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兵论文范文

同学们：

你们好！首先，为你们完成学业并即将踏上新的征途送上最美好的祝愿。同学们，在华中科技大学的这几年里，你们一定有很多珍贵的记忆！

你们真幸运，国家的盛世如此集中相伴在你们大学的记忆中。08奥运留下的记忆，不仅是金牌数的第一，不仅是开幕式的华丽，更是中华文化的魅力和民族向心力的显示；六十年大庆留下的记忆，不仅是领袖的挥手，不仅是自主研制的先进武器，不仅是女兵的微笑，不仅是队伍的威武整齐，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和旗帜的威力；世博会留下的记忆，不仅是世博之夜水火相容的神奇，不仅是中国馆的宏伟，不仅是异国场馆的浪漫，更是中华的崛起，世界的惊异；你们一定记得某国总统的傲慢与无礼，你们也让他记忆了你们的不屑与蔑视；同学们，伴随着你们大学记忆的一定还有什锦八宝饭；还有一个g2的新词，它将永远成为世界新的记忆。

近几年，国家频发的灾难一定给你们留下深刻的记忆。汶川的颤抖，没能抖落中国人民的坚强与刚毅；玉树的摇动，没能撼动汉藏人民的齐心与合力。留给你们记忆的不仅是大悲的哭泣，更是大爱的洗礼；西南的干旱或许使你们一样感受渴与饥，留给你们记忆的，不仅是大地的喘息，更是自然需要和谐、发展需要科学的道理。

在华中大的这几年，你们会留下一生中特殊的记忆。你一定记得刚进大学的那几分稚气，父母亲人送你报到时的情景历历；你或许记得“考前突击而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考场时的悲壮”，你也会记得取得好成绩时的欣喜；你或许记得这所并无悠久历史的学校不断追求卓越的故事；你或许记得裘法祖院士所代表的同济传奇以及大师离去时同济校园中弥漫的悲痛与凝重气息；你或许记得人文素质讲堂的拥挤，也记得在社团中的奔放与随意；你一定记得骑车登上“绝望坡”的喘息与快意；你也许记得青年园中令你陶醉的发香和桂香，眼睛湖畔令你流连忘返的圣洁或妖娆；你或许“记得向喜欢的女孩表白被拒时内心的煎熬”，也一定记得那初吻时的如醉如痴。可是，你是否还记得强磁场和光电国家实验室的建立？是否记得创新研究院和启明学院的耸起？是否记得为你们领航的党旗？是否记得人文讲坛上精神矍铄的先生叔子？是否记得倾听你们诉说的在线的“张妈妈”？是否记得告诉你们捡起路上树枝的刘玉老师？是否记得应立新老师为你们修改过的简历，但愿它能成为你们进入职场的最初记忆。同学们，华中大校园里，太多的人和事需要你们记忆。

请相信我，日后你们或许会改变今天的某些记忆。瑜园的梧桐，年年飞絮成“雨”，今天或许让你觉得如淫雨霏霏，使你心情烦躁、郁闷。日后，你会觉得如果没有梧桐之“雨”，瑜园将缺少滋润

，若没有梧桐的遮盖，华中大似乎缺少前辈的庇荫，更少了历史的沉积。你们一定还记得，学校的排名下降使你们生气，未来或许你会觉得“不为排名所累”更体现华中大的自信与定力。

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些特别的记忆。你们一定记住了“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从热闹和愚蠢中，你们记忆了正义；你们记住了“打酱油”和“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从麻木和好笑中，你们记忆了责任和良知；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哥的犀利。未来有一天，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

(一)

有这样一位女孩，小的时候，常常望着星空发呆：长大后干什么呢？做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兵，当一个风风光光的明星，还是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女企业家？可她长大后，偏偏考到了一所师范院校——这，就是我。开始，我的心里有些空落落的，以为自己壮志难酬。直至真正站到了神圣的讲台前，我才发现“区区三尺，学问非凡”，短暂的三年教学使我懂得了许多，也改变了许多。

我看见教师们像辛勤的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同一块土地精心耕作、无私奉献着。青年教师们把青春年华扎根于三尺讲台而无怨无悔；中年教师们将家庭搁置一旁而全身心地扑在教学工作上；老教师如老黄牛一般埋头苦干而不知疲倦。尤其是校长——一名优秀的老党员、有着杰出贡献的老教师，她创办了这所环境幽雅、设备一流、现代化高品位的新型学校，开辟了教育改革新路子，领着我们意气风发地走向新世纪！“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校长如是说，老师也跟着她这样做。教学实践使我懂得了“累”字的内涵，懂得了“爱”字的结构，懂得了该怎样去教我的学生。慢慢地，这首“新世纪的奉献之歌”在我心底诞生了。

我着魔般地爱上了它，不善歌唱的我每天默默地用行动诠释着这首歌的真谛。我成了38名孩子生活的朋友、学习的导师，不再把梦想寄托给星星，而是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孩子们的身上。我用真诚换取孩子们的信任，用爱心呵护他们的成长。“润物细无声”，孩子们一天天地进步了，一天天地长大了。听着他们从幼稚的“牙牙学语”到朗诵一首首美妙的诗歌，我深切地感悟到了当教师的光荣和自豪。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是我最大的人生快乐。这群生龙活虎的孩子，正是我心灵的寄托、追求的欢欣！我将用我真诚的奉献，奏响这首“爱之歌”最美的旋律！

（二）

光阴荏苒，转瞬间在教育战线上我已快度过四个春秋。回首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酸甜苦辣各显其间，摸打滚爬中我渐渐熟悉了教师这个行业，默默耕耘中也渐渐有了一些收获。

曾经怀着对远方神圣的热切向往，我毅然选择了教师；曾经抱着对民办教育的无限憧憬，我决定踏进了新世纪这方热土。为了朝拜远方那心目中的圣地，我日夜兼程却无怨无悔。

无数个白天黑夜，我远离了喧嚣人群，告别了灯红酒绿，拥向那灯火阑珊处。我自与那清风白云作伴，在知识的海洋中赢取那心灵的海阔天空。教师，这个神圣的称呼，它如磁石吸引我游离的目光，安抚我躁动的心河。多少个宁静的夜晚，我安于寂寞，笔耕不辍。有时，为了备好一堂课，我认真钻研教材好几遍；有时，为了准备一篇材料，我翻阅大量书籍，不断学习新知，提升教育理念；有时，为了写好一则报道，对简单的几十个字我反复琢磨，细细推敲；有时，为了完成学校交给的紧急任务，我放弃休息天加班加点直到雄鸡报晓。

一、清末民初:“女国民”观念的提出

中国古代,只有反映等级社会上下尊卑关系与地位的“臣民”、“子民”、“庶民”、“黎民”等称呼,无所谓“国民”。与国相关的只有“国家”、“国君”的提法。梁启超曾说,“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1](116)康有为是最早使用近代意义上的“国民”一词的人,也曾使用“公民”一词,写有着名的《公民自治篇》,但与近代多数思想家一样,他更多的还是使用“国民”这个字眼。他们开始把“民”看成了对国家有权利、有义务、独立的人。

女国民观念的提出在20世纪初,正值清朝末年,是在国民概念的基础上由“国民之母”延伸出来的。它的出现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家意识的觉醒,二是人权与女权意识的觉醒。从戊戌时期开始,一个明确的、不同于古代的近代国家概念已经形成。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在结束专制统治、建立现代国家这点上,还是一致的。当时,各种报刊杂志讨论很踊跃,《国闻报》刊载的《论保国会《》、《书保国会题名记后》等文,明确指出国与君与民的关系,称:“呜呼!苟无民何有国,苟无国何有君,国者君与民之公称,而非一家一姓之私产也。”[2]表示了国民与国君对于国家是同样不可或缺的要件,以往三而合一的国家、君主与朝廷被区别开来。进入20世纪,随着新知识阶层的出现和西方政治学说的输入与传播,人们的国家意识更加明确和系统,国家至上意识有了进一步传播,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着名的《新民说》,强调:“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要人们理解,个人属于一个更重要的大团体——国家,“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1](218)。与国家意识同时出现的是人们的公民意识,即国民意识。何为国民?当时的研究者各有侧重之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如梁启超所说:“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扞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1](116)可以看出,这一提法更加注重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清末,“国民”已开始成为先进人士心仪向往的新的社会角色。与此同时,在戊戌妇女解放思潮的启蒙和20世纪初民主思潮的激荡下,一些开明人士(包括先进的女性),不仅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也强调女子的天赋之权。具有一定义务与权利的“国民之母”与“女国民”继“国民”观念出现后,也在社会的殷切呼唤中先后登场,成了当时最富时代特色的女性社会形象。

最早提出“国民之母”称谓的是金天翮,他在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一书中提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与立者国民之谓也。而女子者,国民之母也。”[3](4)当时社会影响颇大的《女子世界》亦有文章提出:“国民者,国家之分子,女子者,国民之公母也。”[4]“国民之母”的提出,基于人们对“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5],欲铸造出新时代国民的强体魄、高素质,必先铸造强体魄、高素质的国民之母,所谓“欲造国,先造家;欲生国民,先生女子”[6]。更有甚者,有人表示“女人以生产国民、教育国民为独一无二之义务”[7],这是当时人们在探讨救亡图存时,很自然得出的结论。在人们眼中,女性作为国民之母已具有相应义务和权利,但显然侧重于义务。一些主张女权的激进人士在国民之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女国民”的主张。1905年《女子世界》一篇论述女子体育重要性的文章指出,加强体育“不特养成今日有数之女国民,且以养成将来无数之男国民”[8]。虽然意寓仍在国民之母的重要,但推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概念“女国民”。《东方杂志》有文章则直接指出,“国民二字,非旦男子负担起资格,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并认为,女国民所表示的是“男女有平等的权力”[9]。社会上随之出现了“女国民”教育思潮,一些女学堂把向女学生灌输国民意识列为教育内容。1906年,上海群学社发行的《最新女子教科书》中提出“女子同为女国民”,“必先自爱其群,始勉尽己力牺牲私利,维持公利”[10](148)。1916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要求以“公民科”取代“修身科”,女学生的国民教育亦包含在其中。

如果说,戊戌维新时期人们对女性的要求有重义务轻权利的倾向,那么到了辛亥革命前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包括女性,则更加重视女国民的权利。1903年,金天翮的《女界钟》出版,成为中国女权思想史上的一道丰碑。书中着力宣传了女子应恢复的六种权利: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工农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婚姻自主之权利。此外,又特别提出了女性参政权,这是他最为看重的问题。他认为,即使目前尚不具备条件,也要为将来女子参政做准备。作者驳斥了所谓女子与小儿同权、男治外女治内、女子无参政之才能等谬论,大胆提出:“吾祝吾女子之得为议员,吾尤愿异日中国海军、陆军、大藏、参谋、外务省皆有吾女子之足迹也。吾更愿异日中国女子积其道、学问、名誉、资格,而得举大统领之职也。”[3](64-65)在他心目中,女性甚至可以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利,他为人们描绘了理想社会中女国民在提高参政权方面光辉灿烂的前景。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人们认为,全体人民已自然取得了国民资格,一些激进人士将注意力转向了如何实现女国民权利的方面。为此,原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王昌国等发起了激烈的女子参政运动,但终以失败告终。这件事说明了,女国民的声名与实实在在的权利还有很大距离。

清末民初,社会上还盛行着另一种社会思潮,即贤妻良母主义,这是维新派在戊戌时期首倡的。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一文中首次对女性提出了“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1](p51)的新要求,相夫教子和宜家善种成了良妻与贤母的新标准,反映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对女性的新需要。这种新诠释,与传统的以“三从四德”为标准的”良妻”、“贤母”明显不同,一是要求女性从为一个家庭而生存,变为为社会承担一定义务,为善种强国做贡献;二是要求女性不能惟酒食是议,要具有相夫教子的能力。既对家庭有责任感,又对社会有义务感。20世纪初,当“贤妻良母”这一完整概念从日本传入中国时,很快与维新派的提法一拍即合,成为当时进步人士公认的女性新形象。传统的良母、贤妻的标准和内涵,随着中国跨入近代门槛,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仍旧存在局限性,表现于没有跳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范式,把女性的角色仍然划定在“相夫教子”的狭小圈子里,潜在意识中仍然有男尊女卑的影子。与女国民的角色相比,新的贤妻良母主义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转换是初步和渐进的,显示出改良的特点,在当时的女性中适用的层面与群体较为广泛,社会公认度比较高。而女国民作为观念形态,表示的是女性在国家中的地位、与地位对应的权利与义务,以及享有权利与义务时应具备的素质。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是政治范畴的东西,人们接受相对困难,社会公认度受到影响。因此,清末民初新贤妻良母主义的流传比女国民观念流传的范围更广,接受新贤妻良母主义的人(包括妇女)比接受女国民观念的人明显要多。

二五四时期——对女国民“独立人格”的追求

(一则)

作为一名教师，三尺讲台，轻飘一身白雪，口若悬河，迎来学生斗趣。从平凡的日常教学工作中感受生活，享受生活。当前，教师面临的压力很大，以至于一部分教师产生了职业倦怠，而一般意义上的培训，尽管也有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但却解决不了职业幸福感这一问题。因此，在思考如何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加强师德建设时，要贴近教师生活，把在关注教师专业成长时，除了强调教育理念、专业知识、教学技能等等之外，更要培养教师具有积极向上的生活信念，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高雅的生活情趣。只有这样，教师才会从平凡的日常教学工作中感受生活，享受生活，获得职业幸福感。

教师专业底蕴的积累不仅仅是业务本身的积累。十年前毕业分配我去了我们当地最为偏僻的一个山村中学。在最初的几年中我除了完成相应的教育教学任务后，把很多的时间花在研究教育学，读了许多教育名著，像魏书生等一大批教育界的精英，他们的身上有的不仅仅是良好的师德，更多的是他们的职业幸福。很多听过我上课的老师都说我上的每一节课都离学生的生活世界是那样的接近，对教材挖的很有深度，而且每一节课都有创新，其实很多理念源于那几年的人生感悟，现在当我看到我上的课让我的学生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时候我会非常幸福，因为我和我的学生在共同体验着爱与责任；当我又上了一节好课的时候我会非常激动和幸福，这种探索与改革将会最终成为孩子们成长的营养。当我们的学生成为一个有爱心，有责任感，正直，乐观的孩子，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教师专业底蕴的积累不仅仅是业务本身的积累，我们要像章鱼那样有很多的触须伸向不同的领域，并从那些也许看起来和教育没有关系的领域中学习，有这样经历的老师对教师这个职业将会有更加深刻而全面的理解，真正明白教师职业的真谛所在。

教师要脱离功利性去看幸福感。现在有些教师把学生当成摇钱树，向学生卖书，向学生家长要物，借辅导学生向家长要钱要权，这些能使教师幸福吗？教师职业有特殊性，也只有教师能有职业的幸福感。教师付出的是爱，得到的是爱的回报，有时会是即时的，但有时会有一点滞后。记得老教育家吕型伟讲的一件事。一年，他到，想见一下几个学生。结果来了很多学生，有部长、有教授、有将军等。吕型伟先生感慨：“谁能一个电话，招来一百多人？教师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因此，教师要脱离功利性去看幸福感。

教师这个职业能够获得千万人的信任，拥有千百人的爱戴，因为教师能够真正体验到人生历程中最宝贵的真情。十三年的教学生涯，让我逐渐体会到了作为一名教师的快乐，让我体味到了当教师的崇高，也让我领悟到了作为教师的成功的真谛——走近学生，就是完善生命。教师的快乐，来自学生，感受教师职业的真谛，满足了，得到了，快乐着，幸福着。幸福就在你的眼前，只要留心去发现。

有这样一个故事：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准备修建一座体育馆，消息传出，立刻引起教授们的反对，校方于是顺从了教授们的意见，取消了这项计划。教授们为什么会反对呢？原因是校方选定的位置是在校园的华盛顿湖畔，体育馆一旦建成，恰好挡住了从教职工餐厅窗户可以欣赏到的美丽湖光。就为了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校方会如此尊重教授们的意见呢？原来，与美国教授平均工资水平相比，华盛顿大学教授的工资一般要低20％左右，教授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而不到其他大学去寻找更高报酬的教职，完全出于华盛顿大学对他们的尊重和留恋在华盛顿大学执教的幸福感。

幸福使他们淡化名利的纷争，幸福使他们不仅把职业作为一种生存的手段，并且产生更高的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