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程伦理范文

摘要：

随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为了使我国工程专业教育体系与国际接轨，国家层面开启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目前，已进入第二阶段，为了保证高等工程专业教育的质量，构建符合国际化的专业认证体系，通过资源整合，实现高等工程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办学效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意义重大深远。

关键词：

高等工程教育；资源整合；整合机制；配置模式、专业认证

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球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大众教育化”浪潮的推动下，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各国政府、跨国公司、学生家庭都从不同角度对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提出质疑，迫使高等学校建立质量保证体系，推进质量保证活动。由于工程类专业的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强，工程教育国际化步伐较其他学科领域更快，以及我国已经加入WTO等原因，我国的工程教育必须尽快适应国际工程教育发展趋势，建立具有国际可比性的中国工程教育标准和认证制度，保持我国工业和工程教育在世界上的应有国际地位和声誉。随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为了使我国工程教育专业体系与国际接轨，国家层面开启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试点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第二阶段已经开始，第一阶段五年间内完成了300多个，第二阶段计划再用5年时间开展180个专业认证试点。工程专业认证是保证理工科教育体系与国际化接轨，培养具有国际化视角的工程技术人才。高等工程教育的资源整合是保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业建设、整合办学资源，为高等工程教育专业提供良好的硬件基础和支撑。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高等院校实现了规模性的扩张，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资源，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之扩招，2015年高等教育在校生达到4400万，出现了高等教育资源的不足与分布不均衡特征。加之政府投入不足，高校的资金筹措能力有限，如何有效的整合高等工程教育资源及配置模式，最大限度的发挥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益、效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1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知名专家、学者舒尔茨从人力资本论的角度，全面系统的研究了教育经济效益。提出人力资本投资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英国的阿特金教授在《教育经济学引论》一书中，阐述了教育效率问题，认为“分析教育效率时，最困难的莫过于度量和估计教育的产出”。90年代，国外的教育经济学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教育资源的利用、教育成本分担、教育的收益以及教育的产学研经济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国外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区域化、经营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C•伯林格，斯坦福大学教授马丁•卡诺依在教育的国际化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校长拉里•R•福克纳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白井克彦教授，对高等教育区域化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高等教育区域化是动态的过程，大学传统是其发展的源泉。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政府层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提出教育是社会生产力，教育属于第三产业。9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经济和资源、经费的限制，提出“高等教育产业化”意在引入市场机制，推动高等教育的资源整合和使用效益。2001年，学者赵利，提出利用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模式，进行教育“产学研”一体化经营模式，推动知识资本市场化，拓展办学资源和规模。

2004年，李钢等人提出在校企合作的基础上尝试办“校中校”也就是现在的独立学院模式。高等教育市场化、产业化，弥补了高等教育办学资源的不足，高等院校的合并与重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共享、盘活资源，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了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办学效益，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有助于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2006年，杨占江提出，利用网络平台，通过网络技术，实现高等工程教育资源共享。2009年，刘华等人提出全面整合实验教学资源，推动工程教育中心建设，以专业认证为载体，提高人才培养质量。2011年，陈文松提出以专业认证为契机，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宗旨，全面整合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以及产学研合作整合高等工程教育资源。2015年，赵旭丽构建了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体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

我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儒家文化是我国文化中的主流，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先驱孔子将“礼乐”作为儒家思想的基础，将“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把血缘至亲之爱作为“仁”的根本。儒家美学“大同”“美善”的思想融合了美学与伦理学。仁心的君子所具备的德行修养是全面的，仅有高尚的品格是远远不够的，审美和文化修养同样重要。儒家美学强调的是美与善的一致性，高度重视美与艺术的结合和艺术对社会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儒家美学与政治有很深的关系，其美学原则“和”包含了合乎常理、合乎规律。儒家美学的另一明显特征是“天人合一”，在自然界与人的情感中寻求美的真谛。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工业设计的融合

1.饱含传统意味的外观设计从物品造型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形态各异的器皿、纹样。如我们熟知的奥运祥云火炬运用了在中国存在了千年的祥云纹样，这是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火炬以纸卷轴作为握柄，纸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将祥云、纸卷轴和现代设计相结合便成了唯一的奥运祥云火炬。又如，对茶叶盒进行设计，设计师可以摆脱常规的罐装设计，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茶壶的造型进行创作。如果对酒瓶进行设计，可以借鉴古代青铜器元素或陶器元素加以改造、设计。

2.采用各类材料展示工业设计在中国制造历史上，大部分材料都是随地而取的，充满智慧的先辈们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早期用泥烧成陶器，后来运用不同的材料和烧成温度创造了美观实用的瓷器。还有蚕丝、木材、毛皮、金属这些都是常见的材料，我们的先辈通过想象和改造将这些平平无奇的东西变成丝绸、纸、漆器、发饰等。现代工业设计师取材应大胆，不要拘泥于现有的创作材料，要养成运用各种材料表现设计风格的习惯，使被设计的工业产品更完整地展示其韵味美。

3.我国丰富的民间传统工艺中国民间有许多工艺和文化元素，工业设计可以从这些民间工艺中吸取精髓。如皮影，其既代表了中国的戏曲艺术，又承载着中国传统美学，设计师可以将皮影元素加入灯具设计，使灯具富有浓厚的中国传统艺术感，在具有实用价值的同时具备收藏价值。还有民间剪纸艺术，将剪纸元素融入现代工业设计，其艺术碰撞效果可想而知。北京奥运会会徽也借鉴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印章，这种形式极具中国传统韵味，令人眼前一亮。中国民间有太多的工艺可以被挖掘、创作。

三、结语

目前，中国的工业设计还不够完善，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迈进需要从工业设计上入手，寻求突破，完善工业设计体系，培养优秀的设计人才。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和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我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配合画龙点睛的工业创意加以创新，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发挥到极致，定能成就世界上独有的中国式现代工业设计。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是清华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校长。在长达18年的任职期间,他致力于清华大学的建设,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从“大师论”出发,在具体办学实践中倡导“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实施“通才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长期教育实践基础上,他经过深入思考,参考和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论,阐述培养适合国情的高等工学类人才的观点,并力主以“通才教育”理论改革工程学科教育模式,培养现代工业化社会发展亟需的高素质专门人才。正是秉持这种办学理念,迎来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使清华由一所留美预备性质学校成长为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

一、确立清华大学

向工程学科发展的办学思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落后,高等工程教育发展十分缓慢,虽然国内也有几所大学设立工学院,但工程技术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依然存在。更为严重的是,自近代以来,工程技术教育的起点偏低,办学理念与培养人才的目标和西方大学相比,也有深层次的区别。西方国家的高等工程教育,源于18世纪兴起的欧洲工业革命,是近代工业化迅猛发展的产物,也是欧洲17~18世纪近代科学体系由形成而迅速发展并最大限度地有效运用于社会物质生产的结果,即工程技术的进步深深植根和依赖于近代科学思想与技术的革新,在此坚实的基础上,以英、德、法为代表的高等工程教育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随后又通过移植、仿效、革新而风行于美国。中国近代由于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国势衰微,为了救亡图存,晚清19世纪60~90年代,掀起一场洋务运动,以曾、左、李为代表的洋务派主持开办了一批洋务学堂,包括军事武备学堂、技术实业学堂,其中的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尤为知名。但是,它们完全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以传授技艺为主,只培养能够掌握一些初步操作技术的工匠,且都附属于各级官府之下,封建衙门色彩很浓。它们不仅没有能建立在系统的近代科学基础之上,反而将科学技术的完整体系肢解,只学其“流”,而不甚究其“源”。这种急功近利、本末倒置的教育方式与现代科学技术教育体系及组织方式相去甚远。梅贻琦作为一位留学美国的工程物理学技术专家,深谙其中道理,几乎一生为改革、推进近代工程教育作出不懈奋斗。他认为,传统教育理论有一种观点,认为“工是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惟其不入流品,所以,工的地位才江河日下”[1]181。中国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因素是大力培养数量更多、素质更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不止一次地对同仁们说:“清华具有充实的办学基金以及雄厚的师资力量,我们有责任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2]291他认为,要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尤其需要加强理工科教育。在任校长18年间,尽管时局动荡,困难重重,但他一直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做出种种努力。1932年1月,他就任校长不及3个月,即向全校宣布:“本校拟向工程科学方面发展。”[3]5928日,通过评议会议决,于下学年增设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旋即呈报教育部,在原有土木工程学系基础上添设机械、电机两系,组成清华工学院。2月29日得到教育部批准,成立工学院筹备委员会。9月,由梅贻琦亲自兼任工学院院长。工科教育对办学设施、环境场地有特殊的专业化要求,梅贻琦为此组织工程专家对清华大学校园规划做了重大修改,在校园东部相继建成机械馆、水力试验馆、电机馆和航空馆等。为了推动专业理论运用于生产实践,并提高工程技术的实习、操作性水平,紧跟国际工学领域前沿动态,清华大学从1934年夏季起,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开设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建立了亚洲最大的防空实验风洞等。这既是清华航空系的前身,又是中国航空工程教育的开端。1935年,机械工程系航空工程组建成国内第一个15英尺回气式航空风洞,相关论文获中国机械工程学会1931年杭州年会优秀论文第一名。[3]79-801936年成立航空研究所,同年12月9日,校评议会上梅贻琦报告,本校在湘举办特种研究事业暂拟6项,其中包括农业研究、金属学研究、应用化学研究、应用电学研究等。1937年1月6日,校评议会议决,在湘的特种研究事业以确能适应目前国家需要及能有适当研究人才为原则,各项研究应尽量取得政府机关之联络,并希望其补助每年的研究及建设经费,如获得资源委员会中央研究院化学所、事业部地质调查所的协助及赞助等。至抗战期间以及抗战以后,梅贻琦不断致力于扩充特种研究事业,除发展原有的农业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外,又开办金属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同时,先后建立化工系、航空系、建筑系、采矿系等。新中国成立后,以工科为主的清华大学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形成现代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理念

梅贻琦深受现代美国及欧洲工业强国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的影响,在认真考察我国工程教育现状及困境的基础上,设计出我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理念。1927年,梅贻琦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一文中提出,在工程教育方面,应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基础训练:“盖今日社会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材,不贵乎专技之长,而以普通基本的工程训练为最有用。是以本校设立工程系之始,即以此为原则。凡工程学之基本知识,或属于机械,或关乎电理,或为土木建筑之要义,使学生皆得有确切的了解,即运用之能力,俾将来在社会遇凡关工程问题,皆能有相当的应付;且工程事业往往一事关系数门,非简单属于一门者,在今日中国之工商界中,能邀至数专家以经业一事者甚少,大多数则只聘一工程师而望其无所不能。斯故本校之工程学程中,认普通之基本训练较若干繁细之专门研究为重要也。”[1]6可见,梅贻琦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即使是学工程的,对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等都要有一定的基础或认识。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人,就会完全变成一个极能干的技工,而不配称大学生———大学生应该有极完美的学识素养。1943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他和潘光旦先生合作写了《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他们认为:实现工业化的三要素(资源、资本、人才)中,人才是最关键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目标,应有两类必不可少的人才,一是组织人才,二是技术人才,须均衡培养,绝不可偏废,或非此即彼,因为“近代西洋从事于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只靠技术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不在技术人才之下”[1]180。而我们在培养工科学生时,“似乎仅仅注意到了第二种,即技术的训练,与专家的养成”。但由于分不清基础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它们之间根本不能混同和替代的功能,造成工科学院出来的学生,在理论与实践动手能力、待人接物等方面存在好高骛远、轻视劳动的弊端。“西洋工业文明之有今日,是理工并重的,甚至于理论的注意要在技术之上,甚至于可以说,技术的成就是从理论的成熟之中不期而然的产生出来的。真正着重技术,着重自然科学对于国计民生的用途,在西洋实在是比较后起的事。工业建国的效果当然也不是一蹴而就,如果我们在工业文明上也准备取得一种独立自主的性格,不甘于永远拾人牙慧,则工程上的基本训练,……至少不应在其他部分之后,这一层就目前的趋势说,我们尚未多加注意。”[1]181这就从学理的角度澄清了现代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源与流的辩证关系,确立了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中理论学习与技术训练之间的动态关系,有助于匡正近代以来科技引进中急功近利的心理。

三、提出以“通才教育”理论

改革工程教育模式依据教育学原理,通才(all-roundperson)指发展较全面,知识面较广,活动领域较宽,社会或市场变动适应性强的人才;专才是指专业方面较为集中,只在某一领域或某一领域的某个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技巧的人才。大学是以培养通才为目的,还是以培养专才为目的,这是高教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梅贻琦先生是“通才教育”的积极倡导者。正是奉行这种思想,使得清华在20世纪30~40年代培养出众多在各个领域真正称得上卓越、一流的人才。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其大学学科建设思想的基石。通才教育(GeneralEduca-tion),也称“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是近代欧美大学所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梅贻琦于1910~1913年留学美国并获工学学士学位。1928年11月,再度赴美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1929年8月,以清华教师身份公费赴美入芝加哥大学研修,于次年夏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31年底,回国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三度赴美的经历,无疑使其对美国大学教育主流思想与现状有了比较全面而又透彻的了解和体悟,为其通才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早在1927年梅贻琦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时,他就提出在即将升格改制的清华大学实践通才教育课程改革方案:“清华大学学程为期四年,其第一年专用于文字工具之预备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普通训练,其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门,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连贯的,吾人虽强为划分,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学生自第二年以后,得选定专修学系以从事于专门之研究,然各系规定课程,多不取严格的限制,在每专系必修课程之外,多予学生时间,使与教授商酌,得因其性之所近,业之所涉,以旁习他系之科目。盖求学固贵乎专精,然而狭隘之弊与宽泛同,故不可不防。”[1]6根据这一理念,清华大学实行了大学一年级不分系的办法,规定了“大一共同必修课程”。一年级学生都修同一门类的课程,为此各系课程表也都做了相应调整。一般包括下列五类课程:大一共同必修课程、必修的本系课程、必修的他系课程,选修的本系课程、选修的他系课程。其中大一共同必修课程全校统一规定为36~38学分,占总学分的27•2%~28•3%。内容包括国文、英文、通史(于本国通史和西洋通史中任选一门)、自然科学(于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理学中任选一门),此外于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中任选一门。大一共同必修课程的设置,使学生获得自然、社会和人文方面的通识,使学生取得入各学系共同必需的工具知识,使学生受到思想训练,使学生有一年时间从容考虑和选择入何学系的问题。这一思想突破了大学固守专业的限制,使学生基础知识尽量学得扎实宽泛。这实质上也是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的一种表达。首先,他是以学生本科四年课程结构角度作为切入点的;其二,强调普通训练之重要;其三,要求学生求学应谨防狭隘之弊。这三点也正是通才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为此,梅贻琦便借清华大学某些系科的创设,澄清一些人的错误认识。他说:“本校举办这些系的目的,固然是希望学生获得一技一艺之专长,以期立身致用于社会。同时盼大家在注意本系主要课程之外,并于其他学科也要有相当认识。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1]17在组建清华大学工学院时,梅贻琦集中贯彻了这一思想。在《关于组建工学院等问题》中提出工学院的谋划:“国内工校很有几个,惟完备者不多,且不足以应需要。……本校土木工程学系学生人数,去年由六七十人,增至一百三十四人,可见社会对于工科之需求。……本校已经有了一个工程学系的基础,再谋扩充,增加设备,也较容易。”但工学院建立的办学政策,“应当注重基本的知识。训练不可太狭太专,应使学生有基本技能,而可以随机应用。此类人才,亦就是最近我国工业界所需要的”。[1]14-15西南联大的工学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清华工学院在抗战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在西南联大期间,梅贻琦不赞成教育部提倡理工、抑制文法的做法。他在《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一文中说:“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于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得到极不健全的影响确是大事。”[4]36无论文、理、工的学生,都要处理好知识“广博”与“扎实”的关系。因此,对于一年级新生要特别抓紧,学校专门成立“一年级学生课业生活指导委员会”,委员由教授兼任,对学生的课业和生活进行指导。《西南联大教务通则》规定:凡一年级应修课程,不准中途退选,如必须退选者以零分计。这个规定,对于学生认真学好基础课,能起到保证作用。因此,工学院课程设计“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因为,“工业建设靠技术,靠机器,不过他并不单靠这些。……因此他至少对于经济地理、经济地质,以至于一般的经济科学要有充分的认识。没有人力,或人事上得不到适当的配备与协调,无论多少匹马力的机器依然不会转动,或转动了可以停顿。因此,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致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同时,还应开设如“工业心理”、“工商管理”、“人事工程”等类课程,“旁及得愈多,使受教人愈博洽,则前途他在物力与人力的组织上,所遭遇的困难愈少”。工业人才的造就,正像一座金字塔,“越向上越不能越多,越向下便越多越好”。所以,大学工学院不宜无限制地添设,工科教育总的目的是:“应该重通达而不重专精,期渐进而不期速效。”[1]184-1861943年,抗战形势明显好转,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期不远。梅贻琦希望国家能在战后走向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之路。这对工程技术人才就会提出急迫需求。梅贻琦与潘光旦合作撰写《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旨在对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的办学模式进行筹划设计,而其教学方案的核心仍以“通才教育”为灵魂。1946年8月,清华大学在北京复校后,梅贻琦连续撰写《复原期中之清华》《复员后之清华》等论文,强烈贯彻“通才教育”的理念,以发展高等工程专业教育。

四、强化师资设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我国清末的教育方针，由此形成了当时教育在整体上处于“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状态。教育的本质是文化的传承，“中体西用”坚守的是封建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传承。甲午之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宣告了按此方针办学的失败。甲午之后兴建的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提出了“西学体用”和“中西竞择”的办学思想，突破了文化环境的束缚，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传播了新的文化。

一、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文化的源起

众所周知，现代高等教育滥觞于欧洲，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工程教育则是在欧洲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之后才出现的。高等工程教育在欧洲的出现取决于两个主要条件：一是生产方式的革命，在《全球通史》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1］工业革命中大量蒸汽机的使用要求增加钢铁和煤的供应，而这样的需求通过采矿技术和冶金技术的改革得以满足。蒸汽机的发明带来连锁的反应，层出不穷的新发明和新技术的应用，引起了炼钢、电气、化学、能源、交通、通讯等工业部门的飞跃发展。作为工程教育的学科内容，例如采矿冶金学、机械工程学、电机工程学、化学工程学等学科也相继出现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蒸汽机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工业化文明。二是生产者的变革，随着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发展，自然科学理论日趋成熟，具备了指导工程和生产实践的功能，传统的工匠开始摆脱手工操作转而重视工程技术的应用，作为学者的科学家也开始由重视基础科学转而关注科学理论在工程技术方面的应用。工匠与学者的结合，促进了工程技术的变革和发展，并进入了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新时期，工程领域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相结合逐步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工程学科。工程学科既属于科学研究领域，又属于教育领域。仅以美国为例，1802年美国开办了历史上第一所开设工程技术学科的院校———西点军校，到南北战争时期，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性培养民用工程技术人员的中心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基地。1824年，伦塞勒多科性技术学院在纽约正式建立，该校最初以培养农科教师为主，从1835年开始增设土木工程学科和新兴科学技术学科。到19世纪中期，已发展成为“培养建筑师、土木工程师、矿冶工程师、测绘工程师”的名符其实的多科性技术学院。随着实用科学的发展，19世纪中期，美国掀起了开办多科性技术学院的热潮，包括像哈佛这样的传统大学也开始创办新的学科和专业，增设了土木工程、矿山冶金等专业。随着工业革命取代农业经济，高等工程教育逐渐成为欧美工业社会中的主要教育形式。高等工程教育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它表现出工业社会的文化特征。例如在德国，以教育家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奠定了柏林大学及以后德国高校的基本模式，“洪堡把引导学生走向科学作为教育的最终旨趣”［2］，研究型大学和工科大学构成了德国近代大学的基本类型，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融合影响了全球高等教育的走向。欧美的高等工程教育是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之上，随着工业革命的变革而产生的，教育的文化形态与社会当时的文化形态相吻合。而中国则不然，中国的高等工程教育是“舶来品”，由西方移植到中国清末农业社会的土壤之中。清末高等工程教育在中国的出现是在洋务运动失败之后的无奈选择。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加剧了对于中国的瓜分。面对侵略者的危逼，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对策，自己主动开办工程学堂，以培养能够使用现代工程成果的技术人才。但是，这种教育是在“中体西用”方针前提下有限度的文化学习。清末“中体西用”的教育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传承，“儒家教育的人才选拔标准的典型特征就是伦理至上，它强调了道德修身教育的优先性，然后由‘学’而‘仕’，由‘内生’向‘外王’转换，以实现伦理道德教育的政治功用。它强调了‘修身为本’，突出了教育的伦理政治价值和社会责任意识，适合于封闭的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的需要。儒家人才选拔的泛道德主义特征也扼杀了多样化专门人才的成长。”［3］中国传统教育具有的强烈伦理政治色彩，与西方工程教育凸显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明显不同。正是由于现代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工程教育，被移植到当时还处于封建农业社会的中国，因此，客观上呈现出晚清教育“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整体格局和文化形态。但是，这种客观情况却引起了清政府在政治上的恐慌，在害怕西方军事进攻危及到政权稳固的同时，也担心教育文化侵蚀其政权的稳固，可是又幻想能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依赖引进西方先进的工程技术和教育挽救摇摇欲坠的晚清统治。在这样的政治要求下，清政府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方针，也是一种对于教育和文化的要求。中日甲午之战的结果证明，中国这种不触动封建文化根本的教育变革，显然不及日本“脱亚入欧”、“西学体用”的文化学习彻底而进步。随之而建立的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不得不突破“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和文化要求，选择了“西学体用”和“中西竞择”之路，体现了工程教育属于工业文化的本质属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的：“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与其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不如说是欧洲的生气勃勃的工业主义对非洲和亚洲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政权的不可避免的影响。”［4］

二、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初创时期的文化选择

首先，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是在“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文化环境中扎根的。虽然“西学为辅”，但是洋务运动所办西学为其后高等工程教育的生长扩展了空间。清朝末期，在实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下，工程教育开始在中国建立。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开始兴办民族工业和军事工业，洋务派在洋务事业的经营活动中，深深体验到新式人才的急需和重要。在洋务派集团掌握的船、煤、电、纺四大企业中直接管理三大企业和银行业的实力人物，被称为“中国近代实业之父”的盛宣怀就曾多次提出：“窃世变日棘，庶政维新，自强万端，非人莫任，中外臣僚与夫海内识时务之俊杰，莫不以参用西制兴学树人为先务之急”［5］；“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开始兴办西式学堂，其中不乏工程技术类学堂，如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局成立的附设机械学堂，1866年福州设立的船政学堂，1880年天津设立的电报学堂，1882年上海设立的电报学堂，1892年湖北矿务局附设的采矿工程学堂等。还有军事学堂，如1881年天津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1886年开设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开设的广东水陆师学堂，1890年南京设立的江南水师学堂，1893年天津创办的军医学堂，1895年湖北设立的武备学堂等。这些工程技术类学堂吸收西学经验开展不同方面的探索，如福州船政学堂的教学模式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培养模式分为理论课和实践课；北洋水师学堂开设驾驶和轮管两科，引进了西学的学科设置和分科培养模式；天津武备学堂课程内容包括了学科和术科两方面，反映了西方教育“重学轻术”和“重术轻学”两种主流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些学堂设立西学学科、开设工程技术课程、采用西学培养模式、注重人才实用技能的培养、灌输科技思想，为高等工程教育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此时清政府还派遣留学生到英、法、美、日等国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1872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合“奏选派幼童赴美肆业办理章程折”得到清廷批准，决定派120人分四批出国留学，其中詹天佑和欧阳赓等人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他们回国后从事工程建设事业，不仅带来了美国工程教育的经验，而且在中国开辟了工程教育的实践。此外，一些学者将工程教育学科介绍到中国，也促进了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建立。

其二，甲午之战造成的民族危机，打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常态，开始了“西学体用”的尝试。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宣告了“中体西用”洋务教育的失败。1895年，“公车上书”抨击洋务教育，主张教育改革要“废科举，兴学校”。梁启超在《学校余论》中指出：“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期间，以效用于天下”，洋务派西学“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端其本”，学习西学不彻底，“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弊”，因此不赞成“中体西用”，而主张“西学体用”。严复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盛宣怀更是明确提出“参用西制兴学树人”，他在奏折中提出：“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7］1895年9月，盛宣怀将兴办新式大学的奏折上报光绪皇帝，经光绪皇帝批准，以现代工程教育为主要学科的我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于1895年10月2日正式建立。北洋大学堂执行“西学体用”的办学主张，以传授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培养工程科技人才为办学目标。其学科设置是“三工一法”，分设律例（法律）、工程（土木建筑水利）、矿务（采矿冶金）和机器（机械制造和动力）四个学门。这些学科都是当时世界著名大学开设的前沿学科，至于工程类学科更是当时的新兴学科。盛宣怀在设立北洋大学堂的章程中提到：“职道与曾充教习之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考究再三，酌拟头等二等学堂章程。”［8］丁家立是美国教育家，熟悉美国高等教育的情况，为盛宣怀提供了美国大学的经验作为北洋大学的办学蓝本。这一时期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社会工业化步伐加快，哈佛、耶鲁等传统大学开始向现代大学转型，芝加哥、克拉克等新的研究型大学建立，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美国大学适应社会需要的发展趋势。此时的工程、矿业、机械等学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新兴学科。通过1916年南洋公学向工程院校转型时的会议案纪要，对此也可有所了解。纪要中写到：“世界著名工业学校，英国格城皇家实业学校，有土木、机械、电机、矿务、船政、建筑、纺织等科。美国麻省理工学校1865年设教授土木、机械、电机、化学制造、卫生工程、船政驾驶诸科。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分建筑、土木、机械、船政、化学及冶金诸科。”［9］可见，北洋大学工学学科的设立是着眼于当时世界高等教育和工程科技发展前沿的，其法科的设立更体现了工业社会的法制文化。北洋大学堂章程中规定，专门学分为五门：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械学和律例学。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基础课，例如笔绘图并机器绘图、格致学、化学、微分学、重学、作英文论和翻译英文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并规定“汉文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10］，一改封建教育八股取士传统为“实在学问经济”的毕业论文。1903年北洋大学堂重新厘定课程，“各学门的功课又分为主修功课、辅修功课和选修功课。主修与辅修为必修功课，选修功课为学生自由选学。毕业时，都要自著论文一篇和毕业设计。”［11］选修课的开设明显吸收了哈佛大学的做法，而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又都是西方高校培养工程类大学生所必需的教学环节。北洋大学堂不设儒学课程，不读四书五经，也不祭拜孔子，而英文则是必须掌握的知识，不仅教材选自英文原版，作业也要求用英文完成，就连平时生活中学生没有使用英文对话也要处罚，可以说北洋大学堂是当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一所完全西式的大学。

其三，中西文化的碰撞推动了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多方面探索。北洋大学堂“西学体用”的办学模式在清末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并且成效显著。在短短的四年中培养出我国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资送出国第一批大学留学生，开启了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先河。但是，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这一新文化萌芽再次遭受到了旧的文化环境的挤压。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始筹办，在其开办章程中明确将“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定为教育宗旨，明确规定设置经学科，开设诗、书、易、礼、春秋等课程，再次强调了“中体西用”的主流文化。“当时担任经史课程教习的大都是翰林院的官僚腐儒，他们既不懂新学，又不懂旧学，名为讲解古代典籍，实际不过是教一些八股文的做法，以为应付科举考试的手段。”［12］“政变后，完全恢复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大学堂学生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得中后，才能取得举人、进士出身，获得做官的资格。因此，每届科举试期，学生便纷纷请假赴考。”［13］由此可见，京师大学堂虽然是清政府理想中的模式，而事实上“中体西用”的教育之路是行不通的，落后的封建政治体制和先进的教育体制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1901年以后，清政府被迫实行“二次变法”，各省开始建立大学堂，在“中体西用”的文化氛围中，“中西竞择”的办学道路出现。1902年山东大学堂建立，办学章程中回避了“中学”、“西学”之分，采取了“中学”、“西学”并存，“中西竞择”的方法，在办学的过程中优胜劣汰自然选择。山东大学堂的章程不同于京师大学堂的“中体西用”，也不同于北洋大学堂的“西学体用”，而是采取了西方教育系统中的层次教育模式。学堂创立之初，实行的是分斋督课，设立专斋、正斋和备斋。专斋相当于专科和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除了经学外，开设了20多门课程，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这些课程主要有：文学、历史、地理、法制、理财、兵学、格致、心理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地质矿物、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图画、音乐、体操等等。采取了“中”“西”学并存、不分“体”“用”的办学模式。这样的办学模式和课程设置，为各省设立大学堂所效仿。1902年在《贵州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中就确定贵州大学堂创办后，先设备斋、正斋，其后再设专斋。备斋以学习各国语言文字为主，兼习经史、文艺、图算，两年毕业。正斋学习经史、中外政治、西艺等为主，四年毕业。1902年山西大学堂创立之时，亦仿照山东大学堂的模式，分设西学专斋和中学专斋。中学专斋的课程分为经、史、政、艺四科。西学专斋以英国大学为样板，设立了法律、矿学、工程和格致4个学科，完全按照英国高等教育模式办学，到辛亥革命之前已经培养出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而中学专斋因学生毕业后无人问津而自然淘汰。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初创之路反映了当时文化大环境的客观情况和教育的多样探索，既有文化的选择，又有文化的碰撞，表现出高等工程教育文化的多样特征。

三、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初创后期的中西文化融合

对于工程师来说，要把科学原理转化为可用的发明，实践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工程实践是工程教育中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工程教育经历了倾向于科学的阶段以后，重新关注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并结合时代需求，开创了多种工程实践模式。我国工程教育在教学改革中需要学习和借鉴这些新的模式，加强实践环节，让学生对工程有更好的理解与掌握，同时进一步树立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美国普渡大学的“社区服务工程项目”(EngineeringProjectsInCommunityService，EP-ICS)较好地满足了工程和教育的共同需求，对解决我们工程教育中的实践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一、对工程教育中工程实践的反思

(一)我国工程教育中工程实践面临的难题目前我国工程教育中的实践环节面临一系列挑战。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企业与工科院校之间的联系因为市场化改革以及主管部门的变化而被割裂，打破了原先企业和高校同属一个部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保证工程实践顺利开展的模式。二是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阶段，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增加了工程实践教育的难度。三是工程教育科学化的倾向对工程实践产生了冲击。“由于科学导向，对工程教育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的认识也模糊了，有的以模拟、虚拟化、演示观摩来代替，使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严重缺失。”①如何建立起新的工程实践教育模式，以此改善工科学生的工程实践环节，这个问题已提出来很久，但仍未找到答案。工科学生参与到工业界的生产实践中，一直是工程教育的重要内容。正在实施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内容之一是，创新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模式，通过建立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解决工科学生到企业学习和实践的问题。目前参与“卓越计划”的高校主要与大型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开展合作，据统计，与高校签订合作培养人才协议的6155家企业中，61．4%是大型企业，48．5%是高新技术企业①。然而随着时展，工程实践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由于技术先进、复杂，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对工程师的知识、能力有较高要求，对人数则有限制，使到企业实习的学生无法真正参与到工程实践中，影响了实习效果。工程教育界需要在新形势下重新认识工程实践教育的目的，探寻弥补工程实践要求和实践条件之间现实差距的新路径。

(二)对工程实践的再认识工程实践的目标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说是使工科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三个方面得到发展。包括更好地学习、理解、应用知识;提升组织领导、团队合作、沟通交流、处理复杂关系等多方面的能力;具有正确的工程伦理观，树立社会责任感，了解国情，能够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等。现有的企业实习很难实现上述全部目标，特别是能力和情感态度方面的目标。学校应当创造机会让学生亲自参与到一个真实的工程项目中，担负实际责任，并且体验整个项目的运作过程。这样的工程实践项目不一定在技术上最先进，也不一定与学生的专业完全对口。关键在于项目是真实的、完整的，具有现实中的复杂关系;学生能够真正参与，对社会有实际贡献并直接体验到这种贡献。

二、EPICS的产生与成效

(一)EPICS产生的背景随着科技的加速发展，工程系统日趋综合化、复杂化、国际化，这对工程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工程教育不仅要讲授系统的理论知识和工程技术，而且要鼓励工科大学生从跨入大学校门之初就投入到工程领域的真实世界中去。②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学习策略在美国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到上世纪末，有46%的中小学报告参与到服务学习的活动中③，越来越多的大学也把这一理念运用到教学当中。美国工程教育共同体对工程教育相关问题反思后认为，虽然毕业生拥有较强的技术背景，但是缺乏职业成功需要的其他技能。他们一致认为，学生要为未来做好准备，应该具备的专业技能包括，在团队环境中工作，有效沟通，与客户合作，管理项目，辨识影响工程项目的相关问题(如伦理、法律和环境等)，以及与来自不同背景和不同社会环境的人共事的能力。④依靠传统工程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的能力，应对上述挑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需要新的课程结构来满足这些要求，既要继续维持学生深厚的技术素养，同时也要创造新的经验，发展附加的能力。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中社区服务组织必须利用技术来改善和协调他们所提供的服务，需要寻找一种长期的、低成本的、拥有个性化技术支持的项目。EPICS的创立满足了大学与社区的相互需求，使双方形成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该项目的愿景是通过建立这种合作关系使双方受益。工程专业的学生通过参与长期的、大规模的、来自真实世界的工程项目取得学分;同时也造福社区，为社区合作者提供低成本的技术服务，并在这一过程中体会到成就感，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①EPICS最初是在1995年秋季由普渡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学院发起，开始共有40名学生组成项目团队。此后该项目的规模稳步发展，目前普渡大学每学期都有超过400名学生组成约33个团队参与到EPICS当中。同时，普渡大学也是全美EPICS总部，有22所大学和学院加入这一项目。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期，美国工程教育学会(ASEE)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对推动服务学习在工程教育领域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一方面向为创立和实施EPICS作出突出贡献的普渡大学教师颁奖，扩大EP-ICS的影响;另一方面投入资金支持相关大学开展EPICS，促使EPICS在更多高校推广。EPICS先后获得来自联邦、企业和校友的资助，累计超1000万美元。

(二)EPICS实施的范围EPICS已经在社区内得到了有效实施，实际上，这种教育模式还可以扩展到地区、全国甚至是国际的层面。当地社区项目。实施EPICS最常见的地方是在当地社区，这样有许多优点。如寻找项目地点和社区合作伙伴都很方便;更易于维护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交通和物流更便捷;学生真实感受到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有益于社区;在当地社区看到的社会问题有助于学生理解工程问题往往就在“身边”，而不仅是从新闻上看到的遥远的地方。地区项目。有些EPICS是在当地社区以外完成的，这些项目可能涉及地区或区域组织的范围，与之相关的合作关系能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让学生获得更大范围的体验。教师们或者学校会利用在其他领域的相关联系人，通过与区域和地区组织合作来安排这样的项目。美国赠地学院通常与州政府都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会利用这种关系加强同本州的相关机构合作。例如，普渡大学建立了与印第安纳州人居组织的合作关系，致力于州政府组织的建设项目。国家项目。与区域项目相似，国家合作关系提供了扩大EPICS的范围和影响的机会。EPICS与非营利组织———人类家园国际组织的合作就是国家合作伙伴关系的典型例子，普渡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与其全国总部合作，设计和交付信息管理项目，该项目能分发信息给全国各地的机构。国际项目。这是涉及范围最广的项目，教师通常把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等内容整合到项目当中，并组织学生团队到国外实施项目。参加这些活动的学生能够获得跨文化体验和全球化的视角，而且这类项目对发展中国家也会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使学生和项目所在国家双方都获益。国际项目的物流和资源问题比较复杂，但也有很多成功的模式。例如，工程师无国界组织主要致力于应对社区发展中那些基于工程问题的挑战，包括清洁饮用水、适当的卫生设施、电力的持续供应等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问题。

(三)EPICS对提升工程人才培养质量的作用EPICS是长期服务社区的具有挑战性的工程项目，同时也是教学活动，已有的实践证明它是非常成功的，学生们在以下几方面取得明显收获。首先是技术技能。每个项目都具有显著的技术挑战，学生们有机会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发展和运用课堂上学习的技巧。其次是知识整合能力。由于项目的范围和规模一般有可能超越传统的课程，学生们必须运用各种学科知识来定义和解决不够明确的问题，这些经验能够促进他们的分析思维和组织知识能力的发展。第三是沟通能力。每个项目都有书面报告，口头建议和进度简报，需要经常与项目合作伙伴、顾问沟通和在团队内部沟通。第四是团队合作经验。由于项目规模较大，团队合作是主要的工作方式，学生们学会了如何分解一个大问题，分配和调度子任务，以及再把各部分集成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他们也明白项目的结果依赖于团队每一个成员的努力。第五是资源管理。每个项目的建议书必须考虑到合作伙伴的资源及所需设备、空间等条件，学生们理解了在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必须面对各种约束。第六是客户意识。项目来源于当地社区服务机构，他们的满意度是衡量项目成功的重要标准，因此学生们能认识到向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的重要性。第七是扩大对外界的关注。通过与工程学术界以外的人员合作，学生们会进一步了解他们将要踏入的大学之外的世界。第八是职业伦理。与项目相关的工程活动涉及到合作伙伴、客户、团队成员等多个人群，学生在与他们打交道时必须严格遵循职业伦理原则。①EPICS与企业实习是两种不同的工程实践模式，各有侧重。前者主要是利用工程技术来帮助社区发展，尤其是解决欠发达地区的民生问题，对学生的影响更多在价值层面上，而不是先进的技术。后者着力于提升学生解决工业生产中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加关注学生在工业界创新和创业能力的培养。两种模式相辅相承，不能替代。事实上，美国大学工学院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常常既参加EPICS，同时也有企业实习。EPICS是工程实践的一种新形式，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

导言:清华大学与MIT———研究中国工程教育早期发展的个案

现代工程教育在中国的出现,是从移植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教育模式开始的。这是中国现代化性质所决定的,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受外力逼迫而展开的。正如陶行知所言,“中国自道光、咸丰以来,与外人交接,总是失败。自己之弱点,逐渐揭破;外人之优点,逐渐发见。再进而推求己之所以弱,和人之所以强。见人以外交强,故设同文馆;见人以海军强,故设水师船政学堂;见人以制造强,故设机器学堂;见人以陆军强,故设武备学堂;见人以科学强,故设实学馆……”[1]因此,百年来包括工程教育在内的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外来影响构成了重要的特征,被称为“欧洲大学的凯旋”(许美德)。历史不仅要宏大叙事,还需具体而微。基于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差异,具体到每所大学而言,模仿学习的对象不尽相同;具体到工程教育而言,美、德、法、英等工业化先进国家的工程教育办学模式,都曾深刻影响早期的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其中美国的影响尤为重大,在众多受美国影响的大学中,清华大学无疑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标志性个案。早期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的发展与麻省理工学院(MIT)有着深刻的关联,本文以MIT与清华工程教育发展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为切入点,研究在近代中国大学成长尤其是高等工程教育发展中,美国的影响究竟体现在何处?成效得失如何?而美国模式导入中国大学之后,又是如何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和知识语境中形塑出中国现代大学?这一探究的意义不仅对于清华大学的发展,而且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

一、1920年代清华办学方针的调整:由“人文”向“理工”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系由美国退还超收庚款创办,是在中国教育系统之外的一所新制留美预备学校。学校初建时追求的目标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儿搬到清华园来”,从组织结构到课程、教学法等都是亦步亦趋地模仿美国。以至于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以后说:“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2]。1920年代初,是清华办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清华学校的发展前途问题为校内外人士所关注,是维持现状还是改办大学、如何办大学、办何种类型的大学等问题首先在校内引起讨论。1923年7月,时任校长的曹允祥聘请张彭春担任教务长,张彭春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对课程及教学理论颇有造诣。张彭春开始着手对清华的学制和课程进行改革。这被认为是清华体制改革的转折点,清华的新课程改革体现了实用化的趋势。[3]1925年清华学校开始筹备大学部,1926年外交部批准大学筹备委员会提出的《清华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草案)》和《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暂行章程》,自此清华学校分为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研究院三部分。大学部设普通科、专门科两级。普通科为大学前二至三年,以“使学生知中国之以往与世界之现状,籍以明了中国在此过渡时代之意义,并鼓励学生使为择业之考虑为宗旨”;专门科为大学后二年(或数年),目标是“为已选就终身职业或学科之学生作专精之预备而设”。[4]同年4月26日,经学校第一次评议会议决定设立17个学系,工程系正式成立并成为先行设立专修课程的11个系之一。

对于改制的清华教育目的和方针,1925年9月梁启超在《清华周刊》发表了《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一文,阐述对清华大学部前途和办学方针的思想:“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望清华独占。但为事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一、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二、工学;三、史学与考古学”。并且他认为,“前二项由学校经济观察,清华有完全设备制可能,故可将设备费较简之学科让诸他校,而清华任其最繁难者”。清华建设美好未来的重任就落在回国同学的肩上,“今之清华,渐已为本校毕业回国同学所支配;今后此种趋势,当益加强烈,此无庸为讳者……吾侪对于此种趋势,不惟不反对,且热烈欢迎焉。质而言之,则清华前途之使命。由现在在校及留学同学所负者十而八九也”。[5]梁启超在清华前后4年许,虽未担任行政要职,但在学生和教职员中威望甚隆[6]。虽尚未发现有关史料证明清华当局采纳他的建议,但清华后来的发展却验证了这位历史学家的预想。大学部成立两年后的1927年12月,曾任大学部筹备委员会委员的教务长梅贻琦发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他对于清华办学的指导方针是这样表述的,“清华大学之教育方针,概括言之,可谓为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建设之用”。对于新设立的工程系办学,他提出:“今日社会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才,不贵乎有专技之长,而以普通工程训练为最有用。是以本校设立工程系之始,即以此为原则。”[7]这一办学方针,显然是受美国工程教育的影响。《清华周刊》刊载《清华的工科》一文,分析工程系办学方针的来源,“甲:中国的需要;乙:补他校的缺点;丙:美国有普通科;丁:学生出路问题”。[8]清华开办工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就是在师资方面。1920年代前后,庚款留美学生陆续回国,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加之经济发展落后,对于掌握先进国家工程技术的人才需求有限。尽管外交部、教育部制定有相应的清华留美毕业生回国安置办法和措施,但是生活相对安定、能发挥专业特长的大学成为多数人的首选。截至1925年为止,清华留美归国学生约620人,就业分布在教育界的占33•7(8)%,工程实业界占15•8%,政界占14•28%,商界占11•09%,医界占2•24%,新闻界占0•96%,军界占0•64%,其他各界占1•7%,无职业的占4•66%。很多人首选服务母校作为安身立命之所,据统计,1936年全校有教师约210人,其中教授几乎占一半,他们绝大多数是留美回国的,三分之二以上又是清华的留美生。[9]1908年清政府外务部签署的《派遣游美学生规程(草案)》中规定:派出的留学生中有80%专修工业技术、农学、机械工程、采矿、物理化学、铁路工程、建筑、银行、铁路管理以及类似学科,另外20%专修法律及政治学。早期直接选派留美学生时,大多符合此比例。通过1910年庚款留学第二次考试赴美的竺可桢回忆:“我们这批七十人中,学自然科学、工、农的最多,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不仅我们这批如此,恐怕全部庚款留学生中学工农理科的都要占百分之七八十。”[10]据马祖圣的统计,截至1929年,清华(包括“史前期”)共向美国派遣约1300位留学生。早期直接选派留学美国的学生,选学的专业大多符合章程规定(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历年留美的学生选学工科的占绝大多数。根据1933年清华同学录的统计,从1909年到1932年,工科同学共计481人,加上1933、1934年土木系两个班毕业的学生52人,总数533人,其中大约450人曾赴美留学。[11]留美学生主要集中在美国东部、中部各州的名校,以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最多(参见表2)。就清华新成立的工程系师资组成来看,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土木工程学专业的周永德担任系主任,其所聘教授均为留美学生,并以有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经历者为主体(参见表3)。这些回到母校任教的留美学生积极参与校政,逐渐成为推动清华办学方针转向的重要力量。1913年夏天发起成立的清华同学会,宗旨为振作校风、联络情谊。1920年冬又成立了一个与母校更密切的委员会———清华幸福委员会,委员长是薛桂轮(Colorado,MIT,Harvard等大学留学),其余成员包括梅贻琦、蔡正、张福运、黄凤华。该会有三大目的:①要将清华变成一个与欧美大学并驾齐驱的大学;②要从清华常年经费中减省一部份,积蓄为大学基本金;③清华董事会要有清华同学会的代表。[12]可以看出,同学会甫一成立就表现出要参与校政、维护母校利益、影响母校发展的姿态,成为决定清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民国初年军阀政治势力侵入校园的复杂情势下,同学会的参与,起到了很好的制约作用。而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有工科留学的背景,这些都是影响清华办学方向的潜在因素。

二、清华工学院创办时期办学理念及其来源

工程系成立之后,其发展却一波三折。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了北京,8月17日,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推行新的办学方针和理念,工程系一度遭遇裁撤后又恢复的风波。[13]1929年6月12日教育部呈准行政院颁布新的《国立清华大学规程》,正式批准清华大学本科设立文理法三学院,停办市政工程系,工程系专办土木工程系,系主任由卢恩绪担任,暂附属于理学院。土木工程系按照专业方向分为两组:①铁路及道路工程组;②水利及卫生工程组。当年学生已近百人,占全校(大学本部)总人数的五分之一。由于清华有着稳定的资金来源,当时的工程系设备、师资较之国内其他工科院校已逐渐取得优势。1929年1月该系教师庄秉钧曾撰文详细介绍工程系设施设备状况,在文中他不无自豪地说,“(清华)较之国内著名之各工科大学如南洋,北洋唐山,及中央大学学院,均无逊色,是清华设备虽不能与美国之麻省理工及康奈尔、英国之曼却斯特及德国之古廷根大学可比,亦国内各大学中之少有者矣”。[14]可以看出,从设施设备上清华虽后起,但在国内工科院校中已占优。

“十二五”期间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的核心任务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合理安排产能建设，保持产业稳定增长；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改造；加强技术创新进步，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切实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国际化进程。从总量上估计，到“十二五”末期，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的总产值将达到12～15万亿元，相应的工程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投资将高达7～8万亿元。为确保2015年石油和化学工业顺利完成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我国石油和化工建设项目中相应的环保投资也将大规模增长。如何在化工建设项目配套的环境工程中合理筹资并控制工程投资，以较少的费用获得较大收益是摆在我国化工建设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1化工建设中环境工程的主要内容

环境工程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与这门学科密切相关的学科包括土木工程、生物工程、物理学、化学及化学工程、机械工程、伦理学等，目前几乎所有学科都与环境工程有一定的联系。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技术迅速发展起来，环境工程也得到迅速的发展。目前环境工程是一门运用工程技术的方法和手段来控制环境污染及改善环境质量的学科，它不仅要提供合理利用保护自然资源的一整套技术途径和技术措施，还要研究开发废物资源化技术，改革生产工艺，发展无废或少废的闭路生产系统。另外，还要对区域环境系统进行规划与科学管理，以获得最佳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环境工程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大气污染控制技术、水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工程、噪声污染控制工程和其他污染的控制技术。化工建设项目中配套的环境工程技术经济评价，根据评价角度的不同分为两个层次，即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财务评价又称微观经济评价，是根据国家现行财政税收制度和现行价格，从项目方案本身或企业的角度对项目方案竣工后的获利能力，以及偿还借款能力等情况所做的评价。国民经济评价又称为宏观经济评价，是从国家或社会的角度运用影子价格、影子汇率等经济参数，分析项目需要国家付出的代价和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计算项目的经济净收益，考察项目投资的经济合理性。

国民经济评价还称为项目经济分析或费用效益分析，是指站在全社会立场上，从国民经济整体利益出发，以资源最优配置和国民收入最大增长为目标的经济效果分析，它是项目财务评价的继续，在评价的形式与所采用的指标上与财务评价基本一致，特别是财务评价所采用的许多数据也是国民经济评价所需要的，或者这些数据是进行国民经济评价时进行费用与效益计算的基础。尽管如此，国民经济评价与财务评价还是存在较大差别的。国民经济评价与财务评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由于国民经济评价相对于财务评价处于较高层次，所以当项目财务评价的结果与国民经济评价结果不一致时，项目的取舍主要决定于国民经济评价的结果。我国的化学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资源资金技术密集，产业关联度高，经济总量大，对促进相关产业升级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近年来，生产总值、销售收入、利润总额、迸出口贸易额年均增幅均在20%以上，合成氨、化肥、纯碱、烧碱、电石、硫酸、合成纤维、染料、轮胎等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炼油、乙烯、合成树脂、合成橡胶等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二位，行业整体技术和装备水平明显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在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保障社会需求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也应看到，我国化学工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日益凸现：产品结构不尽合理，产业布局比较分散，集约发展程度偏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约束加大。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石油和化工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国内外市场萎缩，价格大幅下跌，企业库存增加，生产持续下降，行业经济效益下滑，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当前，我国仍然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石油和化工产品消费仍处于快速增长期。成品油、化肥、农药、合成材料等主要产品的刚性需求将长期存在，高端石化产品市场潜力巨大，国民经济各相关部门的振兴为石化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石化行业的决策者必须抓住机遇，有效解决行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因此宏观经济评价的结果是绝对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国民经济进入产业结构调整期后，投资者的决策应当更加谨慎，更加注重科学分析的结果。

2技术经济评价工作的要求和程序

技术经济评价工作首先要求客观性。在评价工作中要求每一位参加项目评价人员应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客观评价，讲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认真作好调查研究，在评价中不能主观地看问题，在工作中不能带个人偏见和本部门本地区的观点，对于疑难或有争议的问题不宜匆忙下结论，而应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带着问题开始调查，直至问题得以澄清。其次要求科学性。项目评估人员在工作中要采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和规定的计算公式，来测算项目的财务效益、国民经济效益及其它内容，保证评估结论准确可靠。不能用落后的陈旧的方法去推算项目的经济效益。三是要求公正性。项目评估工作要求评估人员站在国家和全局的立场上，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来考虑项目的必要性、可靠性和合理性，从而正确地决定项目取舍。四是要求严肃性。项目评估的目的在于确认一个项目是否可以接受，为计划决策提供依据，分析工作必须实事求是，对不同意见观点论据要能兼收并蓄，综合权衡仔细分析，盲目自信模棱两可的态度和方法都会有损项目评估工作的严肃性，有损计划决策的严肃性。

化工建设项目技术经济评价的程序：一是确定目标，包括社会目标和具体目标两部分，前者是从整个社会来考虑的，后者则是部门地区或企业所要达到的，该目标应该符合社会总目标。二是调查研究搜集资料，这是投资项目经济评价的重要环节，只有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实际情况，搜集到所需要的各种基本资料和原始数据，并检验经济评价方法及结论的准确性，实际上在以后的工作程序中有时还要反复或补充做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工作。三是预测备选方案的现金流量，确定有关的参数值，方案寿命期内的现金流量及有关参数值是进行经济评价的基础工作，方案寿命期内的现金流量由总投资年现金收入、年现金支出、固定资产残值寿命期等组成，预测时除采用一般预测方法外，还可使用一些经验方法，计算投资经济效益还必须事先确定一些参数值，包括社会贴现率、影子汇率、利率税率、最低期望盈利率等。四是计算方案的经济效益，一般先计算项目的财务经济效益，然后再计算国民经济效益。计算方案的经济效益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评价指标，常用的有净现值内部收益率投资等。经济效益计算还要求区别不同条件或情况，例如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还是在风险与不确定条件下进行计算，项目的经济效益是计算交纳所得税前还是税后的经济效益，是按不变价还是实际价计算经济效益等等，具体的选择应由评价者和决策者视需要而定，一般应尽可能以风险与不确定为前提条件，按实际价格计算税后经济效益。五是综合评价，根据计算的备选方案经济效益，结合非经济效益对每个可行方案进行全面的比较和综合评价。由决策者根据投资目标和综合评价结果选出技术上先进可靠，经济上合理有效的最优方案。事实上评价步骤都是在投资之前进行的，属事前评价，而投资项目的实施结果与事前评价不会完全一致，为了使人们进一步掌握项目投资过程中事物的变化规律，有必要在投资项目寿命期满退出使用时进行事后评价，并与事前评价进行分析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建设程序和管理体制已逐步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根据目前国内建设项目的各个阶段情况的具体分析，不同阶段的工作成绩的优劣对建设投资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初步设计阶段影响投资的可能性为75-95%，技术设计阶段影响投资的可能性为35-75%，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影响投资的可能性为10-35%，而施工开始通过技术组织措施节约工程造价的可能性只有5-10%，显然前期建设工作对于降低总概算费用起着决定性作用。了解和掌握技术经济评价在环境工程中应用的重要性，具体体现在：进行技术经济比较，选择合理的路线走向，在方案确定和设计中对污染物处理工艺进行方案筛选，推荐技术先进、投资经济的工艺。经过技术经济比较选择重要构筑物的结构形式，研究工程设计中技术进步的经济效益，在设计工作中开展技术进步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包括采用新工艺，可缩短生产周期降低能耗和资源消耗，经过技术经济分析对经济效益不大的技术建议不宜在工程设计中应用，有些技术对建设项目的近期效益不明显而远期效益较高的可在对投入与产出做出评价后进行取舍，有些技术近期投资较大远期效益有但不是很高的，需做全面分析，看能否分期投资。有些技术在工艺上有较大的改进，可节省经常性的运行费用，但在建筑结构方面却增加难度和投资，则建议需作进一步的经济核算后再确定。

摘要：为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有效性，探讨了高职学生的德育教育的若干问题，包括高职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意义，通过开展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提高高职学生的基本品德素养，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高职学生的德育教育提供更为丰富的养料；开展人文素养教育，为德育教育提供丰富营养与载体。

关键词：高职学生；德育教育；中华传统美德；人文素养教育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尤为迅速。2016年，教育部公布全国高等学校共2879所，其中各类本科院校1204所，成人高校284所，高职院校1341所，高职院校在数量上早已超过本科院校，占高校总数的46.58%。[1]并且，据悉未来还有几百所本科院校将改为从事高职教育[2]。因此，搞好高等职业教育将对国家的教育与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相比，高职学生的教育起点要低得多。如何将这些低起点的学生进行重塑，使他们在大学的教育过程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成为国家优良的人力资源，德育教育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一、高职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德育教育对于任何一个层次的学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对高职学生的德育教育更体现出迫切性、针对性和特殊性。一些高职学生之所以在高中阶段成绩不好，也是由于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出现了偏差所致。因此，要保证每一个高职学生成才，首先要通过德育使他们端正三观。优良的品德素养是保证他们成才的先决条件。德育教育对于学生的创造力有很强的影响力，创造力的真正泉源在于精神追求和思想境界。坚持自己的追求以致达到忘我的境界，才能有所创造，有所成就。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语：“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坚定执着的信念、矢志不渝的追求乃创新创造的前提，也是成功的前提。因此，现代人才的修为，要求首先应具备应有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德，是否内心热爱祖国、甘愿服务社会。此外，还要求具备一些特殊的职业道德，如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团结协作的精神、不断进取的毅力以及良好的自身修养等。德育教育还决定着未来的职业生涯能否成功。有人曾对哈佛大学1960年入学的1520位新生进行过跟踪调查研究。刚入学时，当被问及入学的动机是什么时，其中只有18.1%的学生回答是为了理想，而占大多数的（81.9%）回答是为了赚钱。经历了20年之后，在这1520位学生当中，有101位成了富豪。令人深思的是，其中当年回答为了理想者竟占了100位，而回答为了赚钱的只有1位[3]。这个事实雄辩地表明，那些境界高尚、信念执着、为了理想而奋斗的哈佛学子，能在各种困难、挫折、失败面前不服输，不改志，百折不挠，所以人生事业得以成功，而财富只是作为副产品不期而遇，伴随着崇高理想的实现而来。反观那些一心一意只想着赚钱的人，由于缺乏崇高的理想和执着的信念，行事目光短视，结果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财富作为主产品未能得到，更奢谈其他方面的成就。

二、开展政治、思想、道德教育，提高高职学生的基本品德素养

我国当代学生的基本品德素养具体由政治素养、思想素养和道德素养等几部分构成，高职学生也不例外。政治素养是道德修养的基础，体现于学生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理想。学生的这种养成与提高在于经常性地教育他们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树立强烈而广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深厚的民族自豪感。思想素养是指崇高的精神境界，它是衡量学生品德素养的重要指标，学生应树立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以及艰苦创业的精神，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事业心，勇挑重担，不屈不饶。道德素养包括公共道德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公共道德素养是指个体自觉运用道德规范来调节自身同他人和社会关系的素养，是社会道德规范在个体身上的内化。学生的道德素养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集体主义精神、处理群己关系、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对待自我和个人生活的节控。职业道德为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涉及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以及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高尚的公共道德品质，体现在学生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而执着的信念，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能诚实公正、奉公守法，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而良好的职业道德体现在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办事公道，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高职学生的道德素养的养成需要高职院校对其不断进行塑造。

三、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高职学生的德育教育提供更为丰富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