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论文论文范文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论文的被引次数作为论文影响力评价的标准，获取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2007－2011年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的论文的引文数据，通过数据的处理与统计，选出了190篇被引次数大于等于6的论文作为较有影响的论文。

(一)数据来源

为了遴选出对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较有学术影响的论文，我们以《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作为数据来源，获取了CSSCI中2007－2011年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论文。检索式为:关键词(体育社会学OR体育人文社会学OR大众体育OR体育文化OR体育消费OR体育休闲OR体育经济)OR中图法分类号(G811．4ORG812．4ORG807ORG812．7ORG812．9ORG89ORG80－05)。得到4980条记录，其中引文54066条，包括论文29559条，占全部的54．67%。采用人工方式对引文中的论文记录进行处理后，统计了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选取被引次数大于等于6的190篇论文作为较有影响的论文，190篇论文总计被引次数1470次，其中被引次数最高为21次。

(二)数据处理与清洗

为保证统计得到的论文信息以及被引次数的准确性，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对数据进行处理与清洗。获取的引文数据并未区分引文类型与语种，本文结合计算机程序与人工处理的方式，抽取了引文中的论文，并对其语种进行了人工标注。虽然CSSCI中的引文有统一的格式，但仍存在著录不规范，著录错误的现象，这些不规范和错误的数据直接影响论文信息和被引次数统计的准确性，采用计算机处理的方法并不能统一将这些不规范与错误的数据进行纠正。在数据统计分析前，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人工清洗。主要是将著录错误的作者名、论文名与期刊名进行纠正，著录不完整的信息进行补全，著录格式不统一的进行统一。

二、高被引论文概况分析

针对入选的190篇高被引论文，我们对论文的语种、时间、被引频次、作者以及期刊等基本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中得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信息。

一、毕业论文论点的确立文章的论点表明作者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和态度，是作者的立场和世界观的直接反映。毫无疑问，任何一篇论文都必须有论点。论文价值的大小首先要看其论点是否正确。所以确立论点，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关键。论文的论点是从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中产生的；不能先定论点，后找适合证明论点的材料。论点的形成，就是对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概括、提炼的过程。有人认为提出论点是在搜集材料之前，这往往表现为毕业论文的撰写的第一步是确定毕业论文的题目。而实际情况是最早确定的一般都是选题的方向，比如，选定的是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题目，选定的是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题目，等等。最后确定具体题目，则是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有的学生确实是一开始就确定了具体题目，他之所以有这个把握或下这一决心是建立在已掌握了一定材料的基础上。作为一篇毕业论文，其论点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种事物的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又只能在对大量材料的分析过程中逐渐形成。因此，确立论文的论点，必须从分析材料入手，关于这个过程，同志有过如下精辟的论述：“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实践论》。《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68页)这里，首先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也就是要对所掌握的材料加以鉴别，弄清它所反映的是真象，还是假象；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是事物的主流，还是事物的支流。只有经过这样仔细地鉴别，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才会有真实可靠的论据，才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形成正确的论点。譬如，有位学生在几年前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广处于颠峰的时期，准备写一篇有关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文章，且决定从其作用正面展开来撰写。该学生在经过大量的调查，搜集了大批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现了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带来的弊端：单纯的放权让利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可以左右企业命运的状况，政府与企业之间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便不可避免，从而企业必然具有对政策的依赖性；扩大自主权后，企业如果提高资产营运效率，便可相应增加自有资金和增加职工收入，因而企业又具有参与市场竞争的动机。企业的这种依赖性和利润刺激机制交合在一起，会诱发出种种非合理的企业行为，如追求短期行为，投资需求过旺等等。于是，这位学生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得出“承包经营责任制也是有其局限性”的真实结论，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形成正确的论点之后，就要“由此及被，由表及里”，对掌握的材料进行分析、判断、推理，找到事物的内部联系或规律性，形成文章的论点和逻辑体系。所谓理论概括，就是从大量个别的具体材料中找出一般性或普遍性的东西。一般来说，掌握的材料越全面，从中概括出的论点越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对具体材料进行理论概括，并不是只停留在简单地对具体材料进行整理、归类，因为这还只是现象的罗列，还必须深入一步进行分析、判断，找出这些现象的本质，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只有这样，文章的论点才能确立起来。所以，文章论点的确立，实际上是调查研究的问题，是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问题。那种从主观的框框出发，以框框套材料，以材料填框框的主观主义做法是要不得的。当然，提炼、确立正确的论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常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材料很多，看了之后，一无所得，表明原来所获材料是“贫矿”，提炼不出精华来。遇到这种情况，只有另换方向，进行新的资料搜集工作，而已有资料不必急于处理掉，很可能在另一场合有用，可保留下来作为资料储备；二是发现材料很多，信息蕴藏量很大，这就要求你很好地思索，在反复比较中加以选择、提炼，舍去与论题无关的材料，确立一个明确的观点；三是发现自己分析材料得出的论点早已为别人谈过，而且别人阐述得比自己还要高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采取如下办法：其一把别人的精彩意见，经过自己的消化理解，重新构思，用不同的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其二改变论述的角度，重新组织材料，形成自己的观点。从材料的提炼中确立论点要力求正确，并有新的见解。确立的论点，首先要能说服自己，做到有理有据。如果自己都认为不妥当，那就须赶快重新研究材料，重新提炼。做到论点不但能说服自己，而且能得到别人的肯定，这样论文撰写就有了把握。为此毕业论文的作者，在确立论点的过程中，还要虚心地向导师请教，求得指导。除导师之外，还应得到其他有经验教师的指导，导师和有经验的教师理论基础厚、思路广、经验多，经过他们的指导可以少走弯路。

二、确立论点应掌握的原则(一)论点的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就是要求毕业论文的作者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并揭示其规律。这首先要求论点正确。如果论点不正确，就会使整篇论文归于失败，比如《论中国的农村改革》一文中说：“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环节，农村的改革之路也成为城市改革的必经之路。”这个论点是不正确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显然，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因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状况不同，经济社会环境不同，走的也是不同具体形式的改革之路，这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以农村改革的模式来框定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也为实践所证实。所以，论点要正确，并不是很容易的，作者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提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其次，论点的表达要准确。如果表达不准确，就不能确切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并且会给阅读者带来困惑。如《谈谈物业流通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为了强调物业流通的重要地位，提出：“物业流通能使价值的转移和价值的增值得以实现。”这就使阅读者困惑不解了。众所周知，商业是商品资本的独立化形态，其职能是实现预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使商品的转移和价值的增值最终得以实现，而文中所讲的物业流通可以转移价值，并使价值增值得以实现是什么意思呢，实质上作者的原意是指物业流通中耗费的费用是生产性流通费用，这种生产性流通费用在一个恰当的限度内，其耗费可以转移到商品上，并且可以使其价值增值，为物业流通领域的经营者带来利润。但由于作者表达的不准确，引起了认识上的歧义。(二)论点的客。观性原则客观性与科学性是密切相关的。科学性要求实事求是，客观性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性要求对于客观事物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然后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写毕业论文的常见毛病就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框框去找材料。这是撰写毕业论文的最大忌讳，因为客观事物是极其复杂的，随时可以找到一些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某一论点，但不能反映客观实际。例如，在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这一农村经营新形式在全国各地出现，对这一新的经营形式作如何评价呢?当时，浙江某市的一主管部门领导层对此持否定态度，为证明其论点的正确，专门组织调研班子，奔赴该市各地农村专门搜集由于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集体经济瓦解，农村生产力遭到破坏的材料，确实，当时是可以找到这样的材料的。但由于搞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集体经济更为巩固，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的事例却更多。用个别例子得出一个结论，作出一个判断，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只能是错误的判断。列宁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因此，撰写毕业论文，必须尊重客观实际，要从实际中去粗取精，得出结论，决不可凭自己的好恶去捕捉。(三)论点的创新性原则毕业论文要求作者有自己的见解，要求创新性。所谓创新就是能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当然创新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要填补某一学科的空白，或填补某一学科的某些方面的空白，这是大专、本科学生较难胜任的，但在两方面却为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留下了较大的创新空间。一是补充性论点。由于人的认识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即使一种新观点出现，当时看来是完善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总会发现原有观点的不足之处，所以，可以说，绝大部分已有的研究成果都给后世留下了补充性的研究课题。比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但社会发展到今天，实践提出了服务是否是商品的问题，这正是我们需要补充研究的领域，由此我们可以提出诸如“论邮电商品的价格确定”、“旅游企业经济效益初探”等等一大批具有补充性价值的新论点。二是匡正性论点。补充性论点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肯定与发展，而匡正性论点则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否定与纠正。这种匡正性论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通说(即流行的说法或观点)的纠正，另一方面是对新出现的某种观点不足之处的纠正。比如，曾有一段时间，不少人把企业实行岗位技能工资作为企业唯一的分配形式，而实际上企业情况各不相同，不同的企业需要实行多种形式的分配制度，不能搞“一刀切”，针对这一问题可以以“谈谈岗位技能工资的适应性”来论述岗位技能工资的实施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就很有意义。(四)论点的价值原则作者在毕业论文中提出的中心论点一定要具有价值意义。其价值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所确定的中心论点应该与经济社会生活和科学文化事业密切相关，即关系到干百万人利益成为千百万人关注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二是确定的中心论点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或者没有实际用途，但是具有学术价值，甚至不知在什么时候会产生出它不可估量的意义。虽然，作为毕业论文的价值所在多表现在第一类，但不可忽视有少量不可多得的闪耀着学术价值的毕业论文。

三、毕业论文的论据使用写论文必须首先确立中心论点，这个中心论点要贯穿于论文的始终。但是，如果只有中心论点而没有若干与之相联系的从属论点，中心论点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在确立文章的中心论点之后，还必须形成若干从属论点，通过这些从属论点把中心论点加以展开，使之得到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例如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写的《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一文，其中心论点便是文章的标题。为了论证这个中心论点，文章提出了如下四个从属论点。第一，根据我国建国3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7．2％的速度并不算高；第二，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这是当时的提法，作者注)的最直接的技术经济保证，就在于我们已经找到了迅速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正确道路；第三，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最重要的还是靠工业自身的迅速发展。因为工业是大头，其总产值一般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左右，而当前发展工业生产的最重要最现实的措施，是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第四，为了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就要提高折旧率，并且原则上还必须把折旧基金归还企业掌握和使用。文章通过上述四个从属论点，具体地、贴切地论证了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就中心论点来讲，这些从属论点就是其论据，当然，这些从属论点(称为上位论点)还可继续有其他次级从属论点(称为下位论点)来论证，这样次级从属论点就成为这些从属论点的论据了。在论点与论据的安排中展开论证，这种展开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纵向排列形式。中心--上位论点一下位论点--……论点在上图中各论点之间呈逐步深入的递进关系。例如，上例提出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这一中心论点，接着提出这一技术经济保证是我们已经找到了迅速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正确道路这一上位论点，紧接着又提出了走这条道路最重要的是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这一下位论点，而要加速企业的技术改造，文章提出要提高折旧率，并将折2日基金留归企业使用。以上论点论据环环紧扣，步步深入，为中心论点的确立，建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二是横向并列形式。中心论点>（一）下位论点>（二）>

一、上位论点>（三）>......>

二、>

三、>......在上图中各从属论点呈现横向并列的形式，这些从属论点从事物的不同侧面论证中心论点。例如毕业论文加《快我国丝绸工业技术进步初探》一文剖析了导致丝绸工业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第一，企业技术进步意识不强；第二，缺乏加快企业技术进步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第三，技改资金筹措难，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能力差；第四，尚未建立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上述四点就是一种横向并列的关系，它们分别从不同侧面阐述了导致我国丝绸工业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要使论点正确、深刻、能说服人，作者需要使用确实有力的论据。确实有力的论据应当是真实的、典型的、新鲜的、充分的。

论文关键词：公路环境保护；公路绿化

论文摘要：本文论述了公路建设以及公路运营对环境地影响和破坏，阐述了公路绿化对公路环境改善的重要作用。

近几年来，公路交通运输业的蓬勃发展，机动车保有量迅猛增加，公路交通对环境的破坏作用也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因此，加强公路建设的环境保护措施已迫在眉睫。

公路对环境地影响主要表现为公路对社会经济地影响、对生态环境地影响、对大气环境地影响、对声音环境地影响、对自然景观地影响等。

在以上几个方面地影响当中，公路除了对社会经济环境有所贡献之外，如果采取措施不当，会对其他几个方面造成严重的后果。

公路对生态环境地影响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包括新建公路对动、植物生活环境地影响、对占用土地造成的土壤流失地影响、对农作物环境地影响以及公路对水环境地影响，尤其是对饮用水源地影响。

公路对大气环境地影响主要是指公路在建设当中产生的扬尘和在道路通车以后车辆排放地污染。在施工期间，公路施工的特点之一是大量开挖土基，少则几十万立方米，多则上百万立方米，造成的粉尘污染是相当严重的。在公路运营期产生的污染主要来自汽车的尾气。汽车尾气中含有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X)、黑烟、碳氢化合物、醛及含铅颗粒物等。汽车排放污染与车速、运行状态以及车辆位置到受到污染的地点的距离等因素有关，当汽车匀速行驶时，一氧化碳(CO)的排放与车速成反比的关系，而氮氧化物(NOX)则相反，氮氧化物(NOX)的排放随车速的增加而增加。汽车排放污染与道路服务水平有着密切地关系，在服务水平较高的路段车辆的排放污染要小于服务水平低的路段。另外，排放的污染同车辆位置和受到污染的位置距离有关，例如：一氧化碳(CO)浓度的分布与路基高度及到路边的距离成反比。根据资料显示，当路基高度在3米以下或路堑时，一氧化碳(CO)浓度的最大值出现在路边外，随着离路边的距离增加而减小，当路基高度在3米以上时，一氧化碳(CO)浓度的最大值出现在离路边20～25米左右，然后随离开路边的距离的增加而减小。在平原地区的道路上，离路边25米处的一氧化碳(CO)的浓度为公路上的一半左右，而离路边150米处，浓度则减至公路上的10～20%。

公路对声音环境的影响主要指公路产生的噪声影响。噪声是一种公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环境，使人们受到伤害。公路产生的噪音来自于两个方面：施工期间各种施工机械产生的噪音和运营期车辆在公路上运行所产生的噪声。公路噪声除发动机和车体所产生的噪声以外，特别严重的是高速行车时车轮与路面强烈摩擦时产生的声音，加上路堤提高，噪声能波及很远的地区。噪声的大小与车速成正比，随车速的增加而增加，当车辆加速时，噪音增长约为2～9dB，重型汽车的噪声比轻型汽车大，因此，在公路交通中，噪声随大型车在总交通中的比重增大而增大。另外，交通噪声还与道路纵坡和交通量的大小有直接关系。当交通量小于1000辆/小时，噪声与交通量近似的呈正比的关系。因机动车行驶产生的噪声污染是非稳定的、长期的，其危害也是较大的。

[摘要]中国古典园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集建筑、诗词、绘画、工艺于一体，使游客以直接体验的方式深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园林对外传播尤其是海外传播多种途径下遭遇的困境，指明了为中国园林对外传播指明了发展方向。

[关键词]中国园林；园林文化；对外传播；园林发展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不仅是宣传中国国家形象需要，也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扩大文化影响力，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把富载中国文化的古典园林推广到全世界，是提升中国文化全球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碰撞引发新思潮，网络的普及与新媒体的兴起为中国园林“走出去”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园林如何跳出传统模式，以多样化途径走向世界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1中国园林对外传播途径与现状分析

1.1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是以书籍、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为主的传播方式，在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覆盖面上居于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也是文化对外传播最主要的方式。

1.1.1学术期刊——园林知识全方位普及学术期刊作为一种能够定期广泛发行的刊物，凭借其传播学术信息、分享学术研究成果的高效性与专业性，成为专业研究者及爱好者们的学习了解园林文化的有效工具。中国园林相关的学术期刊主要有中国风景园林协会主办的《中国园林》，内容以介绍国内外园林美学，园林规划设计、植物造景为主；由中国园林博物馆主编的《中国园林博物馆学刊》，书中设有“名家访谈”“理论研究”“园林历史”等9个栏目，历史与现代相连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向大众普及园林知识；除此之外还有由中国园林会和上海市园林局主办的《园林》、由北京林业大学主办的《风景园林》等。

1.1.2专业论著——园林文化专业知识推广明代造园家计成的《园冶》是中国第一本园林艺术理论专著，首次将中国造园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并于1988年由夏丽森翻译出版了《园冶》英译本，1997年由法籍华人建筑学家邱治平发表法译本，深受海外读者欢迎（夏丽森，2012）。由方华文、王满良、贺莺等编著的英汉对照《中国园林》于2010年出版，分皇家园林、寺庙园林、私家园林三章盘点了全国上下百余座园林，为中外园林爱好者展开了一幅绝美的中国特色古典园林画卷。其他重要专著还有如童寯的《江南园林志》（1937）、陈从周的《苏州园林》（1956）、周维权的《中国古典园林史》（1990）等，全面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园林文化的辉煌。英国园林设计师玫萁•凯瑟克（MaggieKeswick）受《园冶》影响，于1978年出版了著作《中国园林：历史、艺术、建筑》（TheChineseGarden:History,ArtandArchitecture），“这是在英语范围内算是最早的大众化介绍中国园林的书”（夏丽森,2012）。此外还有1983年德国玛丽安娜•鲍谢蒂所著《中国园林》，基本构建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园林。

论文关键词：公路环境保护；公路绿化

论文摘要：本文论述了公路建设以及公路运营对环境地影响和破坏，阐述了公路绿化对公路环境改善的重要作用。

近几年来，公路交通运输业的蓬勃发展，机动车保有量迅猛增加，公路交通对环境的破坏作用也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因此，加强公路建设的环境保护措施已迫在眉睫。

公路对环境地影响主要表现为公路对社会经济地影响、对生态环境地影响、对大气环境地影响、对声音环境地影响、对自然景观地影响等。

在以上几个方面地影响当中，公路除了对社会经济环境有所贡献之外，如果采取措施不当，会对其他几个方面造成严重的后果。

公路对生态环境地影响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包括新建公路对动、植物生活环境地影响、对占用土地造成的土壤流失地影响、对农作物环境地影响以及公路对水环境地影响，尤其是对饮用水源地影响。

公路对大气环境地影响主要是指公路在建设当中产生的扬尘和在道路通车以后车辆排放地污染。在施工期间，公路施工的特点之一是大量开挖土基，少则几十万立方米，多则上百万立方米，造成的粉尘污染是相当严重的。在公路运营期产生的污染主要来自汽车的尾气。汽车尾气中含有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X)、黑烟、碳氢化合物、醛及含铅颗粒物等。汽车排放污染与车速、运行状态以及车辆位置到受到污染的地点的距离等因素有关，当汽车匀速行驶时，一氧化碳(CO)的排放与车速成反比的关系，而氮氧化物(NOX)则相反，氮氧化物(NOX)的排放随车速的增加而增加。汽车排放污染与道路服务水平有着密切地关系，在服务水平较高的路段车辆的排放污染要小于服务水平低的路段。另外，排放的污染同车辆位置和受到污染的位置距离有关，例如：一氧化碳(CO)浓度的分布与路基高度及到路边的距离成反比。根据资料显示，当路基高度在3米以下或路堑时，一氧化碳(CO)浓度的最大值出现在路边外，随着离路边的距离增加而减小，当路基高度在3米以上时，一氧化碳(CO)浓度的最大值出现在离路边20～25米左右，然后随离开路边的距离的增加而减小。在平原地区的道路上，离路边25米处的一氧化碳(CO)的浓度为公路上的一半左右，而离路边150米处，浓度则减至公路上的10～20%。

公路对声音环境的影响主要指公路产生的噪声影响。噪声是一种公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环境，使人们受到伤害。公路产生的噪音来自于两个方面：施工期间各种施工机械产生的噪音和运营期车辆在公路上运行所产生的噪声。公路噪声除发动机和车体所产生的噪声以外，特别严重的是高速行车时车轮与路面强烈摩擦时产生的声音，加上路堤提高，噪声能波及很远的地区。噪声的大小与车速成正比，随车速的增加而增加，当车辆加速时，噪音增长约为2～9dB，重型汽车的噪声比轻型汽车大，因此，在公路交通中，噪声随大型车在总交通中的比重增大而增大。另外，交通噪声还与道路纵坡和交通量的大小有直接关系。当交通量小于1000辆/小时，噪声与交通量近似的呈正比的关系。因机动车行驶产生的噪声污染是非稳定的、长期的，其危害也是较大的。

一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一、尹湾汉简：1993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六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内容涉及西汉末年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近年来，有关此方面的论文不断问世。199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连云港市博物馆与中国文物研究所合编的《尹湾汉墓简牍综论》一书。其中所收录的27篇论文，着重于对简牍内容的综合研究，包括对简牍所见上计、行政建制、官吏除迁、盐铁生产、兵器管理及汉赋等的论证考述。其中不乏高水平之作。该书同时还收录了对尹湾汉墓出土文物进行研究的文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关于此的文章散见于其它杂志。《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发表了高大伦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一文，对《集簿》中所列户口资料提出了疑问。作者参照现代人口学理论，从"户口及户与口的比例"、"获流"、"人口性别比"、"老年、少儿人口及老少比"、"高年受王杖的问题"、"老龄化问题"六个方面对《集簿》进行了考察，发现东海郡女性人口偏多、老年人口偏多。作者认为这当是与汉代赋税义务有关。因为按规定，服各种劳役、兵役的都是成年男性，因此，在户籍统计中向上级多报女性人口、老年人口的做法就可以达到隐瞒丁口数目，以逃避服役或贪污税赋款的目的。《集簿》中虚报户口的问题反映出西汉中期以后，国家控制力减弱，官场腐败开始表面化。一般来说，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因属第一手资料，容易被研究者认为是真实可信的。该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既不轻信其中的统计数字，又能从虚假的数字之中发现真实存在的问题。

《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发表了朱绍侯的题为《<尹湾汉墓简牍>解决了汉代官制中几个疑难问题》的文章。他认为尹湾汉简的出土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以下几个问题：1，确定了乡里与亭邮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系统的机构。2，可以确定"三老"是荣誉头衔，而不是在编乡官，更不是乡官中的第一把手。3，理清了国与邑的机构建制和吏员编制。还说明了汉代地方盐铁官，属于与县平级的独立机构。《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还发表了他的另一篇文章：《<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资料》，作者根据《尹湾汉墓简牍》所记，发现了一些反常现象，如：东海郡都尉的官秩高于太守、东海郡有12个小县也设有两个县尉、东海郡的官职提升多与镇压山阳铁官苏令暴动有关、东海郡武库储存有过量兵器等，从而得出《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文献的结论。

二、民族史及中外关系史：《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刊载了王素的《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该文所谈的的北凉是指河西沮渠氏北凉和高昌沮渠氏北凉两个政权。前者为所谓的五胡十六国之一，后者为前者的流亡政权。这两个政权四位统治者所建年号，或者与出土文献不合，或者为传世文献漏略，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国内外研究成果甚多。有的研究者因为沮渠氏北凉在自建年号之外，还曾奉用过大夏真兴、承阳两年号及北魏缘禾、太缘两年号，所以认为北凉使用了两套年号。也的研究者发现了北凉自建年号的规律，如以下依时间顺序排列的三组六个年号：玄始-承玄，义和-承和，建平-承平，显然有规律，"承"均可作继承解释。王素发现在这三组年号中都有中断，如玄始、承玄间中断了5年，义和承和间中断了5年，建平、承平间中断了3年。作者发现前两次中断都是因为其间采用了大夏的真兴、承阳两个年号或北魏的缘禾、太缘两个年号，第三次中断则是因为河西沮渠氏北凉灭亡。由此作者得出了新的认识：北凉自建年号中所用的"承"字并不仅仅是继承之意，更主要的是为了抹去自身曾臣属大夏、北魏的丧权辱国的历史，抹去其间曾经国破家亡的历史。该文的新贡献不仅在于澄清了在北凉年号问题上的混乱认识，更重要的是，它提醒人们注意年号设置中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涵义。1998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黎虎所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全书50万字，共三编，上编为汉代外交制度，中编为魏晋南北朝外交制度，下编为唐代外交制度，分别从外交决策制度、外交专职机构、外交关涉机构三方面对上述三个时期的外交决策制度进行了研究。作者在具体讨论之前，首先对中国古代外交发展史的发展阶段做了划分：第一，先秦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外交基本上是在中国本土范围内进行的。第二，汉唐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打开了通往世界的道路，进入了与域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阶段；第三，宋元明清时期，其主要特点是盛极而衰，并逐步由古代外交而向近代外交转化。在这个大背景下，作者进而又对汉唐外交与此前的外交做了进一步的对比，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外交主要是配合兼并战争的一种权宜之计，还没有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汉唐时期，外交的巨大发展，促进了外交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主管外交的机构，已逐步发展为国家政权机构的重要部门之一。作者还指出，在中国古代，最初外交管理是附属于民族与封建事务的，形成民族、外交与封建事务三者混通、合一的管理体制。汉唐时期，它才逐步从民族、封建事务的附庸地位中摆脱出来。就汉唐间外交史的演变而言，作者着重对决策体制进行了研究，指出，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决策体制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一定程度的无序性。基本上是以皇帝决策与公卿百官决策为主的两级决策体制，而到了唐代则发展演变为以御前决策、宰相决策与百官决策为主的三级决策体制。其中宰相决策逐渐成为独立决策层次并日益占居重要地位。从而在皇帝和百官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常设决策班子。此外，作者还就外交决策与执行之分离、外交政令与外交事务之分离、主管机构与关涉机构关系之协调、地方外交管理体制诸方面做了深入探讨。关于中国古代外交史，以往的研究极少，该书的工作具有开创性。这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比如外交思想、外交与中外文化的关系、不同时期外交战略的异同及得失等等。该书的出版无疑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三、政治史、政治制度史：陈爽所著《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一书1998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除导言外，共分七章：前两章为《从"改降五等"到分定姓族：北朝门阀体制确立的历史背景》及《"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这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以下依次为对北魏世家大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及《关东风俗传》所见诸豪族的个案性研究。最后一章为综论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意在总结全书。在世家大族问题的研究上，多年来学界对东晋南朝士族发展脉络的把握显得更为清晰和准确，而对北朝士族的理解和认识则相对模糊和笼统。本书细致分析北朝士族发展，新意颇多。在研究北朝士族问题时，通常的做法是就士族论士族，鲜卑贵族及皇权的存在只是一个一般性的背景，而本书则不是这样，作者对鲜卑贵族、皇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指出：北魏前期的政治体制具有许多原始部落制和军事民主制的特点，鲜卑贵族以封君为法律保障，享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世袭特权，并在王位继承、军事征讨等军国大政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王权处在贵族的包围之中。以后北魏政局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皇权逐渐摆脱贵族的控制而确立自身独立的权威，并转而限制贵族的特权。这一转变不是突然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中间阶段，即首先确立了拓跋宗室高于异姓诸王公的独尊地位，以宗室力量拱卫皇权。作者进而又指出，由于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皇权，世家大族在北魏政权中的显达必须以获得皇权的承认以及对皇权过分紧密的依赖为代价，因而使自己在复杂的政治纷争与社会变乱中失去必要的缓冲。此外，关于世家大族的宗族势力问题，通常都认为北朝世族的宗族凝聚力远远强于南朝世族。但是作者却发现太和改制前后，以班禄制和三长制的实施为标志，北魏世家大族的主要经济来源以及王朝的社会基层组织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双家制"的中心开始由乡里转向都邑，宗族失去了稳固的核心，对其成员的约束和控制能力明显减弱，逐渐演化为一个个松散的同姓聚合体。关于北魏"定四海士族"时涉及到的"四姓"问题，历来说法不一，已故唐长孺先生对此问题有所推动，但是也没有最终解决。作者仔细考辨，认定四姓是指崔、卢、郑、王。这是在具体问题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概括地说，本书的新贡献最主要地在于以下两点：第一，探明了北朝士族与南朝士族在政治上之所以不同，就在于北朝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皇权。第二，梳理清楚了北朝皇权发展的基本线索，即：贵族→宗王→皇权。第二方面的贡献虽不是该书的重点，但意义尤大，因为以往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线索，思维总是被局限在鲜卑族如何由前封建制向封建制过渡这个框架内。

《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刊载了阎步克《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一文。文章指出，汉代以禄秩标志官员等级。如果从品位与职位的视角加以观照，禄秩等级便显示出了一个重要特点：它是从属于职位的，从而有异于先秦的卿大夫爵制与南北朝隋唐的散阶制。在爵制和散阶制下，官员个人的品位与官职的品级是分离的；但在禄秩制度下，有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即从其秩。文章从无罪过一度离职时的再仕、从"故公"与"故二千石"的任用，从增秩贬秩问题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汉代禄秩大致上还未构成从属于个人的品位。文章引入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职位分类与品位分类的概念，从而为研究古代文官等级制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分析工具，文中论证方法也多有巧妙之处。

四、思想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还出版了侯旭东所著《

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一书。全书除绪论及结论之外，分为三篇，上篇：《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中篇：《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研究》，下篇：《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通过大量的统计排比，作者发现，当时普通民众中流行着多种崇拜对象。观念上对民众触动最大的是六道轮回说。虽然大乘佛教的"众生"观念深入人心，不过信奉这一观念并没有改变信徒"家庭"本位的固有观念。总体上看，一般信徒的佛教信仰不成体系。所接受的佛教诸观念间也多未形成具有内在逻辑性的整体，他们所膜拜的尊像与认同的佛教观念间多半不具备教义上的关联。这些固然反映出他们对佛教认识水准不高，但亦说明他们对佛教的接受是经过了个人主观的筛选与组合，并不是简单的全盘收入，体现了一定的主动性。在追求上，由造像记中所展示的种种祈愿看，奉法后信徒的人生取向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重大变化。两汉时期占据人们头脑核心的现世的追求，如长寿、富贵、子孙繁茂、仕宦速进等已弱化，传统对死亡的惧怕、排斥态度也一变为正视死亡，乃至超越死亡去追求来生的幸福。与佛教、特别是与个人死后来生有关的问题上升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在本土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上，作者指出，佛教东渐时，也受到本土文化的牵制。民众无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往往据已有之观念去理解佛教的教义，并以己之好恶去选择、接受教义，编织自己的信仰。这样，原本系统的教义就被改造成了与之相去甚远的实际信仰。这些新的发现颇具启迪意义。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以下两点。第一，以往对于宗教史的研究多局限于对上层精英社会的宗教理论、宗教实践的研究，而本书作者则倾其全力，关注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佛教信仰，这对于理解一个时代的风貌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作者在书中利用了大量的造像记资料。造像记是指当时人们刻在各种类型的佛教造像上的铭文。这批资料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它的直接性。它是造像当事人主观心愿与认识的直接与真实的吐露，非如文献记载要经过文人的过滤与转述，因而真实地向后人展示了这一时期人们信仰与思想的某些侧面。此外，参与造像的绝大多数人名不见经传，属下层社会。这恰好弥补了现存文献对下层社会记载的不足。过去研究者对造像记的使用，多是用来印证个别史实，是一种补史模式，而本书作者却是将造像记置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加以考察，所关注的是造像记与传统史籍在整体上的呼应，这在研究方法上属突破之举。《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发表了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乱与佛教发展关系新考》。学界以往大多泛泛认为战乱与佛教昌盛，乃至造像记发达有密切的联系。作者从微观的层面，以十六国北朝为例加以探究，强调当时普通百姓因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较小的区域范围内，且又缺乏象今日这样发达的传播媒体，所以获取较远地区的信息并不容易，非身在战区，知道战事的可能性并不大。作者列举了一个颇为有趣的例证，《北齐书》记载了天平三年（536）9月13日、18日发生的两次战乱，但出自战乱附近地区的27日的造像记中却全然是一派太平气象。造像记多数祈愿是关于死者来世的幸福归宿、国家的兴盛、家庭的富足、幸福、家人的长寿。1600余种造像记中提到希望四海宁晏、休兵偃甲的仅58例。这说明安宁并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问题，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多少战乱的威胁。因此对战乱与佛教昌盛的关系不能估计过高。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否正确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其思考方式却是颇有新意的。近年来时常可以见到根据今天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来寻找历史研究课题的做法，比如关于古代的旅游业、古代的职业教育诸方面的文章就是显例。这些作者大多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古代社会在许多方面呈现出的特点其实恰好和现代社会完全相反。不注意此点，强行比附，这是造成大量肤浅的应时之作问世的重要原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说女权主义批评从性意识(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经济、阶级的意识纳入文本阅读，那么，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说女权主义批评从性意识(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经济、阶级的意识纳入文本阅读，那么，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