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论文范文

作者：孙杰单位：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文化基础部

女权主义乌托邦对文学的影响

乌托邦思想与女权主义思想有着共同的目标—重构人类文化。在运用女权主义思想或者乌托邦思想进行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二者的共同策略就是把颠覆父权社会与重构人类文化结合在一起。美国学者指出:“乌托邦主义所倡导的重构人类文化正是女权主义写作的目标”。传统的乌托邦作品只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因为真正的两性平等在历史上从未存在和实现过。

女权主义者就在作品中构建一个没有性别压迫，甚至是两性平等的社会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反映女权主义思想，展现乌托邦精神，关注女性和人类未来。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把女权主义思想与乌托邦精神结合起来，以唤起被压抑的集体记忆，致力于新的社会文化建构，讨论主体性、女性属性、身体欲望和个体差异，借助想象在作品中营造着女性和人类的精神家园，对父权社会进行全面的抵制和颠覆。

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乌托邦”一词出现后，女权主义乌托邦的观点被众多的文学批评家引用和发挥，而且成为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和乌托邦文学的又一个重要的切入点。20世纪后半叶，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再度兴盛，小说创作从以男权文化的现实主义批判转向了对女权文化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展望。即他们在承袭西方主流乌托邦小说模式的同时，融入鲜明的女性主题。女权主义者设想了一个与现实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美好世界，表现出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批判。这种超现实的追求促进了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女权主义乌托邦在中国

1989年弗朗西斯•巴特库斯基(FrancesBartkowski)在《女权主义乌托邦》(FeministUtopias)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女权主义乌托邦”一词。目前国内对女权主义乌托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对女权乌托邦理论的译本和研究专著，只有少量的对西方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的研究专著和相关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国学者对女权主义文学整体的全面了解和把握，然而国外对女权主义乌托邦文学的研究是空前繁荣。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全新的角度—女权主义乌托邦思想，对一些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

在19世纪以前，在早期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乌托邦作品都出自男性作家之手。尽管如此，在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我们还是能看到女权主义乌托邦的存在。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在《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具有极大社会讽刺性的喜剧。我国学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作为一部经典的作品，《威尼斯商人》的思想内涵可以从多方面进行阐释。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虚构了一处地图上不存在的类似于女权主义乌托邦式的小岛:贝尔蒙特岛。岛上的鲍西娅就像女王一样，独自掌管着一个城堡。这个宁静、祥和的小岛与威尼斯的以金钱为主导的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鲍西娅的父亲在去世之前就已经规定了她选择丈夫的方式，但是她以自己的方式掌握自己的命运，成功选择了最佳的伴侣—巴萨尼奥。

“一切政治文明的最终标准，都基于对现实中的人的权利的判断。妇女的法律地位最能表明文明程度，在人权的时代，在文明的政治状态下，妇女理应享有和男子同等的人格尊严、同等的地位和同等的权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合国机构已通过若干有关保护妇女权利的公约和宣言，比如《妇女政治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等。在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上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妇女人权”这一概念第一次正式出现，这标志着妇女人权概念正式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接受。现在，妇女地位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有关妇女自身利益的问题，而是提高到关乎“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的高度来认识。

一、国内外研究情况

“妇女人权是保障妇女的尊严，发展妇女的人格，实现妇女的价值，在道德上、社会上、政治上、法律上，应当得到承认或已经得到承认的平等的、自由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等一切权利的统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妇女人权逐渐成为人权领域的热点。国内关于这方面的著作，笔者了解的主要有：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95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丛书编委会编的《95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国外论文选》，李明舜、林建军主编的《妇女人权的理论与实践》，董云虎、张世平主编的《中国的妇女人权》，信春鹰主编的《妇女与人权》，林建军著的《妇女法基本问题研究》，刘伯红主编的《中国妇女研究年鉴2001-2005》，肖巧平著的《社会性别视野下的法律女性与法律》，荣维毅、黄列主编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国际视角与实证研究》，谭琳，杜洁等著的《性别平等的法律与政策——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等等。内容涉及妇女人权为什么会提出，妇女人权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国际妇女人权的保护，中国妇女人权的保护等各方面。国外学者的著作，笔者了解的主要有：朱莉•莫特斯（JulieM-ertus）等著、社会性别意识资源小组译的《妇女和女童人权培训实用手册》，美国阿斯金、科尼格编的《妇女与国际人权法第2卷》，美国凯利•D•阿斯金、多萝安•M•科尼格编，黄列、朱晓青译的《妇女与国际人权法：第1卷妇女的人权问题概述》，加拿大丽贝卡•J•库克编、黄列译的《妇女的人权国家和国际的视角》，内容主要涉及妇女应该享有的权利，世界范围内对妇女权利的侵害，影响妇女人权的共同的人权问题等问题。关于妇女人权的中文期刊，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妇女人权”为篇名，从1993年到2010年，共检索到84条结果，包括报道、评论、学术论文以及学位论文，从文章的分布时间来看(见下表)，对妇女人权的关注出现了三个高峰期，并且研究和关注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时间22155高峰期是在2000—2001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国际上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专门规定妇女权利的国际人权公约，它“为妇女的国际人权保护提供了必要的、充分的法律基础。”。1999年的12月10日，在这个人权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在联合国大会开放，以供签署、批准和加入。该议定书的通过和开放签字无疑是国际妇女运动的重大成就，是国际社会关心妇女人权、承诺保障妇女人权的又一体现。这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是围绕这一妇女人权的新发展，并阐述其进步意义。第二个高峰期是在2005—2006年。自2005年12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止案)(以下简称《修止案》)开始施行。由此引发了对《妇女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的讨论热潮，进而联系到国际妇女人权的发展。通过对这一阶段现有学术论文的整理，笔者认为，关于妇女人权相关问题的阐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国内关于《妇女权益保护法》修改案看我国妇女人权的发展。有的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这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在政治权利方面、文化教育权益方面、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方面、财产权益方面、人身权利方面、婚姻家庭权益方面加大了对妇女人权保护的力度。此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和通过是全国广大妇女政治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对妇女权益保护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政府对妇女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有的作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和通过，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法律的上述变化和进步，同时，也带给我们对它的一系列理性思考，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一般法还是特别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和谐统关系；《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体权利规定和程序权利规定的关系；《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所体现的公法与私法的兼容关系。

其二，涉及妇女人权的具体方面，比如反对家庭暴力、性人权保护，以及提高妇女参政权。有作者说家庭暴力的存在，严重侵害的妇女的人权。和谐社会理应包括两性关系的和谐和家庭关系的和谐。要构建和谐社会，反对家庭暴力刻不容缓，应从思想观念、法律制度及社会工程等方面着手。有作者认为我国应当通过制定专项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警察机构的职能、对婚内强奸进行明文规定、设立民事保护令制度以及在法院开设家庭暴力专庭等方而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立法，更好地保护妇女的基本人权。有作者说实实在在依靠法律，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公民自身和整个社会的传统观念，遏制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行为的滋生，保证妇女的生命权、人身权、安全权、以及其精神和身体的完整等基本人权的真正实现。有作者说加强制度建设，为妇女人权提供制度保障。

其三，关于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有的作者列举了国际人权法在保护妇女人权方面的缺陷，比如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国内立法未能有效地衔接；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公约在内容上的缺陷等，有作者认为妇女歧视依然存在，列举了妇女歧视在参政、受教育、劳动就业婚姻家庭领域的表现，有作者认为国际法注意对妇女公权利的保护，而较为忽视对妇女私权利的保护，国际法的命运由男性掌控，保护妇女人权的国际法的执行机制存在问题。关于完善妇女人权国际保护的措施，有作者认为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妇女人权与其他权利的关系，确保实质平等，使法律更客观、公正，加强对国际人权公约的监督；有作者认为要采取强制措施，提高妇女在联合国任职的比率，同时提高她们在联合国决策层的比率，强化联合国妇女组织的地位，修改有关的公约，使其更能体现妇女的要求，更好地为妇女服务。第三个高峰期是在2008—2009年。这段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国妇女人权的发展，我国妇女人权的保障，妇女人权的国际保护，除此，对妇女遭遇家庭暴力也有集中研究。作者们对家庭暴力的定义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其产生原因，解决方式的特殊性，对于制止家庭暴力的举措，有作者提出加大执法力度，加大宣传力度以提高妇女的反暴意识，援助和保护受害者。

二、笔者观点

1.对妇女人权研究的基本评价。目前，我国的妇女人权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较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其一，大量学者对于妇女人权的关注和探讨，使得妇女人权走入了我们的视野，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对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提高妇女地位，实现妇女权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二，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完善对妇女人权的保护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有助于推动国家在妇女人权方面的立法。

【论文摘要】秋瑾所生活的年代处于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她的文学创作印证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与融合。她前期的创作以诗词为主要形式，集中在赞誉古代女英雄的主题上；后期成就最高的是赋有启蒙思想的白话文创作。对她前后两个时期文学创作的考察与评价，可以管窥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某些特质。

[论文关键词】秋瑾；创作；传统；现代；转型

秋瑾所生活的时代(1875—19o7)是中国新旧思想更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时期。1902年(或1903年)，…秋瑾随夫北上，成为她生活与创作的重要转折点。论文百事通据此，秋瑾的文学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主题与形式上均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文学创作现象反映了秋瑾思想上的巨大变化，也彰显出近代文化转型期文学所必然发生的变异。

一、秋瑾诗歌的主题

秋瑾出身于官宦之家，天生聪慧，加之少时在私塾中接受的传统教育，助其成为精于诗文的典型的传统社会才女。1892年，秋瑾随父亲秋寿南迁至湖南，开始了居湘、北上、旅日、回国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

其中，北上之后的北京生活时期促成了秋瑾思想的裂变与飞跃，形成了秋瑾前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创作主题。l896年，秋瑾遵从父母之命在湖南与富商子弟王廷钧完婚，这是她居湘期间由闺秀到人妇的生活转折。王家优裕的物质生活使秋瑾无衣食之忧，并有读书、交友、赋诗之闲。秋瑾赴京之前的创作形式以诗歌为主，其中以五言、七言居多。这时的秋瑾与传统社会的大多数女子一样，被阻隔在社会生活之外，借“春愁秋悲”表达她们闺中寂寞难耐的苦楚。她曾以“闺内惟馀灯作伴”、“一点无聊托素琴”(《寄柬理妹》)的诗句表达自己孤独寂寥的情怀。这类诗歌与大多数古代女子常见的主题相同。

然而，秋瑾天生与众不同的秉性，使其大量诗作与那些“必然流入‘自娱’与‘闲吟’的私人价值范畴”的“闺秀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古代诗词有借物咏怀、托物寓意的传统，在秋瑾这一时期的咏物诗中，傲霜斗寒的松、梅、菊等意象十分常见，她通过吟咏这些雄健、刚毅的文化意象，阐释了自我“英风傲骨”的性格与品质。在“岭梅开候晓风寒，几度添衣怕依栏”这样常见的有感于季节变化的诗句中，寄予着秋瑾“残菊犹能傲霜雪，休将白眼对人看”的人生志向，与她对花木兰、秦良玉等古代女杰的崇拜心理相契合。

对古代英雄女杰的歌吟与赞誉，是秋瑾这时期诗歌创作的中心主题，《(芝龛记)题后八章》可堪称代表。这首诗创作于入湘之初，有感于清人董寅伯所作之传奇《芝龛记》。《芝龛记》记载了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事迹，她们的功绩成为秋瑾抒发自己人生理想的媒介与载体。此后，花木兰、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形象不断出现在秋瑾的诗作中。

一、生态女权主义概述

生态女权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之中，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生态女权主义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号召女性发动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地球，这种生态革命将使两性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关系。

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者S.格里芬等人强调女性身体功能和自然接近，认为女性比男性较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美国学者伊内斯特拉·金把生态女权主义定义为一场女性认同运动，她声称：“我们为了忠于未来的世界，忠于生命和忠于这个地球而向父权挑战。我们通过自己的性别特征和我们作为女性的经历对此有着深刻和独特的见解。”

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是价值观念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社会运动。生态女权主义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活动，是女性为维护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区，反对由于父权社会、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化主义而引起的恶性发展和环境恶化所进行的不懈斗争，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统一。

第二，生态女权主义的重要论点还包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批判，多样化和统一性，对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等。西方现代科学、生活多样化、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等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均是在父权社会观念主导下，人类社会为了满足物质丰盈或者追求国际地位所做的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的活动，这种掠夺和破坏的意识同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第三，寻求建立联系的原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生态女权主义寻求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友好共处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生态女权主义与文学评论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研究的不断推广和深入，其思想已经深入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生态女权主义也随之而起，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生态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解读含有生态和女性内涵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凡是体现了对整体、相互关系和稳定的世界的追求，洋溢着关怀、同情和“慈育意识”的文学作品会受到极力颂扬，相反，弥散着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扩张、功利性的破坏性话语，则被毫不容情地被批判。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传人中国。在历经20多年的理论研究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在此期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断地被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源引、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现当代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推动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一、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登上了美国文坛。黑人女性文学不仅批判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而且从独特的视角探讨了黑人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塑造了许多典型的黑人女性形象。

（一）早期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在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如赫斯顿的小说《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就塑造了一位勇于抗争和呐喊的黑人女性形象———珍妮，童年时期珍妮感到内心压抑，她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16岁时珍妮嫁给了洛根，在家里珍妮没有任何话语权，任何事情都需要他人安排，但珍妮并没有丧失理想和希望，而是勇敢地寻找真实的自我。后来，珍妮嫁给了乔，乔是一个思想解放、视野开阔的男性，他给了珍妮很大的生活空间，但珍妮仍感到痛苦和压抑。在乔死后，珍妮非常孤独和寂寞，但她终于明白了，幸福和金钱多少、房子大小并无关系，她的不幸婚姻源于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文化和不平等的夫妻关系。最后，珍妮嫁给了蒂，他们建立了平等、真诚的婚姻关系，珍妮也找回了迷失的自我。

（二）二战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二战之后至60年代是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蓬勃发展，这促进了美国黑人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的布鲁克斯、马歇尔等黑人女作家从不同角度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女性形象。如布鲁克斯的《穆德•玛珂》塑造了鲜明而生动的女性形象，描写了黑人女性细腻而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现了美国主流文化对黑人女性的影响；在《褐色女孩儿，褐色石头》中，马歇尔描写了不同环境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了社会文化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主人公赛斯勇于反抗，她控诉了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并且将你宰杀、蹂躏与玷污”，揭示了种族歧视的社会现实。［3］

（三）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黑人女作家描写了美国黑人女性自我异化的生存状况，发出“黑人女性也是人”的呼唤，为黑人女性解放运动开辟了新方向。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莫里森的《爵士乐》、爱丽丝的《紫色》等。小说《紫色》中，软弱、善良的西丽被继父强奸，后来嫁给了有四个孩子的鳏夫，结婚后受到丈夫的百般虐待，而她总是默默地忍受命运的不公，在遇到莎格之后，西丽受到了启发，她离开丈夫到孟菲斯开了个裁缝铺，过上了独立的生活，西丽的人生经历启示人们：黑人女性唯有获得经济独立，才能获得做人的尊严。生性倔强的索菲亚，不愿忍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压制，也不肯对丈夫唯命是从，为了寻求真正的爱情，索菲亚勇敢地走出了家庭，却被白人关进了监狱，最后她只得听从命运的安排，索菲亚的不幸命运告诉人们：在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社会中，黑人女性的抗争或许能在小范围内取得成功，但是她们仍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讲述了黑人小女孩儿佩科拉的悲剧命运，佩科拉出生于一个普通的黑人家庭，她的皮肤黝黑，为此父母经常打骂她，她也受尽了周围人的歧视和冷漠，她渴望有一双蓝眼睛，这样她就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后来，醉酒的父亲强奸了佩科拉，牧师迈克也欺骗了她，最后，佩科拉变疯了，在梦幻中她终于拥有了一双蓝眼睛。

二、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现状

随着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许多黑人女性批评家走向了学术研究领域，她们积极倡导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建构黑人女性的主题精神，挖掘曾被人们忽视的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从而推动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早期的黑人女性文学以自然性别、种族差异等为出发点，有着强烈的种族和派别的色彩，始终将“女性意识”“女性立场”“女性视角”等作为话语中心，但随着女性文学的深入发展，“性别”代替“女性”成为黑人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中心，“性别”“性别视角”“性别立场”等词汇广泛出现于黑人女性文学论著中。

1970年，托尼•凯德编著了黑人女性作品选集《黑人妇女》，该书汇编了黑人女性作家创作的散文、诗歌、小说等，再现了黑人女性面临的种族、性别等问题，表现了黑人女性在文学研究上的自觉性。而黑人女作家华盛顿的《黑人女性形象的创造者》《黑眼眸的苏珊们》等也反映了黑人女性对文学研究的关注。1977年，芭芭拉•史密斯发表了《迈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该文论述了种族、性别、阶级等与黑人女性的关系，并将“种族”的概念引入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之中，推动了黑人女性主义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爱丽丝发表了论文《寻找母亲的花园》，她挖掘了白人女权主义、黑人男性传统的遮蔽下的黑人女性话语，厘清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和黑人女性主义的界限。黛伯娜发表了论文《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她分析了白人文学和黑人女性文学的差异，并将视野延伸到了黑人种族内部，拓宽了黑人女性文学的边界。20世纪90年代，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将性别、阶级、种族等引入文学批评中，进一步丰富了女权主义理论。此外，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推动了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后殖民主义批判是研究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文化身份、民族文化等问题的文学批评理论，它涉及移民、农奴制、性别、种族等社会问题。而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双重压迫下的产物，它与后殖民主义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黑人女性与黑人男性一样都承受着种族主义压迫，都在为民族和种族的歧视而抗争。其次，黑人女性不仅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而且要承受强烈的性别压迫，这使她们饱受身心折磨，这使黑人女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也使黑人女性作家有着独特的思想情感与文学气质。在后殖民主义者看来，文学作品的作者、读者、评论者等都是从特定的阶级、政治、种族、性别、文化等角度从事创作、阅读和评论，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都带有强烈的“身份”烙印，这种文学理念启发了黑人女性作家，她们常以独特的视角探讨黑人女性面临的种族歧视、性别压迫，揭示黑人女性的家庭和婚姻悲剧。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它展现了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表达了广大黑人妇女的心声，对推进黑人民族和黑人妇女解放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我国对女性劳动及社会保障权益的保护也由来已久，随着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女性劳动者的权益备受关注。本文从女性劳动及社会保障权益的范畴出发，从女性平等就业、“四期”保护、生育保险及维权路径方面分析女性权益保护的弊端，并从立法、地方政策、社会责任等层面提出解决对策。希望女性劳动及社会保障权益得到切实保护。

【关键词】女性劳动及社会保障权益；弊端；完善对策

一、女性劳动及社会保障权益概述

女性作为与男性拥有平等权利的劳动者，具备一般劳动者的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益。如就业权、休息休假权、劳动安全卫生权、职业培训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险和福利权、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争议权和民主参与权等。除此以外，女性还具有一些特殊权益：（1）禁忌劳动。如常年的矿山井下作业、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以及每小时负重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20公斤的作业，或者间断负重、每次负重超过25公斤的作业。（2）四期保护。指为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女性提供带薪生育假和设置禁忌劳动。（3）特殊保护设施。如单位建立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等设施的规定，妥善解决女职工生理卫生、哺乳方面的困难。

二、女性劳动及社会保障权益保护的弊端

（一）女性平等就业权利方面的弊端女性的平等就业权保护由来已久，但女性择业时，仍旧会遭到一定程度的隐性歧视。企业在招聘信息中，虽然没有提及“只招男性”的限制条件，但在接受到的简历中，很多企业默默的将女性求职者以各种非性别理由筛选出来，甚至在学历能力明显占优、面试表现也很突出的情况下，也被用人单位直接淘汰。

（二）女性“四期”保护方面的弊端1、“经假期”的探讨仍在继续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只有女性劳动者的“三期”保护，随着经期保护的产生，就有了“经假期”的探讨，并严格要求按照医院开具的证明确定休假。但发展至今，“经假期”仍旧没有写入立法，在各地出台的政策中，已经有了“经假期”的先例，即根据医院出具的证明，每个月给予1-3天的休假。2、产假期限各地长短不一目前法律对产假时间给予了更加宽限的规定，一般规定为98天，允许产前15天开始休产假。难产增加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一胎增加15天。但各地的产假时间长短并不一致，山东等省的产假标准最高达到了158天。可时间的不统一性，导致女性产假休假权因地域不同而产生差异，这种差异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3、以“四期”保护为借口的转职降薪女性劳动者经常会因为“四期”的特殊保护而导致转职降薪。“经期”、“孕期”有很多禁忌从事的工作，很多怀孕女性会因此被调离原工作岗位而去工作强度比较低的岗位，薪金也会因此变低；“产期”的女性在家休产假，产假结束后回到工作岗位，可能无法很快适应原工作，同时在孩子未满一周岁的时间内还享受“哺乳期”特殊保护，工作时间变短，很多都直接被调换了工作岗位。4、“共同育儿假”未全面普及国家全面二胎政策实施以来，全国各地为了确保女性生育权，积极倡导让男性分担育儿责任。2018年6月1日，江苏省开始实施《江苏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其中将“共同育儿假”首次正式入法。该条例中明确规定，鼓励用人单位在女方产假期间安排男方享受不少于5天的共同育儿假。尽管如此，我国其他省市地区，虽然不同的工作单位都适当的允许男性因妻子生育而有一定休假，但都还没有“共同育儿假”的相关法律规定。

（三）生育保险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的弊端1、生育保险待遇过低我国女性的生育保险待遇包括孕期的检查费、产期的手术费、产假期间的工资补贴以及其他费用等。覆盖的内容比较多，但通过生育保险给付的费用比起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都相差悬殊。2、全面二胎背景下的生育保险制度未有明显变化全面放开二胎背景下，部分生二胎女性年龄较大，孕期各种检查费用增多，生产时的手术花销较大，生育后承担的身体与精神压力都较大，但国家在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并没有明显变化。3、用人单位女职工福利设施缺乏上世纪50年代，由于女性生理期卫生安全保护的缺失，上海一家工厂爆发了女性“月经病”，从那时期，女性劳动者的用人单位就开始尝试设置女性经期卫生室、女性哺乳室、女性休息室等。由于用人单位规模不一，这些女性福利设施不是所有的用人单位都有条件满足。

[摘要]本文以国际上关于传播媒介和人种学关系的论文为对象，通过对作者属地分布、涉及区域、发表时间、相关媒介和主题域状况等具体数据分析，概括出传播人种学近年来的研究动向和热点，以及我国传播研究在这一方面的进展和前景。[关键词]传播人种学；媒介；方法论；统计Abstract:Wechoosetheinternationalsignifyarticlesontherelationbetweenmassmediaandethnographyastheobjectfile,andthenanalyzethedataconcretelyaboutthedistributingoftheauthors’workingplaces,theareas,thedates,themediainvolvedandthesubjectfields,etc.Wegeneralizethestudypulseandhotspotrecently,andtheadvanceandtheforegroundofourcommunicationresearchinthisfield.Keywords:CommunicationEthnography;Media;Methodology;Statistics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人种学研究逐渐突破原有的格局，将视角延伸到包括发达国家社会的许多领域。本文即是对人种学与传播媒介交叉的国际研究作分类分析，以反映该理路的研究状况。其基本理论前提是，采用人种志的方法论，将传播媒介研究纳入对特定群体的观照中，大到狭义的人种、小至某个具有相似特征的群体，从而获得传播理论新的视野和路径。本文主要以ProQuestAcademicResearchLibrary(ARL)和EBSCOhost两个国际英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在PROQUEST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theethnographyofmedia”；在EBSO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media”、“ethnography”，两词用“或”逻辑连接，共搜索到从1990年到2005年7月关于传播媒介和人种学关系的学术论文105篇（排除重合部分），并从中选取87篇以传播人种学为主题的论文，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按照作者属地分布、涉及区域、发表时间、相关媒介和主题域等分类，对这些论文进行分析，概括出近年来国际传播人种学的研究动向和热点。

一、基本分类分析1．论文作者属地和涉及区域就论文作者单位所属国家而言，美英两国处于垄断地位，美国占57篇，英国占14篇。从本文选取87篇论文所涉及的区域来看，有16篇以发展中国家为社会背景，占总量的18%，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成为传播人种学的主要研究背景。在描述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的16篇论文中，关于印度的研究表现了突出的连续性和活跃性，共有7篇；此外，关于玻利维亚的有2篇，关于其他国家的均为1篇，包括中国在内。这与人种学以非发达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表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研究路向，已经将反观自身社会文化作为核心。同时，表现出与人类学研究的总体格局的一致性：在经历了对未开发的社会群落，对印度、中国、埃及等古文明国家社会，以及对发达国家自身社会研究三个阶段后，人类学者更多地运用主位视角，将研究目光投注到自身的社会文化中。传播人种学研究则以青出于蓝的态势，成为其中的一个亮点。面对政治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传媒通讯的发展，媒介研究者借鉴人种志的方法论，通过对不同受众群体的关注，展现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力。由于发达国家学者研究视野的转向，以及发展中国家研究力量和水平的限制，国际传播人种学研究对于非发达社会的关注逐渐趋缓。在承继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关于印度的研究者经常在后殖民主义的架构下，与媒介研究结合，广泛探究社会文化中的特殊群体问题。相比之下，关于中国的研究，却没能持续人类学研究第二阶段的活跃性，表现出明显的断裂。在目标论文中，只有R.A.Litzinger的GovernmentfromBelow:TheState,thePopular,andtheIllusionofAutonomy是关于中国的[1]。通过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引擎，搜索到关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关系的论文，只有日本东海大学研究生院顾宁的《人种学研究与数字化媒体》一篇[2]。2．发表时间分布从的时间来看，两个数据库搜索到的目标论文最早时间均为1990年。从1990年到2000年，共有35篇；从2001年到2005年7月，共有52篇。如图所示：在1990年到1998年期间，传播人种学论文每年都不超过4篇。从1999年起，数量开始呈螺旋状攀升，2001年、2003年和2004年分别达到11篇、13篇和19篇，占总量的50%。从时间分布来看，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国际研究大致在1990年代早期出现，并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到1998年是兴起期，1999年至今为发展期，近两年呈现逐渐升温的趋势。这表明，自20世纪末以来，传播媒介研究与人种学结合的学术理路成为研究的一个活跃地带，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人种学视角，分析传媒影响，拓展传播理论。3．涉及媒介类型从论文所涉及的媒介类型来看，专门研究报纸、杂志和广播等三大传统媒体的论文占6篇，计算机和互联网占7篇，电视占8篇，新媒介占9篇，其他57篇均为泛指的大众媒介。从上述媒介构成特征来看，传播人种学不再把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等传统大众传媒作为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把兴趣转移到因互联网、数字技术和卫星传输技术促成巨大变化的媒介上面。电视作为大众传媒霸主，仍然对社会起着重要影响。电视受众、商业形象和政治形象问题，仍然是人种学方法论比较便利而实用的切入点。顺应新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媒介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潮流。传媒全球化及本土化、网络平权等话题，都适宜大众媒介与人种学的交叉研究。然而，更多的研究还是将特定群体放置于宽泛的大众传媒影响中，以混合媒介环境来探讨受众及政治、经济或文化问题。由此可见，传媒与人种学的结合仍处于拓展阶段，在专业化、精细化、程式化方面尚待继续开掘。

二、主题域分析从论文所涉及的主题来看，我们将这些论文分为一般理论、政治、经济、社会和媒介自身五个方面。其中，为了突出全球化问题，又将政治分为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两个部分；按照性别、青少年、种族和特殊“族群”等出现较为频繁的问题，把社会部分进一步细分；为了突出大众传媒在传播人种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把媒介报道和赛博空间专门列出。1．一般理论研究从多种视角探讨传播人种学理论的论文有18篇，在各种类型研究中占最多。其中有以具体事物切入主题研究的，例如，从声音、建筑设计、交际舞、车间、超媒体等生活中熟知的东西，推衍出传播媒介的人种学理论；也有运用语言学理论，从文本危机、符号交互、人种身份、他者叙述等阐发出新的理论观点；更多的是从泛化受众研究，演绎出传播理论在人种学方面的理论空间和学术价值。2．政治问题（1）全球化、本土化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话题一直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场域。自20世纪末期以来，媒介全球化趋势促使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向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叙事策略的转变。侵略与抵抗在全球化语境中，生发出更为潜在、深沉、焦灼和无奈的隐忧。在所涉及的14篇论文中，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占8篇，而且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后。由此可见，该话题是传播人种学一个方兴未艾的热点。TomBoellstorff在《配音文化：印尼男女同性恋的主观性和人种学在已经全球化的世界》一文中，以印尼主流大众媒介（而非西方同性恋媒介）对男女同性恋的看法为切入点，分析外国电视使用印尼语言配音，从而通过“配音”文化现象分析、批判全球化进程。[3]（2）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话题上，共有8篇论文涉及到了6个国家和地区。关于中国的那篇论文主要论述了城市流行文化与社会政治问题；关于埃及的，是一本《国家的戏剧：埃及电视政治学》的书评，评论者的文章题目为《媒介人种学》[4]；哥伦比亚大学的Short,JohnPhillip将时间推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探讨图书馆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帝制的影响[5]；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研究者通过对印度小城镇的官僚腐败，提出了“政府人种学”（ethnographyofthestate）的概念。作为媒体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民主和政治问题始终是媒介研究的一个有效角度，尤其是中国问题，更容易得到国际学术刊物的青睐。3．消费对于消费问题的专题研究有7篇论文，涉及到MTV网络、体育商业、音乐侵权等领域。在由大众传媒助推的消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代，消费类型、消费群体与大众传媒、广告的关系应该是与人种学相交叉研究的一个有效途径。例如MacAloon,JohnJ.在《奥林匹克运动比较研究中的人种学要求》一文中，将大众消费、体育商业、大众媒介与人种建立联系，从而获得一种人种文化的方法论。[6]然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不足总量的8%，是传播人种学一个有挖掘前景的方向。4．社会问题（1）种族主义在多元社会中，种族主义经常是学术研究的活跃地带，而且是比较易于运用人种学方法论把握和操作的领域。以美国和英国社会文化为背景的研究占主导地位：在9篇论文中，美国社会占6篇，主要讨论了白人、非裔美国人、墨裔女孩与媒介环境、媒介形象等问题；英国社会占3篇，探讨了移民与国际安全、足球流氓和孟加拉人暴力等问题。其实，中国社会的新疆人、河南人、浙江人、东北人等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群体，及其在传媒覆盖下的形象问题都可以成为传播人种学有价值的话题；作为一个逐渐融入全球化轨道的社会，中国人与外国群体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这些问题，都为我们实现该领域研究的突破，提供了“田野”素材。（2）性别作为分析媒介作用的有效方法论，女权主义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关于性别的传播人种学论文有12篇，而且扩展到同性恋、人妖、男性与拳击等方面。关于印度社会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具有较突出的实力，有3篇文章将女权与后殖民语境相结合，有1篇探讨了印度人妖在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形象问题。由于女性和同性恋群体在社会中的普遍意义以及女权主义的理论支撑，性别问题也成为传播媒介与人种学对接的一个窗口。（3）青少年影响在媒介研究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青少年影响方面，人种学方法论无疑能够起到显著作用。有8篇论文分别从以下方面论述了对青少年的意义：计算机使用、幽默剧、流行音乐等媒体影响，性、艾滋病和人际关系在传媒作用下的影响等等。Milkie,MelissaA在《大众媒介和青少年群体的性》中，通过一群在学校中自然形成的朋友群体以及基于大众传媒内容而形成的集体性性观念，探讨一种关于青少年群体受媒介影响的人种学方法论。[7]同样，这些论文的数量也没有准确反映传播人种学在该问题方面的应有状况，属于有挖掘潜力的领域。（4）特殊“族群”这里所指的“族群”，是主体具有某种社会特征的相似性，从而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普遍问题。由于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的交叉地带属于特殊群体，在探讨这些问题时，该方法论彰显出优势和活力。9篇论文分别从厌食、吸烟、感伤癖、新兵、特殊犯罪等角度进行论述，使叙事新颖而又别开生面，为写作论文出奇制胜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传播人种学的学科建设开拓了新的领域。DeSantis,AllanD.在《一群无所事事白家伙的闲聊》一文中，通过媒介对吸烟者的影响，分析男子的社会群体活动过程，并得出关于交往和传播的理论假设。[8]5、媒介自身（1）媒介报道在这些论文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传播人种学对于媒介报道者自身进行观照，从逆向视角获取媒介的群体意义。这些论文涉及到挪威的广播报道、玻利维亚的民众新闻、美国的西班牙语传媒报道和肯尼迪暗杀报道等，将报道者作为一个群体，为传播人种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切入角度。（2）虚拟空间我们把赛博空间研究专门列出，主要考虑了互联网在人类现实与虚幻环境的构建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潜在能量，以及人种学家由此对于“田野”范畴的扩展――互联网已经将传统意义的“田野”调查延伸到网络的海量信息数据库。虽然只有6篇论文对在线服务、赛博咖啡馆、虚拟社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互联网所构筑的虚拟空间，将对传播人种学学科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发表刊物在目标论文中，被SSCI收录的共有9种刊物24篇（占总量27%）；关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刊物共17种，涉及论文30篇（占总量34%），其中被SSCI收录的期刊分别有5种9篇；关于人类学/人种学研究的共6种，涉及论文19篇（占总量22%），其中被SSCI收录的分别有4种15篇。被SSCI收录的目标刊物如下所示，括号内为发表篇数：关于人类学/人种学的刊物：ANTHROPOLOGICALQUARTERLY(3),AMERICANETHNOLOGIST(4),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3),JOURNALOFCONTEMPORARYETHNOGRAPHY(5)。关于传播媒介研究的刊物：NEWMEDIA&SOCIETY（4）,JOURNAOFCOMMUNICATION(4),SOCIALSCIENCECOMPUTERREVIEW(1),CRITICALSTUDIESINMEDIACOMMUNICATION(1),COMMUNICATIONTHEORY(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传播人种学的国际在传播媒介研究刊物上的较多，占1/3，而且刊物很多；发表在人类学/人种学研究刊物上的占1/5左右。所有87论文中，有超过1/3被SSCI收录，而且在人类学/人种学研究刊物上发表的有80%被收录。

四、结论1．国际传播媒介与人种学结合的研究出现在1990年代初期，到20世纪末后逐渐升温，近年来成为媒介研究的活跃地带。2．无论从作者属地和所涉及的地域来看，美英两国都处于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人种学研究不再是传播人种学的焦点，对印度社会的论述保持着连续性，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相对薄弱，并表现出明显的断裂性。3．宽泛的大众传媒是研究的核心，新媒介研究比较活跃，而对传统媒介的研究相对冷淡，表明传播人种学仍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4．主题域方面，一般理论、全球化/本土化和性别研究是热点，种族主义、民主/政治和特殊“族群”研究可能是中国问题的突破区域。5．传播人种学论文在国际刊物上的发表阵地很多，而且易于被SSCI收录，尤其是有关人类学/人种学的研究容易被收录。6．在国际传播人种学研究逐渐升温，而中国这一方面研究相当薄弱的情况下，针对国际刊物写作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既具有突破意义，又能够带来现实影响。注释：[1]R.A.Litzinger.GovernmentfromBelow:TheState,thePopular,andtheIllusionofAutonomy.Positions;Spring2001,Vol.9Issue1,p253.[2]顾宁：《人种学研究与数字化媒体》，《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3]TomBoellstorff.Dubbingculture:Indonesiangayandlesbisubjectivitiesandethnographyinanalreadyglobalizedworld.AmericanEthnologist.Arlington:May2003.Vol.30,Iss.2;pg.225.[4]WalterArmbrust.TheEthnographyofMediaAnthropologicalQuarterly.Washington:Fall2004.Vol.77,Iss.4;p.819.[5]Short,JohnPhillip.Everyman''''sColonialLibrary:ImperialismandWorking-ClassReadersinLeipzig,1890–1914.GermanHistory;Oct2003,Vol.21Issue4,p445.[6]MacAloon,JohnJ.TheEthnographicImperativeinComparativeOlympicResearch.SociologyofSportJournal;1992,Vol.9Issue2,p104.[7]Milkie,MelissaA.Socialworldapproachtoculturalstudies:Massmediaandgenderintheadolescentpeergroup.JournalofContemporaryEthnography.ThousandOaks:Oct1994.Vol.23,Iss.3;pg.354.[8]DeSantis,AllanD.ACOUPLEOFWHITEGUYSSITTINGAROUNDTALKING.JournalofContemporaryEthnography;Aug2003,Vol.32Issue4,p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