展所谓事业本位的教育，设立了伪“北京工商学校”，以及伪“北京大学”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等。日伪政府除从日本方面聘请教授，设立日本文学、日本美术、日本精神讲座等科外，还组织了“临时政府教科书编审科”，将各校课本一律改成奴化色彩浓厚的所谓“汉奸”教科书［15］(p．24)。沦陷时期，很多过去的国立大学，都由日伪组织直接控制，校门前竖起日本国旗，派入大批日籍教师和教官，有的学校师生每天进校门时，要向日本国旗、日本军官行礼。学校强迫学生读日文，有的学校必须用日文课本，或不准读中国历史，有的大学则用从东北运来的伪“满洲国”编写的历史教材，进行奴化教育。日本在华北的教育政策不似东北那样强化，重在控制而不是发展，因此，“也不是无漏洞可钻”［13］(pp．174－175)。辅仁大学虽然从外部也不能摆脱日伪统治的管理，如当时日伪政权各种管理机构不下十几个①，但由于德国人及教会方面与日伪政府周旋，经过往复协商，校内教学体系仍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如文理各科课程仍用原有教材，不用日文课本，不悬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程［7］(pp．239－240)。与日伪直接控制的大学不同，辅仁大学在整个沦陷时期的课程设置仍基本保持原有体系，坚持用中国课本。如学生在第一学年一般性的必修课较多，专业性课程较少。学校特别要求，无论何院、何系，在第一学年必修“国文”及“英语”等语文课，而“国文”每两周有一次作文，并选优者于“以文会友”玻璃橱窗公开展示。“于此不难想象校方强化语文教育，以乃重视民族文化，辛勤耕耘的一番苦心”［16］(p．270)。董毅第一学年，每周四也选了必修课国文［17］(p．37)。辅仁大学国文课的目的是强化语文教育。董毅所上国文课内容有二:一是讲授、背诵汉文经典。如董毅在国文课上听授了《洪亮吉与崔瘦生书》《让太常博士书》，背诵了《后汉书•吴裕传》等［17］(p．12)。二是训练学生的汉文写作能力，如写作《论文字之功用》《读书小记(别记)》《春日纪游》等题目的文章。有时教师也会给学生讲“普通错汉字”［17］(p．99)。国文考试所出题目也以此为宗旨，如标点几段《后汉书》、写作《一年来对国文作文之兴趣》为题的文章等［17］(p．106)。对于国文系学生来说，这些是最基本的训练。董毅显然比较喜欢国文，认为自己这个科目学得不错，在考国文的时候自认“不甚难，答的还满意”［17］(p．21)。辅仁大学加强汉语教育，以此来重视传统民族文化，国文作为必修课只是其中一个措施。其他科目辅仁大学也基本保持了沦陷前的课程设置，董毅1939年所选课程便可证明这一点。董毅在日记中记载了他选的课程，1939年上半年(即一年级第二学期)，除了体育、英语、国文等必修课，专业课程有目录学、声韵学、中国文学史、逻辑学、文字学、中国现代文学，只有日语课是为了应付时局而开设的新课。1939年下半年(即第二学年第一学期)，除了英语外，其余均为专业相关课程，包括唐宋诗、词及词史、文字学名著、经学通论、各体散文习作、伦理学、中国小说史、新文艺习作。这些专业课程都是延续沦陷前国文系的课程设置，教师也多是沦陷之前即在国文系授课，如目录学余嘉锡、声韵学及文字学名著沈兼士、逻辑学英千里、文字学陆宗达①、唐宋诗储皖峰、词及词史孙人和、伦理学伏开鹏、中国小说史孙楷第等。从教师配置与课程设置来看，辅仁大学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继承性，特别是国文系，依然侧重语文教育，重视民族传统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日伪的文化殖民、文化侵略，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脉与内在精神。如储皖峰开设的唐宋诗课程，训练学生作诗填词。

1939年10月的一次课，储先生出的两道题目，一是《重九登白塔》，一是《晚秋新雨》［17］(p．219)。董毅交上了自己所做的诗，一周后，储先生发回修改后的诗。1939年11月的一次课，储先生又出了两个题目，让学生写《雾松》和《司马池》。董毅自称“向来不会作诗”［17］(p．219)，但经过学习，能够按时完成这些诗词作业。日伪政府为进行奴化教育，很多有关中日关系及现代中国的书籍都被查禁，但对中国历史书籍的查禁不太严格，对大学内中国历史的课程监控也不甚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就在校内开设了历史课程。1939年下半年，作为国文系学生的董毅选修了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陈垣对学生要求严格，在课堂上讲授《史记》《汉书》等经典史书，并留了许多课后作业。如1939年10月初，陈垣让学生整理三国以前现存书目录。董毅为了完成作业，到学校图书馆查阅了《四库总目提要》，还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查阅了一些参考书［17］(p．197)，花费了很多工夫，一个多星期后的10月16日课上交了作业［17］(p．205)。之后，陈垣又给学生们陆续留了两个题目，整理“史汉异同目录”与《玉函山房辑佚书》引用书目。董毅和大多数普通学生一样，从心里认可校长的讲授，认为“很有条理也明白”［17］(p．205)，认真地去完成作业。以整理《玉函山房辑佚书》引用书目为例，董毅共“抄了共有五百六七十种之多”［17］(p．242)。陈垣对学生的作业认真批改。董毅对历史的学习是主动的，并不是羡于校长的名望，因此，听课“两小时精神专一”［17］(p．268)。课余时间，董毅也会去图书馆看历史书籍，旁听感兴趣的历史课程［17］(p．190)。从董毅的日记还可看出，国文系各科的考试也多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方面的题目。如1939年11月的季中考试，词及词史的考试题目是作一首词《浣溪沙》或者“温韦李三人合论”［17］(p．254);文字学名著的题目是“试述读段注说文之方法”［17］(p．256);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题目是“后汉书之叙事法与史汉有大不相同之点，试详述之”［17］(p．257);经学通论考试题目是“‘经学展史’开辟时代书后”［17］(p．259)。即便是与时代联系比较紧密的新文艺习作也考的是诸如“如何写一个剧本”“舞台艺术的重要”“评父归”等题目［17］(p．255)，与日伪政府所进行奴化宣传的内容毫无联系。从以上课程设置和董毅所学内容可以佐证，辅仁学生“对于北京市政府提出的意识形态或有关日本和德国研究的题目毫无兴趣”［13］(p．210)，而是仍专注于学习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辅仁开设的科目培养了青年的爱国精神，延续了民族教育。

摘要: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萌芽时期，职业教育理论进行初步的发展;在依附阶段，是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发展的探索时期;到了完善阶段，基本上形成职业教育的学科体系。尽管如此，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研究进入反思和重构阶段，必须确立职业教育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不只是个独立学科的观点，建立具有中国经验、中国范式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模式。

关键词: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学科体系;研究范式;反思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探寻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发展的变迁过程，以及在变迁过程中所呈现的研究特点，进而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反思和重构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萌芽时期:职业教育理论的初步发展

这个历史时期可以限定于1840－1949年，这个历史时期既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萌芽时期，也是传统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由于我国当时特殊的国情与经济形势，职业教育实践形态主要是学徒制，同时也伴有部分的学校制。随着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其理论体系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显然，在这一历史时期，职业教育理论的体系发展与一大批具有实干精神的教育家是分不开的。他们对于实业救国、实业教育的倡导、论证、指导、实践，对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1902年，山西大学堂总督办姚文栋在“添聘普通教习文”中对职业教育的作用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论教育之形式，与国民关系最为密切者，乃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属教育之两端，缺一不可。”［1］这个表述应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职业教育的认知。随着职业教育的实践发展，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概念开始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陆费逵先生，当时他担任《教育杂志》总编，在该杂志创刊词中，他发表了如下观点，即中国教育最需要改进的是国民教育、人才教育和职业教育，而其中最紧迫的乃是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是教人谋生的教育形式，是教人拥有一技之长的教育形态”［2］。从这个表述可以看出，其对职业教育的内涵做出一个基本界定，这个界定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实践属性，即职业教育是技术技能教育。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学者开始注意到职业教育的理论问题，但在当时，教育研究的主流依然是普通教育，特别是在科举被废之后，对普通教育的形式、实践形态的讨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既激发了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不少教育先驱对职业教育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工作，在蔡元培、黄炎培、晏阳初等人的引领下，创办了一批职业教育的学校，同时也开展了大量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涌现出一批学术成果，包括引进和翻译的国外职业教育著作和论文。如1916年出版的，由朱景宽编写的《职业教育通论》，是我国近代第一部职业教育的专著，后来，相继出现了朱元善翻译的《职业教育精义》(1917年)、顾树生的《外国职业教育学》(1917年)、潘文安的《职业教育ABC》(1927年)、陈表的《各国劳动教育概览》(1930年)、何清儒的《职业教育学》(1941年)等;除了这些著作以外，像陶行知、晏阳初等人还发表了多篇论述职业教育特性方面的论文。显然，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工作，既是对当时职业教育实践的总结，也对当时职业教育实践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还论证了职业教育实践与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何清儒的《职业教育学》，用今日之眼光看，依然是一部观点清晰、体系严密的学术著作［3］。整体观之，这一历史时期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职业教育的概念、性质、作用、地位以及与普通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些问题是职业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因此，在总体上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尽管如此，这些先驱的探究对于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这个时期既可以称为传统职业教育理论时期，也是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萌芽时期。

二、依附时期: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探索

1.对普通教育理论的依附职业教育从一开始引入中国就未能取得独立地位，在理论研究上，也是从普通教育内部脱胎而形成的，可以说职业教育理论是借鉴普通教育理论而形成的。换言之，普通教育理论犹如“母体”，而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是由“母体”孕育的“子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深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实践及理论研究方面也是完全照抄照搬苏联的，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的理论依附性表现得更为明显。直到1980年代中期，职业教育的研究者才开始意识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区别以及二者理论体系之间的差异，此时才开始尝试运用普通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对职业教育的内涵、概念、价值、形态、地位、规律等基本问题进行探究，逐渐建立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4］。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论文也较多，最有代表性的是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编著的《技术教育概论》、天津师范大学编著的《职业教育概论》等，较为系统地以普通教育理论为基准来阐释职业教育理论体系。

2.对国外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依附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后，国内学界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积累严重不足，以及职业教育实践刚从“”中恢复不久，因此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研究者开始将目光瞄准国外，希望通过翻译和引介国外的职业教育理论来完善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当时，关于国外的职业教育研究成果丰富，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形式丰富多样。既有翻译国外学者关于职业教育的著作，如1981年由河北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翻译的日本仓内史郎、宫地诚哉的《职业教育》，也有国内学者研究具体国家的职业教育相关论文，如王晓明发表在1985年第4期《比较教育研究》上的《谈谈联邦德国的职业教育》;陈希莲发表在1985年第10期《人民教育》上的《西班牙的劳动教育和职业训练》等。第二，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较为广泛。既有对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介绍的，也有涉及国外职业教育管理的，还有涉及国外职业教育政策方面的，更有涉及国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另外，部分学者探讨了国外职业教育的课程及教法。总之，这些研究涉及领域众多，理论性较强。第三，国外职业教育研究关注面较广。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在我国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独立，还是一个二级学科。没有独立，说明它还稚嫩，还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最不凑巧的是，在它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大学生就业难的时期，因此，对于它的未来，大家都十分关心，特别是学习传播学的同学特别关心。为此，我谈谈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学科教育与就业问题。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论文关键词】声调中古语音近代语音现代语音

【论文摘要】声调是字音(音节)的要素之一。音节有声调是汉藏语系语言的特点，在汉语以及与汉语同系的语言中。声调在区别词的意义方面的重要性和声母、韵母相等。本文从古音声母清浊方面，就汉语的声调及其发展演变，对中古语音的声调、近代语音的声调以及现代语音的声调做了简单的思考与论述。

所谓声调，是指音节读音高低升降的变化。

汉语从何时起就有了声调的存在，现在还无法断言。通常认为，上古汉语也应该有声调的区别，但究竟有多少个调类，它们可能的调值如何，至今尚无定论。而中古时期的汉语语音的声调区别已经得到了共识，并且，当时的音韵学者已开始对这种区别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研究。

一、中古语音的声调概述

汉代以前，人们还不知道有四声，直到齐梁间骈体文盛行，受佛教转读佛经声调的影响，逐渐觉察到自己的语言中也有声调存在，开始以“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字音进行归纳，随后定出“平、上、去、入”，通称为四声。《切韵》、《广韵》、《韵镜》及《七音略》等都是按照“四声”分韵的。

四声的名称起于南北朝齐梁时代（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据《南史•陆厥傅》说：齐永明年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x，琅?e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J善识声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永明时期的这段叙述是平、上、去、入“四声”名称见于记载的较早的材料。此外，《梁书•沈约传》云：“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周?J传》记云：“?J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

“四声”只是归纳了中古时期语音的调类，至于各个声调具体的调值如何，古人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从古人的形象的描绘中感受到大致的概括：“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急而促。”我们由此可推测，中古时期四声中的平声是平调，入声是短促调。因为平声没有升降，较长，而其他三声或有升降或短促，所以“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形成了平与仄两大类型。

本文对汉语“法学”一词在古代中国、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的产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汉语“法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但多用为“律学”，且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有着重大区别；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原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伴随着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而产生，并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在考察了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由日本传入中国的途径之后，作者指出，古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所依据的世界观不同：前者强调的是统治者的权力意识和臣民的义务、责任，将法视为役使臣民的工具；后者强调的是法的平等性、公正性、权威性，将法视为保障公民权利的手段。最后，作者还指出，多年来，我们对“法学”一词仍抱有一种排斥心理，这与我国轻视法学的传统意识有一定联系。

作者何勤华，1955年生，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现在我们所使用的“法学”一词，是一个舶来品，它的故乡在古代罗马，是经过二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才为西方各个国家所接受(1)，并于近代传入中国。那么，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流变是什么样的？它反映了古代、近代中国人怎样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

在中国近代以前的辞书（如《康熙字典》）或现代出版的解释中国古典文献的辞书（如《甲骨金文字典》、《辞源》、《辞海》等）中，是没有“法学”一词的。据高名凯、王立达和实藤惠秀等中日学者的研究，“法学”一词是近代中国人在向日本学习过程中，从日本传入中国的(2)。然而，这个结论仅仅在下述意义上才正确，即现代含义的汉语“法学”一词是从日本传入的；“法学”一词早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

在我国，“法”和“学”字出现得都很早，至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古语中，“法”字写作“灋”。在中国现存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中，已出现了（鹿去“比”加“与”去“一”为灬）字，写作□（读zhi）(3)，相传是一种善于审判案件的神兽。有的学者认为该字事实上就是我国法的缔造者蚩尤部落的图腾(4)。在西周金文中，便出现了“灋”字，写作□（克鼎）(5)。至战国时代，出现了灋的简体字“法”。然而，一直到秦代，灋字仍被频繁地使用（这从前几年考古发现的云梦秦简《语书》中可以得知），有时也与“法”字一起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6)。汉代以后，灋字逐渐消失，为“法”字所取代。

“学”字比“法”字出现得更早。在甲骨文中，便已有了“学”字，写作“□”。在金文中，“学”字有进一步的发展，写作“D”(7)。古代教、学通用，释义为：

一、教也，《静簋》：“静學（教）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