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培训范文

《青年探索》2018年第3期

摘要：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方式和舆论引导受到了新的挑战。高校青年党务干部作为高校党务干部的中坚力量，如何依托新媒体平台开展党务工作的研究被提上日程。以提升高校青年党务干部媒介素养为切入口，回顾媒介素养相关文献，分析媒介素养在开展党务工作中的必要性，从高校青年党务干部要树立媒介素养意识、努力提升自身媒介水平和高校要开展有效的媒介素养培训、加快“互联网+党务”活动的开展四个方面探讨媒介素养提升的新路径。

关键词：新媒体；青年党务干部；媒介素养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新媒体传播正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改变着信息的传播方式与传播速度。2017年8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1/5。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手机网民占比达96.3%[1]。由此可见，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新媒体的发展正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高校青年党务干部是高校党务干部的中坚力量，担负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新时期如何以新媒体平台为依托，开展党务工作，将是我们长期需要研究的课题。

二、媒介素养文献回顾

媒介素养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始于英国，而我国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1997年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发表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是我国首篇系统全面地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国内对媒介素养的代表性的观点即“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于不同媒介的特质与功能的认知能力，对媒介传播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参与媒介、运用媒介及其信息为个人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能力[2]14-20。”近些年，从方面来看，关于媒介素养研究的文章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并且研究视角和研究群体层次多样。在中国知网（CNKI）输入关键词“媒介素养”，论文数量达12255篇，其中关于新媒体领域的媒介素养论文达1290篇。从研究的侧重点来看，分散于媒介素养教育、大学生群体的媒介素养研究、高校教师媒介素养研究、中小学教师媒介素养研究以及媒介素养相关理论的研究，而在高校干部队伍建设中研究媒介素养的文章甚少。总的来说，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主要概括为对媒介素养教育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和各层次群体媒介素养的研究。新形势下，高校青年党务干部如何提升媒介素养，从目前知网收录的文章来看，研究几乎为零。提升高校青年党务干部媒介素养能力，推动青年党务干部队伍建设，能促进高校党建工作全面发展。

三、党务工作与媒介素养

一般认为，媒介素养教育起源于英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英国学者开始倡导媒介素养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反对传媒中的流行文化价值观念，训练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中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1]。现在很多国家都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内，并陆续发展出许多教学模式及课程教材以供参考，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成为一种终身教育。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研究正处在起步和实验阶段，国家的课程标准中没有明确的媒介素养培养要求。但是通过对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和现状梳理，我们可以认识到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中小学中开展势在必行，这也是对中小学受众整体素质提高的一种具有长期效益的投资。同时，港台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蓬勃发展为我国具体实施中小学素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和内容

媒介素养教育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学生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2]。这成为我国中小学在素质教育中加入媒介素养教育的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1.1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总的来说，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习者明智理性地辨识大众媒体，使学习者不仅能使用、分析、评价各种媒体信息，并能够运用媒体进行交流与表达，从而促进思想道德建设与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具体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使学生能真实全面地认识媒介特质。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帮助中小学生形成对媒介性质和功能的正确认识，能够客观地评价媒介性质、功能和局限，正确认识不同媒介的传播特点，发展关于媒介的思想。第二，提高学生接触媒介的自我控制力。由于学生没有很好的自控能力，如沉溺于电视节目而耽误学习，所以媒介素养教育要帮助学生管理好媒介接触行为，不要成为媒介的奴隶。第三，帮助学生通过媒介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从而发展自己。

1.2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内容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存在一定差异，但大体上是一致的。结合我国教育情况，笔者认为我国中小学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包括以下内容。

1）增加对媒介的了解，学会以批判的意识接触媒介信息。媒介素养教育首先要告诉受众“媒介是什么，它是怎样运行的”，如报纸、电视的运作方式及两者的差异，使得受众真实、准确地了解媒介。然后受众才能在了解媒介的基础上，运用批判的意识接触媒介信息，了解到对如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应该及时避免，文化、新闻等对学生有帮助的信息应多接受，以此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媒介价值观。

2）掌握与媒介交往的尝试，懂得合理地运用媒介完善自我、服务自我。当对媒介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后，中小学学生应该学会进一步和媒介交往，利用媒介信息来完善自我，使得自己的价值观有所提高，并能够在需要媒介信息时能及时地从知识结构中调用出来，以达到服务自我的目的。

从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可知，为了提高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必须抓好中小学的媒介素养教育。

一、大众媒介带给思政教育对象的冲击

1.大众媒介造就了“童年消失”的一代。与印刷时代年幼者必须通过专门的教育获得诸如识字、阅读等技能，从而步入成人世界的历程不同，在电子媒介时代，以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和通俗浅显为主要特点的图像信息传播方式促使年幼者能比较轻易地步入成人世界，从而使未成年和成人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导致出现“童年的消逝”现象，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道德问题，效仿成人犯罪活动促使低龄化犯罪率大大提高，责任意识淡化，虐待和侵犯儿童的案件频繁发生。

2.大众媒介造成学生的价值观偏离和行为失范。缺乏积极有效监督的大众媒介，不仅欠缺对色情、暴力、犯罪等不良信息的过滤能力，而且如果被传播者主观的把不良的价值观和理念融入就可能诱使青少年与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相偏离，尤其是当被传播技术占优势的国家利用时，就可能无意识地在其“普世价值”的欺骗下消解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

3.大众传媒交流方式导致人际关系淡化。大众传媒使人际交往方式多样化，沟通和交流变得更为便捷和灵活。然而，过度依赖媒介，就会减少与朋友、家人的相处和用语言交流的时间，也不容易直接传递表情、动作和姿势等蕴含的丰富情感，从而造成人际关系疏离。媒介传播的隐蔽特征也让部分同学遮掩真实的个性，拒绝与人际之间的深层次交往，容易使个体形成孤独、焦虑、忧郁等不良心态。

二、媒介素养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视域融合

（一）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

1.媒介素养教育内容。1992年美国媒介素质研究中心将媒介素养教育定义为：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因此，获得这些能力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目的，考虑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状况与青少年学生的基本特点，其内容应该包括：了解媒介并从媒介获取需要的信息，培养对媒介信息的辨识、批判与选择能力，学习媒介信息的知识和传播技巧，有效将媒介“为我所用”，通过媒介完善自我。2.媒介素养教育的本质。从媒介素养的发展与内涵来看，它的本质特征体现于以下几点：首先，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意识进行的以“培养人”为核心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在本质上是教育实践，内在地承担着知识传递、技能培训、道德熏染等任务；其次，“媒介素养教育”具有极为鲜明的实践目的，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其教育形式有清楚地理论与实践指向；此外，媒介素养教育体现的是人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是对“教育与人”和“教育与社会”基本关系的反映，部分地表达了媒介素养教育的价值内涵。

（二）媒介素养教育与思政教育结合的必要性1.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是思政教育主体的客观需要。一方面，大众传媒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多样化撼动了传统思政教育者单向的传播垄断地位。“一览无余”的媒介使得信息已经变得无法控制，总能绕过学校教育直接提供给学生，这样，信息传播“众神狂欢”局面取代了印刷时代主要依靠学校“一言堂”的单向提供信息的方式就促使学校信息控制权被削弱，信息垄断地位被动摇；另一方面，平等享有信息资源，削弱了教育者在教育中的素质优势。在大众传媒时代，学生拥有了多渠道获得信息的机会，教育者的信息传播的“正确性”就可能受到不断质询，即便被认为“绝对正确”的信息也可能处于多元化的接受方式中，不断受到质疑或批判式解读。这就令思政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通过媒介素养教育，提高思政教育主体自身的媒介素养很有必要。2.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是思政教育客体的迫切要求。青少年学生正处于身心快速发育期，较强个性叛逆期，知识结构奠基期，道德信念建构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关键期。对信息敏感且求知欲旺盛，接受知识快且模仿力强，容易认同新鲜事物且好奇心强，尚未定型的价值观和不够完善的认知、辨别能力，决定了他们极易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消极因素影响和浸染。然而大众媒介是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工具，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就能促使其认知结构改善，认知能力提高，思维方式优化，思维能力加强，最终教会他们懂得如何扬善避恶。

摘要: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已经成为社会公民的基本素养，也是辅导员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从事管理服务育人的关键能力。由于职业性质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高校辅导员的媒介素养较之其他社会公众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比如:信息识别具有鲜明的政治敏锐性，信息传播具有正确的思想引领性，信息处理具有丰富的知识传递性，信息交互具有融洽的情感沟通性。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利于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同时还有利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推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创新开展和实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因此，国家社会、高校和辅导员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并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全面、立体的网络，不断推动辅导员媒介素养的提升。

关键词:新媒体;媒介;媒介素养;辅导员;大学生

新媒体是相对传统媒体而言，在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主要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人们提供各种信息资讯和娱乐服务的新兴媒体形态。根据CNNIC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7．5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4．3%。在年龄构成上，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29．7%;在职业结构上，网民中学生群体占比最高，为24．8%。由此可见，“90后”大学生已经成为接触和使用新媒体的主要群体。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在为大学生提供大量学习机会和学习资源的同时，也为大学生增加了不少接受社会错误思潮和不良风气影响的可能性。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和知心朋友，必然需要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能熟练运用新媒体的便捷性和互动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服务工作，有效引导大学生客观理性地认识新媒体，科学合理地使用新媒体，使其成为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助推器。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逐渐普及和广泛应用，高校辅导员媒体素养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关于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的概念界定、现实状况和具体路径，学术界多有研究，为提升辅导员媒介素养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思路，但是另一方面，学术界尚未清晰界定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的内涵及其特征，从而难以上升为学术概念的范畴;同时，针对辅导员媒介素养现实价值的探讨不够深入、透彻，使得高校和辅导员对媒介素养的重要性认识偏位;关于辅导员媒介素养提升的路径建议，也大多局限在辅导员自身的学习提升和高校的教育培训方面，而对国家和社会如何促进辅导员提升媒介素养缺乏系统思考，尚未形成推动辅导员媒介素养提升的有效合力。因此，本文尝试厘清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的概念内涵，在分析辅导员媒介素养提升现实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提升辅导员媒介素养的具体路径，从而为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提升提供较完整、全面的参考。

一、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的概念内涵

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最初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个概念。学术界大多认为，世界上最早提出“媒介素养”这一概念的国家是英国，也就是1933年英国学者F．R．利维斯和丹尼斯•汤普森在《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书中，首次提出应将媒介素养教育引入学校课堂，这被视为开启了英国乃至世界媒介素养研究的起点。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媒介素养研究也逐渐受到学术界关注。1995年，美国学者詹姆斯•波特在其著作《媒介素养》中指出:媒介素养是一种观察方法，即人们面对媒介信息时，能通过自身的知识结构主动选择应该采取的方法。［1］也就是说媒介素养是一种能力，是人们关于媒介信息的分析能力、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评价能力以及创造能力等。在我国，学者们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如《全媒体时代的新媒介素养教育》一文，将媒介素养界定为公众接触、解读和使用新媒介及新媒介信息的素质与修养。［2］也有学者将媒介素养理解为:对媒介的了解和关注、对媒介信息的掌握和利用、对媒介弊端和不良媒介信息的批判与抵御，以及运用媒介为个人和社会服务等。［3］通过对学术界有关媒介素养概念的梳理，本文认为“媒介素养”是人们在接触、认知和运用媒介的过程中，获取媒介信息、分析媒介信息、判断媒介信息、理解媒介信息和创造媒介信息的一种能力和素质。在此基础上，结合辅导员职业性质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可将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理解为:辅导员利用各种媒介载体获取有利于大学生成长和自身发展的有效信息，并借助媒体平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服务工作以及实现师生顺畅交流沟通的一种能力和素养。在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已经成为辅导员占领大学生网络思想阵地、引导大学生舆论、促进大学生健康发展的关键能力。与其他社会公众相比，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还具有以下的特殊内涵:

(一)信息识别具有鲜明的政治敏锐性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是否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是否树立了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没有硝烟的政治斗争往往借助和平的外衣悄然地腐蚀着大学生的思想，致使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大学生政治意识淡薄、政治信仰模糊、政治立场摇摆，对涉及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等大是大非的问题认识偏位。这就要求站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第一线的辅导员必须以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随时关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针对大学生关注的政治热点、焦点问题和普遍存在的政治信仰问题，及时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营造符合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舆论场，使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认识和分析世界，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国内外政治形势，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自觉成为国家政策、法律制度的拥护者和执行者。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介信息，辅导员要帮助学生识别媒介信息的真伪，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尤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擦亮眼睛、站稳立场，防止被不良信息误导而产生对党和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认识。对一些无法辨别真伪的媒介信息，要告知学生保持冷静、理性分析，不能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以免被别有用心的个人或组织所利用和蛊惑，无意间成为扰乱民心和社会秩序的帮手。

(二)信息传播具有正确的思想引领性

目前，中国正处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与利益交织，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如SARS事件、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宜黄强拆”、“上海11•15大火”、贵州“瓮安事件”以及因日本地震海啸引发的“食盐抢购风波”等等［1］。这些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给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影响。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不仅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更对党政干部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出了挑战。一旦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党政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往往会处于舆论的焦点和“漩涡的中心”。稍有不慎，其言行便会经过现代网络新媒介的迅速传播和放大，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会激化矛盾，恶化事态，影响着一方的和谐与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透支着政府的公信度。透过近年来突发的一些公共危机事件可以看出，当前党政干部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处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亟待提高。

一、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官员百态

近年，我国党政干部处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总体上在不断提升，但存在的问题仍很突出，综观他们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态度和表现，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消极回避型。当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后，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体记者，地方党政干部一方面由于对传媒缺少正确的认识，认为媒体就是来找茬的、挑刺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害怕因在自己的任期内、在自己的辖区内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或群体性事件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轻者受处分，重者丢乌纱帽。故本能地对新闻媒体采取警惕和敌视的态度，纷纷像躲瘟疫一样躲避着媒体，以为躲避媒体采访就能够封堵住信息，就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面对媒体记者的采访和追问，他们或避而不见，拒绝采访;或支支吾吾，闪烁其词;或者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或者欺上瞒下，误导舆论;或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甚至不惜动用一切行政资源“全力防控”［2］。所以，在媒体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追踪报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记者打算采访的相关领导个个都不在;打电话联系，领导们的手机都不约而同地关机;向办公室工作人员询问领导的去向，则一概不知。《大河报》曾一度密集报道农民负担问题、乱收费问题，一些地方官员便惊呼要“防火防盗防《大河报》”。

2．反应滞后型。少数党政领导干部不了解新闻传播的规律，不熟悉现代新媒体技术，平时主要通过行政公文和当地传统主流媒体了解社会信息动态，开展领导工作。因此，当本辖区内突发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公共危机事件，互联网上已闹得沸沸扬扬，当地主流媒体却因传统的惯性思维而失声、沉默，当地党政官员也浑然不知，或知之不详，甚至面对记者的采访而一问三不知。不少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事情也很小，如果当地党政领导能够反应及时，迅速处置，且方法对头，是完全能够及时化解的，却由于重视不够，反应滞后，延误了处理的最佳时机，结果小事闹大，大事闹炸。而在处理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时，他们不是采取即时“滚动式”的方式消息，让公众及时了解事情真相，以消弭谣言，安抚人心，稳定事态，而是习惯于事后公布调查、处理结果，从而出现信息“真空”，以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事态扩大，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例如，2005年11月，受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影响发生“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后，因当地政府未能及时向社会公众污染的程度和处置情况，以致谣言传播，附近少数居民因恐慌而外逃，造成了工作的被动，后经当地政府通过媒体紧急通报事情的真相后，才稳定住局面。

3．简单粗暴型。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媒体不仅是政府的合作者、从属者，更是政府的挑战者、质疑者，其对政府的监督功能日益凸显。而一些党政干部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新变化，还不能正确认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不习惯于媒体的监督，常常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力傲慢。当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不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不愿面对媒体，严词拒绝媒体的采访。有的面对媒体的追问，常常是一句“无可奉告”，冷若冰霜;有的态度粗野蛮横，围堵记者，殴打、谩骂记者之事时有发生，甚至没收或损毁记者的采访设备;有的对记者的负面新闻报道进行打击报复，动辄以“告上法庭”相威胁，甚至以“报道失实”为由，悍然动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滥施淫威，千里缉拿记者。例如，2010年7月，《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的交易内幕而遭浙江丽水警方全国通缉;2008年1月，因一篇涉及辽宁西丰县委书记的负面新闻，《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以“涉嫌诽谤罪”遭西丰县警方的拘传。一场场闹剧的上演，折射出某些地方官员思想灵魂深处权力意识的膨胀，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

4．口无遮拦型。近年，一些地方党政官员的“雷人语录”在网上疯传，不断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与非议，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雷人语录”的背后，折射出当前少数党政干部党性修养之差，官僚意识之重，反映了他们对群众的关切和利益的漠视，对法律和社会公德的藐视，当然，更反映了一些地方党政官员媒介素养的严重缺失。每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少数党政官员不是抱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配合媒体即时信息，告知公众真相，以稳定事态，减少损失;不是认真地检讨自身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以挽回影响。而是面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大耍官威，大放厥词，口无遮拦，口出狂言。这些“雷人语录”在网上的迅速传播，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将这些“大嘴”官员们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例如，2009年6月，面对记者的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让人大跌眼镜。2011年7月，“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面对新闻媒体的追问，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更是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二、党政干部媒介素养缺失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正处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与利益交织，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如SARS事件、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宜黄强拆”、“上海11•15大火”、贵州“瓮安事件”以及因日本地震海啸引发的“食盐抢购风波”等等［1］。这些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给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影响。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不仅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更对党政干部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出了挑战。一旦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党政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往往会处于舆论的焦点和“漩涡的中心”。稍有不慎，其言行便会经过现代网络新媒介的迅速传播和放大，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会激化矛盾，恶化事态，影响着一方的和谐与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透支着政府的公信度。透过近年来突发的一些公共危机事件可以看出，当前党政干部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处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亟待提高。

一、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官员百态

近年，我国党政干部处理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总体上在不断提升，但存在的问题仍很突出，综观他们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态度和表现，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消极回避型。当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后，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体记者，地方党政干部一方面由于对传媒缺少正确的认识，认为媒体就是来找茬的、挑刺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害怕因在自己的任期内、在自己的辖区内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或群体性事件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轻者受处分，重者丢乌纱帽。故本能地对新闻媒体采取警惕和敌视的态度，纷纷像躲瘟疫一样躲避着媒体，以为躲避媒体采访就能够封堵住信息，就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面对媒体记者的采访和追问，他们或避而不见，拒绝采访;或支支吾吾，闪烁其词;或者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或者欺上瞒下，误导舆论;或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甚至不惜动用一切行政资源“全力防控”［2］。所以，在媒体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追踪报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记者打算采访的相关领导个个都不在;打电话联系，领导们的手机都不约而同地关机;向办公室工作人员询问领导的去向，则一概不知。《大河报》曾一度密集报道农民负担问题、乱收费问题，一些地方官员便惊呼要“防火防盗防《大河报》”。

2．反应滞后型。少数党政领导干部不了解新闻传播的规律，不熟悉现代新媒体技术，平时主要通过行政公文和当地传统主流媒体了解社会信息动态，开展领导工作。因此，当本辖区内突发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公共危机事件，互联网上已闹得沸沸扬扬，当地主流媒体却因传统的惯性思维而失声、沉默，当地党政官员也浑然不知，或知之不详，甚至面对记者的采访而一问三不知。不少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事情也很小，如果当地党政领导能够反应及时，迅速处置，且方法对头，是完全能够及时化解的，却由于重视不够，反应滞后，延误了处理的最佳时机，结果小事闹大，大事闹炸。而在处理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时，他们不是采取即时“滚动式”的方式消息，让公众及时了解事情真相，以消弭谣言，安抚人心，稳定事态，而是习惯于事后公布调查、处理结果，从而出现信息“真空”，以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事态扩大，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例如，2005年11月，受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影响发生“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后，因当地政府未能及时向社会公众污染的程度和处置情况，以致谣言传播，附近少数居民因恐慌而外逃，造成了工作的被动，后经当地政府通过媒体紧急通报事情的真相后，才稳定住局面。

3．简单粗暴型。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媒体不仅是政府的合作者、从属者，更是政府的挑战者、质疑者，其对政府的监督功能日益凸显。而一些党政干部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新变化，还不能正确认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不习惯于媒体的监督，常常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力傲慢。当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不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不愿面对媒体，严词拒绝媒体的采访。有的面对媒体的追问，常常是一句“无可奉告”，冷若冰霜;有的态度粗野蛮横，围堵记者，殴打、谩骂记者之事时有发生，甚至没收或损毁记者的采访设备;有的对记者的负面新闻报道进行打击报复，动辄以“告上法庭”相威胁，甚至以“报道失实”为由，悍然动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滥施淫威，千里缉拿记者。例如，2010年7月，《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的交易内幕而遭浙江丽水警方全国通缉;2008年1月，因一篇涉及辽宁西丰县委书记的负面新闻，《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以“涉嫌诽谤罪”遭西丰县警方的拘传。一场场闹剧的上演，折射出某些地方官员思想灵魂深处权力意识的膨胀，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

4．口无遮拦型。近年，一些地方党政官员的“雷人语录”在网上疯传，不断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与非议，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雷人语录”的背后，折射出当前少数党政干部党性修养之差，官僚意识之重，反映了他们对群众的关切和利益的漠视，对法律和社会公德的藐视，当然，更反映了一些地方党政官员媒介素养的严重缺失。每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少数党政官员不是抱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配合媒体即时信息，告知公众真相，以稳定事态，减少损失;不是认真地检讨自身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深刻总结经验教训，以挽回影响。而是面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大耍官威，大放厥词，口无遮拦，口出狂言。这些“雷人语录”在网上的迅速传播，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将这些“大嘴”官员们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例如，2009年6月，面对记者的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让人大跌眼镜。2011年7月，“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面对新闻媒体的追问，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更是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二、党政干部媒介素养缺失的主要原因

一、当代媒介素养教育的转向

媒介素养的理念和教育实践是一个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复杂系统。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和文化情境中对媒介素养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表述，但对媒介素养的关键性认知还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使用和解构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而相关的教育其实质就是要指导人们怎样正确处理与媒介的关系。依照周葆华和陆晔在《从媒介使用到媒介参与：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现状》一文中的划分，媒介素养的理念和教育实践从肇始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范式，即：19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于英国源自精英文化脉络、强调保护公众免受不良媒介信息侵害的免疫式范式，逐步转移到强调对媒介的质疑和批判性思考的范式，并进一步拓展到以公众媒介参与为核心的范式。这三个范式是受众处理与媒介关系从被动到主动性不断增强的过程，由受众对媒介信息的单向被动接受到对媒介信息的主动处理再到积极参与生产媒介信息。[1]媒介素养理念和教育实践范式的发展演变过程和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它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是密不可分的，有的学者把媒介素养分为三个时期：文化素养时期、视觉素养时期和数字素养期。[2]分别意味着媒介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对应的媒介素养理念和教育实践，从中不难看出媒介技术和媒介素养理念及教育实践的紧密联系。因此，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必然促成媒介素养的理念和教育实践发生根本性的转向。从媒介形态的融合发展到媒介结构、技术、功能、流程乃至传播方式的融合，媒介融合的实践将引发信息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的革命，并逐渐成为媒介化社会的核心建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初步领略了传播主体泛化和传播权利分散所带来的显著变化。媒体开始回归大众化的本原，精英话语、主流垄断被消解。普通大众被赋予了传播的权利，他们受惠于技术的进步能够参与到传播的环节中来，发出自己的声音。2006年3月英国电影研究院的网站上公布了“媒介素养倡议书”，其中，最后的第七条倡议尤为引人注意，即“重视个人的民主权利和社会责任”，它在肯定新世纪人们认知媒介及信息，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媒介素养的同时开始强调对公众的“赋权”，提到了现代社会的公民通过参与媒介达成参与社会建构、推进民主的重大命题。而这恰恰应该是当代媒介素养教育的旨归。媒介融合构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同时又进一步加速了社会媒介化的程度。媒介化社会中，由于媒介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的不断加强，使得人们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呈上升趋势，人们习惯了依照媒介所构建的不断扩大的“拟态环境”来形成对真实社会的认知、理解，并据此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而“大学生作为一个知识群体，处在社会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他们求知欲强、兴趣广泛、参加社会实践机会少，在了解社会及世界、人际交往、学习课外知识以及娱乐等方面对大众传媒依赖较高。”[3]因此，高校势必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前沿阵地，大学生的当代媒介素养教育也必然成为媒介融合时代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前沿问题。

二、蕴涵公民意识培育的媒介素养教育

当媒介素养转向参与式行动范式的时候，“赋权”作为一个关键词被突出出来。“赋权这一概念联结了个体的力量和能力、自发的互助系统和对社会政策和社会变革采取的主动行为。赋权理论的研究和干预将个体的福祉与广泛的社会、政治环境联系在一起……”[4]赋权概念的价值取向在于“引导个人、家庭、社群和社区采取乐观的态度，积极参与决策和通过行动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更趋于公正”[5]因此，当代以赋权为特点转向参与式行动范式阶段的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指导学生熟练掌握融合媒介技术，以此为平台，充分享用大众传播资源。深刻认识媒介再现现实的特性、媒介建构意识形态话语的方式，媒介背后的商业利益驱动、媒介生态环境中媒介周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形成批判性思维，在此基础上培育学生与建构民主社会紧密相关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并最终将这些意识转化为个人行动的能力，自觉积极参与社会决策，不断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促使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向更加合理，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改变，进而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也就是说，当代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必须能够“增加受众（民主社会的公民）的权利和行使权利的能力，促进信息的公平表达和公平流动，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个人解放的过程……”[6]要实现这个目标，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育至关重要，只有具备了公民意识，大学生才有把意识转化为行动的自觉性和可能性。公民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包括主体意识、公德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国家意识、参与意识和理性精神等等。权利和责任意识是其核心。著名学者朱学勤则指出：“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7]

公民意识关系到能否推动个人为自己和他人的自由和发展，社会的民主公正付诸真正的行动。中国是一个专制历史悠长的国家，在封建统治制度下延伸出来的封建文化很重要的一种思想意识就是忠君、服从。因此中国缺少西方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中成熟起来的近代意义的公民文化底蕴和主体精神。在中国缺乏公民文化历史影响下的现实土壤中，大学生群体的公民意识状况令人担忧。一些关于大学生公民意识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国家意识、法制意识、民主意识、公德意识普遍薄弱。比如：有研究在对北京四所高校的600名大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当问及法律和权力的关系时，有32.1%的学生表示法律高于权力，38.7%的表示权力高于法律，28%的表示不好说，12%的选择不清楚。同时只有37.8%的学生对我国的国体能准确回答，仅有53.6%的学生清楚知道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近30%的认为政治与自身的利益相关，而60.1%则表示对政治不感兴趣。[8]公民意识的薄弱直接导致大学生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以网络行为为例，很多大学生对网上的娱乐信息更感兴趣，休闲娱乐和日常交往成为他们上网的一个重要因素，普遍缺少利用网络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和对公共利益进行自觉维护的意识。更糟糕的是，在网络使用过程中，常常存在非理性参与倾向，甚至导致网络集群化，网络道德失范等问题。这些行为反映出大学生群体对权利义务认知不深、自主自律意识不强、民主参与能力不高、法制意识淡薄等倾向，使得当代媒介素养教育的宗旨难以在现实环境中得以实践和实现，可见，培育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应该成为当代媒介素养教育的应有之义。

三、当代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思考

公民意识是一种自主自律的主体价值取向，一种平等民主的权利义务互动，一种理性负责的公共精神体现。要培育这种意识，就必须明确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的当代转向，推进蕴涵公民意识培育的当代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促进大学生通过参与媒介达成参与社会建构、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目标。首先，通过新媒体技能培训建立大学生自己的“发声”平台。要能有效地利用工具必须先学会如何使用工具。打破传播垄断权，参与信息传播，利用媒体参与社会建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熟练地使用各种新媒体技术。新媒体技术推进下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传者的机会，自由平等地参与信息传播成为可能。其次，具体到课堂内部，要通过建立自主课堂赋予大学生参与建构社会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质就是指导人们正确处理与媒介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一边是工具，即媒介，一边是人，即使用媒介的人。在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强调了单纯的工具使用而忽视了人的价值。因此，当代融入了公民意识培育的媒介素养教育应该重视开发大学生的主体价值，根据他们的经验和实际需要由他们来自主创建媒介素养教育的课堂内容，与教师分享课堂权利，真正彰显其受教育者的自由平等参与的精神。这也是公民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的高校媒介素养教育本质上还是教师主导型模式，对学生群体的实际需要考虑甚少，并且脱离社会现实，封闭性是其主要特征。这种模式不符合新的媒介和社会环境下高校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以一种现代性的姿态在当前的文化和社会情境中发挥实际作用。最后，通过“情景式实践”，让大学生做好“准公共领域的准备和实践”。

[摘要]针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缺乏的现状，在对高校图书馆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高校图书馆应与时俱进，建立书、刊、报、视听、网络、讲座等多种媒介并存的媒介素养阅览室的新构想，并从三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实施策略，旨在不断拓展图书馆的服务功能，为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媒介素养图书馆大学生服务功能

1高新技术的发展

随着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兴媒介不断涌现，现代传媒构建起的媒介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全方位地影响着整个人类世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然而面对以几何级数暴涨的信息量，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并没有随之变化和提高，这就意味着，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介信息，人类必须进行有选择地识读、理解、记忆和传输，这无疑给信息时代的媒介受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而所有这些选择活动大部分都取决于受众自身的媒介素养。

何谓媒介素养?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这样定义：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辩的反应能力。如果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那么，媒介素养就是传统文化素养的延伸，它包括人们对各种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拥有的听、说、读、写诸能力之外，还应具有批判性地接收和解码影视、广播、网络、报刊和广告等媒介信息的能力，以及使用电脑、电视、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等广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传播信息的能力。

2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分析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8年7月的第22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而大学生所处的年龄段18～24岁者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0.3％(约7666万人)，这表明大学生已成为网络媒介消费的主体。伴随着大学生对媒体接触的愈加广泛，媒体对大学生影响的愈加深远，有关合理利用媒体、驾驭媒体的媒介素养也日渐成为衡量当代大学生素质的重要指标。笔者综合南京、上海、昆明、西安等城市十几所高校开展的针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状况基本呈现如下特点：

2.1在媒介接触动机和行为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