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主义范文

作者：银锋张敏单位：东莞理工学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形态演变与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包含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二重含义，其中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前提和条件，社会生产方式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构成生产方式整体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冲突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也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形态不断发展和演化。

14世纪中叶出现的手工工场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诞生，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个具体形态。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工厂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20世纪初以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中形成了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体制，该体制具有明显的特征:第一，以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生产技术及其相应的生产组织形成大规模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通过集体谈判形成的劳资间的利益共享机制带动了大规模消费，从而推动了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第三，资本之间由无序、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竞争转为有序的垄断竞争;第四，调节主义的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熨平了经济周期并维持了有效需求，使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第五，美国支配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为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创造了稳定的国际环境。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至70年代末，可以说是金融资本的休眠时代，此时期，金融资本服从和服务于产业资本的积累。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这种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积累体制一方面保证了资本可以稳定获取高额利润，当然，资本获取利润的主要途径来自实体经济的生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促使这种资本积累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引进和推广。

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产业资本积累体制的内在缺陷由于外部一系列条件的变化不断显性化: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不复存在，资本获取高额利润日益困难，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制度由于不断增加的社会开支难以为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环境开始趋向不稳定。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产业资本积累体制出现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开始调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变革，即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向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与此相适应，新的资本积累体制即金融资本主导下的资本积累体制开始酝酿。

为了应对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利润危机，资本采取了二种选择:一是打破原有资本积累体制下的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联系机制，实行弹性工资体系，即通过减少工资以恢复资本利润;另一是进行生产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企业组织创新，改变劳动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利润。以上两种方法是资本仍然试图通过生产来提高利润的努力，效果如何?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不断趋向下降就是答案。为了积累，资本只能重新寻找新的利润途径。这个途径就是金融业资本的迅猛发展和经济金融化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一整套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于是，金融资本重新恢复和确立起了自己的霸权统治。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生产方式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是资本主义经济复杂系统变迁和金融资本霸权确立的主要动因，但是，这并不能意味着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确立完全是由生产方式自主决定的。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重新恢复和确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下，当代金融资本霸权的重新恢复和确立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摘要】文章阐述了斯威齐经济思想的共性因素：首先，是斯威齐对于垄断因素的强调和研究；其次，他始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从长期来看终将面临经济危机乃至长期停滞，并最后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两点思考与启示：“理论的停滞”与“现实的反停滞”的对比研究；是经济停滞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笔者认为，在当下研究资本主义金融化问题时，要按照斯威齐针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研究范式和思路，在有关金融上层建筑的表述前提下，一方面研究现实中金融资本和金融化的发展机理、状态和趋势，另一方面则研究金融化与经济危机以及长期停滞问题的逻辑关系和作用与反作用关系。

【关键词】保罗·斯威齐；经济思想；思考；启示

保罗·斯威齐（1910-2004）是上世纪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一系列经济思想，在理论与社会现实层面都曾经引发了重大反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思想启发性。按照斯威齐经济思想的整体发展脉络，以他的两本最具代表性专著为节点，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即斯威齐经济思想的萌芽时期、成长与成熟时期，以及拓展与深化时期。[1]不同时期内的诸多经济思想，如斯威齐模型、经济危机理论、垄断资本理论等，在国内外学界或繁或简均有涉及和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本文主要从总体视角出发，在斯威齐重要经济理论及思想基础上通盘把握，首先提炼出斯威齐整个经济思想发展期间的共性因素，进而总结概括其中对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有所帮助和启发的几点启示，值得我们思考与重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斯威齐经济思想的共性因素

首先，是斯威齐对于垄断因素的强调和研究。早在其经济思想的萌芽时期，斯威齐就开始对垄断问题展开研究，“弯折的需求曲线模型”也是得因于此。斯威齐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因素的重视，后来逐渐发展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判断和分析，即资本主义制度从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转变和发展，进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要有相应的改变。这一思想认识始终贯穿于斯威齐的整个学术生涯，实际上也是他的垄断资本理论以及之后更加深入的思想认识的立论基础。具体来说，斯威齐曾经强烈反对希法亭所称的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甚至最高阶段。与此相对应的，垄断因素才是斯威齐最为看重的，他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历史时期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同时还认为，马克思本人和其他经典文献所分析的是处于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这些理论对于当时的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没有太大关联，[2]斯威齐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和巴兰一道提出了一整套分析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律的理论分析框架，即垄断资本理论。也正是由于斯威齐和巴兰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不适用性”，在垄断资本理论中，他们两人用经济剩余的概念范畴及其增长规律，取代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范畴与利润率下降规律，并认为这种取代代表着资本主义制度从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的理论表现。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滞胀时期，斯威齐抛弃了经济剩余的说法，也承认了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但一直以来他对于垄断因素的强调和理论立场从未改变，对于资本主义的阶段划分也从未改变。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斯威齐在1994年《金融资本的胜利》一文中认为金融上层建筑支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但这不代表着对垄断阶段的否定，实际上是暗含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从竞争阶段到垄断阶段再到垄断—金融阶段，但斯威齐已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对新的资本主义阶段展开研究和论述，而这一思想认识后来被福斯特所继承和发扬，即福斯特的“垄断-金融资本理论”。第二点共性因素则是斯威齐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命运的坚定看法，即他始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从长期来看终将面临经济危机乃至长期停滞，并最后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具体来说，在其经济思想的萌芽时期，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垄断与竞争相互关系时，斯威齐就简单但坚定的写到，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难以避免，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甚至世界大战也是无法避免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难以永存。[3]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斯威齐在论述他的消费不足经济危机理论时，立场同样坚定，认为消费不足的趋势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生产停滞，并进一步研究了历史现实中抵消消费不足趋势的不同力量，但这些力量的抵抗作用是有限的，最终资本主义的长期停滞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地，在《垄断资本》中，借助经济剩余的概念、规律和理论研究，斯威齐和巴兰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吸收掉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或者说为经济剩余提供一条合理的出路，因此终将难逃长期停滞乃至最终毁灭的命运。最后，在后“垄断资本”时期，就美国的滞涨等问题与马格多夫一起展开一系列研究时，斯威齐始终以“垄断资本主义制度面临长期的停滞趋势”为理论前提和关键要素，一以贯之的坚持着他的这一思想观点和学术信仰。因此，这种贯穿始终的、一致而坚定的信仰，这也就是霍华德和金在纪念斯威齐的论文中，称赞他的学术生涯是“杰出的”的原因所在。

二、两点思考与启示

1、停滞与反停滞首先这里所谓的停滞与反停滞，既是表明斯威齐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也代表了他的一个一般性的逻辑思路。笔者认为，用资本主义的停滞与反停滞这个说法，可以很好的概括斯威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关研究内容，大体上包括三个层次或者说部分。其一，在1942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中，当斯威齐论述他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时，所使用的方式就是先从理论上证明存在着一个消费不足论的经济危机理论，但这一理论的推导结果——经济危机和生产停滞，并不符合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历程，因此需要再来研究和说明现实中所存在的抵御消费不足趋势的种种力量。这种“消费不足论与抵御力量”的论述内容和方式，就是停滞与反停滞问题的第一个层次，只不过此时斯威齐的研究重点在于经济危机理论，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停滞问题在概念和范畴上还有所区别。其二，在1966年的《垄断资本》中，斯威齐和巴兰的垄断资本理论，同样按照停滞与反停滞的方式展开，即在经济剩余的概念和增长规律的基础上，首先在理论层面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吸收经济剩余上的困难进而导致长期停滞和灭亡的最终命运，然后探求在现实世界中，历史上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在一定时期内抵消了长期萧条的趋势，而作为答案的世界大战、铁路产业和汽车化浪潮，则被斯威齐和巴兰称为绝对的外部（刺激）因素。因此，“垄断资本理论与外部（刺激）因素”，即为停滞与反停滞问题的第二个层次。其三，在《垄断资本》出版之后的二三十年内，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合作对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持续而深入的分析过程中，出现了停滞与反停滞问题的第三个层次——“积累过剩理论与反停滞的刺激性力量”。这一说法与之前相比，两个方面的内容都发生了变化，理论上导致资本主义长期停滞的原因，从经济剩余的吸收困难，变为垄断资本前提下投资的供过于求，而对抗停滞的刺激性因素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在繁荣时期主要有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战后重建和消费需求、技术革新、汽车化浪潮以及政府军事支出，而在滞涨时期则是资本积累的金融化或者说金融资本。综合这三个层次的停滞与反停滞问题研究可以看出，虽然具体理论内容有所不同，但斯威齐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逻辑思路，实际上就是“理论的停滞”与“现实的反停滞”的对比研究，并且在笔者看来，对于后者的重视在斯威齐那里显得越发明显，特别是对资本主义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停滞趋势，也就越来越成为一个暗含的理论前提，不予详细说明。这种变化或许和资本主义世界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或许和斯威齐不同的停滞理论，即垄断资本理论与积累过剩理论所招致的批评有关。但无论如何，笔者认为，斯威齐的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停滞与反停滞”问题的研究思路值得我们学习和重视，特别是对于“现实的反停滞”的分析，具体来说又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的启示。在纵向或者说时间维度上，斯威齐的分析更加重视历史因素，由于停滞趋势成为理论前提，因此历史上的经济繁荣就成为斯威齐首当其冲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对资本主义任何历史时期的研究，都有助于我们把握和深化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运行规律，对现在及未来有所启示。另一方面，在横向或者说社会维度上，斯威齐的贡献则在于大大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不仅是经济领域，对教育、家庭、种族关系和外交等问题也有所涉猎。这种对非经济体系的或者说上层建筑意义的社会变量的重视，已经影响了斯威齐之后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也是我们需要认可和重视的地方。2、金融资本与金融化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制度的金融化问题就成为了经济学领域的核心和热点问题，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和研究范式出发，对该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作为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先行者和代表性人物，斯威齐在这一领域也不例外，并且他较早地意识到了金融化，或者说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从斯威齐的相关研究思想出发，对这一问题做一定的延伸和思考。具体来说，斯威齐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对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相互关系的判断和研究。早在1942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中，斯威齐在论述和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时，曾引用了希法亭《金融资本》中的一些观点。其中对希法亭有关银行及金融业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中所起到的作用的分析，斯威齐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却明确反对其进一步得出的所谓金融资本最终决定和支配着产业资本的结论。[4]斯威齐认为，这一时期仅仅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过渡时期，随着时间的进一步发展和垄断因素的持续扩张，金融资本早晚会回归到曾经的产业资本的从属地位上去。这也就是斯威齐在相关研究中选择使用“垄断资本”这个概念范畴，而不是“金融资本”的原因所在。[5]但这里要指出的是，斯威齐所否定的占据支配地位的“金融资本”，实际上指的是被银行业支配而由实业家所运用的资本，此时的金融体系，也更多的是指银行与股份公司之间有关证券发行和买卖业务的系统，因此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斯威齐在当时所分析的对象属于一种比较狭义，或者说比较初级的金融资本。之后随着斯威齐经济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他在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时所秉持的核心理念始终是“垄断”以及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对于金融资本的认识可以说也没有发生太大改变。到了1966年的《垄断资本》一书中，在研究能够吸收经济剩余的销售努力因素的最后部分，斯威齐和巴兰特别指出，所谓的“金融、保险和不动产”即金融业同销售努力一样，除了一些必要的资源利用外，大部分支出也是吸收经济剩余的形式之一。除此之外，金融业规模的急剧扩大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自身性质，就这一方面来讲，金融业对经济剩余吸收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6]在这里，斯威齐和巴兰肯定了金融体系规模的扩大和在吸收剩余方面的重要性，对金融资本的认识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未把它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范畴，例如在1971年的一篇论文中斯威齐写道，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着大公司的仍然是垄断资本，被统治的对象不仅包括实体企业和公共事业单位，同时也包括着银行以及其他赢利性的金融机构；并且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也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不是力图争夺更大的利润份额，以至于利润总额减少也在所不惜，而是相互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基本上方向一致的统治阶级，力图让总额最大化。[7]从这可以看出，就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关系和重要性而言，此时的斯威齐仍然把前者置于资本主义研究的核心地位。但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斯威齐的思想发生了改变。这体现在他对金融化问题研究的第二个方面。在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展开研究的过程中，斯威齐越来越意识到现实社会中金融化的重要性和严重程度，对赤字和债务问题、银行和货币问题、生产和金融问题等诸多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并最终得出了“金融资本的胜利”这一结论。[8]换句话说，与上一个方面相比，斯威齐开始认为，金融资本成为了核心要素，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从垄断阶段发展到了垄断——金融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金融上层建筑就坐落在了世界经济和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顶端。[9]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的转变看似突兀，实际上是有着其内在逻辑性的。简而言之，斯威齐是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中推导和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垄断-金融阶段的到来。斯威齐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下，实体经济由少数寡头垄断厂商控制，并获得了远超它们消费水平或能力的巨大利润，垄断资产阶级想要将这些利润的大部分继续投资，但受底层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的严格限制，扩大生产的投资不能得到利润，因此这些利润只能投向金融体系而非实际生产。[9]另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具有长期停滞的趋势，伴随着经济停滞的到来，为了充分吸引和接受从实体经济中迁移出来的资本，金融体系开发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以供选择，这些金融产品容纳的货币资本并不都是最终进入生产领域，它们在金融部门内保持循环，并促进了金融体系和金融资本的成长。[10]更为重要的是，金融体系有潜力成为整体经济的一个自主子系统，并拥有显著的自我扩张的能力，[11]最终，金融体系的这种扩张和自我扩张的过程，导致了金融资本的胜利。斯威齐曾多次强调，是经济停滞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而非相反。他的金融化的有关思想，或者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阶段从垄断阶段到垄断——金融阶段的判断，也始终是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面临长期停滞”的理论前提之上。笔者认为，斯威齐的这一看法是基本正确的，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的本质仍然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为资本积累提供新的动力。在斯威齐之后，垄断资本学派的继任者们，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金融化问题时也都或多或少的借鉴了斯威齐的有关思想。最后，笔者认为，在当下研究资本主义金融化问题时，斯威齐的研究工作给我们所带来的启示是，要按照他针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研究范式和思路，在有关金融上层建筑的表述前提下，一方面研究现实中金融资本和金融化的发展机理、状态和趋势，另一方面则研究金融化与经济危机以及长期停滞问题的逻辑关系和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将金融化的新内容注入到上文斯威齐“停滞与反停滞”的逻辑范式中去。

三、结语

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

（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这种积累，只有通过产业资本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上的循环运动过程来实现。产业资本不断地将劳动力这种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置于资本的支配之下，不仅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的商品和新的剩余价值，“还要生产并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则是要把上一轮产业资本循环运动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再投入到新一轮产业资本循环运动中去。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必然带来一种结果，即“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这种社会再生产过程越是循环反复地进行，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就不得不与劳动资料相分离，转化为以出卖自身劳动力为生的“虚构商品”。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越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生产与需求的同一关系就会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转化为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要进行下去，就必须不断地在商品资本通过市场交换转变为货币进而转变为扩大的货币资本的环节上，实现“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使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暂时地得以解决。不经过这一“飞跃”，则商品价值，进而剩余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剩余价值若不能实现，也就无从转化为资本，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就无法持续下去。因此决定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环节是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论是古典危机还是当代危机）本质上都是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外在表现。

（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商品价值由商品体到货币体的“惊险的跳跃”的过程，在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并不必然会发生。这种“跳跃”发生的几率甚至随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反复而趋于减小。商品价值规律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使得“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的努力如果单纯依靠资本投入的扩张，就会因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导致劳动力价格过快上升到“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的程度。对于资本来说，率先采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新生产方法，从而使所生产的每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就可以暂时地取得额外的剩余价值，同时淘汰其他竞争者。个别产业资本之间的竞争越是激烈，增进劳动生产力就越是成为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实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越有必要。当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时，资本有机构成的单向变化就成为一种常态：不变资本的相对量趋于增加，可变资本的相对量趋于减少。资本有机构成的这种变化必然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方式发生不可逆的改变：“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收工人……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佣的工人”。这种排斥，必定以人口相对过剩的常态化和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为结果，进而成为资本持续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有力武器。一方面是资本驱使下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导致的消费需求萎靡。生产与需求的这种对立积累到一定程度，剩余价值就会因为商品交换活动的停滞和萎缩而无法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突然中断，以商品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二、透支消费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的暂时缓解

（一）透支消费的目的与实质客观地讲，相对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下近乎停滞的社会生产来说，资本支配下的社会生产在并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使社会生产力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日趋激化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正是这种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支配的资本蓄积规则及财富分配规则相冲突的结果。如果不能依靠压缩生产能力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冲突，就只能依靠刺激消费需求的方式来寻求缓和。突破“量入为出”的观念，决不是某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局部调整的必然产物。“透支消费”的观念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恰是日趋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不断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资本蓄积的过程，资本蓄积越快则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也就越尖锐化。资本蓄积正是通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产业资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才能得到完成。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由于剩余价值不断地转化为产业资本，生产能力的扩张几乎是没有限制的；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却会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所具有的消费购买能力相对地变弱。要缓解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必须改变一部分社会劳动生产物的性质和用途，使生产与需求暂时达到耦合状态，使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从商品交换中得到实现。作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物质载体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已经补偿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劳动资料或劳动力，所以其性质和用途不能再作改变。唯一还可以改变用途的劳动生产物，就是那些补偿生产过程中劳动能力和劳动资料耗费之后剩余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这部分剩余生产物的价值形态即是剩余价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透支消费（无论是微观层面的个人消费透支，还是宏观层面的国家财政透支）本质上都是将剩余价值的用途暂作改变，在抑制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尽可能扩大有效需求，最大程度地让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得以成功实现。

（二）透支消费的必然性与局限性利用透支消费来缓解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方法，可以归纳为：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这种使资本可以继续行使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和对剩余生产物的索取权的方法，在资本主义体系刚刚形成并初步发展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必须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使剩余价值可以较为容易地实现。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日臻完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越来越遭到全体劳动者的抵制和反抗，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加快，实行这种“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方法就变得越来越有必要。相对于危机爆发时销毁过剩商品并消灭生产能力的那些危机应对办法，全社会范围内的透支消费可以在尽可能小地破坏生产力的前提下，尽量地缓和因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透支消费在一段时期内将社会储蓄基金部分转变为社会消费基金，暂时减缓了剩余价值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速度，以破坏相对较小的方式抑制了生产能力的扩张；另一方面，透支消费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资本牺牲的是对已实现的部分剩余价值的直接支配权，换取的是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平稳运行，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剩余价值的顺利实现。以“高福利、高消费”著称的福利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正是因为福利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全社会范围内多层次的透支消费，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提供了一种毋需废除资本对生产支配权力的应对办法。实行透支消费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回避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注定了透支消费只能暂时缓解社会再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并不可能从根源上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

三、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的激化与经济危机形态的转变

（一）透支消费使剩余价值向金融资本转变当资本家以“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办法来缓解被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激化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时，资本不会放弃对转变了用途的这部分剩余价值的最终支配权。透支消费暂时转变剩余价值用途的过程，只是通过信贷或公债的方式，将作为这部分剩余价值物质载体的剩余生产物的使用权暂时让渡给消费者或政府。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的财富分配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资本家对已实现剩余价值的即时索取权转变为对已实现和将要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长期索取权。用于实现剩余价值的这部分剩余价值，虽然没有转化为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中完整循环的产业资本，却转化为金融资本：通过到期还本付息的规则，不仅将过去已实现的剩余价值收回，还额外地从因这些剩余价值的垫付而得以实现的新的剩余价值中以利息的形式支取出一部分来。这些游离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之外的金融资本，表面上看只是当作商品的货币，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作为货币所完成的这个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先导”（P383）。由此可以看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盛行的全社会透支消费并不是资本给劳动者的无偿馈赠，也不意味着劳动者依附于资本的事实发生了改变；实行透支消费的目的只是为了资本可以更好地实现剩余价值，并将资本对劳动者以及对社会生产的支配进一步深化。

针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此后在全球的蔓延，国内学术界对金融资本、虚拟资本等相关的学术研究持续升温，并取得了很多有建树的成果。然而笔者注意到，多数学者直接引用希法亭对“金融资本”所下的定义来替代希法亭的整个金融资本思想；而在阐述列宁金融资本理论时，有的学者只是简单地阐述列宁对“金融资本”概念的界定，甚至有学者罗列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特征的论述来指代列宁金融资本理论，如此等等。总体上来看，部分学者对金融资本理论的诠释，越来越变得简单化和模式化，暂且不说一个理论是否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单从一些学者用帝国主义特征来充当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这点来看，这种学术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列宁创立的科学的金融资本理论，理论内涵十分丰富。基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这一论著的文本源流，可以从原典渊源、理论构造、当代效应等角度来诠释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这不仅为我们继续探究金融资本提供方法论指导，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亦具有理论指导和现实启发作用。

一、原典追寻：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理论渊源

列宁是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中提到“金融资本”概念的。列宁之所以在标题后附加上“通俗的论述”是有他的想法的，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那样，“实际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家所叙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这里两位作家指的是霍布森与希法亭——引者注），因此，不得不承认，列宁在这本小册子里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汲取了一些霍布森与希法亭的观点，并在其基础上更准确地把握住了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特点。霍布森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他于1902年发表的《帝国主义》，在研究帝国主义的浪潮中影响重大，尤其“对暴露帝国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拼命地争夺殖民地、大规模输出资本，依靠剥削附属国和殖民地为生的寄生性，以及奴役‘低等种族’的若干血腥手段和虚伪面貌等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事实和统计资料”。霍布森看到了工业的集中现象，“为坚强的组织关系联合起来，相互之间经常取得最密切和最迅速的联系，设置在各国的企业中心……它们在操纵各国的政策方面处于无比的地位”。工业和金融业的巨头们为了攫取更高更稳定的利润，逐渐走向了联合，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正在慢慢形成。此外，霍布森注意到这些金融大王的影响力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蔓延到了政治领域，进而导致帝国主义的最终决定都系于金融势力，“每一项重大的政治行动，包括有新资本的输出，或现有投资价值的巨大波动，都必须得到这一小撮金融大王的许可和实际的帮助”。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已经浮现出来。

遗憾的是，霍布森在这里还仅仅将帝国主义看成一种政策，认为是雇佣阶级和占有阶级的“过度储蓄”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场所，因而转向国外市场获取殖民地、保护地。本文将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列入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不仅是因为在此书中，霍布森谈及了诸多金融资本相关的观点，更是因为列宁对于这些观点，给予了重视和应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序言中提及：“论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那本著作，我还是利用了的，并且我认为已经给了它应有的注意。”列宁的确在这本小册子中多次引用霍布森的观点及原话。例如，列宁在“列强分割世界”的写作中，列举了霍布森关于欧洲主要国家加紧“扩张”时期的领土分割数据；在研究“食利者阶层”的时候，更是直接引用了霍布森的观点；在论及食利国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列宁用了很大篇幅来引用霍布森的观点，因为列宁认为在关于食利国问题的理解上，霍布森的观点比较“可靠”。但与此同时，列宁也看到了霍布森观点的错误与不足之处。列宁指出，霍布森并没有看到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存在，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有密切的联系，也不敢赞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列宁认为霍布森没有从历史发展、经济根源方面揭示帝国主义新的经济现象，因此也没有注意到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和根本问题所在。列宁同希法亭学术观点的渊源要从他在希法亭“金融资本”定义基础上重新界定“金融资本”概念说起。希法亭指出，“产业资本中那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并不属于使用他的产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只能通过银行来支配这些资本，而银行是代表所有者的。另一方面，银行不得不把它不断增长的这一部分资本投资在产业上，并因此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自己变成产业资本家。这一部分货币形式的银行资本，实际上已经由这种方式转化为了产业资本，我把这种银行资本称为金融资本”。

在列宁看来，希法亭的观点存在着显著的缺陷。列宁认为希法亭对于“金融资本”概念的界定有不完全的地方，那就是希法亭没有指出“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而且已经造成垄断”。由此，在批判地吸收希法亭“金融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科学的“金融资本”概念。实际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几乎谈及了所有后来学者提出的有关金融资本的论点，例如他提到：现代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是集中过程；生产的集中、联合以及垄断组织都已出现；金融资本的概念；银行作用的改变及对产业的渗透；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金融资本的发展趋势等，只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些论点综合成系统的帝国主义理论或金融资本理论。列宁也认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需要注意的是，列宁认为希法亭书中的合理部分不能掩盖他在货币论问题上犯的错误，而且在讲到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时，列宁更指出，希法亭这位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的代表人，比公开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由此可以看到，列宁对霍布森以及希法亭的观点并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照搬全收，而是既有肯定的地方也有否定的部分。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本描述来看，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与霍布森、希法亭的学术思想有很大联系。笔者注意到，与列宁同时期的布哈林的学术观点，对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创建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很少有学者去关注布哈林关于金融资本的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主要是研究帝国主义及其经济特征、未来的趋势，他认为研究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内部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入手，其中涉及许多有关“金融资本”的观点，例如“垄断组织的发展”，“纵向的集中”，“银行的作用。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等。布哈林不仅注意到了经济生活中集中和垄断现象的出现，而且认为有必要先分清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两个概念。他认为金融资本“既是银行资本，同时也是工业资本”。对于金融资本的趋利性，他把握得很到位。布哈林指出，在资本输出的同时，金融资本控制手段也在不断加强。“各个领域的集中过程与组织过程相互促进，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趋向，使整个国民经济成为一个在金融富豪与资本主义国家监护下的巨大的联合企业，这个联合企业垄断了全国市场，并且为更高的、非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的生产准备了前提”。虽然布哈林的观点并不都是正确的，但其中正确的部分仍为列宁建立科学、系统的金融资本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当然，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创立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资本思想息息相关，因篇幅有限，本文仅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本出发，简单列举列宁金融资本思想与霍布森、希法亭以及布哈林学术思想的关系，而不是说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理论渊源仅仅只与霍布森、希法亭和布哈林有关。

二、逻辑理路：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理论构造

列宁创立了科学的金融资本理论，这一理论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列宁从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金融资本的内涵、控制手段等角度入手，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住了金融资本的实质。第一，金融资本产生的必然性。列宁综合1911年察恩版《德意志帝国年鉴》发现，在德国工业中，生产集中于大企业的进程非常迅速，同样，“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规模庞大的企业造成了竞争的困难，加之在大企业之间容易形成协定，因此，“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不论是受高额关税保护的德国，还是自由贸易的英国，集中的不断发展都会引起垄断，只是在时间、形式上有所差别。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垄断组织只是刚刚萌芽；1873年危机之后垄断组织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那么，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危机，则使垄断组织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至此，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垄断已经产生且已成为普遍的事实。在工业垄断现象背后，是由于货币资本和银行的作用，才使得极少数最大企业具有更加强大的名副其实的压倒优势。列宁指出了银行的新作用，看到银行不仅经营规模扩大了，其在工业中的影响力也空前变大。“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也变得集中起来，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同工商业及政府“联合”，银行已经从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垄断要求企业在必要资本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工业和银行的联系日益密切，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也“自然地”融合起来。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偶然现象。第二，列宁对金融资本概念的完整把握。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等同于统治着工业的银行资本。然而列宁并不认同“金融资本=银行资本”这一等式，列宁认为诠释“金融资本”有三大重要因素：“大资本的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银行的作用（集中和社会化）；垄断资本（控制某工业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致竞争被垄断所代替）。列宁从大量经济现象中抽象出“金融资本”概念，提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

在这一认识下，列宁指出，“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融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由此可见，列宁将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作为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将金融资本的产生看成一个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集中和垄断的过程，而不仅仅当成一种事实来对待，因而他对金融资本的把握显然是高于希法亭的。列宁所谈到的金融资本是基于生产集中和垄断基础上的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它不同于单独的产业垄断资本，也不同于单纯的银行垄断资本，是一种高于二者的更高形态的资本。列宁对“金融资本”概念的界定，囊括了生产集中、垄断、银行新作用等社会经济现象，是将他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观察以及对相关理论分析结果综合起来的概括。然而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那样，“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二战之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经济情况的出现，金融资本的表现形式、组织结构及技术支撑都发生变化，因而“金融资本”的内涵和外延也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相应地发生变化。第三，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各自发展的新情况。要理解列宁关于“金融资本”定义里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就必须先对二者当时的发展情况有一个了解。关于工业资本。生产的集中进行得非常迅猛，集中不仅在同一工业部门里进行，而且不同工业部门进行结合的现象也愈来愈多。生产的集中“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了。现在已经是垄断者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组织、不屈服于垄断组织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大企业正在用一切方法来保证自己的巨额利润。工业一部分资金用于改良技术装备继续投入生产；一部分资金用来“垄断熟练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的线路和工具”。大企业在进行横向、纵向的集中过程中需要的货币资本越来越多。

欧洲罢工潮的汹涌与政治危机

（一）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欧洲罢工潮

次贷危机的严冬仍未散去，一股强劲的寒风又开始凛冽着这块曾经孕育了人类资本主义文明的土地，整个欧洲在愈演愈烈的罢工浪潮中颤抖着。从2010年2月起，以航空业为主的罢工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德国汉莎航空、法国空中交通管制机构以及机场服务公司、英航相继开始罢工，德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等国航空业工会也宣布罢工计划。受航空业罢工的影响，欧洲各国公路、铁路等涉及交通运输行业；学校、公务员、甚至于警察都加入到了罢工的行列。2010年2月，陷入债务危机的希腊更是爆发了本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约200万希腊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经济紧缩政策。

（二）欧洲罢工潮的前世今生

1.关于此次来势汹汹的罢工浪潮，人们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其分析主要可以归纳如下：（1）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欧洲各国经济形势严峻、财政捉襟见肘、赤字严重，政府不得不采取财政紧缩措施，其中就包括削部分劳动保护、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支出。这一举动无疑加剧了劳动人民对于政府政策的不满，工党在英国不久前的大选的失利就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2）企业更是不堪重负，减薪、裁员、节约成本，更为直接的引起民众不满，成为大罢工的导火索。（3）欧洲各国由于工会组织强大，传统罢工事件就较多，在当前政治经济形势下，罢工潮的爆发是社会中下层民众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并不偶然。总结以上现点，我们不难发现：“在整个罢工潮之中，欧洲的工人阶级无疑是最终的推动力量，他们没有体会政府、企业的困难，不愿与之同舟共济共赴难关。反之，他们依仗强大的工会组织，企图以数量的优势迫使政府和企业就范，谋求一己之私。”在许多民众看来的却是这样，因为在大家的眼睛与现实之间隔了一层轻纱，我们不妨捅破它。

2.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当前欧洲罢工潮资本与工人罢工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是的，而且非但必然，简直就是“层峦叠嶂”！道路甲：直接谋取绝对剩余价值

———“可望而不可及之路”资本家为追求剩余价值将资本投入到生产、交换、分配领域之中，只不过这些资本家选择了赤裸裸的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采用暴力的方式强迫工人提高劳动强度资。这在19世纪可以大行其道，但在今天或许就要被告上法庭。在此次罢工潮中，资本家把对于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聪明的隐藏到了其它道路之中，相信他们也不由得发出感叹：“想直接拿到绝对剩余价值是多么可望而不可及！”道路乙：相对剩余价值好处多多

———虽然做了亏心事，可是面子上还是要过得去吧？这次，资本家将资本再次投入但最终目标却换成了相对剩余价值。要获得更多相对剩余价值，首先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大资金、科技投入）；不知不觉之中，资本的有机构成（c/v）就提高了；随之问题也出现了，相对过剩的人口与商品的相对过剩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企业会在市场的大花中陷入危机，伴随越来越多的“孤舟”卷入“大海”，整个产业危机的“大浪”也就即将袭来了！“巨浪”拍碎了一叶叶“孤舟”，也洗刷了船板上光彩夺目的“漆绘”，这是人们才发现原来资本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于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夺……还能不罢工么？道路丙：金融资本家大发国际金融危机财

【摘要】本文阐述了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发生的巨大变化，包括二战到20世纪80~90年代和20世纪末以来两个阶段，分析了资本主义新危机：金融危机爆发；信仰危机抬头；“民主赤字”问题，最后指出认识和应对资本主义新发展和新危机对于我们关系重大。

【关键词】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危机

二战以来，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危机。

一、二战到20世纪80~90年代资本主义的变化

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更新

传统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以个体资本所有制为主导的所有制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和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个体资本已经无法满足生产经营需要，适应资本规模迅速扩张需要的股份制形式应运而生，股份制公司迅速崛起，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二战以后，资本主义所有制又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形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所有制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法人资本所有制崛起并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资本所有制形式。

2、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调整

资本主义早期，工人一无所有，靠出卖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劳动力一开始就隶属于资本，决定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是在表面平等的交换关系背后掩藏的资本对劳动力的实际支配和控制。由于工人阶级不断反抗，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劳资矛盾的办法来调节劳资关系。比如允许职工持股、职工参与决策、提高社会福利等来促进工人自觉地服从资本家的意志。尽管劳资关系有所改善，但工人受压迫地位没有根本改变，贫富分化更加严重。

一、新自由主义诸学派的主要观点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学派林立、学术见解庞杂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20世纪20、30年代那种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界滋生出的一个怪胎。所谓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首先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资本主义加速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主导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运作近一个半世纪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己越来越不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表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理论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30年代大萧条前夕及大萧条期间，多多少少从《资本论》汲取营养的凯恩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就业、投资、货币等论著，并于1936年出版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始了针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逐步取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成为主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其次是，苏联的以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样，就从左、右两个方面对主张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为基本理念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形成夹击之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捍卫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为已任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按捺不住，相继发表了《价格与生产》、《储蓄的“悖论”》等文章，对主张在经济危机期间，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加大社会投入，増加就业，提振社会有效需求，以刺激资本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进行批判，绝望地为以自由竞争、自主经营、自由贸易等为基本理念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辩护。同时，他还伙同他的老师、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冯•米塞斯，挑起了同波兰经济学家奧斯卡•兰格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论战，借这场论战批判以公有制为基础，以保持政府宏观调控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很明显，哈耶克、米塞斯等的见解是逆历史潮流的，也正因如此，当时，哈耶克把斯密的那一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原则推向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见解在政界甚至在理论学术界均遭遇冷遇，迫使哈耶克及米塞斯等新自由主义的中坚分子蛰伏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学术机构，窥探时机、以求一逞。在长达数十年的蜇伏期间，哈耶克等主要干了两件事:其一，潜心完善其极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先后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等著作。其二，充分施展其擅长学术小圈子的能耐，纠集一批以复兴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为己任的英国、美国等国的学者，成立了朝圣山学社，并在从1947年至70年代末的近30年中，哈耶克亲自任该学社社长达12年之久，苦心经营这个学社。在这近30年中，朝圣山学社先后在12个国家召开了27次研讨会，传播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推动新自由主义理论研究，壮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队伍。

到20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为鼻祖，以科斯、米塞斯、弗里德曼和卢卡斯、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骨干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队伍初步形成气候，并以这些骨干为首，形成了诸多学派，其中，主要的学派有以下四个。(1)伦敦学派。以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基地的新自由主义伦敦学派，其领军人物是哈耶克。哈耶克一贯主张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国家干预始终与效率无缘;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不会有人控制我们的权利，我们才能以个人身份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他认为公有制、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他甚至主张，即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给予私人银行，而不能让政府垄断。哈耶克是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2］(2)现代货币学派。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基地的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也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学派。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坚持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现代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和领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其自由化主张的经济理论基础，是他在1970年发表的《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一文中提出的“名义收入货币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涵义是，名义国民收入变动主要取决于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因而他认为“货币最要紧”。由此出发，他进而主张:在货币单一规则的前提下，实行经济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国家干预;否定计划经济和任何形式的公有经济;主张削减国家财政对社会福利的投入等等。②弗里德曼是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的狂热鼓吹者。(3)新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以经济组织或制度问题为研究对象，主要强调明晰私人产权，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包括四个方面，即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也即交易费用;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市场交易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只要企业产权落实到自然人，也就是私人，其交易成本必然低于公有制企业，因此，私有制企业的经营效率比公有制企业高。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是英国学者、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并于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罗纳德•科斯。科斯的成名，得益于他的两篇论文:一篇是《企业的性质》(1937年);另一篇是《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大多源自这两篇文章。所以，科斯是狂热鼓吹私有化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鼻祖。(4)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罗伯特•卢卡斯。他在《理性预期与经济计量实践》、《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经济周期模型》等论著中，提出了名噪一时的所谓“理性预期假说”。他认为，在个人和企业进行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而所谓“理性预期”，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人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关乎自己的投资或就业选择等切身利益，他一般均会充分调用自己拥有的主观和客观的各种信息资源，对经济前景进行尽可能准确的预测，也即对经济前景作出预期。由于这种理性预期，他们的决策一般说来是有根据的，而政府对经济信息的反应不如公众灵活、及时，所以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像个人决策那样准确、灵活，政府的任何一项稳定经济的措施，都会被公众的合理预期所抵消，成为无效措施，也就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这一观点对奉行国家干预政策的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沉重的打击，所以也被称为是“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所在的学派也因此而被称为理性预期学派，这个学派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要保持经济稳定，就应该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可见，理性预期学派也是典型的巿场原教旨主义学派。［3］以上四个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学派，其他学派，包括以拉弗、费尔徳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的影响要小一些，仅在美国的影响较大。而上述四个学派不仅在美国、英国，甚至在欧洲、乃至全球都能看到他们主张和鼓吹的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等思想的影响。

二、新自由主义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理论体系

20世纪的50、6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的“黄金期”。但是，凯恩斯主义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规律。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低增长或经济停滞、高通胀、高失业”的所谓“两高一低”的“经济滞胀”。在以往，“高通胀”一般出现在经济复苏———高涨阶段，但此次却与高失业、经济停滞并存于危机、停滞阶段，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实体产业资本利润率下降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新特征。面对资本主义的这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致使资本主义经济在“滞胀”危机中爬行整整十年。持续的“滞胀”危机，迫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英等国的资本向通过高杠杆操作可能获得高额利润的金融领域、资本市场流动，导致金融垄断资本急剧扩张、膨胀。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英等国急剧膨胀的金融资本再也不甘于为实体经济融资、支付等经济活动服务的“配角”地位，不仅利用实体产业深陷“滞胀”危机、负债累累之困境，通过提供贷款、并购等手段，逐步控制了产业资本，实现了经济的金融化，而且还向政治权力领域渗透，从而推动美英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

金融资本较之实体产业资本更贪婪、更具冒险性。逐步实现了对产业资本乃至国家政治决定权的控制的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再也不满足于被调控、被监管和国内有限的市场了，力图摆脱监管而自由流动、自由经营，乃至突破国界，在更广阔的全球市场上攫取更丰厚的利润。此时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迫切需要一种理论取代主张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为其全球扩张提供理论支撑!长期蛰伏于学术界的哈耶克，凭藉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把握住了这一机遇:哈耶克及其在英国伦敦学派、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派中的弟子们，利用“滞胀”危机对凯恩斯主义发起猛攻;同时，极力鼓吹他们的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推向“市场原教旨主义”极端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主张。哈耶克一伙的这些动作和极端理论主张，正好迎合了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1975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女士当选为代表英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保守党主席。不久，经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安排，撒切尔夫人即同哈耶克会面，此后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迅速升温。1979年，撒切尔当选为保守党首相后，哈耶克的声望更是急剧攀升。个中原因，就是两者间不仅“心有灵犀”，而且相互利用。撒切尔把哈耶克视为导师，她曾经说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法、立法与自由》等著作是“杰作”，“她年轻的时候读过、后来又‘经常重温’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强有力的批判’的是《通往奴役之路》”。她当选保守党主席后，保守党内有人向她建言走“中间道路”，避免左和右的极端，她从她的提包内拿出哈耶克的《自由宪章》说:“这本书，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她任首相不久，即给哈耶克写信说:“过去这几年，我从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观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诸实施。”身处首相地位的她在下院说:“我是哈耶克教授的热情崇拜者。我们这里一些尊贵的议员们应该读读他的书。”

哈耶克对撒切尔的知遇之恩自然是感激涕零，1975年，他笫一次同撒切尔会面后，感动得不可名状:他“出乎寻常地陷入沉思……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充满激情地说，‘她可真美’。”他不仅为撒切尔提供她急切需要的理论支撑，而且一反常态，跳出几十年蛰伏的学术研究圈，直接走进了对英国工会、工人阶级的战场，用他自己的话说———“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投入很多精力，帮助撒切尔向工会组织开战。”［4］338———以此报答撒切尔的知遇之恩!1979年，撒切尔上台伊始，便将实际上是哈耶克为掌门人的新自由主义伦敦学派的理论，冠以“撒切尔主义”的名义作为保守党的执政理念，将凯恩斯主义与新的自由主义③的混合体———英国工党和保守党两党于1945年达成的“两党共识”———“巴茨克尔主义”④扔进了历史博物馆。从此，新自由主义首先在英国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资产阶级、主要是英国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重要拐点，即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过渡的重要节点。70年代末，代表英国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保守党首脑撒切尔当选首相，用新自由主义作为保守党的执政理念，围绕着向国有企业开刀、向工会开刀推进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大规模推进私有化，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压缩社会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以推行经济自由化，等等。撒切尔首相在英国的这些所作所为，可以说是时代阶段性转换开始起步的重要标志。1980年底，美国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在美国总统换届选举中，击败了代表利益的在任总统吉米•卡特，成为美国第40届总统。同撒切尔夫人一样，里根上台伊始，便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所谓“里根经济学”。世人皆知，里根在17～21岁期间，虽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了在尤里卡学院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课程，但直至就任总统前在经济学上并无任何建树，在他胜选总统前的69岁生涯中，最叫得响的职业是演艺生涯，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一个里根的“经济学”?———所谓“里根经济学”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两个主要学派，即以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理论、以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阿瑟•拉弗和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理论的大杂烩而已。

里根于1981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1989年1月结束第二届总统任期。差不多整个80年代，在所谓“里根经济学”———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美国政府推行了不同于撒切尔的以“全面私有化”为中心而是以“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所谓“改革”。具体说，里根的“改革”有以下几个侧重点。(1)推行经济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笃信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里根迎合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极力推动放松金融监管，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可以混业经营等法案、法规，以取代30年代总统罗斯福制定的《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同时，他任命坚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主持推动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所谓金融“创新”，致使金融衍生产品包括大量的有毒债券四处泛滥，金融系统积累越来越大的风险。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格雷姆—里奇—布利雷法》取而代之，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监管的局面。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涌入到金融衍生品业务之中。2004年，又推行投资银行自我监管，在柜台交易的次贷相关产品，不仅信息披露不透明，且美证交会或美联储既无法律责任也无能力进行监管。这样，金融机构的高管们和各种各样的金融巨鳄为获取高额奖金和巨额利润，就完全可以以金融创新的名义，用五花八门的有毒金融衍生品在投资市场上坑蒙拐骗。至此，新自由主义的金融模式在美国初步确立。(2)按照供给学派理论，紧缩政府财政预算，削减社会福利等社会投资，降低税收特别是资本所得边际税率，以刺激投资。牺牲劳动者的福利以满足资本对高额利润的贪欲。(3)缩减政府规模，特别是削减政府权力，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监管，尤其是对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监管。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通过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把现代货币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供给学派等极力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特别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推上了美国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宝座，新自由主义步入其极盛时期;不仅如此，在此期间，里根政府紧锣密鼓，按照这一理论营造了一个适应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需要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把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送上了主宰美国经济、左右美国政治的权力巅峰的宝座，从而，也将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转变的历史进程向纵深推进了一步。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至今已近四年，不仅使本国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影响到全世界，形成一场世界灾难。这次金融危机为什么发生在美国？为什么它会迅速地向全球传递？这样的危机今后还会出现吗？我们从中可以接受一些什么经验教训？这都是值得深思研究的问题。学界对此已发表过许多重要见解，这里笔者通过重读《资本论》第3卷，从金融危机与虚拟经济关系的角度，谈一点浅见。

一、在虚拟经济的背后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出现，隔七八年必来一次，不自今日始，也不会至此结束。但这次金融危机有其特点，即是由次级房贷泡沫破裂引发的，是虚拟资本天马行空式的自我发展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结果。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暴露出资本逐利的本质，逐利达到反常的程度，不仅使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激化，而且使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矛盾激化，虚拟资本之间的矛盾激化，危机必然爆发。

虚拟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以股票、有价证券、债券为代表的虚拟资本，自身没有价值，它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是虚拟的，只是代表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资本所有权证书。[1]股份制和债券制可以使资本与资本持有者分离，使资本持有者的资本在保持资本所有权和索取一定剩余价值权的基础上与实有资本相结合，使闲散资本通过买卖、流通、集中、集聚重新组合，进行优化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这是非股份制经济所不能完成的。股份制还可以促进企业建立现代管理结构，改善经营管理。虚拟资本这种可以分离、买卖、组合，所有权及剩余索取权含量会随着其依附体及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变化波动的特点，使之既具有集聚资本、促进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作用的一面，又具有风险、投机和欺诈、破坏生产力的一面。由于股票等虚拟产品的价格会受供求关系、舆论、政治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预期收益成正比，而与银行利息成反比，可以脱离实体资本实际运行状况，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投机和欺诈，成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2]“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和“欺诈勾当”。[3]证券交易所“是资本主义赢利的顶峰，在那里所有权完全直接变成了盗窃。”[4]100多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再发展到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与腐朽性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虚拟资本及其欺诈性也有了新的更大发展。其生产职能下降，投机、欺诈职能上升；聚集资本的职能下降，虚拟逐利的职能上升；实体资本规模下降，虚拟资本规模上升。虚拟经济已完全制度化，现代化，疯狂化，成为西方资本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主要掠夺手段。

西方发达国家虚拟资本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已上升到占整个经济的80%以上，成为整个经济的主导和支配力量。请看几个数字：二战以来，西方国家GDP年平均增长不到4%，全球贸易额年平均增长6%，但货币量则以年15%以上的速度增长。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4%，股市值增长达到14.8%。2010年全球货币交易额超过1000万亿美元，其中与物质生产有关的仅占1%，货币存量比GDP高16倍。2007年，世界外汇资本和金融衍生品交易量为3259万亿美元，是当年世界GDP的67倍；2009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量4.2万亿美元，是商品和服务量日交易量的90倍；金融衍生品场内交易日成交量10万亿美元，达到产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200多倍。美国这个最大金融帝国，虚拟经济更是疯狂发展。其金融衍生品总量1998年为72万亿美元，2008年增长到672万亿美元，10年中增长了9倍，而GDP只增长了1倍。金融衍生品高于GDP的倍数，由1998年的2.9倍，上升到2009年的10.4倍，其中仅债券和资产券就达GDP的6.8倍。由于虚拟经济疯狂发展，实体经济严重下降。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由1960年的29.7%，下降为1980年的23.5%，1987年的20%，2007年的不到12%，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则从1950年的11%上升为88%，而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利润占到总利润的70%。

美国本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物质生产国家，能源、钢铁、汽车、制造业都居世界首位，这些年来这些产业都逐步衰落了。煤矿矿井减少了1/3，煤矿工人减少了1/7，石油产量下降了1/3，炼化厂减少了1/3，钢产量降低到不到中国的1/6，制造业不断“空洞化”，而证券业、军事工业以及与军事有关的高科技研究则疯狂发展。美国一直保持着规摸庞大的军队。到2010年6月，有武装人员161万人，海外驻军几十万人，分别驻扎在上百个海外军事基地；每年军事开支高达5000多亿美元，军事开支占世界军事开支的46.5%。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实体资本中脱离出来，从事虚拟资本经营，依靠剪息票、搞投机生活，不劳而获的寄生人口迅速增长。美国有7000多家保险公司，2000多家对冲基金，从事保险业的230万人，从事证券业的超过百万人。他们不仅寄生在本国人民身上，更寄生在世界劳动人民身上和发展中国家人民身上，成为全世界的寄生虫，寄生国，寄生垄断资产阶级。

西方国家虚拟资本过去主要是采取股票、债券和其他信用券三种形式，现在则以“金融创新”的名义推出期货、期权、合约、互换、外汇期货期权、股票期权、股指期货、资产支持证券、债务抵押证券、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等五花八门的汇率、利率、股票衍生品及抵押贷款、商业票据信用证券化产品；它拉长虚拟链，由虚拟资本生产虚拟资本，设定让人眼花瞭乱、看上去无限光明却设下巨大陷井的游戏规则，制造泡沫，从泡沫中获利，泡沫破裂，制造新泡沫，把泡沫吹的更大；再破裂，再制造。他们玩弄制造泡沫，并不是不知道泡沫的风险和巨大危害性，而是一来因为已形成格局，为维持自己的利益，必须不间断维持，否则就会露馅；更主要的是，这样能够更方便地支配经济过程，攫取掠夺。这种以货币、证券或符号为代表的纸上运动，只有资本形式，没有实体内容，完全与实体经济脱离，自行运动，以无化有，用少套多，以票子套票子，用符号换真实的财富，让善良的人们上钩上当。在西方国家，把从事这种虚拟经济作为一种最能发大财的事业，把炮制金融衍生品称之为“金融工程技术”，甚至出现所谓“金融工程专业”。谁最会编造公式、数字摸型，最能用鼠标套利榨取，谁就有本事。从事投机、欺诈形成为一个个挂着各种金融公司、证券中介、基金工程等招牌的专业和行业，成为操纵西方社会政治经济以至全球的主要垄断势力。

西方国家虚拟资本如此疯狂地发展，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发展的集中表现。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也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前提。虚拟经济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有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有虚拟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需求自行发展，必定造成泡沫，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虚拟资本恶性发展是形式，目的在于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之所以用这样的形式，是由于采取这样的形式比在实体经济中榨取剩余价值更方便，而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经济制度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其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保障和动力。金融资本与国家政治完全结成为一体。金融资本在前台，国家机器在后台，立法设制，出人、出资、出政策、造舆论，给以支撑。不要看西方国家有时会对少数几个玩弄骗术玩得太离谱的金融大家动手术，大多是做给人看的，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所有金融规则都是西方国家制定的。金融泡沫是由国家玩的，金融投机手段都得到法律保障，依靠国家的支持运行。美联储是美国金融资本的总后台，也是最大的金融泡沫玩家，金融资本运动规则的决定者和操纵者。金融资本家通常也是国家政策的操纵者、制定者，他们主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舆论，政府及其官员、议员不过是他们的人和传声筒。谁得不到资本的支持，谁就站不住脚；谁触犯了资本的利益，谁就要下台。实际上，美国财政部门的历届领导人都是过去的大投资家。官员下台当资本家，资本家上台成为政治家，是西方国家通常的现象。