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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下东南亚女性跨国流动的三种形态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南亚的女性跨国流动主要呈现出三种移民形态：以女佣为主体的劳动力输出、跨国婚姻和跨国色情业。

1.1以女佣为主体的劳动力输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加强，服务行业的兴起发展对跨国劳动力性别与分工的需要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到迁入国从事技术要求低的工作。在东南亚，劳动力流动朝着女性化方向发展。特别是进入到90年代，大约有150万亚洲女性在海外工作。东南亚地区的女性劳动力主要输出国是菲律宾。由于菲律宾妇女受过较好的教育，英语水平也比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妇女的水平要高，所以长期以来在劳动力市场上比较受欢迎。从职业分布上，大多数女性移民从事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职业，如家庭服务业、娱乐业、餐饮业、旅馆服务业以及生产服务和电器产品的流水线工作。

1.2跨国婚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外籍新娘”现象越来越普遍。在东南亚，许多女性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过上富裕的生活，希望能嫁到更富裕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西欧、澳门和日本等发达地区就从东南亚“邮购新娘”；而在台湾、韩国等亚洲比较富裕的地区和国家，许多乡下男人面临娶妻难的问题，而很多东南亚国家的女性则乐意填补这个缺口。即便是在云南省，许多东南亚妇女也利用地理优势，嫁到云南省的边境地州，目的就是以此为跳板到大陆沿海富裕地区打工而获得更多经济收入。

1.3跨国色情业全球化还带来性产业的国际化。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人口贩子、跨国淫媒和妓院老板以各种手段威迫利诱，将贫困妇女或无知少女带到国外，使其进入色情行业。他们以剥夺女性的人身、自主权来赚取暴利。比如，目前，在日本工作的许多“泰国妹”，实际上已经沦为契约性奴隶。这些大多不懂世事的农村姑娘，被泰国人贩子以每名1.5万美元的代价卖到日本，日本的人贩子以3万美元转卖到夜总会等处，她们被强迫要以收入偿还这笔卖身钱。

2对东南亚妇女移民的应对性思考

全球化的脚步仍在继续，各国的联系仍在加强，人口的跨国流动也必然呈不断扩大之势，对广大东南亚移民妇女而言，如何减少其压迫，使其在移民浪潮中更加公正地享受自己的权利，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2.1赋权赋权指的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社团重新获得权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人也是集体所经历的过程”。赋权强调个人或团体通过自强自立来谋求发展，具有决策能力，能够获得知识、资源、表达的意愿，掌握自己的命运，它的核心是提倡人人平等，相互理解和尊重，相互合作，相互依存和自我完善，提倡正和、共赢。对于广大的东南亚妇女而言，应积极学会自我赋权。一方面，这些妇女应增强自我学习，特别是对移入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自我学习，这就需要她们联合起来，组成互助会，让学历高的妇女带着学历低的妇女进行学习，只有做到这些，才算是迈出赋权的第一步，才能在权利被侵犯时有话可说，也才能防止一些不必要的惨剧发生。另一方面，移出国这些所谓的“女性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下也应学会自我赋权，应透明自己的移民政策，平等自己的移民政策，而不应该让自己的移民政策附属于发达国家的需求，而使女性在其中受到侵害。比如印度尼西亚人力资源部门允许招募劳动力的机构招募男女劳力收费为男性870美元/人，女性则为1350美元/人，这使许多女性为还尽中介机构的高招募费而被骗至国外从事色情行业。同时，这些国家也应该加大对非法移民、人口贩卖的打击力度，防止本国女性在国外沦为性奴隶。

一、王虎———女性他者的主宰者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压迫女性和自然密切相关，来源于同一种力量———父权制文化。在父权制文化中，男性是主体，是绝对，而女性是他者，处于劣势、从属的地位。《儿子》以20世纪30年代为背景，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尽管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科学的思想对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男权思想仍占据主导、统治地位。因为父亲王龙纳梨花为妾，王虎愤然离家，投奔当时有名的绿林司令，成为了一名士兵。尽管王虎对梨花暗生情愫，但最终遵从了父权社会中的伦理道德———三纲中的“父为子纲”，除了选择逃离，无所作为。生态女性主义批判西方的价值二元论。价值二元论即在分离性的二者中，分离的双方被看作对抗性的（而不是互补性的）、排他性的（而不是包容性的）。在追求成为一方霸主的梦想中，王虎把女人看作一种障碍，是成就伟业的绊脚石，贬低女性的价值。当回家祭奠父亲时，两位兄长提出为他操办婚事，他却坚定地告诉两位兄长，他对女人毫无兴趣。在不断壮大队伍、扩张势力的时期，王虎对女人很冷漠，甚至是排斥，直到遇见强盗头子豹子的女人。豹子的女人性情刚烈，对杀死豹子的王虎满怀仇恨，企图杀死他，被俘获后，仍不肯屈服。王虎试图驯服、征服豹子的女人，屈从于他。他对豹子的女人宣称“现在你有个新主人了，那就是我”。王虎的言语充分地表明了他的主体意识，构建了对抗性的两性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宣布了主体对他者的所有权、控制权。王虎把豹子的女人看作是男性的附属品，为男性所奴役，随意处置。尽管豹子的女人被驯服，成为王虎的妻子，但当他发现豹子的女人为死去的豹子复仇，背叛他时，他一剑刺喉，毫不留情地杀死了她，统治者最终严惩了被统治者。在小说中，豹子的女人是王虎一生中唯一付出感情、以诚相待的女性，然而，这一点却是以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关系为前提的。在婚姻与家庭生活中，王虎作为主体、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主宰女性他者。女性他者作为其附属品，可以任意由其处置。女性他者由于缺乏独立的意识与能力，依靠其供养，他的妻子们最终无法摆脱“他者”的地位。

二、王虎———自然他者的剥削者

几千年来，土地养活着世世代代的中国农民，他们在土地上种植、收获、生存、繁衍。土地是农民休养生息、赖以生存的根基。父亲王龙热爱土地、亲近土地，把土地作为生命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土地已成为王龙精神与情感的依托、心灵的家园。王龙与土地物我交融、休戚相关。王龙与土地的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等。然而，王虎与土地的关系呈现出疏离的状态。在小说的开端，父亲去世，三兄弟共分家产，王虎断然地拒要土地，极力要求把土地卖给两位哥哥，兑换成银子。对于王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只会扼杀其雄心壮志、难以实现贵为国君的野心。他憎恨土地，憎恨曾经居住的土屋，乡间的土屋已成为了囚禁王虎的牢笼。随着父亲的离世，王虎与自然渐渐疏离，甚至对立。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神学家圣安妮•普里马维斯指出，“自然被视为他者，被看作是与拥有无限权利的剥削大地母亲的统治男性有本质差异的事物”。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基于价值二元论的父权文化。父权文化把女性与自然等同起来，自然同女性被视为被剥削之物。在王虎的男权意识中，土地被视为他者、被降格、工具化。王虎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将土地物化成功利性的工具，从中获取价值。他变卖父亲留下的土地，换取金钱，招兵买马，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在价值二元论的思维模式中，自然像奴隶一样“服役”，受到“限制”，“被强制脱离自然状态”，并且被“铸造”。随着小说情节的深入发展，土地不再是农民播种耕种、收割庄稼、繁衍生息的家园，不再是心灵的庇护所，土地仅仅限制在服役于王虎与其他军阀的战争中。土地已成为军阀之间相互争夺的地盘，象征地位、权力与财富。肥沃的耕地、山地与平川成为王虎的物资储备地，进可攻、退可守的堡垒。基于男性为主体、统治者的父权制社会与文化滋长了男性对权力与财富的欲望，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的剥削与压迫。王虎对权力的不断追逐与攫取贯穿了整部小说，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一条主线。发动战争、攻占更多的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争当最大的军阀成为王虎一生中的核心内容。小说中，男性主体为争夺权力与财富而发动的一系列战争，是对自然的最大“压榨”与剥削。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升级、长期的混战，打破了农家田园的宁静，损害了肥沃的良田，毁坏了庄稼，削弱了原有的农业生产力，造成了对自然界、生态环境最为严重的破坏。此外，他的两位兄长王大、王二与王虎沆瀣一气、同流合污，成为剥削、摧残土地的帮凶。他们行使男性主体的统治权力，对土地进行盘剥。兄弟间的相聚，没有相互的问候、挂念与关怀，他们共同的话题离不开土地的售卖。他们“出卖它，分割它，滥用它，用它讨价还价，把它当作投机的对象”，以实现各自的利益与目的。王虎兄弟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自然相分离，把自然女性化，进行压迫与剥削，否认其内在的价值，把自然仅仅作为有用的资源，实现男性追逐权力与财富、满足欲望的手段。

三、结语

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解读小说人物王虎，更加客观地重塑其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下，王虎作为小说的反面人物，是父权制社会典型的代表，是女性的主宰者、自然的剥削者。王虎视女性为他者、附属品、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任由其主宰；可耕种的土地已物化为商品，任由其盘剥，不仅是王虎扩充、壮大势力的重要物资来源，而且成为王虎与其他军阀争夺的地盘。多年的军阀战争使沃土变为荒芜之地，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宁静与和谐，造成了对自然最大限度的压榨与破坏。王虎剥削、压迫女性与自然，根源基于二元价值论的父权制社会与文化。王虎的这种父权意识导致了王虎的悲剧性人生。为实现一方霸主的野心，王虎已丧失了人性，成为毫无情感、冷血的动物。王虎与兄长王大、王二之间缺少了血脉亲情，只有官、商的相互勾结。他对妻子没有温情，最终两房妻子远走他乡。与儿子王源毫无交流，儿子也仅仅是其继续完成宏图大业的一颗棋子。在《儿子》这部小说中，赛珍珠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表现出浓烈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通过对人物王虎的塑造，赛珍珠抨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制思想与文化，暗示了父权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是压迫、剥削女性与自然的毒瘤。以王虎的命运为例，赛珍珠指出了以“男性为主体”、以“人类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泯灭了人性，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对抗，扭曲了两性之间、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和依存的关系。

作者：于贺单位：长春工程学院外语学院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至

冰心便是这条路上的一位全程实践者。这位“世纪老人”是中国文学界的一棵常青树，其创作生涯有七十五年之久。从她1919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两个家庭》开始，“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2］4便成了冰心的写作目的，她一贯选择从家庭的窗口来审查社会。《两个家庭》中即从文化教养不同的两个女主人所导致的两个不同结局的家庭入笔，超前地提出了女子应受教育的重要问题。［3］51。与此同时，我们还能看出冰心的作品中也不乏对自然与社会的人文关怀。由于“环保”问题在20世纪初还未被提到日程上来，所以自然与女性之间紧密的联系还未被文人所关注。然而，隐约之间，她们感觉到在战火中恶化的自然与备受战争、封建父权制压迫的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且与男性的主体地位相关。在1923年1月出版的诗集《繁星》中，自然与人类，尤其是和女性之间的联系尽收眼底。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小诗中将花比喻成女性“她”，将成功绽放的花比作出人头地的女性，这一切均需经历父权制社会所带给女性成长历程的“泪泉、血雨”。我们透过冰心的早期小说与诗作文本，可以读出在强大的男性强权下，女性成长的历程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充满了艰辛。文章中流露出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对女性的关怀。庐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又一位著名女作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后，庐隐开始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很多人评价她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这从她的早期作品中可见端倪，如1923年发表的《海滨故人》。但随着庐隐的逐渐成熟，她不再甘心只做个“觉醒的悲观主义者”，1933年庐隐在《女声》上公开发表了《今后妇女的出路》一文，文中提及了一种家庭中理想的男女关系:“家庭是男女共同组成的，对于家庭的经济，固然应当男女共同分担。对于家庭的事务，也应当男女共负。”“我对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了。”这样的思潮是庐隐笔下新女性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念，同时也真实反映出了当时一大批勇于摒弃封建意识，具有叛逆性格的知识女性的心声。

她们告诉世人，什么才是女人的真实面貌、女人的真实声音和女人的真正需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代女作家出现了。虽然身处抗战时期，但五四精神的鼓舞与救国救民的理想使这些女作家们展现出了更浓的女性关怀与生态关注。她们的作品进一步深化对女性命运的探究，对女性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实现自我价值进行了讨论，也对国仇家难中备受摧残的自然与社会进行了刻画，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萧红、丁玲、白朗、葛琴、罗洪、张爱玲、苏青等。萧红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生死场》与《呼兰河传》是其代表作品。《生死场》发表于1935年12月，作品透露出了萧红内心对当时社会环境下备受蹂躏的女性与凄美自然的同情以及意欲拯救二者于水火之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情怀。在全书十七节中，故事情节分别涉及到麦场、菜圃、屠场、荒山、羊群、蚊虫，等等，每一处场景都伴随着女性的血与泪。萧红用其女性敏锐的观察，生动地刻画出了恶劣的社会自然环境下几个农妇的悲惨命运。农家少女金枝没过门就怀了孕，受尽村里人的耻笑。而情人成业非但没有保护金枝，反而骂她“肚子不争气”。金枝在痛苦与屈辱中生下了一个女婴，后来这个女婴被活活摔死。最终，金枝为了不受屈辱死在了日本人的屠刀下。老贫农王婆一生饱受磨难，第一任丈夫抛妻弃子，第二任丈夫贫困病死，好不容易与第三任丈夫赵三过上安稳日子，年老之时儿子又被反动政权枪毙了。王婆绝望之余自杀未遂，最终在灾难面前坚强地站了起来，开始秘密抗日。在萧红笔下，女性是悲惨的，自然是可怜的，但王婆等人的觉醒带来了当时拯救女性的希望，体现了作家本身对自然与女性地位与生活状况的关注。同样，在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中仍能体会到相同的生态女性主义情怀。虽然还处于朦胧阶段，但自然与女性的亲密联系是不可否认的。之后的女作家们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她们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借探讨婚姻问题，反思性别权利问题，表现出在恶劣复杂的社会自然氛围中寻觅拯救当代女性与自然的情怀。

二、1950至1970年代末的“奋进”情怀

20世纪50至70年代末这近三十年的女性文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十七年”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这期间的作品在选题、内容及写作手法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的十七年间，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女作家们的创作心境也由建国前的“拯救人心”转变为世纪中期的“奋进向上”。此十余年间，有大批文学作品问世，其中数部影响广泛，是我国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七年”文学中部分作品带有一定的生态女性主义气息，既关注女性受压迫的社会地位，又着手描写变化了的社会与自然，并且女性与自然相似的社会地位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均有体现。通过“十七年”女作家笔下对全新的人物、乐观的主题和奋进的时代精神的刻画，中国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女性形象，她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有热情，有干劲，争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意气风发的时代主人翁。如作家宗璞于195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红豆》，便成功地塑造了江玫这一在动荡的革命年代觉醒并成长起来的女大学生形象。刚上大二的江玫被她同屋的大四学姐萧素称为“小鸟儿”，原本过着“像是山岩间平静的小溪流，一年到头潺潺地流着，从来也没有波浪式的生活”。母亲与其相依为命，每逢礼拜六江玫回家，母亲就从摆着夹竹桃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她，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这种平静却在1948年彻底改变了，“小鸟儿”的人生道路从此不再平凡。这一年，江玫与萧素的同学齐虹相恋了，但在积极进步的萧素看来，“齐虹的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果然，当萧素在毕业考试的考场上被警察带走后，齐虹对伤心欲绝的江玫只说到:“干那些民主活动，有什么好下场!”［5］8最终，在一个疾风骤雨的夜晚，江玫断然拒绝了追到家里来的齐虹“一起去美国”的请求后，他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字地说:“我恨不得杀了你!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此时窗外的夹竹桃被风刮到了台阶下，摔得粉碎。江玫知道自己的爱情，正像那被吹落的花朵一样，永远不能再重新开在枝头。最终，“小鸟儿”江玫翱翔在人民革命的广阔天空中，齐虹去了美国继续过银行家少爷的生活。相比较三四十年代的女性作品，宗璞的《红豆》具有向男性要权利、与男性争夺空间的浓重色彩。

在女作家宗璞笔下，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相同的革命追求和政治追求上的，其宣扬了为大家而舍小家，扬博爱、舍私爱的独特婚姻爱情观，这也是“十七年”文学的普遍特点。在《红豆》中，江玫被比喻成“小鸟儿”，向往着自由。齐虹对江玫未来道路的逼迫，好似被风刮倒的夹竹桃花，结局只能是破碎。通过这些描述，宗璞表达着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女性与自然永远是最亲近的，男性的压迫同样的会带给自然与女性以伤害。她不仅关注女性身体和心灵被父权制文化扭曲的历史镜像，而且对当代社会中的父权制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评。在“十年”期间，参与文学创作并取得较好成绩的女作家较少，张抗抗出版于1975年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可为“”女性文学的代表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的主线，以活生生的现象和人物形象去解释政治概念是“”作品的主要特征。《分界线》是中国知青文学中第一部由知青亲笔写成的长篇小说，张抗抗在其中描写了扎根在黑龙江农场的知识青年的斗争生活。围绕1973年春涝灾之下，对北大荒的伏蛟河农场东大洼这块土地的“保与扔”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作品除了描写以耿常炯为代表的农场革命青年与工作组长霍丽顽固推行的所谓错误路线做斗争的主线外，还生动地刻画了朝气蓬勃的女技术员郑京丹与想尽办法离开农村的“飞鸽派”青年杨兰娣等女性形象。在塑造典型人物的同时，张抗抗也描绘出了北大荒壮丽迷人的景色以及洪涝灾害之下土地的脆弱与无助［6］。由于这部小说反映的是1970年代初期特殊的历史氛围，政治色彩较浓，因而突出了“人定胜天”这样的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不和谐的音符。但值得肯定的是，同样的1970年代，西方诞生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潮，虽未传入我国，但我国本土的女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了自然与人类存在着某种关系，愤怒的自然是可怕的，人类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部具有明显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念的作品里，张抗抗揭露自然生态危机，反思人类文明进程，阐述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先进生态文化理念，体现了女性作家站在时代前沿，关注生态环境及人类生存状况的敏锐眼光。

三、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追求”情怀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堪称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高峰。进入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女性主义传入中国，女性文学作品在家庭婚姻、现代人的情感需要、人类与自然、社会关系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在男权社会苦苦挣扎的女性展示了一种新的女性生态学。“人性复归”、“两性和谐”、“精神追求”、“生态环境”等这些许久未提及的概念重新被女作家们所关注。王安忆和铁凝是1980年代具有生态女性主义观的女作家的典型代表。王安忆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及《岗上的世纪》，铁凝的《玫瑰门》、《大浴女》等多部小说都勾勒出了新时期中国女性作家对男女两性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人类之间相互影响的共存关系的深度思考。王安忆于1986年发表的《荒山之恋》中，没有名字的大提琴手与金谷巷女孩之间不为伦理所接受的爱情最终以荒山殉情而告终。文章结尾的一幕:躺在绿色草坪上，用彩色毛线绑在一起的两个相爱的人一起服下了毒药。场景很凄美，结局很悲凉。王安忆用震撼人心的收场方式给了世人内心的颤动。追求真爱无罪，但在人性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时，鲜活的生命在碧绿的草坪上终结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应该是这种反面悲痛的教训，男人、女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存是我们这个时代以及生活在此时代中的每个人应该思考的问题。1980年代末在女性创作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时，铁凝长篇小说《玫瑰门》问世。在这部开辟女性生命意识觉醒的作品里，铁凝用她那关照生命的女性的独特眼光透视了一个家族三个女人的历史。铁凝曾坦告其写作原则:“我想起19世纪一些批评家曾经嘲讽乔治桑的小说不是产生在头脑里，而是产生在子宫里。我倒觉得假如女人的篇章真正地产生在子宫里也并非易事。那正是安谧而热烈的孕育生命之地，你必得有献出生命的勇气才可能将你的‘胎儿’产出。”［7］《玫瑰门》通过女性对女性的同类性别之间的感知理解，展现了女性心理、女性行为及不以男权意志为中心的女性的生存意识。铁凝通过一种不动声色的解构，瓦解了男性的中心地位。她认为男女两性世界并不是占有与被占有、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扶持的和谐的两性关系。

一、广告中的女性身体

国内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受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学理论影响颇深。在他看来:“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在这种消费社会学视角下，工业化以一种新的方式控制和再生产身体，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商品化了，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身体，表现在媒体广告中，就是性感、美丽、青春、活力等日常词汇越来越多与身体联系在一起。更让研究者焦虑的是，在美容护肤产品广告等诸多领域，更几乎是女性身体形象的天下，已有的调查显示，身体消费程度与播出频率成正比:“‘身体消费’现象愈显著，而‘身体消费程度’愈高的商品，尽管其电视广告节目的播出时间并不必然更长，但其播出频率更高”。身体沦为消费的对象，使这些后现论家颇感悲观与失望。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消费的任务本是满足人的需要，如今却是为消费而消费，甚至于这消费反过来支配人自身，成为外在于自我的大写的他者。身体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如今它好像已经脱离了思想的控制，成为一个自我平衡、自动调节的系统，完全由自身决定，它有自己的逻辑———消费的逻辑，资本逻辑被有效地植入身体想象之中，商品的印记深深地印在了它的形象之上。甚至于，脱掉衣服之后的裸体———所谓“自然”的身体———也已经并不自然，因为这身体是被福柯式的规训整饬过了的身体，是在拉康的“镜像”中自我认同的身体，是被美容广告形塑过的身体，社会的逻辑、商品、消费、时尚等等就在其中。更有学者认为，青春、健康、活力、健美因为与身体广告相联系，因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甜蜜暴力。传统女权主义理论对广告中的女性身体消费更为关注，对“性”的负面情感就是她们留下的遗产之一。在她们看来，社会甚至女性自身对身体的执迷，是因为对所谓“女性气质”的认知，但是这种认知的背后是权力的角逐、父权欲望的展示和两性的不平等，以及女人之间的身份象征。女性时尚本身即是男性欲望的展示，也是女性不同权力身份的表现和象征。父权对女性之美的认知，以变相的方式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广告中的女性身体展示和行为方式，即是新时代父权控制女性、规训女性的一种方式，是父权审美标准的物化。对化妆、美容的宣传，把美貌、苗条、性感、美腿等特质与成功、自信等相联系，更是社会对女性的有效性别训练，是一个更大的规训、压制以及“不平等性别的从属制度”，是对女性身体的异化。更让她们无法接受的是，女性的身体意象本来是一个整体，但是如今却不像一个整体，对女性身体碎片化和身体部分的再生想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高跷的鼻子，性感的嘴唇、修长的美腿……无处不在。站在这样的视角，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媒体中的女性身体形象不满，当然也就更容易得出女性身体男权欲望化的结论。在这种逻辑下，如今遍布各种媒体、大街小巷无处不在的整形美容广告正是这种理论的极端证明。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对这一现象或说事实感到悲观，却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的确，是有很多理论家很悲观，如齐美尔、波德里亚以及很多传统女性主义者，但是也有很多理论家对此不以为意，甚至是持肯定态度，如EmilyMartin，Jenni-ferScanlon，EveEnsler等人。如EmilyMartin在《身体的终结?》一文中提出，这意味着一种身体的终结，但是也意味着一种新型身体的开端。他们并不否认，资本逻辑植入身体想象之中;工业化以一种新的方式控制和再生产身体;权利的现代形式以精神病学和生物学的方式植入标准话语中。［7］如今对身体的塑造，高度专业化、更少市场痕迹，你当然可以称之为甜蜜的暴力，也可以称之为甜蜜的悲哀。然而我们无法否认，丑陋、不合礼仪的身体表现，不利于找到好的工作，不利于被认同，这与社会是否为父权支配并没有直接关系。在这里，合理标准的身体，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对象，更是自我的一种存在方式。我们根本不可能因为消费和工业化的逻辑在其中，就完全对这些漠不关心。反对者当然有理由认为这仍然是男权视角下的观点而对此不屑一顾，但是新女性主义的身体话语是站在女性之本真的角度来对身体之美加以肯定的，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对消费身体的否定和对新型身体的肯定这两种对立思想的碰撞中，美容广告中的身体都以一种极端的形象出现。在美容广告中，身体以一种乐观的形象出现，它通过断言改变身体来改变思想，限定和合理化自身，它相信通过美容产品甚至是美容手术，可以带给我们一种更加年轻、更加自信、更受尊重、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这种新型的身体显现模式中，身体是对流动市场的灵活反应。消费主义当然会视之为身体的规训，是对女性社会角色的男权式定位和女性身体商业化的典型表现;新女性主义则视之为对身体的肯定: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自我平衡、自动调节的系统，完全由自身决定，美容工业通过断言改变身体来改变思想，限定和合理化自身，对身体的精雕细琢也是对身体的一种另类肯定。在这两极之间，我们面临着如何取舍的难题。

二、女性之本真

何为女性?换一种问法，女性之本真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所有讨论都应该回答，却又经常被有意无意选择了回避的问题。女性之本真，不应该是男性视野之所是，更不应该是男性视野所不是，而只能是女性之所是。这女性之所是，首先是与女性身体特点有关，在女性身体与女性同在这一点的基础上，然后才与男性有关。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结果就是对两性差异的强调和对女性身体的争议。也正是这种争议，使女性身体既是女性快乐的主体和对象，又是导致自身痛苦的来源。其实，对女性的讨论从来都不是在一个平衡的心态之下，这自然也影响了主流观念对各种女性身体形象的评价。我们一早就假定，人类面向世界的这个视角的立足点，从来都是父权主义的，所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传统，都是男性设定的，视觉是典型的男性特权。在这样一种逻辑思考之下，所有关于女性之美的评价标准都是父权的，充满了甜蜜的暴力，背后则是等级、权力和规训，与女性的本真无关，所以之前对女性的认识、甚至包括对女性之美的认知都是应该否定的。这一充满对女性“关心”、“关注”的结论背后，女性被置于一种模糊而又不确定的语境中，这又何尝不是充满了霸道的暴力?在这样的“父权支配”的结论中，女性本真、本性特质都被忽略一旁，对父权制度的改变也无所裨益。在这种忽视背后，我们也应该讨论如下这些文化现象:如果女性完全是被建构的，被支配的，古希腊中智慧之神雅典娜、美神阿芙洛狄忒、文艺女神缪斯等等都是女人的原因是什么?在印度佛教中原本为男神的观世音菩萨来到中国之后被变成了女性?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对女性的规训和建构?我们是如此迫切地从父权、压抑甚至是消费的角度谈论女性身体，在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背后，还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表面上在批评女性理想身体的父权化和女性身体的商品化，却并不见得真地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争取为女性增权，而只是一种话语策略，用福柯的话来说，“那便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都无拘无束地出口反对现存的种种权力，说出真理，预言极乐，将启蒙、解放与多重的快感联系在一起，创出一种新的话语，将求知的热情、改变法规的决心和对现世快乐的欲望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的关注焦点不应该对父权的简单批判，而应该转向对女性之本真为何的讨论。也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使对女性的认识都被动转化主动，新女性主义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如塞纳所说:“这是一个不再处于守势的女权主义，一个有趣的，好玩的审美，即从化妆她们自我开始，认可情色和自恋的快乐女人，快乐不可否认”［8］。由EveEnsler所写的话剧《阴道独白》，即是从女性本真角度来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代表性著作。这是女性主义者每年在国际上演出的一部情景剧，对它的演出如今已经成为V－日运动(妇女战胜暴力运动)的代表性活动之一。由于其先锋性，2004年在北京和上海都曾经遭到禁演，如今在中国很多高校已经改编上演。该话剧中有一段独白，“我的短裙(ShortSkirt)”，描述了如果一个女性被男性攻击(伤害)，她拒绝接受受尊重或避免羞耻必须克制自己穿短裙。对于她来说，短裙根本“不是一种邀请、不是挑逗、也不是象征，更不是说我要，或者我给你、我想勾引。”作者相信，这种时尚选择，是在女性本真和特点基础上作出的，男性喜欢与否，无关紧要。因为在作者看来，信不信是男性自己的事情，女性的短裙与他们无关;看不看得惯，那是男性自己的事儿。在这样的叙事基调下，短裙的穿着本身也女性解放的一种表征，是“解放的征兆，娘子军的旗帜”;短裙是女性美的一种完美表现，是女性自身一种挑战，是对女性自身勇气和精力的张扬，甚至就是女性的快乐。所以作者对拒绝短裙的男性做出了拒绝。这是对所谓男性标准的否定，也是对女性本真的肯定。在这样一种肯定的基础上，作者对阴道、阴毛等传统上羞于说出口的女性特属之物给予了令人瞠目的、坦坦荡荡地直接张扬，该话剧的英文版中，vagina(阴道)一词甚至出现了128次之多。在作者看来，这些女性特属之物完整、可敬与神圣，是女性的骄傲和生命力之所在，由此，对性感和性快感的追求也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正如安尼•莱克勒克所说，这是“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我女性的阴道、我女性的乳房的快乐。那丰富繁盛会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你完全不可想象的”。这是对女性本真的张扬，也是对女性凸显本性本真的公开呐喊。女性之所以为女性，不是因为男人把她们看成女性，而是因为自身的本真，而这本真首先就在女性的存在基础———女性的身体之上，并由其决定。所以，穿文胸，迷你裙，带假睫毛，穿高跟鞋，这些彰显女性性感的行为方式，是对女性本真的肯定，而非父权标准下对女性的异化。这是由女性的性别(sex)决定的，与社会性别(gender)无关。后者是后天环境塑造的，可以改变;而前者关乎女性的本真，与生俱来，不可改变(变性手术除外)。如果否定这种性感，要女性肯定正装、平底鞋等男人化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是男权的一种另类肯定，是荒谬的和不可理喻的。站在这样的角度，广告中对女性身体之美的运用、对性感的强调，只要不沾染于色情，没有对男权的暗示，就没有理由对其加以拒绝。尽管由于性压抑的长远历史，社会短时间之内还很难去自由地谈论这些内容，却无法改变女性本真这一事实。

三、新女性主义的身体话语

传统女性主义者把批判的重心放在父权制、普遍性、同一性等传统“真理”的解构上，传统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把重心放在了传统话语权力的解构上。以EveEnsler为代表的新女性主义者，既不认同传统女性主义者对两性区别的否定，也不认同传统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对身体与性的忽视。对于她们来说，更重视的是女性之本真，即真实的身体和真实的性，强调女性通过她们的身体行使权力，对显现女性身体之美的性感、超短裙、假睫毛等等附属之物也给予肯定。她们穿文胸，迷你裙，带假睫毛，穿高跟鞋，同时仍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自己定位于女性主义者。传统的女性主义者为了使女性更好融入职场，曾经提出建议让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她们的女性特质，即女性的适当男性化选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选择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在职场获得了更好的接纳，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当女性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地位和权力之后，这种建议看起来与时代之间有了一定的脱节。因为这种选择是两性差异和对立的抹煞与取消，是两性“平等”和“相同”的混淆，是以解放的名义对女性身体的压抑，所以新女性主义者对这种建议给予明确地拒绝。在她们看来，平等不是相同，也不能混于相同，真正的平等应该是所有人都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时尚的着装和就业以及职场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不相容。她们关注女性自身权利的独特性，肯定并选择一种时尚路线，关注和配饰香水、太阳镜、假睫毛、高跟鞋等时尚物品，并用它们来展示身体的完美曲线，而非像传统女性主义一样选择逃避。在她们看来，这与女性的地位和权力无关。尽管很多人相信得体的着装有助于女性被一些观念保守的公司雇佣，也有助于他们在职场上获得更好地发展，但是布朗反对女性为了工作而放弃对时尚以及美丽的追求。在她看来，女性本真基础上的时尚选择，与职场甚至政治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对立或冲突。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个美丽的女孩和一个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完全可能融于一体。

新的女性主义身体话语对波德里亚的如下批评不屑一顾:“美丽之于女性，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的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上帝挑选的符号之于身体好比成功之于生意”。在她们看来，这种批评忘记了，每一种新时尚选择都是对旧传统的拒绝，对时尚之美的追求本身即蕴含着解放的力量，包含着女性个体“自我决定”的立场。她们视化妆和美丽为一种艺术，是令人激动地和有趣的表现。她们不再视女孩为弱势的、悲观的、父权教义的被动表现，而是视女孩为喧闹的、有抵抗力的、有不同性观念的，像少女一样。这也是布朗所谓:“我们完全是女孩。女孩有女性气质的一面，喜爱玩耍的一面，充满希望的一面”。［2］也许会有很多学者认为，我们能够由此就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对女性身体的一种彻底解放，是对父权传统的一种真实而有效地背叛。其实，无论认为是对身体商品化的批评，还是对身体解放赞同，实际上都忽视了一点，即新女性主义对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认知并没有完全脱离身体与精神对立的轨道，对身心分层的瓦解只是表面现象。因为，改变女性的外部容貌虽然不能改变女性内在之所是，却可能导致女性一种更大程度上的自信和对自我的安全感。这里，无论是女性时尚还是化妆，作为对身体改善的回应，精神产生了幸福感，本质自我是否改变是另一回事。虽然，也许这些女性期望精神能够通过身体的时尚、化妆、美容去直接建构一种镜像，即保持住未改变的自我的神秘性。和时尚、化妆相比，美容手术广告是对女性身体改变的强调更加极端，也更多倾向一种艺术家维度，暗示原则性的重建和自我的重新创造: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双重重建和创造。对于女性来说，很多时候，逝去的年华或身体的局限被视为提升自我的障碍，而美容手术则可以通过身体修复来反映或提升内部。美容手术能够显现女性认为已经失去的自然美，使女性自我重新建立自信。对于父权主义的批判者来说，这是男权主义影响的极端表现;然而，对于新女性主义者来说，女性主义和美容之间并不冲突，恰恰相反，这是女性气质的完美再现。其实，无论双方的分歧有多大，然而有一点是双方共同认同的，即美容手术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女性的自卑情结，而这也恰恰是整形医生为美容手术实践所作的最有决定性的辩护。即使其中含有父权主义的维度，我们也应该思考，这种权力在带给女性压抑的同时，是否同时带来了创造性的内容。如果有，那我们就不应该简单予以否定。这决定了，无论是反对还是认同，都不能简单粗暴地予以回答。

四、结语:

一、简•爱女性意识的发展

在19世纪的英国，男性处于社会生活的统治地位，女性只能依靠男子生活，没有独立的发言权，也没有自主权利，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非常低下。简•爱经历了童年时期残酷的生活，她的女性意识已经逐步发展起来，她有强烈的自尊心、独立的想法和自主意识。简•爱在桑恩费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期间，她表现出了独特的个人魅力、强烈的自尊心以及追求平等的精神。桑恩费尔德庄园的男主人罗切斯特个性坦率，待人平等，他的个人魅力吸引了简•爱。罗切斯特也逐渐爱上了性格倔强、自尊、自立的简•爱，然而由于受到他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影响，罗切斯特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男性专制的特点，在简•爱面前也经常显示出主人的姿态。罗切斯特经常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来表达对简•爱的关心，为她买了很多贵重的礼物，简•爱强烈的自尊心和独立的女性意识使她不能接受这些礼物，因为她一直渴望追求的是一种互相平等、互相尊重的爱情。简•爱希望与罗切斯特保持独立平等的态度，因此在结婚前，她一直坚持做家庭教师，因为她希望靠自己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个情节体现了简•爱对于独立的经济意识的追求，这种思想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具有很大的进步性。简•爱的爱情观是纯洁的、自尊的，她对爱情的勇敢、执著的态度深深吸引了罗切斯特。

随着情节的发展，在简•爱与罗切斯特的婚礼上，简•爱了解到罗切斯特在15年前已经结婚，并且他的妻子还在世，罗切斯特一直隐瞒了这个事实，拥有很强自尊心的简•爱十分痛苦，无法接受现实。残酷的现实使简•爱不得不做出选择，在她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接受罗切斯特的婚姻，包容他并继续和他生活下去;二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坚持爱情的纯粹性，不允许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中有他人存在。简•爱毅然地选择了第二种，她坚持了自己独立、自尊、自爱的女性意识，维护了自己平等的人格和地位，她的自尊不允许自己和一个已婚的男人在一起，那样的爱是不完整的，这个情节的描写体现了简•爱独特的人格魅力。简•爱外表平凡，不温柔也不美丽，但是她所具备的独特的人格魅力胜过了美丽性感的英格拉姆小姐，赢得了罗切斯特的爱情。简•爱自尊自爱的人格魅力使她理智地离开了罗切斯特，放弃了自己的爱情。简•爱离开了罗切斯特，经历了很多苦难，努力寻找新的生活，在途中被牧师圣约翰收留，并在偏远的地区当了一名乡村教师，在这个期间的生活经历中，简•爱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坚定了自己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决心。圣约翰是一个传教士，他外表俊美，拥有丰富的知识，对自己的信仰十分虔诚，宗教工作在他的生活中是第一位的，在他的心里，爱情和生活都是为宗教服务的。简•爱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圣约翰，简•爱心地善良，具有顽强的精神和生活的勇气，她有主见，认为工作不应该是生活的全部，工作应该是为爱情和生活服务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简•爱的观点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圣约翰十分欣赏简•爱的独立精神和平等自由的思想，他认为简•爱很适合做自己的助手并帮助自己传教，因此，他向简•爱求婚，并希望她能陪同自己一起工作，为自己的理想共同努力，而此时的简•爱思想已经逐步成熟，她深刻地明白圣约翰对自己没有爱情，只有事业，她心中仍然充满了对纯洁爱情的追求和渴望，因此她无法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她明白要成为圣约翰的妻子，就必须在精神上与他一致，永远受到束缚，这是简•爱所不能接受的。简•爱在与圣约翰相处的过程中，她对自己所希望的爱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认为幸福来自于精神世界的美好以及纯洁的心灵。简•爱仍然坚持自己对纯粹爱情的追求，坚持互相平等，互相尊重的爱情观，她的自尊、自爱、独立、追求平等自由的女性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简•爱女性意识的局限性

简•爱所处的时代背景是英国的19世纪，当时的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在经济上主要依靠男性，因此女性缺乏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简•爱的女性意识受到时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小说中描写的简•爱是一个外表平凡，个子瘦小的女性，她没有美丽的外貌，迷人的风度，虽然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魅力，但是她内心中还是有一定的自卑心理的，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对女性的标准是美丽优雅，而简•爱不具备这些特点，当她在婚礼上得知罗切斯特的妻子还在世时，她的自卑感也体现了出来，简•爱虽然在爱情上坚持了自己独立，自尊的女性意识，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审美标准的影响，在她的内心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外表都有一定的自卑心理。小说的结局部分，简•爱得到了叔父去世后留下的遗产，并发现圣约翰兄妹是自己的亲人，最终和他们平分了财产。简•爱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决定回去看罗切斯特。当她回到桑恩费尔德庄园的时候，发现那里已经变成了废墟，罗切斯特的妻子放火后坠楼身亡，罗切斯特也受伤失明了，并失去了一个胳膊。简•爱拥有了财产，她与罗切斯特原本不平等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她与罗切斯特的经济地位的差距减少了，简•爱最终选择回到罗切斯特身边，和他结婚，两人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小说中对于这段情节的描写体现了经济条件在婚姻中的作用，简•爱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依然没有摆脱经济条件的束缚，她在得到一定的财产后才有勇气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因此，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影响下，简•爱的女性意识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结语

简•爱是一个勇于反抗社会压迫，执著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她所代表的独立、自尊、坚持平等和自由的女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对女性权利的认识，向当时的男权主义意识提出了挑战。小说中描写的简•爱经过了很多磨难，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逐步成长，虽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她的女性意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她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量的读者。简•爱所代表的女性主义意识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女性要具有独立的人格，首先要在经济上独立，有自己独立的事业，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此外，女性对待爱情和婚姻时，应该坚持互相平等，互相尊重的纯洁的爱情观，不能过于看重财产和地位，坚持健康平等的爱情观才能得到美满的爱情。

一、文学作品与黑人女性主义

黑人女性主义起源于黑人主义以及黑人女权主义。在文学史上，第一个提出黑人女权主义的是法国的作家弗朗索瓦•德•伊奥布妮。伊奥布妮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驱，她的作品揭示了所有对女性主义的统治关系及其影响，目的是改变权力结构，而不仅仅是改变权力持有人。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在环境危机日益恶化、全球环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决定探讨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表明，自然的拥有可以映射到女性的占有，即两者有一定的联系，前者影响后者的理解水平与理解的好和坏。黑人女权主义者在上述声明中达成共识。黑人女权主义思想的成因可以组合在一起，因为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提高了战斗力。从表面上看，主要是黑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女权主义的对立面是男性沙文主义。但事实上，不管是以男人为中心，还是以人类为中心，他们使用的思维方式是基于标识为中心。西方文化已经成立了一个语言系统，这个系统是非常大的，并且是基于标识为中心，被认为代表这一普遍的真理。Davaine和沃伦是两个著名的黑人女权主义哲学家，她们分析了logocentrism类比人类在本质上男人与女人的类比原则:第一，人与自然等无生命的物体和植物是不同的，因此，人类有能力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这是可以让无生命的物体和植物服从自己的原因。第二，所有类似的物质世界和自然的事情必须低于“人”和精神世界。自然属性和女性属于物质世界男人的财产和属性“人”相似，属于精神世界，自然女性比男性地位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合乎逻辑的事情。因此，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需要不断地质疑，不断地解构，从而使文学批评的理论更加丰满。

二、托妮•莫里森与黑人女性主义

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处在一个受压迫的位置上，尤以黑人女性受到的歧视最为明显。受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对黑人女性的压迫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主要是白人男性、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在漫长的奴隶制度里，黑人女性经历着最为悲惨的生活，在她们的生活记忆里布满了鲜血和泪水，每段往事都不堪回首。在托妮•莫里森的很多作品中都表达了对黑人女性主义的同情，她创作的主旨就是为了唤醒那些饱受压迫的黑人女性的觉醒，倡导她们捍卫自己的权利，与黑暗的压迫势力说不。莫里森的作品从关注黑人女性开始，最终上升到关注整个人类的层面，在他的意识中，自然就是反抗白人压迫的最好武器，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世界是所有黑人的快乐源泉。在她的文学作品中聚焦黑人的坎坷命运和他们不幸的生活史，在精神极度匮乏的状态下给予他们力量，站在所有黑人女性主义的角度阐述了自然界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在莫里森的很多作品中，都描述了人与自然界、男性和女性、种族文化之间的矛盾等一系列关系，并且最终都蕴育在她的文学作品当中，借助自然现象中不同的生命力展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所有细节的微妙展现不得不令所有读者折服，自然界和女性在他的笔下融合得极其完美，尤以《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柏油孩子》和《宠儿》最具有代表性，每一部作品都很好地展现了女性元素的重要性，本文对托妮•莫里森的所有研究也都是围绕这四部作品展开的。在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最蓝的眼睛》中有这样两段话:“整车的煤渣被卸在铁厂四周的深坑里，火焰把天空染成了暗暗地橘红色”;因而“踏进田里的枯草时，我们禁不住打了个寒战”。显然，这是在陈述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不但影响到了自然界，也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这是对工业革命的一种控诉，也对人们的生活环境遭到破坏感到心疼。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利用彼拉多这个人物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睿智、坚强、具有美国人创新精神的非洲裔商人的形象。彼拉多成为了黑人精神的标志，文中说她没有肚脐，实际上是在向读者展现一个万物之母的自然形象，自然界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完全被赋予在了她的身上，她是所有黑人女性主义力量的象征，也是自然界派来的使者，她的身体、名字都与自然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莫里森的笔下加以修饰，展现了百折不挠的黑人女性主义精神。瓦利连是莫里森另一部作品《柏油孩子》中的主人公，这个人物有着无穷无尽的欲望，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为了改变他的居住环境，他在不停地向大自然索取，他在岛上所做的一切已经超越了大自然对他的忍耐度。瓦利连的妻子是一个具有抗争精神的女性代表，玛格丽特失去精神上的控制就是因为饱受折磨和摧残所致，发病时用钢针扎自己的孩子，她是在同命运抗争，对压迫和歧视说不，也是对瓦利连最为直接的报复。可以看出，自然界和女性都饱受着压迫之苦，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摧残。

三、非洲文化与黑人女性主义精神

在漫长的非洲文化发展中，他们一直把植物作为精神和力量的象征。在《宠儿》这部作品中，树木植物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是所有黑人女性饱受压迫的精神支柱，也借此来说明非洲的黑人女性主义精神是在肥沃的土壤中一点一滴顽强地茁壮成长。在莫里森的很多作品中，都表达了非洲文化的不可动摇性，她一直在积极强烈地探索着黑人女性文化及其发展和演变。“我后背上有棵树，家里有个鬼，除了我怀里抱着的女儿我什么都没有了。”这句《宠儿》中的对白让所有读者都印象深刻，当一个人的主权受到无缘无故的剥削之后，随之而来的恐怕就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就好像人们对自然界的贪婪、滥砍滥伐是一种赤裸裸的暴行一样，每一次得逞都会换来下次的变本加厉。在《宠儿》中，作家将所有的黑人生命力都寄托在植物上，因为树是非洲文化中心灵停靠的港湾，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树”是被赋予了双重身份的，一方面是黑人女性，需要承受来自女性的虐待和侮辱，另一方面就是自然界遭受到人们的迫害。在作品中还有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丹芙，她是塞丝的一个女儿，在心灵上，她得到了某种意义的安抚，在作品中有这样的描写说明了这个问题:“在生机勃勃的绿墙的遮蔽和保护下，她感到成熟、清醒，而拯救就如同愿望一样唾手可得。”这是一种肯定的态度，是大自然、植物给予黑人女性的帮助。塞丝的婆婆名为贝比，她在森林间大声地呼喊，她想要告诉所有人:身为黑人，我们需要爱惜我们的生命，爱惜我们的灵魂，爱惜我们的一切。

四、结语

黑人女性主义精神在很多英美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的阐述，托妮•莫里森将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展现得熠熠生辉，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地相处，女性和自然界一样需要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托妮•莫里森的作品深刻讨论了自然和黑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站在黑人女性作家的角度告诉世人，黑人女性要解放自己，要解放自然。这股强烈的呼声让女性和自然得到完美的统一。

一、男人的“凝视”

为满足存在于男性无意识之中欲望，男人从看女人的视线出发角度，窥淫和恋物的好莱坞电影机制对于男性观众的无意识需求上进行了建构，这里又涉及一个男性的“凝视”问题。看的快感在一个不平衡主宰的世界中，以男性权威为主导的影视作品里，主动的男性编导掌控着摄影机用目光的暴力记录男人凝视、幻想和规训的目标——被动的女性。劳拉•穆尔维阐述的“凝视”理论，旨在揭示电影中的父权力量。“父权制对电影的影响主要在‘快感’上，即‘看的快感’，或弗洛伊德说的‘窥视癖’。”凝视的力量几乎都会呈现在电影艺术和性别政治文化区域中。可以看出“凝视”已然成了一种带有权力意志的观看模式，是一种无声的目光暴力，却能对人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制。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在精神上依赖男性，几乎丧失了女性的主体生命力，那些充满肉欲的性和身体消费，无疑贬低了女性的人格，就连歌颂母亲为家庭尽义务，也正是传统男权文化的最真实体现，女性似乎注定逃不出男性的“魔爪”。观看者可以通过“凝视”来建构自身的主体身份，而被观看者会被动地接受和内化观看者的价值判断，在这些剧作中女性被男性肆意规制和操纵。

二、女性主义作品的现状和突围

纵观近些年的男性影视作品，我们总能看到在男性欲望目光的渴求下，女性角色的服饰呈现出轻、薄、透、露的性感特征，女性的形象和姿态多以裸露和大胆撩人示人，红唇与短裙、丰胸、蛮腰与美腿等成了女人被男人观看的标准。从国内的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李少红的《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红极一时的影视剧可谓颇具女性视角，剧中的一些情景设置无疑是女性拒绝成为男性“凝视”对象和色情奇观的无声宣言。

《大明宫词》中的女性虽然也因时代特色或剧的意境以及风格的要求或薄纱披肩或酥胸半露，但是服饰上给人呈现的是一种诗一般的唯美和梦幻的效果，完全没有男性导演镜头下那种充满肉欲的低贱的性感。当摄影将浓妆艳抹、骑着白鹤，正在取悦武则天的男宠置于女性的“凝视”中，这个场景充满了女人观赏男人、把玩男人的意味。作为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导演李少红借武则天的口说到，“不管什么样的男人，雄壮的，还是娟柔的，只要你把他放在女人的位置上，他就是个女人”，形象地将男权文化对于女人的定义消解。而《橘子红了》中的男性也不再具备睿智、勇敢等传统男性特征，男女之间的较量最终以女性取胜收场，种种这些都展现了女性觉醒的意识，通过自我反抗和与男性的正面或侧面的斗争而获得了自我得解放。正是李少红导演把这种把女人当作“我”的性别意识，使得这些立足于女性视角的作品颠覆了传统男性文本对女性神秘化、妖魔化的想象和叙述，还原了女性本身最真实的鲜活健康形象和自然的精神状态，在运用了美学展示女性自身魅力的同时，实现了由“他塑”向“自塑”的转变。而从国外来看，典型的宣扬女权主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电影《末路狂花》无论是从女主人公的出场、二人意识觉醒后的自塑，还是陷入泥沼的表达——女人为自由而活着，都表明了女人对抗男性社会压迫的对抗和挣扎。

影片的女性主人公并不是给观众观看和“凝视”的对象，而是以自身鲜明的个性和大胆的作风让观众咂舌甚至为之感叹的悲情“英雄”，在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中，所谓的“女人”都是固定的角色，很少有电影会去描述女性真实的内心世界，多数作品中的女性被表现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在这个时候上映的《末路狂花》无疑是这其中一朵绽放的奇葩，但是，其独特之处当属对于女性主义的凸显和对人们关注女性的唤醒。并且电影还涵盖了许多的社会含义，其中每一个人物的存在都是当时女性地位和诸多社会现象的象征。虽然如此，但也不排除电影《末路狂花》也成功地引领女性主义到这个一向为男性阳刚意识形态所主宰的文类，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影视里从不缺少对女性的描，而当代影视已经开始从“凝视”的性别意识出发去关注女性的成长，这是一个令人喜悦的突破。可值得众人深思的是，男性影视往往只是一种伪女权叙事策略，女性影视要么无法彻底摆脱男权文化的阴影、要么极端化地排斥男性来建立一个专属女性的单性王国。要想真正地发出女性的声音，拒绝歧视，就应该在保障自身权益的同时力求让更多人看到女性人格本质的升华，只有男女两性呈现出和解状态，彼此认同、互相尊重、平等相爱，才可构建和谐且美满的两性世界。因此，女性主义影视不是要再造一个女性强势的神话，也不能浅层次地沉浸于表面的反抗与解放，更不能让女性主义以标签的形式成为一种商业噱头。女性主义影视的前路依然漫长而艰巨，这里我们期待着更为真实地对女性和谐、健康的抒写。

作者：朱艳华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一、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登上了美国文坛。黑人女性文学不仅批判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而且从独特的视角探讨了黑人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塑造了许多典型的黑人女性形象。

（一）早期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在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如赫斯顿的小说《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就塑造了一位勇于抗争和呐喊的黑人女性形象———珍妮，童年时期珍妮感到内心压抑，她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16岁时珍妮嫁给了洛根，在家里珍妮没有任何话语权，任何事情都需要他人安排，但珍妮并没有丧失理想和希望，而是勇敢地寻找真实的自我。后来，珍妮嫁给了乔，乔是一个思想解放、视野开阔的男性，他给了珍妮很大的生活空间，但珍妮仍感到痛苦和压抑。在乔死后，珍妮非常孤独和寂寞，但她终于明白了，幸福和金钱多少、房子大小并无关系，她的不幸婚姻源于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文化和不平等的夫妻关系。最后，珍妮嫁给了蒂，他们建立了平等、真诚的婚姻关系，珍妮也找回了迷失的自我。

（二）二战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二战之后至60年代是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蓬勃发展，这促进了美国黑人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的布鲁克斯、马歇尔等黑人女作家从不同角度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女性形象。如布鲁克斯的《穆德•玛珂》塑造了鲜明而生动的女性形象，描写了黑人女性细腻而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现了美国主流文化对黑人女性的影响；在《褐色女孩儿，褐色石头》中，马歇尔描写了不同环境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了社会文化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主人公赛斯勇于反抗，她控诉了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并且将你宰杀、蹂躏与玷污”，揭示了种族歧视的社会现实。［3］

（三）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黑人女作家描写了美国黑人女性自我异化的生存状况，发出“黑人女性也是人”的呼唤，为黑人女性解放运动开辟了新方向。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莫里森的《爵士乐》、爱丽丝的《紫色》等。小说《紫色》中，软弱、善良的西丽被继父强奸，后来嫁给了有四个孩子的鳏夫，结婚后受到丈夫的百般虐待，而她总是默默地忍受命运的不公，在遇到莎格之后，西丽受到了启发，她离开丈夫到孟菲斯开了个裁缝铺，过上了独立的生活，西丽的人生经历启示人们：黑人女性唯有获得经济独立，才能获得做人的尊严。生性倔强的索菲亚，不愿忍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压制，也不肯对丈夫唯命是从，为了寻求真正的爱情，索菲亚勇敢地走出了家庭，却被白人关进了监狱，最后她只得听从命运的安排，索菲亚的不幸命运告诉人们：在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社会中，黑人女性的抗争或许能在小范围内取得成功，但是她们仍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讲述了黑人小女孩儿佩科拉的悲剧命运，佩科拉出生于一个普通的黑人家庭，她的皮肤黝黑，为此父母经常打骂她，她也受尽了周围人的歧视和冷漠，她渴望有一双蓝眼睛，这样她就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后来，醉酒的父亲强奸了佩科拉，牧师迈克也欺骗了她，最后，佩科拉变疯了，在梦幻中她终于拥有了一双蓝眼睛。

二、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现状

随着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许多黑人女性批评家走向了学术研究领域，她们积极倡导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建构黑人女性的主题精神，挖掘曾被人们忽视的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从而推动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早期的黑人女性文学以自然性别、种族差异等为出发点，有着强烈的种族和派别的色彩，始终将“女性意识”“女性立场”“女性视角”等作为话语中心，但随着女性文学的深入发展，“性别”代替“女性”成为黑人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中心，“性别”“性别视角”“性别立场”等词汇广泛出现于黑人女性文学论著中。

1970年，托尼•凯德编著了黑人女性作品选集《黑人妇女》，该书汇编了黑人女性作家创作的散文、诗歌、小说等，再现了黑人女性面临的种族、性别等问题，表现了黑人女性在文学研究上的自觉性。而黑人女作家华盛顿的《黑人女性形象的创造者》《黑眼眸的苏珊们》等也反映了黑人女性对文学研究的关注。1977年，芭芭拉•史密斯发表了《迈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该文论述了种族、性别、阶级等与黑人女性的关系，并将“种族”的概念引入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之中，推动了黑人女性主义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爱丽丝发表了论文《寻找母亲的花园》，她挖掘了白人女权主义、黑人男性传统的遮蔽下的黑人女性话语，厘清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和黑人女性主义的界限。黛伯娜发表了论文《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她分析了白人文学和黑人女性文学的差异，并将视野延伸到了黑人种族内部，拓宽了黑人女性文学的边界。20世纪90年代，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将性别、阶级、种族等引入文学批评中，进一步丰富了女权主义理论。此外，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推动了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后殖民主义批判是研究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文化身份、民族文化等问题的文学批评理论，它涉及移民、农奴制、性别、种族等社会问题。而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双重压迫下的产物，它与后殖民主义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黑人女性与黑人男性一样都承受着种族主义压迫，都在为民族和种族的歧视而抗争。其次，黑人女性不仅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而且要承受强烈的性别压迫，这使她们饱受身心折磨，这使黑人女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也使黑人女性作家有着独特的思想情感与文学气质。在后殖民主义者看来，文学作品的作者、读者、评论者等都是从特定的阶级、政治、种族、性别、文化等角度从事创作、阅读和评论，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都带有强烈的“身份”烙印，这种文学理念启发了黑人女性作家，她们常以独特的视角探讨黑人女性面临的种族歧视、性别压迫，揭示黑人女性的家庭和婚姻悲剧。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它展现了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表达了广大黑人妇女的心声，对推进黑人民族和黑人妇女解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