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论文范文

一、欧美生态文学兴起及意义

(一)生态文学批评的产生及影响由于生态文学旨在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因此，具有显著的文明批判的特点。1972年，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相继出版了大量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最终形成促进了生态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伦纳德•西格杰、帕特里克•穆菲以及劳伦斯•布伊尔等美国评论家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汲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更高阶段。

(二)美国生态文学误区对于生态文学的认识，我们正在进入两个误区，一个是盲目扩大涵盖面，将许多并不是生态文化的作品，硬纳入其中。另外一个是西方作家强行地用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指导文学创造，在“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语境中，“主题先行”这一作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作品的生态批评合法性带来困惑:生态文学批评试图将一切文本都纳入生态文学批评中来，从而使得所有文本都披上生态化的外衣，使其理论陷入由观念主导的伪感性文学批评漩涡中去。生态文学在艺术形式上，与其他种类文学并无特别之处，只是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使其具有越来越重大的价值。随之产生的生态电影这一新生文学艺术业态在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的同时也带给人们视听冲击。

二、欧美生态电影的兴起

在生态文学和生态文学理论不断成熟和发展的同时，西方生态电影异军突起，成为一种迅速扩大的电影类型。

(一)生态电影兴起原因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对生态电影发生、发展和繁荣产生了巨大动力。具体而言:第一，生态文学的发展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成熟，使创造者能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创造生态电影，赋予影片深刻的生态思想内涵，使其具有前瞻性的生态人文主义精神，以此激发人们的生态良知。生态文学培养人们正确的生态观，使人们认识到当前生态的脆弱性，为电影培养了大批的受众群体。所以，美国生态电影的兴起，离不开生态文学在前期奠定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及文本基础。第二，人们对生存环境和灾害的反思。10年间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各种严重的生态灾难:海啸、地震、火山爆发、核电站泄漏、墨西哥湾漏油，中国泥石流、阿富汗的山体滑坡，等等。敏锐的西方文艺界在这一时期制作出品了大量以生态危机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从20世纪90年代的《纽约大地震》《后天》到纪录片《海豚湾》等，人类不断发挥着各种想象和推理能力来描绘未来所面临的自然灾难。第三，电影制作技术的成熟。现代科技特效的场景，惊心动魄的真切时空感受。

(二)生态电影与生态文学的比较同样作为文艺形式，两者所批评的主题和反映的内容相同，然而集声光电等多种表现形式为一体的生态电影，对生态文学作品冲击巨大。1．生态电影强化了感观冲击，生态文学无法做到“当摄影机被当作是对一系列投射影像的观看视角时，它就成为我们眼睛的人。”从电影理论上看，摄影机是导演给观众的眼睛，摄影机对准什么，就是观众看到什么。“我们希望理解影片，能够掌握它，就必须认同电影的观点”，受众以摄影机替代自己的眼睛视角，建构自身对故事的理解，因而接触到生态意识。观众在观看生态电影的过程中，电影文本文化内涵投射到受众内心深处，从而对其潜意识产生影响。电影里的灾难场景在现实真实上演，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类电影的重要价值，接受了电影所宣扬的思想主张。这种视角的替代和冲击，是生态文学这种文本无法实现的。最典型的影片，当属拍摄于2009年的纪录片———《海豚湾》，记述在日本和歌山县的一个叫“太地町”的小村镇，当地的渔民每年驱猎捕杀海豚的经过。人们亲眼看到猎杀的血腥场面，蓝绿的海水瞬间变成触目的红色，海豚的哀叫从有到无，海豚的尸体在水中浮上浮下，与渔民的笑谈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场面深深触动观众的心灵。然而，作为单纯的文本作品《寂静的春天》，却要花十年时间才被人们认识到其价值，两者之所以存在如此差别，主要是电影通过生动形象的画面带给人们心理巨大的冲击，这是文学作品无法取代的。2．生态文学作品多种叙事方式强于生态电影生态电影通过对现实灾难的反思，表现其真实性，从而使人信服。不管是在表现自然灾害上，还是反思造成生态危机的人类自身因素时，美国的生态电影多采用形式主义的叙事风格，如《后天》中逼真的冰雪灾害;《洪水》中海水淹没城市的镜头。但是生态文学作品的表现风格，远比电影多样，包括形式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流等，只要有利于表现中心主题，刻画人物心理都可以。这是生态电影无法比拟的，也正是生态电影的短板。生态电影终究是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否则得不到观众的心理认同，而有疏离感，最终会冲击票房和影片影响力。

三、欧美生态文学作品对生态电影的影响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台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日本、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欧美国家的唐代文学研究，对港澳地区唐代文学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自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新加坡诸大学成立以来，唐代文学就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都有不少学者从事唐代文学研究、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仍是台港澳唐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年谱和作家评传、研究类的著作较多、纵观台港澳地区的研究成果，专著主要集中于大作家研究，有关中小作家的研究只有潘吕棋昌《萧颖士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江国贞《司空表圣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谢海平《唐代文学家及文献研究》（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6）等少数几种，后者对大历十才子集团之成因及诗人钱起、郎士元的生平和诗集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在唐代文学研究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之外，日本无疑处于首屈一指的位置。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无论在文本翻译、注释、考订还是在作家、文学史研究上都占有领先地位、因为日本的学术传统一向以诗文为主要研究对象，词曲研究不太受重视，除有关敦煌曲子的一些考论外，近年出版的论著有青山宏、村上哲见两位通论唐宋词的著作中涉及到唐代词人，户仓英美的论著涉及唐词的时空观问题，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唐代文学是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集中了许多优秀学者，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台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选题广泛、新颖和研究方法多样化，但研究的热点较集中于大作家。日本、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注重实证，深入细节，工具书的编纂和作品的翻译、整理卓有成果，关注宗教、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唐文学的特别关注尤为引人注目。欧美的唐代文学研究多研究综合性的问题，视角新颖，较为关注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关系，也比较注意叙事文学。

【关键词】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台港澳地区/日本、韩国/欧美国家

台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

自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新加坡诸大学成立以来，唐代文学就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都有不少学者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台港澳地区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是由郑骞、潘重规、饶宗颐、王梦鸥等一批民国年间的前辈学者奠定的，他们培养了许多学生，如今都已成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在大陆学术中辍的

六、七十年代，港台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却有长足的进展。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异彩纷呈，既有夏敬观《说唐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这样传统方式的研究，也有蔡英俊《李贺诗的象征结构试探》（《中外文学》1975年第12期）、姚一苇《李商隐诗中的视觉意象》（《文学论集》，书评书目出版社，1974）这样很现代的研究。张叔香《李义山诗析论》（艺文印书馆，1974）一书融汇现代文学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对李商隐诗的艺术表现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在杜诗研究中，有些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对杜诗加以探讨，如王三庆《杜甫诗韵考》（自印本，1963）、朱任生《杜诗句法举隅》（台湾中华书局，1973）、黄启原《杜甫诗虚字研究》（洙泗出版社，1977）。在诗体学研究方面，席涵静《唐人七言近体诗格律的研究》（昌言图书公司，1976）、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79），都是当时大陆学者较少涉及的题目。

一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

“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

工业和邮政是不同的，人们的素质要求也不同。就期刊出版业而言，在大媒体环境下，编辑应具备以下素质：

（一）基本工匠素质。工匠精神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品质，新时期的科技期刊编辑需要拥有良好的职业精神，也就是基本的工匠素质。基本工匠素质强调的就是注重质量，一切以质量为本。例如德国制造质量的蜕变是基于“法律－标准－质量认证”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日本制造打开欧美和全球市场是基于“质量救国”战略等。大社会背景下的编辑被给予厚望，似乎编辑与出版社总能引导舆论的导向。因此现代的编辑就需要以事实说话，加工出优质的论文来引导社会舆论，这就要求科技期刊编辑不仅要具备工匠精神，还要具备基本的职业能力，具体的职业能力下文会详细阐述。培养新时期的编辑最基本的工匠素质是社会对于编辑能力的需求，要求编辑“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才能增益其所不能。如若新编辑养成了良好的工匠素质，在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就一定会有所作为，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

（二）编辑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同了，更不用说工作能力及工作阅历。在工作上，新老编辑的思想不同，处理工作的态度也就不同，但是又往往能够互补。老编辑思想守旧但是工作经验丰富，经常是马马虎虎，见怪不怪的工作态度。但是新编辑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与好奇，具有先进的思想却没有耐心和毅力。所以需要定期地对科技期刊编辑进行编辑观念更新的相关培训。编辑人员也可以定期去和科研人员交流经验。总之，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应该养成正确的编辑观念，编辑出读者喜欢的，正确引导读者世界观的论文。虽然现在智能系统发达，校正效率远比人工的准确又快捷。但是毕竟是通过系统来运行，远没有人脑灵活。近几年社会风气浮躁，在这种大背景下，更需要编辑发扬编辑观念，强化工匠精神，对论文精益求精，创造出最完美的论文，为读者服务。

（三）奉献精神。如今社会，加班现象屡见不鲜。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为了工作无私奉献自己的精力与时间。况且科研人员与编辑人员的工资本就不高，所以就需要新时期的编辑发扬工匠精神，奉献精神。当然，出版社也可以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来调动编辑的积极性，让编辑的生活不仅仅是与文字做伴，而是充满欢乐与色彩。除了设置奖惩制度外，还可开展部门特色活动，比如开展与科研人员的学术交流会等等。充分调动了编辑的积极性，编辑才能更好地工作，更好地为期刊奉献自己，发扬工匠精神。编辑自身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奉献精神，具有责任感，做出读者最喜欢的期刊。

一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

俄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整个西夏学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国之先，这主要是得益于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夏文献。

应试教育对我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1］，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剥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使学生不习惯进行自我学习和知识的自我更新［2］。这种习惯对医学教育是灾难性的［3］，因为医学知识的更新速度快，也要求医学生对最新知识和技术的跟随速度也必须很快，否则会直接影响将来成为医生后的诊疗水平。因此，培养医学生阅读科学文献的能力与习惯、善于在临床中与同行沟通和相互学习、善于发现新的问题的能力，是医学教育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针对这样的现状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颌面外科提出了三开教学法，既以让医学生睁开眼睛阅读、张开嘴巴表达、开动脑筋思考为主轴设计的课堂教学方法。

1．教学设计

以三开为主轴，设计课堂教学。睁开眼睛:主动的阅读与观察。设计的教学活动有:课堂即刻阅读;课后围绕课堂关键问题的课后阅读;对下一讲内容有引导的课前阅读;为准备课堂论文围绕课程某个关键问题的深入阅读和结合课程见习的临床观察。张开嘴巴:主动的提问、表达和讨论。设计的教学活动有:课堂提问与回答;课堂小组讨论;对预留的问题进行课前提问;要求学生对课堂讲课中不明白的问题进行主动提问;全部课程结束时的集体辩论。开动脑筋:主动的解决问题和思考问题。设计的教学活动有:用个人学习加小组学习的方法，练习如何将书看“薄”，即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章节概述;启发学生认识目前具有争议的临床问题，主动了解“非标准答案”的重要性;围绕重点问题进行课程论文的准备，用这些方法让学生接触解决临床问题的真实途径。以上教学活动在教学中相互穿插，如在课堂教学中将教师的讲课中断，要求学生用短暂时间对指定的未讲授内容阅读、讨论，然后由小组代表进行发言。将教学延伸到课前课后，结合讲课中的基本概念、关键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列出阅读问题，引导学生进行三个层次的阅读，基本知识点重点阅读教科书;对学科中的关键问题要学会阅读参考教科书;难点和新知识点要学会阅读学术杂志的参考文献。鼓励学生带着问题来上课。运用课堂论文和课堂辩论的方法，是将上述环节灵活贯通的有效手段。自2002年到2010年，在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外科教研室颞颌关节教学中，对五年制和七年制的口腔医学生实行了课堂论文和辩论的安排。在进入颞颌关节专题教学的第一讲，首先提出一个学科内重要的论题，论题分为正方反方两个方面，如“颞颌关节弹响是否需要早期治疗?”“颞颌关节弹响是否需要手术治疗?”并要求学生在本专题讲课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分析选择正方或反方的观点，结合在课外阅读的文献，要求阅读十篇以上的中外文文献。在课程结束后，写出一篇课堂论文。在教师审阅论文后，进行一次课外辩论，最后由教师点评论文和辩论情况。论文质量按照能否有明确论点、能否围绕论点收集文献资料、能否正确的引用文献及其观点进行讨论、能否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几方面进行评阅，在几方面都能够有突出表现的选为优秀论文，存在严重问题的选为问题论文，只讲存在的问题，不进行学生的点名。每次评出优秀辩手2～3名公开表彰，问题论文由教师通过网络或在课下进行个别交流。最后在进入临床实习前的临床见习中，回顾和强调课堂教学中的难点和发现学生易发生错误的知识点。

2．教学评估

对本教学方法的教学评估的方法有:学生直接对教学效果的评估、教研室联席听课、首都医科大学联席听课，听课人员打分和学生打分成绩均为优秀。三开教学法在首都医科大学进行教改交流并获得校长基金。

3．教学考核

2003～2005年期间，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颌面外科教研室将三开教学法所涉及的教学活动列为学生平时成绩，占学科考试的30%。

4．教学效果

一、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是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进行综合研究的一种分析研究方法。该方法通过对所收集的文献信息进行客观、系统和量化的描述与分析展现某领域的研究发展状况。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综合运用了文献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外部特征与内容特征分析、空间分析与时间分析，因此更能客观全面地反映研究对象在一段时间内的整体态势，有助于厘清研究思路，掌握研究对象的发展趋势，找到研究的创新点。（王曰芬，2009：901-908）本研究的文献信息为国内有关科马克•麦卡锡作品的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研究中所涉及的信息数据均源于国内权威的期刊数据库CNKI和读秀学术搜索。通过检索与核实，CNKI收录28篇硕士毕业论文，2篇博士毕业论文。读秀学术搜索收录39篇硕士毕业论文，没有收录博士毕业论文。两个数据库共有28篇论文重叠，最终统计的硕博毕业论文总数为41篇。本研究以上述数据为基础，通过多维度梳理，客观地展现科马克•麦卡锡研究的发展现状，以期把握研究趋向，发掘新的研究点。

二、结果分析

（一）年代分布

从文献计量学理论出发，对论文的年代分布进行整理可以“直观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状况”，有助于掌握该领域研究在某个时间段内的整体趋势与变化（邱均平2008：16)。从检索的41篇论文的年代分布来看，南京理工大学的彭饮冰2007年撰写的硕士毕业论文《从社会化角度对科马克•麦卡锡小说〈骏马〉中主人公成长与命运的分析》标志国内硕士和博士对科马克•麦卡锡研究的开始，此时距麦卡锡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看果园的人》（1965）已经30余年，距论文研究对象《骏马》的发表（1992）也已经15年。2008年有两篇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没有。2010年至2012年掀起麦卡锡研究的热潮，论文数量从2010年的3篇骤增到2012年的15篇，达到顶峰。从折线图上看，2012年到2013年虽然论文的篇数降幅明显，但是2013年仍然有10篇硕博毕业论文。总体而言，硕博论文的年代分布可以分为两个时期，2007年到2010年为萌芽期，特点是论文数量少，且有断层。2011年到2013年为快速发展期，三年时间发文35篇，是前4年发文数的约6倍。发文量激增体现国内硕博群体对麦卡锡关注度的迅速提升，预示未来一段时期国内麦卡锡研究将保持热度甚至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

（二）作品分布

对硕博论文所研究的作品进行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有助于揭示国内硕博群体的研究重点和倾向性，为今后的研究指明方向。经过统计，所有硕博论文的研究对象均为现已有汉译本的6部作品。在进行统计时，将“边境三部曲”三部作品的相关论文全部归为“边境三部曲”，其余涉及多部作品的论文单列一项“综合研究”。作品研究非常不均衡。硕博论文的重点研究作品是《路》和“边境三部曲”，两者相加占作品研究的81%。麦卡锡因《路》荣膺美国文学的重要奖项———普利策奖，也因《路》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对该作品的青睐不难理解。“边境三部曲”使麦卡锡成为美国西部文学的代表人物。三部曲中的暴力、成长、生态叙事契合了研究生青年群体的心理特征和社会关切，因而成为重点研究作品。《血色子午线》被美国评论界认为是麦卡锡最成功的一部小说，但是仅有4篇论文研究该作品。《血色子午线》仍属西部小说，但叙述语言却是典型的南方文学代表人物福克纳式语言。文本中融入宗教、神话、哲学、历史、科学、文学等多重元素，加之惜用标点符号，长句俯拾皆是，难以卒读，更难翻译，导致研究该著作的论文相对较少。令人意外的是，只有1篇关于《老无所依》的论文。2008年，根据《老无所依》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国内上映，引起轰动。仅2008年发表在各类期刊上关于电影《老无所依》的论文就达30多篇，至今相关论文已达70余篇。莫非电影的光芒掩盖了原著的受关注度？个中情形有待深究。从上可以发现，对麦卡锡单一作品（包括“边境三部曲”）的研究占据麦卡锡作品研究的绝大部分，仅有3篇综合研究的论文，这其中包括统计中仅有的2篇博士毕业论文。一方面，表明综合研究的难度更大，对研究者的要求更高。另一方面，也凸显目前硕博论文对麦卡锡作品的整体观照不够。在基础研究已近饱和的情况下，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作品的总体关照和深度研究。此外，所有的统计论文研究的都是麦卡锡的中后期作品，前期作品无一涉猎。这固然是一大缺憾，却为后来者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

（三）主题分布

1近代西文科技期刊存在的态式

1．1中、西文合刊

中国近代主要的中、西文合刊的科技期刊如表1所示。除了表1所列期刊，中、西文合刊的科技期刊还有:《国立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东吴学报》《图书季刊》《电机工程》等。中国近代中、西文合刊的科技期刊，大都采用前半部分中文、后半部分西文的编排方式，也有少数是中、西文混排(这种期刊的西文论文比例往往比较小)。期刊中所用西文也主要为英、法、德文，且大多数为英文。在表1所列刊物中，有两个刊物值得注意:《麻疯季刊》(TheLeperQuarterly)和《同济医学月刊》(Tung-ChiMedizinischeMonatsschrift)。其他中、西文合刊的刊物，其中文论文与西文论文的内容是不相同的，而这两个刊物，其中文内容与西文内容相同。《麻疯季刊》前半部分为中文，后半部分为英文，内容基本相同。而《同济医学月刊》，德文与中文内容不但相同，而且完全同步:左半栏是德文，右半栏是德文的中文翻译。

1.2中、西文分刊

《清华学报》(TheTsingHuaJournal)，1915年由清华学校清华学报社创办，分为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间隔出版。1915年至1919年出版的前4卷中，1，3，5，7期为英文版，第5卷的2，4，6，8期为英文版。其余各期为中文版。该期刊1920至1923年停刊，1924年复刊时，因为有老师和学生认为“清华学制，名为中西并重，而实则偏重西文，故学生中文每况愈下”［7］而停止了英文版。1927年，该刊又改变为中、英文在同一期前后合排。

1.3西文专刊

中国近代主要的西文专刊如表2所示。除了表2中所列刊物，中国近代西文专刊还有《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英文)、《中国物理学报》(西文)、Yunnania(英文)、《科学记录》(英文)、《中国科学通讯》(英文)等。《中国生理学杂志》(ChineseJournalofPhysi-ology)，原则上可用中、英、法、德文字书写，但实际上，除已故会员的中文传记，该刊所发论文全部是西文，且绝大多数论文都是用英文写成，因此将该刊列入西文专刊。《中国数学学会学报》(Jour-nalofChineseMathematicalSociety)也是如此。中国近代西文专刊，基本都隶属于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两大研究院以及当时具有国际水平的几个学会组织，比如中国地质学会、静生生物调查所等。其所刊发的论文，代表了中国近代各科学领域里的最高水平，为中国科学界及中国科技期刊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地位。

1．4合刊到专刊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